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朱温心头火气之际，有人不断地往燃起的火上浇油。谋士李振就是其中一位。
李振这位在科举路上走得异常艰难的在野知识分子最痛恨的就是那些清流人士。在李振看来，他之所以屡考屡败，屡败屡考，完全是拜那些清流分子所赐。因为清流分子好像天生就是考试机器，他们用自己过硬的基本功几乎垄断了科举名额。他跟朱温说，朝廷之所以纲纪紊乱，都是拜那些清流分子所赐，大王以后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今天非除掉他们不可。
李振的意思是说，在皇家集团与藩镇集团的争斗中，清流人士都一边倒地站在了皇帝的这一边。随着“清流”集团的火线加盟，皇家权力得到了巩固。对于朱温来说，要做大做强藩镇势力，就要削弱清流集团的实力。
在这里需要插一句，唐朝的官和吏与前朝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流品之分，官、吏之间有着质的区别，但两者之间还没有形成无法逾越的鸿沟。毕竟吏员与一般老百姓还是有区别的，他们拥有公权力的合法伤害权，老百姓畏之如虎。吏是介于官、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既受制于官，又是官员施政的助手。表面上来看，这些吏员所从事的都是琐碎政务，社会地位并不突出，但正是这些琐碎的政务黏合了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项事宜。在庞大的行政机构中，难免会存在一些权力缝隙使得心术不正的吏员有机可乘。既然在身份上无法与国家正式编制的官员相比，那就多捞点油水。正是这种利益的纠合，使得权力系统陷入胥吏的掌控之中。
这个理由足以撼动朱温的内心世界，朱温又将裴枢拒绝自己建议太常卿人选的那件事联系起来，心中的怒火完全被点燃。他决定利用自己把持朝政的威权，砸碎那些清流人士的美梦。他命令昭宗帝下了两道旨，第一道是封张廷范为太常卿，第二道是贬三个宰相裴枢、独孤损、崔远为刺史。
这三人是清流人士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被贬，在清流人士中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朱温的铁腕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谁不服，就贬谁；再不服，就连贬带扁，往死里扁。当时的吏部尚书陆扆、工部尚书王傅在同一天被贬。紧接着，太子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也先后被赶出朝廷。在这些人之后，朝廷中但凡有所谓“清流”头衔的人都被朱温以昭宗帝的名义逐出权力核心层，放逐到地方做地方官去了。到了该年六月份，被贬斥的朝廷重臣已有三十多位。
朱温索性来他个一不做二不休，几天后，他以昭宗皇帝的名义下旨，将裴枢等被贬的高级官员三十多人弄到一个叫做白马驿（今河南滑县）的地方，将他们全部杀掉。杀人的借口给得冠冕堂皇——这是昭宗皇帝的意思。
这时候，那个出馊主意的李振又站了出来。他跟朱温讲，这帮人不是一直以“清流”自居吗？那就把他们的尸体扔进黄河里，让他们死后永远成为黄河中的浊流。本是同根，相煎越急。
朱温看着眼前这个落榜书生，见过无耻的，没见过如此无耻的。黄河黄，是因为黄河本身就是浊流，真是创意之举，也只有李振这样不得志的文人能够想得出来。就这样，三十多具清流人士的尸体被扔进了滔滔的黄河水中，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事情到这个程度，我们才弄明白“白马之祸”的祸不在杀戮本身的残酷性，而是在于它的巨大讽刺性。文人李振借着朱温之手，发泄着自己对于清浊之分的愤怒。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朱温又把那些不肯依附于自己，且又自认为门第高贵，或经由科第出身而身居三省台阁官员、地位稍微显赫者全部诛杀。诛杀的理由：他们结党营私，破坏了国家的权力安全阀。这次杀掉的文臣有数百人之多，朝堂为之一空。
事件背后传递出一种信号，那就是曾经的黄金盛世走向穷途末路之时士大夫们的凄凉结局。
更让人胆寒的是，在整个事件中，李振这些读书的种子毫无物伤其类的痛感，甚至在溅起的血光中仿佛可以读出他们狞笑的面孔，这的确让天下读书人为之心寒齿冷。李振这样不得志的“书生”主导这场权力世界的悲剧，包括挥刀斩杀文臣的朱温，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陷入这种疯狂的状态？
魏晋南北朝以来，很多士子在经过多年的努力打拼后，在中原形成了一个以炫耀家世为特征的特权阶层。到了晚唐时期，这些有着社会背景的“衣冠之士”已经在维持最后的辉煌。体面的家族背景，并没有为他们换来对等的权力。可他们仍心有不甘，即使成了强弩之末也要挣扎到最后一刻。好像唯有如此，才能不辱没祖上的荣光。
唐朝末年权力系统的大崩盘，从皇帝到官僚徒有救市之心，而无救市良策。士族流品虽然有了回光返照的迹象，可也有了死亡的色彩。
晚唐官员的选拔被那些官宦士族、权豪子弟所把持。咸通中举进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诗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昭宗朝进士黄滔也说：“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也就是说，平头老百姓想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连门都没有。
士族人员的权力抱团也直接削弱了皇帝手中的权力。为了稀释士族人员的权力，从隋朝开始，官家开始推行科举考试。这种方法有效果，但却没有起到从士族手里完全夺权的效果，大部分非士族人员中还是徘徊在权力的门槛之外。士族人员依旧把持着核心部门的核心权力，并不断提携着自己圈子里的人才。清流与浊流好像怎么尿也尿不到一个壶里。同样是读书人，因为出身门第不同，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却只能久居人下。这种权力通道的堵塞，让非士族人员对那些所谓的“清流”高级官僚的憎恨越发强烈，划根火柴，就可以引爆一个世界。
从隋唐的官场斗争来看，如果不是士族阶层企图堵死非士族知识分子的晋升之路，他们绝对不会落得那样的下场。客观地说，士族知识分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官文化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价值。自古以来，我们只要说到官文化，好像都是士族知识分子的事。这种文化上的垄断，其实就是官家话语权的垄断，权力的垄断。这种垄断让无数的非士族读书人在权力的门外除了长长地叹息，就是幽幽地怨恨。当怨恨和叹息有了发泄的通道，士族阶层的末日也就随之而来。
唐朝末年，黄巢带着满腔“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豪气干云杀进长安城的时候，谁也不会料到他曾经也是一名科举落榜的读书人。虽然他的落榜与清流士子无关，可愤怒是同一种愤怒。许多出身底层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精神软肋，那就是容易走进自己为自己编织的藩篱。他们习惯于在客观问题上寻找主观原因，习惯以铁铮铮、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一句话：人背不能怪社会。
朱温与士族官员的矛盾，让他们找到了发泄的通道。
朱温的客将张廷范能力有多大，并不在裴枢的考虑范围内。按照干部选拔条例，张廷范连入围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朱温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裴枢才会那么直接而果决。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权倾朝野的朱温在宰相裴枢看来，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官场流氓。当朱流氓要求将自己的小弟安插进上层权力系统，裴枢直接就亮了红牌。裴枢在这里低估了他的对手，也高估了自己这个宰相的权力。他一个士族文人，又怎能挡得住一个在朝堂之上敢和皇帝叫板的官场流氓，并且这个流氓还有文化的底子。
我们不能说裴枢是唐朝权力结构的忠诚卫士，因为他维护的只是一个走向末路的士族制度。当他和他的那些“清流”盟友们成为这场权力博弈的炮灰，不知道那个提议将他们的“清流”之躯抛进黄河“浊流”的儒家子弟李振又会作何感想？
裴枢们做了一个正宗“清流”者应该做的，他们不惜用性命捍卫自己的“清流”之名。他们也早已料到这最后的结局，但走上这条权力之路，他们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裴枢为首的清流人士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将张廷范、李振等人死死地堵在了权力的大门外。自从他们死了以后，他们用性命堵住的那道权力安全阀也随之松动。朱温将唐朝这个盛世王朝掀了个底朝天，五代时期太多俗得不能再俗的文人纷纷登场。这些在野文人根本就没有能力承担起文化与道德重建的重任，可他们在毁掉肩负重任的人时，却是那么毅然决然。
“白马之祸”岂止是一群士大夫的灾难？！又岂止是一种制度的灾难？！说到底不过是DNA决定了权力的出路。
历史在仓皇之间走到了这一站，曾经风光无限的名门士族也开始逐渐走了下坡路。士族的儒生们纷纷头悬梁锥刺骨，投身于没完没了的科举考试，用青春去赌那未知的明天。权力集团的上层虽然还是士族文人在唱主角，但他们已经无法再形成抱团排他的权势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