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人赵翼的官场笔记中读过这样一篇：某朝廷官员陪同皇帝到热河考察，不巧他的哥哥去世，于是他就向皇帝请假回家奔丧。这时候他哥哥家里已经遍告亲友，吊丧的时间总共三天，过期不候。而最后一天是这个官员回老家的日子。于是奇怪的现象就在这时候出现了：头两天没有一个人来吊丧，第三天却人多到绵延数里而不绝，那些和死者原先并无丝毫瓜葛的人，都算准了日子前往吊唁送礼。
这种情形其实也不难理解，在今天看来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因为这个死了哥哥的官员在当时是个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他们来吊丧也好，送礼也好，并不是出于对死者的缅怀，而是做给官员看的，准确地说是做给官员手中握着的权力看的。
林语堂先生说过一句话：“面子、命运和人情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人情”“面子”渗透到了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不仅可成为人际交往的有效平台，而且也可成为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可利用资源。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生难吃三碗面”。也就是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难以应付的是“三碗面”（情面、脸面和场面）。人在世上走一遭，看似洁来还洁去，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他必须时时考虑到世俗社会里的人情和面子，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让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陷入僵局。所以，中国人在和家庭之外的其他人相处交往的时候，精神上会感到束缚和倦怠。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人情与面子作为一种交往的目的，同时又作为一种基本的交往媒介。说白了，这种交往其实是一种资源的交换。这种交换既可以获取更多的人情和面子，又可以直接拿既有的人情面子去交换更大的价值。这种人与人之间有着交换目的的往来，成为古代官场最为盛行的交往方式。
在官家人际交往理念和规则中，包含了三大要素，那就是人缘关系、感情投资与期权回报。在这三大要素中，人缘关系是权力世俗化的最基本的要素。中国古代官场是一个讲究“差序格局”的地方，往往会针对与自己关系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方式：亲人之间有血亲，宗族之间有族亲，同窗之间有学缘，每个人既是个体又是群体，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以个体为中心发散形成的交际网络。同样，每个人又都是他所在社会圈子的中心，这样圈来圈往，也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熟人”社会。第二个要素是感情投资，是一种成本的投入。为了维系既得利益与获取更大的利益空间，个人往往会采用请客送礼、托人说情、拜会请安等诸多手段作为感情投资的成本，并以此获得最大的利益空间。第三个要素，期权回报则是最终的目的。因为在这种互动性的交往中，其中一方欠下另一方人情，那么在利益的交换关系中就会处于被动状态，为了偿还人情，只好返还给别人更大的利益，这种关系近似于“债务人”与“债权人”。古代官场“人脉”资源从来都是一种能够发挥价值的权力资源，也难免会有人发出官场人情就是社会生产力的感慨。
唐朝宪宗时期的宰相崔群就是一位端不平“三碗面”的主。崔宰相是个好官，一向以“廉洁自律”的清官形象示人。他的夫人劝他不要这么亏待了自己和子孙，应该置些房产留给孩子们，崔群的回答是：“我已经有三十处田庄，还需担忧房产吗？”
夫人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崔群解释道：“前年我担任考官的时候，取了三十名考生，难道他们不是我最好的财产吗？”
夫人道：“如果照你说的那样，你本人当年参加科考，是陆贽担任的主考官。但你担任考官时却派人去劝陆贽的儿子不要参加考试。如果说考生都是主考官的良田，那么陆贽家这块田产却是荒废了。”
这句话是讽刺崔群不通世俗人情，不能很好地融入官场规则。崔夫人这是在羞辱自己的老公。
崔群听完后，还是有些脸红的。崔夫人说的这个事，刚刚发生不久。崔群当时劝阻陆贽的儿子不要参加考试，是怕其他官员说他徇私情，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陆贽的门生。无可厚非，崔群是个好官。当好官把自己的三十个考生比作自己的私人田庄时，我们才发现，并不是只有那些在官场玩得风生水起的人才懂得人情面子，其实很多好官清官也熟谙规则，也懂得把人脉资源看做是自己的生产力。也难怪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使他们结成小团体。出生于一省一县，视为“乡谊”；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视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视为“婚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金庸先生的笔下，那个玩转官场乾坤的韦小宝就是把“官场人脉”用到极致的标志性人物。他从一个江湖小流氓，耍嘴皮子，耍无赖，竟然混到娶了七个美貌的太太，还有数不尽的财富，在官场上更是红到发紫，御前侍卫副总管，骁骑营副都统，最后在一个小岛上过起了逍遥自在的日子。韦小宝的人脉关系枝枝节节伸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在官场更是达到巅峰。总结韦小宝的发达路径，无外乎就是四个字：经营人脉。请看韦小宝初见平西王吴三桂是如何攀亲的：韦小宝听他说话中带着扬州口音，倒有三分欢喜，心道：“辣块妈妈，你跟我可是老乡哪。”说道：“这个却不敢当，卑职岂敢高攀？”话中也加了几分扬州口音。吴三桂笑道：“韦爵爷是扬州人吗？”韦小宝道：“正是。”吴三桂笑道：“那就更加好了。小王寄籍辽东，原籍扬州高邮。咱们真正是一家人哪。”
初次见面，三言两语就攀上了乡谊。如此驾轻就熟，韦小宝又怎能不混到手眼通天？在这里，韦小宝打的是乡情牌。
乡土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起源，当乡土观念渗透进官场因素，就形成了一个个地方实力派系。晚清官场可以说是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尤其是曾国藩的湘系军事政治集团和李鸿章的淮系军事政治集团，起到了龙头带动作用。乡土观念在官场的凝聚力，有时候让皇帝们也坐卧不宁，一有机会就将地方势力的首领人物来个乾坤大挪移，让他远离乡土，无法形成权力抱团。
晚清大牛人李鸿章就是一个特别看重乡谊的人，他是安徽合肥人。李鸿章曾经很无奈地说过一句话，“官越做越大，亲戚也越来越多。”这句话就是说亲戚的数量与官职的高低成正比，官亲是一种利益之亲，人都是有趋利性的。李鸿章晚年坐镇北洋时，只要是安徽来的老乡有事相求，只要他能办到的，他都会一路绿灯开到底。结果搞到最后他的军营里，但凡有些权力的岗位几乎清一色是安徽人，其他省的人根本就没有容身的机会。估计当时有人想要到他的地盘上混饭吃，首先要找人托关系修改成安徽户口。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李鸿章由天津入京觐见新皇，按照日程安排，他应该到京城后就返回自己的任所。可当他听说顺天乡试就在这两天揭榜，于是就临时改变主意，等到乡试揭榜后再返回任所。榜单揭晓后，当李老先生得知当年所中的举人没有一人是出自他的老家安徽，愤怒地质疑道：“咸丰戊午科（公元1858年）顺天乡试也没有一个安徽人，今年不会再闹出柏中堂那样的乱子吧？”柏中堂也就是柏葰，此人是咸丰戊午科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在那场考试中，因为他的家人私下接受贿赂，这件事被他的政敌抓住了把柄大做文章，结果柏葰被朝廷杀了，以儆效尤。李鸿章这句话里明显藏着一把刀，言下之意是主考官如果不录取安徽人，就不会有好的下场！
李鸿章的这句话好似小孩子赌气一般，从中也可以看出官场乡谊之风刮得有多么猛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