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太后一辈子替四个皇帝当过家，就是在这一期间，谢安的政治生涯得到了火箭式的蹿升。而在谢安所有的关系链中，他与妻舅刘尹的关系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刘尹在当时是个相当厉害的角色，他有着极具说服力的双重身份，既是汉朝皇室后人，又是晋明帝司马绍的女婿（驸马）。刘尹还与当朝实权派人物大司马桓温是铁哥们。
东晋一朝，最顶尖的黄金家族依次是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以及最后代晋而立的刘裕家族。如果能够与这些顶尖家族结下婚姻关系，也就等于将自己的家族镶嵌进了官家权力链的重要一环，拿到的是进入权力通道的VIP金卡。
谢氏裙带关系的第一环扣住的是中山刘氏，谢鲲（谢安的伯父）娶了中山刘氏女。中山刘氏是魏晋间名门大族，其发迹史要远远早于谢氏。中山刘氏的裙带关系错综复杂，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展得无处不在。这些名门大族共同结成了一个封闭的政治婚姻圈，同时也结成了一个风雨不透的权力圈。豪门大族在权力结构中拥有极高的特权，他们的子弟想进入官场，只要说句话打声招呼就可以搞定，根本用不着请客送礼吃饭。他们不但操控着权力系统的重要部门，在经济上还掌握着大量的土地资源，有的家族甚至富可敌国。这些门阀不光垄断着国家的权力资源，还垄断着当时的文化话语权。他们招揽天下知名的士子为自己的门客学徒，同时将其中的一些人安插进权力部门，形成一股坚强的社会力量。
可以说，与中山刘氏的联姻，使谢氏家族直接进入高级士族的圈子，对于谢家来说，至少提前奋斗了二十年。
到了谢安这一辈，谢家有两人娶了太原王氏，一人娶了陈郡袁氏，一人娶了高平郗氏，此外又分别有人与河南褚氏、沛郡刘氏、琅琊诸葛氏、泰山羊氏、长乐冯氏等大族联姻。随着谢氏与各大族间婚姻网络越织越密，越织越庞大，其世族婚姻的基础也越发牢固。
在东晋前期，琅琊王氏控制中央权力，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也就是说，琅琊王氏和司马皇室共同治理天下。琅琊王氏是门阀中的一哥，当时能与其抗衡的只有盘踞在建康上游荆、江二州的颍川庾氏，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二哥。
既然一哥、二哥的位置都让人占据了，谢家要想在夹缝中站立起来，只有一条路可供选择。那就是跟王、庾二族都结为姻亲。在这种情况下，谢道韫成了琅琊王氏的媳妇，谢尚女儿就成了颍川庾氏的儿媳妇。谢家成为联结一对冤家对头的纽带。朝廷需要的是团结安定的局面，中央就希望起用谢氏来平衡王、庾二族。通过无处不在的婚姻关系，谢家跟这些顶尖大佬也还算合作愉快。
一个时代的权力系统扯出来的裙带关系越多，权力的私有化成分就会越重。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就是要把官家的权力机构变成家族部门，把正式权力资源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这也是为什么在封建政治制度中，官与民在对权力的认识上会产生激烈冲突的根本原因
家族硬权力带来的是权力资源私有化，这种私有化又将孕育出主宰官家权力的富豪权贵阶层。当士族权贵们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权力、暴力、财富、势力等完成权力资源的世袭制传递时，也就意味着，作为终极资源和最高资源的官家权力，也正在进行重新分配。
隋唐帝国曾经为了遏制家族硬权力带来的权力私有化的恶性蔓延，在用人制度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并推出了科举制度。希望一个帝国能够以绝对皇权的权威来限制家族硬权力的恶性蔓延。但是，当官僚集团呈现出强势的姿态，皇权被削弱的时候，这种家族硬权力就会变成群雄逐鹿的资本。
分析谢氏的裙带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跟同乡通婚，比如跟陈郡袁氏；二是重视通婚家族的身份地位；此外，还特别重视“亲上加亲”。在谢玄这一辈人中十四个婚例中，没有一人与士族之外的人通婚，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联姻王、袁两大家族，还有的主要是跟殷、庾、郗等著名士族联姻。当然，由于过分注重门第，就不可避免地把固定的几个家族当成经常通婚的对象，婚姻中错综复杂的重叠关系和近亲结婚（中表婚、异辈婚）大量存在。为了权力的递延，家族通婚怎一个“乱”字了得。
谢氏曾经用婚姻作为巩固家族“硬权力”的重要手段，让自己的家族保持了两百年的风光。可历史有时候喜欢开开玩笑，谢氏靠着政治联姻得以兴盛，但谁也不会料到最后的败亡也是因为联姻，因不愿意与人联姻而被侯景诛灭九族。
如果说在裙带关系刚起步时期，各种关系网的联结是以家族、血缘、地域为纽带四处伸展，那么，发展到了后期，这种关系网就演绎得更加直接简单，那就是以金钱、色欲为纽带，由权力来支撑。尽管这时候门阀制度已经不像东晋时期那样大张旗鼓，但裙带关系的差序理念却已经渗透进官家的权力结构中。这种由裙带关系衍生出的官场潜规则，在以“我”为中心的小圈子内被广泛实践着，也深深影响着后来者的心理和处世观，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这种潜规则不仅成了封建官场局内人士的心理默契，而且也成为人们在利益算计与索求时约定俗成的行为选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国”与“家”的皮毛分离模式——
中国古代的权力模式通常情况下所呈现的是一种中心放射模式，也就是说在这种模式中每个权力体系都会有一个权力核心，而处在核心地带的都是一个人。而这个核心人物在这种权力体系中拥有绝对的地位和权力，生杀放逐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人敢站出来挑战这种权威。由这个核心释放出来的权力值，会随着距离核心地带的远近而有所增减。权力值这个概念是吴钩提炼出来的，意思就是权力的大小。他认为，权力体系就是一个等级结构，权力自然有大小之分；但权力无形，既不能用尺子量，又不能用杆秤称，一个官员掌握多大的权力值，是很难有准确的价值去衡量的。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距离核心地带最近的那个部位，也就是皇帝身边的那些事。
在古代官家体系中，那些分散在核心地带周围的人们努力地讨好这个权力中心人物，想从核心地带获取权力值，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在这其中，最给力的当数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家权力体系。
研究中国官家定律，有一个问题，我们无从回避，那就是权从何来？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最高权力，从理论上说是掌握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中。如果一个人想从皇帝手中分得一部分权力，只有两种途径：正当与非正当。所谓正当的，也就是在正式权力所画的圈圈里争取来的权力。对于古人来说，那就是十年寒窗苦读，才有可能一朝得见天子面，由皇帝亲自为你封官授权。所谓不正当的，也就是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取的权力值。能够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取第一层权力值的人，往往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他们通常会利用和皇帝接近的机会，不择手段地去干扰和左右皇帝，千方百计把皇帝的权力“窃取”到自己手中。
其实皇帝又有几个是傻子呢？尤其那些志向远大的创业之君精明得跟猴似的，要想从他们的手中窃取权力更是难上加难，搞不好会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赔上。窃取权力的人群主要有三大类：一类是藩王，藩王也就是皇帝的宗亲；另一类是母亲家的亲戚，也就是外戚；还有一类是宦官。在这里，我主要说说前两大类，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亲人们。
为了求得内心的安稳，让权力永世成为自己家院子里那颗歪脖子枣树上挂着的果实。宗室诸王本应该是“家天下”最有力的拥护者，是帝国面前最可信赖的一道屏障。但屏障弄不好就成了智障，成了自家门前最大的威胁。
宗室诸王对君权的威胁是摆到桌面上显而易见的，官家固定下来的顺序继承法说到底就是为约束这帮人而定的。因为他们是离君主宝座最近的人，近得只有一步之遥，近得似乎唾手可得。但问题是有时候近也不一定是好事，一步之遥弄不好就成了咫尺天涯，阴阳两隔。
于是乎，那些宗室诸王或是诱使皇帝违反固定顺序继承法，力争立自己为储君；或是到处散布流言蜚语，阴谋陷害太子；或必要时干脆直接发动政变，干掉皇帝和太子。就连历史上的皇帝楷模唐太宗李世民不也是靠这种铁血手腕走上权力巅峰的吗？他们信奉的做人原则就是：是我的，我要拿；不是我的，我就要抢。
宗室诸王是王室中除了皇帝、太子之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王位继承的后备力量。除了那些存在时间很短的王朝，其他时间较为长久的王朝都有过皇帝后继无人，由宗室诸王接受皇权的事例。作为“家天下”的股东们，当有其他集团势力威胁到王权时，他们通常会站出来捍卫“家天下”的利益不受侵犯。但是当外敌退去，作为集团内部的股东们又会大肆扩张个人权力，恨不得将皇权一口吞下。一个祖宗打下来的江山，凭什么你就是一把手，我就得永远臣服于你？
皇帝坐在高高的龙椅上，他能感受到来自皇兄王弟们内心的躁动与不安。为了熄灭他们内心的那团欲望之火，历代王朝的君主们都要有一些防范之策。最常用的就是削夺他们手中的权力，即使你有夺权的想法，也让你没有办法。但是诸王毕竟是集团的股东，是皇帝的亲人，是皇族的血脉。他们与皇帝的关系，或是父子，或是兄弟，或是叔侄。荣华富贵，不与自己的亲人分享，难道会拱手让给别人不成？况且皇帝一个人统治天下，难免有照顾不到的地方，难免有个闪失，这时不靠自己的亲人又能靠谁呢？亲不亲，总是自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