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是解决皇帝和功臣的最佳方法，但并不适合所有的皇帝。要做到双方皆大欢喜，作为强势方的皇帝要有宽广的胸襟、用人识人的才能、诚实守信的作风和玩转权力的智慧，才能率先打破这种权力困境。
——官家的“分离定律”：
“飞鸟尽，良弓藏”，皇帝与功臣始终都难摆脱这种权力困境，历史的话剧也如同盗梦空间的陀螺一直旋转下去。当权力运转进入到这样一个怪圈，作为局中之人越挣扎，没顶的几率也就越大。每个朝代都无可幸免地迎头撞上，所以，这应该与皇帝的个人素质无关，而是权力通道出了问题，造成一种习惯性的堵塞。
有人借用经济理论来形容两者的关系，说他们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说，皇帝作为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手里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又分身乏术，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亲力亲为，于是就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
皇帝给功臣们派发高薪，政治上让他们享受高职位。皇帝用这些现实的利益来换得功臣对皇权的一颗赤胆忠心。皇帝的底线，就是这些功臣们不要动不动就造反。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说，要让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世传下去，就要将功臣造反问题放在重中之重。在搞不清楚谁将会造反的时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可能成为皇帝怀疑的对象。这是一种很要命的逻辑，因为这种完全靠内心推理来完成的命题，对于功臣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宋太宗赵光义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国家来说，面对的不是外患，就是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因为无形则让人无从察觉。
这句话也同样道出了皇帝在处理与功臣关系时的那种无奈：那些有反骨的功臣没有把大大的“反”字刻在脑门上，那些忠心不二的功臣也没有办法来鉴别。我们可以大胆设想一下，如果皇帝和功臣们能够掌握一种密码，我们姑且把这种密码称之为权力分离码。这种权力分离码能够让皇帝破译出谁是忠臣，谁是奸臣，而且不会混同。这样的话，这道权力困惑的难题或可解决。可这只是设想，却无法付诸实施。更何况帝王的权力操守也因人而异，就算有这种权力分离码，他们也未必会当回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洪武年间那场血雨腥风，也就是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
由于开国功臣的权力特殊性，造成了明朝建国初期权力系统的一种三权分肥的现象，也就是相权、将权、皇权的权力分肥制。对于将权力看得高于一切的朱元璋来说，这是他根本无法接受的。朱元璋是从社会底层打拼出来的，他无法接受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有的是手段，多的是权谋。如果自己不出手制服，那么后果将无法想象。朱元璋决定先拿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太子朱标劝阻父亲，“诛夷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听后很生气，扔给他一根荆棘枝，让他捡起来。朱标怕刺扎手不敢拿。朱元璋冷冷地说：“我这是在替你拔刺啊！”
抱着为子孙拔刺想法的朱元璋将诛杀功臣的行动推向极致，在胡惟庸死后，朱元璋还不依不饶拿他大做文章，将他的罪行逐步升级，不断扩张打击面。胡惟庸的罪状被定性为“通倭通虏”，也就是投敌卖国。在任何时代，卖国贼都是全民公敌，死不足惜。
胡惟庸的被杀算不得冤假错案，有自取灭亡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因为一个胡惟庸，将大批无辜的开国功臣卷入进来，这是令人发指的。胡惟庸案是朱元璋传递出的一个信号，他要没收相权，重整一个崭新的权力系统。既然杀戮已开，杀一个也是杀，杀一万个也是杀。朱元璋索性将所有怀疑对象都冠上“胡党”的罪名，一个都不能少。
有人评论“胡案”，“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这句话道破了皇帝与功臣之间的那点猫腻。
蓝玉党案也同样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战场上的一员猛将，曾经立下赫赫战功，有“常胜将军”的美誉。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凉国公。随着权力筹码的不断增加，蓝玉变得骄狂傲慢。而与此同时，朱元璋也正将另外一张大网悄然张开。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注定又将是不平淡的一年。随着胡惟庸的倒台，朱元璋取消了丞相这个沿用了千年的官职，也将相权直接收归中央。昔日的三权分肥，成了皇权和将权的直接对视。当朱元璋将目光锁定在蓝玉那张骄狂的脸上，有人嗅到了不祥的气息。锦衣卫指挥蒋献在朱元璋面前诬告蓝玉有“谋反”之意。功臣谋反，这是朱元璋心头最为在乎、也最为难解的一道死结。一个无中生有的罪名，一通有模有样的审问。最后的结果让整个帝国为之战栗，“蓝玉案”连坐族众达一万五千人，继胡惟庸案之后又掀一场腥风血雨。此案让大明王朝的开国将领所剩无几，将权受到重创。随着相权和将权的相继沉陷，朱元璋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头政治家，大明王朝也由此翻开了君主集权的一页。
我们可以从朱元璋让御用文人写的《逆臣录》中看出，那些被诛杀的功臣们死得都是稀里糊涂，那些摊派在他们头上的罪状根本经不起推敲，破绽百出。按照书里记载，一个叫蒋富的人供述，蓝玉领兵回来，请朋友们喝酒，这个叫蒋富的人也在列。也正是因为这次酒宴，蓝玉对他说：“我们是老朋友，我跟你说个事。我有心想谋反，你回头来帮帮我，事成之后共享富贵。”可这个蒋富只是蓝玉家的打鱼人。
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人同样供述，蓝玉出征回来，他们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人准备好武器，等候消息。这个张仁孙只是乡里的染匠。造反这么重大的事，蓝玉的表现如此小儿科，与他“常胜将军”的威名不相吻合。
借用一套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权力成本和收益，造反之类的事对于权力成本和收益来说都是最高的，当皇帝的收益就不用多说了。总之，与当皇帝的收益相比较，任何权力成本都会相形见绌。只要有些风险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也就难保不让人怦然心动。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不可能根据成本和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
作为朱元璋来说，他能够想到的就是动用手中的皇权来加大处罚的力度，比如动用灭九族、凌迟等超出人类承受极限的手段来提高造反者的入市成本。这样一来，那些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就会选择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造反有风险，入市须谨慎。但话又说回来，当皇帝的权力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免蠢蠢欲动。在皇帝看来，那些曾经跟他出生入死的功臣，个个都是风险爱好者，若不然谁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所以在朱元璋看来，事后惩罚的威胁对蓝玉这些以冒险为乐趣的功臣们来说丝毫不起作用。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确保江山永固。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见识了一幕幕闹剧。
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生就有罪，谁让他们有能力造反呢。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防功臣都像防贼一样。
明朝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还是顾虑与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
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面对皇帝必然选择有能力造反和无能力造反这个信号进行清洗，功臣们仅做出不造反的承诺是不够的。为了使自己的承诺可信，功臣们应该交出兵权，在这种行动的承诺下，功臣们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这样皇帝们可安枕无忧，大家也就相安无事。北宋开国皇帝上演的“杯酒释兵权”的大戏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
我们应该承认，这一方案是极好的，让很大一部分功臣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
但对一个掌握过权力的人来说，这种政治生命的自杀却不是一件容易选择的事情。而且，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国功臣来说，只是交出兵权仍然不可能让上头放心。
为何功臣没了或交出了兵权还要被清洗呢？其实，用经济学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功臣们的资产除了官位、兵权这些有形资产外，还有不可与其肉体分离的威望、才干、人际关系和势力集团这些无形资产。功臣们交出了兵权，但这些无形资产却没办法一起上交。
在历史上，交出兵权应该说是抬高了造反的门槛，使皇帝们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号进行甄别时只能分离出一小部分威望极高如韩信、李世民这样的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没有兵权后倒真的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像刘邦，他杀的就是韩信、彭越、英布等自己曾经独当一面的功臣，还囚禁过独自镇守过后方的萧何，而周勃等战将就逃过了清洗，因为刘邦很明白没有独当过一面是很难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
对于韩信、李世民这类高级别的开国功臣来说，没有任何信号可以让上头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无形资产，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消灭自己的肉体。如果韩信自杀的话，相信刘邦绝对不会灭他的三族，相反会到韩信的墓前掉下几滴鳄鱼的眼泪，说不定还会给韩信的儿子封官，并招为驸马。可是，如果只能是如果，韩信最后还是倒在了刘邦的剑下。
李世民就很聪明，他不抱有任何幻想，一切只能靠自己。于是，他果断地发动了军事政变，斩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自己的父亲，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功臣夺取天下的唯一例证。如果我们按照儒家的标准，李世民只能算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
当然，韩信和李世民没法比，李世民个人具有的特殊身份，让他具备了反戈一击的条件。
也就是说，李世民能够成功与他皇族的身份有很大关系，让他遇到的反抗较小。而韩信这类异姓的开国功臣做此事成功的机会就小得多，失败是注定了的。
只要是家天下，屠杀功臣是一个走不出的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