抗法英雄刘永福理应得到越南当局和清政府的肯定与支持，可令人寒心的是，越南当局对刘永福心存猜疑，因为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是一支寄居他们地盘上的异国军队，他们重用刘永福，只是想借助刘永福的武装力量抗击法军而已。
比及越南当局，清政府对待刘永福的态度更加冷漠无情，就因为刘永福起兵造过反。清政府一直把刘永福当作土匪，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
刘永福在越南取得抗法胜利后，张之洞等人奏请朝廷招安刘永福，对他委以实职，并派兵赴越同他联合作战。朝廷没有同意招安刘永福，也没有派兵与他会合，只是资助了他500杆洋枪。
这些洋枪都是李鸿章资助广东的烂枪，子弹都打不着火（弹药多不着火）。通过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清政府和李鸿章的险恶用心：借法军之手除掉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或者让他们自生自灭！
清政府在资助刘永福烂枪的同时，也派去了一个联络他的人——吏部主事唐景崧(1841—1903年，广西灌阳人）。唐景崧是自请入越的，到达越南后，他建议越南当局重用刘永福，并跟随刘永福行军作战，为其出谋划策，筹备粮饷军械，从而使刘永富在河内城西纸桥一战中大获全胜。
当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持清政府和李鸿章资助的烂枪同法军浴血奋战时，徐延旭和唐炯这两位朝廷大员，却坐山观虎斗。很显然，他们是领受了清政府的某种指令，而没过多久，他们就败了，一败涂地。
越南沦陷，李鸿章跳坑
徐延旭和唐炯失败后，李鸿章奏请朝廷委任他的旧部——云贵总督岑毓英（1829—1889年，广西西林人）赴越督战。
岑毓英抵达战场后，认为清军大势已去，未经朝廷批准，他就擅自撤兵。在法军的步步进逼下，赴越作战的清军几乎全部撤回境内，越南即将全线沦陷！与此同时，法军还分兵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其目的是制造战争的高压态势，迫使清政府从越南撤兵。
清政府害怕了，截至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在越南的清军几乎全部撤回中国境内。法军逼退清军还不罢休，竟然差使和清政府谈判，以签订不平等条约。
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二日，法国代表福禄诺抵达天津，与李鸿章谈判通商、撤兵等问题。四月十七日，双方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该条款主要内容为：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中国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中国从越撤兵，将兵调回界内。
李鸿章以为法国人签订了一个不平等的条款，就能换回中国边境暂时的安宁，殊不知他掉进了法国人设置的一个陷阱，这是后话。
军机处大换班
法军都打到家门口了，李鸿章还签不平等条约，主管军政大权的恭亲王也是一心妥协求和，这令朝野上下气愤不已。
这时，南清流党主将、翰林院侍讲盛昱站出来了，他非常不满地质问朝廷和慈禧：“越南两镇失守，徐、唐二人当然罪不可赦，可身为朝廷枢臣的军机大臣们是不是也要追究责任啊？”于是，他又上疏参劾恭亲王等军机大臣失职，要求朝廷追究其责任。
盛昱对恭亲王的参劾倒是符合慈禧的心意，她看清了形势：恭亲王等人妥协求和、消极怠战，是导致越南两镇失守、法军得寸进尺的重要原因。
目前，朝野上下抗战的声音震耳欲聋，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我要是一再坚持妥协求和的话，肯定无法向臣民们交代。那么，我只能顺应臣心民意抗战了。但要抗战，必须要罢免把持军政大权的恭亲王等人，而且要在抗战之前罢免他们，否则就无法抗战！
慈禧早就想罢免恭亲王了，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和借口。现在，时机到了，借口也有了，那就是他一心妥协求和，最终导致越南失守，清军屡屡败退，法军步步进逼，甚至追打到了国门，这实在有损国威！
就这样，慈禧使出了一个狠招：罢免恭亲王的军机处领班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削去了他的一切军政大权。慈禧罢免了恭亲王还不过瘾，还把恭亲王领导下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班子成员全部撤换！
这些人是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
接替总理衙门大臣的是庆郡王奕劻（1838—1917年，满洲镶蓝旗人），奕劻是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孙，自幼过继庆郡王绵慜为嗣，后历封贝子、贝勒。他一直巴结、讨好慈禧，慈禧便令他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可他却是庸碌之辈。
撤了旧的班子后，慈禧又组建了新的军机处班子，领班大臣是礼亲王世铎，成员有吏部尚书张之万、户部尚书阎敬铭和额勒和布、工部侍郎孙毓汶、刑部侍郎许庚身。此事件史称“甲申易枢”（农历甲申年）。
在新的军机处班子中，礼亲王世铎（1843—1914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礼王代善的第九代孙，他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只会谦虚礼让，迎奉上司，就连见了慈禧身边的大太监李莲英，也礼让三先。
张之万和阎敬铭就不必介绍了，做官能做到这个位置，他们绝对是功德圆满。
额勒和布（？—1900年，觉尔察氏，满洲镶蓝旗人）和阎敬铭同为户部尚书，而额勒和布是满人，因此他又被称做满尚书。在清朝，京官一般都设一满一汉，名义上是体现满汉平等，实际上则是相互制约，这是皇权之术。
工部侍郎孙毓汶（1833—1899年，山东济州人）也是一个善于迎奉讨好之人，他和大太监李莲英义结金兰，深受慈禧信任。宫里只要有一点儿风吹草动，他都能通过李莲英详尽掌握，从而见风使舵，见异思迁。
许庚身（1825—1893年，浙江杭州人）因为办事干练也深受慈禧赏识，但他这个人却不像礼亲王世铎和孙毓汶那样逢迎上司，讨好权贵。在对待法国的态度上，他坚持认为“驭夷无上策，可主战，不可迁就”，在这方面，他的主张和张之洞相当一致。
从表面上看，新的军机处班子，并非都是一路人，但细究之下，不难发现一个问题：这些人都和醇亲王奕譞有关。
首先，礼亲王世铎是醇亲王举荐的人，这个礼亲王，他平时不仅逢迎讨好慈禧和李莲英，对醇亲王也是恭敬有加。醇亲王非常信任他，醇亲王举荐他出任军机处领班大臣，其实是安排他代替自己执掌军政大权。醇亲王一向谦卑低调，慈禧再三希望他出山接替恭亲王，但他就是不愿抛头露面，就是不想从正面上和恭亲王争权夺利。
难道说，他连一点儿的权力欲望和野心都没有吗？非也！在权欲和野心方面，他比一般的皇子都强。只是，儿子当了皇帝，他不能有非分之想，他只好把一切都深埋在心底，且不得显露一丝痕迹。
皇帝之位不可图，那么军机处领班大臣倒是可以考虑的，但醇亲王还是很是明智，于是就给自己找了一个替身。作为替身，礼亲王世铎是最合适的人选，一是他向来迎奉醇亲王，两人私交深厚。二是他没有思想，没有脾气，一切唯醇亲王马首是瞻。
礼亲王世铎作为醇亲王的替身，不仅是暗地里的事，还被慈禧明令规定：“要紧事件会同奕譞商办。”那意思是说，凡涉及军国大事，都要向醇亲王请示汇报。很显然，醇亲王是新军机处班子的幕后老板。
除了礼亲王世铎外，张之万和醇亲王长期以来亦师亦友，关系非同一般。张之万在两年前就复出担任兵部尚书，就是受了醇亲王的邀请和举荐。醇亲王邀请他复出，就是为了组建新的军机处班子。也就是说，早在两年前，醇亲王就开始和慈禧谋划新的军机处班子了。这也回答了张之万两年前为何复出的问题。
两袖清风的阎敬铭，也是一个力主抗战的朝廷重臣。他和力主抗战的醇亲王政见一致，他正受慈禧器重，于是自然入参军机。他的同事额勒和布则是一个沉默寡言、廉洁自律的老实官员，慈禧对他很放心，醇亲王对他也很满意。
工部侍郎孙毓汶曾是醇亲王的幕僚，而许庚身既和醇亲王政见一致，也是醇亲王府上的常客，因此这两个人都是醇亲王的人。
介绍到这里，我们搞清了两个问题：新的军机处班子其实是在醇亲王领导下的班子；新的军机处班子成员和醇亲王政见一致，都力主抗战。
张之洞出山
慈禧需要这样的班子，她已经决定抗战了。于是，她便依张之洞所奏，调素有威望和作战经验的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执掌帅印，督办军务。这是慈禧对李鸿章的重用，李鸿章却大声叫苦：“我李大人今年都60岁了，还让我去边关抗敌，是不是有点儿大才小用啊？朝廷做事如此轻率，简直太让我寒心了，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啊……”
李鸿章叫苦是真的，他不想离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以及他经营十几年的老窝更是真的。既然年过花甲的李鸿章都倚老卖老，不肯执掌帅印，那么朝廷也不好意思委派年逾古稀的左宗棠老先生出马了。
但几个月后，朝廷将左宗棠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任上召进京城，充军机大臣，接替他的是曾国荃。不久，法国舰队在福州马尾港发动突然袭击，福建水师全军覆灭，左宗棠又奉命督办福建军务。
在满朝文武中，除了左宗棠和李鸿章素有威望和作战经验外，还有谁能出山执掌帅印呢？更何况，这个执掌帅印的人，他面对的敌人，不是什么农民起义军，也不是什么大清国内部叛军，而是称雄世界、军事实力远胜于大清军队无数倍的法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