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后，日本方面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大喜，认为总算活捉了一个支那军的高官。他们随即指责王赓是间谍，威胁说要枪毙他，最后经美国领事出面保释，才不情不愿地把他放了回来。
人虽然被放了回来，但受到了严重质疑。
在王赓被捕前，他曾以俞济时师独立旅旅长的身份，参加了19路军的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王赓取走了淞沪作战的部署地图和作战计划各一份。
19路军的将官们认为，王赓被捕后，日本人从他身上搜走了这些情报，从而导致中国守军在作战时非常被动，不得不退守第二防线。
如果这是真的，王赓无疑就是这次战略退守的罪魁祸首，过莫大焉。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王赓本人对此坚决予以否认，表示自己在出门时，已将所有机密文件和地图交给税警总团总参议莫雄，自己身边只留了一本与宋子文通信的密电码。
这一点，莫雄也有旁证。
鉴于王赓受过较严格的军事训练，起码的保密安全意识还是有的。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有一定的可信度，而从淞沪战后，日方的反应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似乎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日军从王赓身上得到了什么重大启发。
19路军之所以退守，原因很多，把责任都推到一个人身上，显然是不够客观和公正的。
倒霉的王赓此时却已百口莫辩。
19路军总指挥部当即解除了他的独立旅旅长职务，并转交军政部军法司关押。“一?二八”会战结束后，他被翻来覆去地审查，但均未发现有泄密情况。最后，军事法庭作出裁决，以“事先未得长官允许，擅离戒严地点”为依据，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王赓进了牢子后就一病不起，虽然被宋子文提前保释出来，但已元气大伤，从此再未能获得重用。
好人一生平安，可信乎？
我常常深感疑惑。
好人王赓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在他的继任者当中，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无比耀眼的军事天才——被称为中国隆美尔的孙立人，但这跟可怜的王赓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只要看看他亲自训练出来的古鼎华团在战场上的表现，我们就知道，如果能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个人的才能和业绩也许并不在孙立人之下。
可是谁知道呢，这大概就是每个人都难以逃脱的宿命吧。第四章冲出生死线 / 0某种程度上，战场的成败就是谈判桌上的砝码。中国军队顶住了，日本军队没进展，这就使第三次英美调停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28日，也就是王赓在租界被日本海军陆战队逮捕的当天，由英国人做东，中日双方谈判代表在英舰“肯特号”上举行非正式停战谈判。
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是顾维钧和19路军参谋长黄强。日方代表是对外交不算外行的野村吉三郎和日本首相特使松冈洋右。
这个松冈洋右并不简单，我们后面还要介绍。
在这次谈判过程中，顾维钧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可以从现防线后撤40里，但条件是日军也必须从租界和现有阵地退出。
由于战场上实在没捡到什么便宜，野村起初对这一提议倒也没觉得太吃亏，只是面子问题要紧，坚持中方先撤，他们才能撤。
一下船，野村就后悔了。
眼前这种战场状况，就算中国军队先撤，日本方面也已脸面大失。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打不过中国人才“乞降”的呢。况且，我们还有王牌在后面，那就是即将到沪的白川大将和更多的援兵。
得出的结论是：这事不能干。
可是在谈判桌上，已经亲口答应人家了。
不要紧。看清楚了，这是“非正式停战谈判”，又没签字画押，能赖就赖，能拖就拖吧。
于是，“肯特号”谈判结束后，野村和松冈全都自动隐身，到哪里都找不到人了。双方达成的口头协约自然也成了画饼充饥。
第二天，他们日思夜想的大救星终于来了。
白川的制胜之道
2月29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乘坐“妙高号”巡洋舰到达长江口的第一停泊点。
事实上，从白川离开东京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3月4日，是国联召开特别大会的日子。在这次大会上，将重点讨论中日上海案，而从外务省内部透露出来的消息，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对日本有利。
也就是说，他必须在这个日子来临之前在上海击溃并消灭支那军队，否则，就是失败。
从现在开始，还有4天，他必须倒过来计算。
姜，还是老的辣，这一点用在白川身上并不为过。在听取汇报后，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继续跟着自己前任们的脚步走，别说4天，40天也未必能真正结束上海战事。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从盐泽开始，日军不断增兵，但是中国守军却越打越勇，而且丝毫不见疲软迹象。一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本来气势汹汹杀来的金泽师团和久留米旅团不但寸功未立，自己还被人家打得没了脾气。虽说拿下了一个江湾，但说出去实在丢脸，因为那地方就等于是人家拱手相让的。
不错，这次他将把两个主力师团派上场，可以大大增强前方的攻击力和战斗力。问题是时间来不及，而且中国军队也不是没有后援。其时，第47师（上官云相师）、第9师（蒋鼎文师）正向上海移动，第1师（胡宗南师）已接近长江北岸。
这位说了，人家日本的军队说派就派，虽然隔着大海，一个命令下来，没几天工夫就能登陆上海滩，怎么就你们这3支部队迟迟缩缩，都到家门口了，还不能过来参战？
客观的原因，是由于双方军队的机动化能力和水平不在一个档次。
更客观的原因，则是由于我们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或曰制江权）都不在自己手里。
没了制空权，天空就变成了日机的天下，上海周边的交通完全截断。你想啊，日本轰炸机连难民都不放过，何况是行军中的部队，这就导致军队运输非常困难。上官云相师和蒋鼎文师虽然早就出发，但大部分时间只靠两条腿走路，原因就在于沿途多段铁路线都被炸残，根本不能使用。就这样，很多时候白天还不敢走，就是走也走得胆战心惊，怕被飞机炸啊。
胡宗南师则更为尴尬。
由于中国海军压根没参战，别说大海，连长江都一道丢给了日本海军。
自家海军不帮忙，渡江部队头就大了。先不说日本海军早就把长江封锁了起来，声称一旦有中国军队通过，就要发炮阻击，光是找船就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要知道，一个整编师人不算少，可不是一两条渔船就能解决问题的。
长江，那时候叫“天险”，江面上可没有如今这么多大桥等你去闲庭信步。除非你会飞，要想轻而易举地渡过去，可没那么容易。
因为这个原因，3支从不同方向赶来的中国援军就算听到上海这边已经打得翻了过来，也只有干着急的份儿。他们能采用的唯一办法，就是先保全自己（如果一无遮拦地任日机这么炸着，就算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上海，师的建制恐怕也只能变成旅或者团了），然后趁日本海空军不注意，把部队分成一股一股，悄悄“溜”过来。
2月27日，上官云相师用这种“笨办法”，其前锋1个团最先到达上海近郊黄渡。
至3月1日，整师主力才靠近上海。
现在是2月29日，三个师的主力都在望“沪”兴叹。但曾写过军事专著的白川却很清楚：添油战术，兵家所忌。他绝不能像植田那样依靠不断地向正面战场添加兵力而取胜。
制胜之道在哪里？
还是日军用于进攻的看家绝活：包抄迂回。
这恰好符合白川经常说的一句话：“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
问题是从哪个方向包抄，或者换一种说法，部队从哪里登陆。
上海的地貌决定了它可以有很多个登陆点，这就好像有一道多项选择题摆在了白川面前。
如果粗看，南面的杭州湾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里几乎没有防守。
但白川很快就自己进行了否决。原因是这里离淞沪主战场较远，等日军部队一登陆，中国部队会有足够的时间反应过来，并组织防守，不符合此类战术“迅速、突然”的特性。
另外，白川从家里出来时，头上还有一个紧箍咒。
那就是内阁再三关照的，不能把战火扩大到租界区，以免引起英美等国的抱怨和干涉（“切勿将兵祸漫及上海租界”）。
如果登陆杭州湾，势必要向北进攻。到那时候，刀枪不长眼，保不准炮弹失了准星，也会一不小心跑到租界里去闯点祸出来。
如果杭州湾不行，那选哪里呢？
我现在眼前就有一张上海的地理图，它可能没有白川所用的军事地图细致，但基本轮廓总是一样的。我可以想象这位倭军大将当年的思路：南面不行，那就往北面看看吧。
一路看过去，他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一个地方。
七丫口。
我相信，如果不是淞沪战争，谁都不会在意这样一个地方。
它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落，位置十分偏僻。像我用的这张地图，你就是搬来显微镜也找不到名字。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白川的这个选择是对的。
冲出生死线
我是写书的，不敢马虎，所以又另外画了一张图。
七丫口位于浏河以东。从中国守军的部署来看，它属于后方，是左翼第5军的防区。如果在这里登陆，将具有相当的突然性。同时，由于这一带河滩平坦开阔，也便于部队登陆上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