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第四种博弈，是以恐惧为心理症因，以相互伤害为目的的社会博弈态势。只有这种双输的博弈模式，才创造出古代官场上种种怪现象。在皇权的界定之下，每一个人都是输家，甚至连唯一的赢家皇帝本人，也只不过是在透支其子孙后代的福祉。
与“神灵”共天下！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春天，北京城里的清朝贵胄们正沉浸在一场接一场的春梦里，谁也不会料到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正在悄然逼近。此时的清王朝并无任何衰败的迹象，甚至可以说是正处于一个盛世的顶端，春梦了无痕。
与此同时，某种带有预兆性质的“交通鬼神”的仪式正在中华大地以燎原之势蔓延：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也正在江南的乡间兴起。这是一种民间传说的巫术，说是术士们只要将法术施与受害者的名字或者毛发、衣物等，就可以让受害者蹊跷而死。并且像鬼片中演绎的那样，施法者可以窃取受害者身上的精气，为己所用。这种透着人性和神性疯狂的仪式，在当时影响了全国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底层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殿都在传播这种透着邪性的仪式，人们在子虚乌有的神灵面前祈祷，为生活而祈祷，为权力而祈祷。封建底层民众手中没有正式权力赋予的权威，背后更没有可供依靠的组织资源。他们的生存安全感来自于他们的子女和自己辛苦的劳作，当他们仅有的生存资源和生存安全感受到威胁或者侵占的时候，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一忍再忍。他们会为自己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那就是通过迷信活动来得到神权的庇护。神权的低门槛，让他们不用付出巨大的物质代价就可以实现，而“妖术”就是他们交通神灵世界的一种仪式。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何为“妖术”。
给“术士”下个定义：那些据称能够拥有超越时间和空间，预言未来，遥控事物的强化力量（能够操纵生命，或将之从活着的生灵那里取走，或将之赋予没有生命的事物），这些力量一般被称之为“术”的人。这种术其实是一种“妖术”，而并不是“巫术”。这种“术”是人们与精神世界乃至鬼神世界发生联系的纽带。
通常情况下，已经包含了深厚的宗教信仰意义在内的官家权力秩序，是难以让这些巫术、妖术出离固有的权力秩序的。在权力集团的眼中，这些妖术、巫术、迷信……同样能够作为一种权力类型控制和统治民众，是一种隐权力。
下面这个故事发生在浙江杭州附近，那里自古以来就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丰饶之地。在近百年间，民众一直在从事着丝绸业，家家户户均以育蚕为业。杭州城以北，坐落着一个叫德清的小县城。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德清县城墙外的一座水门与石桥因为年久失修而发生坍塌，需要重新修建。德清县的阮知县（县长）亲自操办这个事，他从邻近的仁和县雇佣了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吴石匠带着他的工程队就投入到了如火如荼的工程建设当中，工程的程序很简单，就是先打木桩入河，然后装水门。没用多少时日，打木桩入河的第一道工序就接近了尾声。也就在石匠们准备安装水门的时候，吴石匠发现工程队的后勤供给跟不上了。对于这些民工们来说，后勤供给跟不上，谁还有力气干活。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吴东明只好赶回三十里外自己的家乡塘栖镇采备供给。当他回到家中时，乡民们告诉他一个消息，有个叫沈士良的乡民来找过他，希望他帮忙做一件诡秘之事。
吴东明感到很好奇，就托人打听沈士良这个人。
沈士良是个四十出头的单身汉，一直栖身于两个侄子的屋檐下。他这两个侄子是他已经亡故的同父异母长兄的儿子。这两个侄子对他这个叔叔毫无亲情可言，想尽办法折磨他，骗取他本就不多的钱财。最为过分的是，他们还殴打虐待他的母亲。生活对于沈士良来说，是毫无希望的灰色。既然现实如此残酷，那就索性诉诸阴间的力量。
在那个官家正式权力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遥不可及的世界里，以“妖术”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都可以随意动用的隐权力。正是实施“妖术”的低门槛，为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提供了某种精神上的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提供了一块抵御的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提供了一种奖赏；对忌妒者，它又成了一种心理上的补偿；对恶棍，它又是一种神秘的隐形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无聊之极的乐趣。
走投无路的老实人只好在土地庙的供案前焚烧了一张黄纸，正式向土地爷告状。可土地老爷根本不买他的账，恶人依旧逍遥，好人并无好报。
就在他丧失信心的时候，有人给他打了一剂强心针。他得知了吴东明正带着乡人修建德清水门工程。为什么说这个消息对于沈士良来说是有着强心针的作用？因为他从中找到了维护自身利益的路径。当地流传着一种“妖术”，就是石匠们如果能将自己仇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这样会给大锤的撞击添加某种神秘的力量，人们将其称为“叫魂”。那些因此而被窃去阳气的世俗人，不久将会毙命。农民沈士良将最后的希望寄于石匠吴东明的身上，他在纸片上写下了可恶的侄儿们的名字。既然人力无法让自己达成愿望，那就借助冥冥中的神灵来完成自己的心愿。
沈士良这样的农民在封建时代不在少数，当他们人生际遇陷入困境，现实世界无法为他们疏导出一条通道时，他们往往会借助神灵的力量（迷信活动）来寻求庇护。沈士良以为吴石匠的大锤会为自己砸出一条生存的道路，从而实现自己无法达成的愿望。可这件事对于吴石匠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一件事。如果此法应验，他所能得到的好处有限；如果没有应验，事情败露了，动用“妖术”是朝廷明令禁止的，搞不好就把自己赔进去了。权衡利弊，吴东明没有接受沈士良的请求。
吴东明不但没有帮助沈士良完成这项任务，反而找来了当地的保正（村支书）将沈士良直接扭送到德清县的衙门（公安机关）盘问。阮知县给了沈士良应有的惩戒，将其打了二十多个大板后放了回去。事情还没到结束的时候，将会有更大的麻烦在前面等着石匠吴东明。虽然他没有接沈士良“叫魂”这项私活，可“妖术”却如影随形地缠上了他。
在德清县有个叫计兆美的年轻人，一天，他在邻居家中帮忙料理丧事。帮了一天的忙，也捞了几杯酒在肚子里，他晕晕乎乎就往家赶，到家的时候还是满身的酒气。他的叔叔以为他在外面又和一帮狐朋狗友鬼混，便拳脚齐下教训了他一顿。受了一肚子窝囊气的计兆美愤而离家出走，一个人就游荡到了杭州。他本来打算就在当地落脚，混混日子。一天深夜，他不知怎么就游荡到了离杭州不远有名的静慈寺前。因为他不是当地人，在问路的时候让人听出了口音。别人想起他来自何处，计兆美也没有隐瞒的意思，就承认了自己是德清人。结果却遭到了当地人的群殴，打他的理由是：计兆美是德清人，德清县城正在造桥，计兆美此行来杭州肯定是为了招揽“叫魂”生意的。
落魄的计兆美平白无故受到了一顿毒打，打完后，这帮当地人又把他押解到保正（村支书）的家中。
到了保正的手里，计兆美又遭到了刑讯逼供。计兆美最后实在是扛不住了，脑子晕晕乎乎，便满嘴跑开了火车。计兆美承认了自己来杭州的确是为了叫魂而来，他这次来杭州，共带了五十张纸符，扔了四十八张，于是他用剩下的纸符夺了两个孩子的命。最后，他连孩子的名字，都胡乱编造了出来。
第二天，计兆美被当地乡民押解到了钱塘县衙门，交给官府处理。这时候，计兆美的大脑已经完全不受自己控制，本来是受了一肚子委屈才跑出来的，结果却成了罪犯。经过钱塘县衙门的审问，计兆美更是问一说十，知无不言，不知也胡乱言之。幸好他有创作的素质，作为德清县人，他听说过德清县正在修建城桥的事情。他还从乡民口中听到过更多的谣言，说石匠们没办法将木桩打进河底，需要借用别人的名字，通过“巫术”来推进工程进度。他同时交代出，为首的石匠是一个叫吴瑞明的。
吴瑞明没有找到，却找到一个吴东明。
石匠吴东明就这样被莫名其妙押到了钱塘县衙门，可计兆美却没能将其辨认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计兆美胡乱编造的那些事全成了泡影。在吃了一通皮肉之苦后，计兆美只好承认那些不靠谱的事都是自己编造出来的。
这两起“叫魂”案在当时并不是特例，不然计兆美也不会刚到杭州地界就被当地人诬陷为“叫魂使者”。这时候，在浙江地区由“叫魂”引发的妖术恐慌已经引起了好几起连锁反应。除了上述沈士良和计兆美事件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吴石匠的副手郭廷秀的遭遇。就在计兆美案发不久前，一位名叫穆方周的中年采药人找到了郭廷秀，希望他能够将自己准备的一个纸包贴在桥桩下面然后打入河里。穆方周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诅咒某个人，他就是先怂恿郭廷秀作案，然后自己再出面向官府举报，这样就可以领取到官家给的赏钱。郭石匠得知内情后，一怒之下将穆方周交给了官府。
这种由“叫魂”衍生出的子虚乌有之事在浙江一带蔓延，让人陷入恐慌之中。这种恐慌并不是就这件事感到恐慌，而是古代官家集团对民间的“妖术言论”从来就没有放心过，这种恐慌也不是当时才形成的，而是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历朝历代的法律条款中都有明确禁止民间“妖术”活动这一条。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官家集团担心民众若是受惑于异端邪说，便可能会在思想上受制于“妖术”，从而引发社会动荡。这种状况的出现，将会使官家的正式权力受到来自于神灵世界“隐权力”的冲击。
因为在古代官家集团的眼里，凡是没有经过授权，私自与神灵发生交往便是对公权力的一种挑衅。有鉴于此，浙江省当局决定举办一次质询，让原告与被告来个面对面，以便将这件事搞个清楚。浙江巡抚（省长）熊学鹏命令地方长官设立了一个由钱塘与德清两县知县组成的联合法庭。当然，这一次计兆美还是没能从人群中将吴石匠辨认出来。官府还派人对吴东明的住所进行了搜查，连张纸片都没有，更别说什么纸符了。阮知县还对参与造桥的工匠逐个调查，也没取得任何证据。
这样一来，所谓的“叫魂”妖术竟是妖言惑众，完全不靠谱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