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知道此番只能自己救自己了，所以话语极为恳切：你知道吗，即使在“剿共”的时候，我也一直是记挂你们这些中共要人的，包括你，包括那些黄埔学生，毕竟都曾经是我的部下嘛。
我跟广西的桂系怎么样，差不多也打了七八年。可是说好就好了，我对他们“施以仁怀”。对你们，我也一样啊，肯定会慷慨对待的。
蒋介石甚至表示，只要红军对他“效忠”，可以享受和中央军一样的待遇。具体细节，以后可以在南京直接谈。
一旁的宋子文趁势插嘴，希望周恩来施以援手，让蒋介石迅速离开，否则再耽搁的话，只会让局势进一步复杂和恶化起来。
周恩来答应了这一请求。
事实证明，蒋、周的二次谈话极其重要。如果周公不在关键时候扮演关键角色，出面说服杨虎城释蒋，后者是很难安然无恙回他的南京城的。
在苦等消息的过程中，蒋氏夫妇着实受了不少罪，他们几乎是在煎熬中度过的，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究竟是福还是祸。
从11点半等到2点半，再从2点等到3点，两人注视着屋里的电话，那里始终没有传来他们需要的喜讯。
忽然，宋子文跑了进来——杨虎城终于被说服了。
接着进来的是张学良。
现在天已经晚了，要不明天早上飞南京吧。
宋美龄一跃而起：还等什么等，等他们改变了态度再来抓我们吗？
马上走！
高兴归高兴，要离开西安的心情也未必不比宋美龄更急切，但此时蒋介石想到了更深更远的地方。
这杨虎城虽然暂时被说服了，答应放我一马，却没有说什么时候让我走，要是他又忽然反悔了，或者等我的飞机上了天，再在下面玩阴的，给我来上一炮怎么办。
所以在跑路之前，一定得先把姓杨的给稳住。
与自己老婆比起来，蒋介石的心机终究还是要深沉得多。
走都要走了，他还把张、杨叫过来“训话”，不过没有责备，只有宽慰：尽管西安事变属于“叛变行为”，但我已经原谅你们了，答应的事也都会一一照办。
说是给两个人“训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讲给杨虎城听的。
蒋介石知道杨虎城意在“经略大西北”。西北，这是多重要的一块地儿，舍了身家性命也绝不能放手。可是现在你还在人家枪口底下，言不由衷就是必然的了。
他告诉张、杨：我把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打算搞一个西北五省的统一军事机构，让你们负责。
这就叫投其所好。说白了，就是骗人。要是蒋介石真有此意，哪用得着请周恩来帮他从中斡旋。
前脚把张、杨送走，后脚蒋氏夫妇一班人就赶紧去机场。到了机场一看表，已是下午4点。
正要登机，忽然有一个人急如星火般地赶来。
这个人如果是杨虎城，蒋介石的心就得悬在那里了。幸好不是，是张学良。
事实上，当天就释蒋的决定，都是张学良根据蒋氏夫妇的意见，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定下来的，乃至于“三位一体”中的杨、周均毫无察觉。
直到被叫过来“训话”之前，杨虎城还不知道当天就要释蒋的消息。来了之后才发现，蒋介石马上就要上车去机场了。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低声告诉他：现在就放蒋走。
杨虎城愣住了。
不满几乎是一定的。放我是同意放了，可是什么时候放，你总得事先跟我们商量一下，知会一声吧。
可是当着蒋介石等人的面，这话还不怎么好说，更不能跟张学良争论，只得硬着头皮一起听“训话”。
应该说，蒋介石没有像他老婆说的那样，拔脚就溜，而是执意作“临行话别”，并在话里暗示要把西北交给张、杨，对稳住杨虎城多多少少是起到一点作用的。
此时如果后者突然翻脸，把兵派到机场，阻止飞机起飞不是没有时间。
在回去的路上，杨免不了要嘀咕几句：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作出这么大的决定，周先生知道这件事吗？
张学良则是一脸无奈：今天不走不行啦，你也看到了，我们下面还有这么多人不同意释蒋。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呢。
让杨虎城更感郁闷的一件事发生了。
张学良说他要亲自送蒋进京。
不会吧，我们肯送佛已经不错了，你干吗一定要送到西天呢？
但张学良决心已定，他当即写下手令交给杨虎城，言称自己不在，东北军即由其一体指挥——当然杨虎城实际上仍然指挥不了东北军，这也是后来“三位一体”分裂的原因之一。
见张学良如此，杨虎城也无话可说，只得眼睁睁地望着他离去。
等到“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一位——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时，飞机早已远去。
周公黯然神伤，仰天长叹：何必摆队相送，还要负荆请罪呢，你会吃亏的。
在获悉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赴京后，他的幕僚们始而愕然大哗，继而垂头丧气。有人甚至愤而说出了“竖子不足与谋”这样的话。
谋臣尚且如此，将官就更不用说了，东北军内部一片沮丧。
历史听到了叹息和怨言。
然而如果我们愿意从张学良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就会知道“负荆请罪”并非完全出于其一时之冲动。
当时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大多不予认同，对张、杨更是群起而攻之，这一点张学良虽人在西安，却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得到，并背负了很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加上扣蒋放蒋又争执这么长时间，外界对张、杨恶感更甚，在两人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上不会不进行质疑，张学良确实有表白自己的必要。
另外，他也需要弥补自己与蒋介石的私人感情。
国民党内为人处世，表面靠制度法令，其实大部分还是要依赖彼此的私下交情，不然的话，也不会兄弟帖子到处乱飞了。蒋张曾经是中央和诸侯关系的典范，可是一个西安事变，“最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张伤了蒋。虽然由于力主放蒋，二人关系已出现缓和，但张学良肯定认为仅此还不够。
亲自陪同蒋氏进京，完全可看成是一次感情的投资。
飞机还在飞行途中，飞机上的人则是心境各异。
蒋介石躺在机舱唯一的长沙发上，他双目紧闭，脸色憔悴，看上去，丝毫没有脱险后的那种喜悦和兴奋。
除了身上有伤，病痛未愈外，他的心情可以理解。
相比于蒋介石，其他人则要轻松得多。
宋美龄看着窗外，虽然疲惫，但脸上始终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微笑。
他们夫妇终于又可以在一起了，不管今后如何，这都是一件值得额手相庆的特大喜讯，这个圣诞节，上帝实在是太照应他的子民了。
张学良的心情也算是好的，他甚至一度闭着眼睛昏昏欲睡。
到洛阳时，天已黑了，由于事先并没有通知洛阳方面，因此少帅命令飞行员在洛阳机场上空盘旋一两圈，以便让地面的人知道他们要降落。
飞机降落，张学良看到无数学生和士兵朝这里涌来，只是他们对待飞机上的人的态度却泾渭分明。
宋美龄第一个迈出舱门，人们驻足立正，当她的双脚着地，更是得到了英雄般的敬礼，有两名军官上前来搀扶她。
张学良就跟在宋美龄身后，可是他得到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刚刚站稳，便有四个士兵拿枪对准他，其中有一个甚至露出一脸愤怒的表情，声称要开枪杀了他。
宋美龄闻言，立即回头：不许这样，让他一个人走！
最隆重的当然是对待蒋介石。
他被搀扶下飞机，前来问候的人们排成欢呼方阵，有的人把帽子抛向空中，有的人眼里闪着泪花，有的人则已是喜极而泣。
在西安时，虽然宋氏兄妹曾反复安慰蒋介石，说你的声望不仅没有因为西安事变而下降，反而还因祸得福，像坐着直升机一样升了上去。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能信呢。
在洛阳的这个晚上，全信了。
洛阳万人空巷，鸣炮庆祝，以致店铺里的鞭炮都被人抢售一空，不是“洛阳纸贵”，成了“洛阳鞭炮贵”。
这叫什么，这叫民意，蒋介石真正成了无人能撼倒的“领袖”。
毫无疑问，此时张学良的脸色已经变得煞白，对眼前的这一情形，他不是完全没有预计，只是没有预计到会这么可怕。
爆竹在腿边炸响，仿佛炸响在心灵深处。
人们都在庆祝，都在欢呼，没有人再去理睬那个孤独失意的人。
蒋介石不愿在洛阳多耽搁，于是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行便再飞南京。
当然不可能再让张学良这个“叛逆”跟“领袖”坐一块儿，于是五个人分两拨，蒋氏夫妇和端纳坐一架飞机，张学良和宋子文坐原来那一架，同时有军用飞机护航。
给张学良开飞机的，是他的美籍私人飞行员。人们对张学良的极度敌意，都被他看在眼里，也急在心头。
在往南京的途中，忽然刮来了一场沙尘暴，满天卷起翻滚的黄云。张学良的座机是美国波音飞机，性能优越，很快就将护航机甩下了一大截。
这时飞行员悄悄对张学良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
不去南京，他可以带主人回包括西安在内的任何一个地方——连他这样的老外飞行员都能看出，张学良如果到南京，绝不会有好果子吃。
然而少帅表现出了超常的冷静。
没关系，你继续往南京飞，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飞机停在南京军用机场。飞行员回头望去，少帅的脸上已是一副听天由命的表情，就好像子弹打在身上也不会躲避。
正如所料，洛阳的一幕再次重现在南京，机场上已经有一大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围了上来。
张学良站在机舱门口，他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将是一种什么命运。
飞行员一把拉住他：小心……
张学良转过身，忽然落下泪来。
在洛阳，那么困窘，他没有掉一滴眼泪，可是当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他落泪了。
这个世界还有人记得你，没有抛弃你。
张学良伸出双手，跟飞行员握了握。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就再见，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走出几步，张学良又回过头去，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握飞行员的手。
然后，他昂着头，穿过人墙，走向别人给他安排好的归宿。
1936年12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当庭作出宣判，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5年。
第二年，南京政府发布特赦令，但仍将其交由军委会严加管束。
即使如此，这个年轻人还有希望，真正让他绝望的是随后发生的“二二兵变”，东北军自相残杀，四分五裂，西安的“三位一体”也随后瓦解。
张学良为此带信给于学忠：话不知从何说，泪不知从何流。
从此，他彻底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开始了漫长的幽居生涯。
张学良晚年总结一生，曾无限感慨地说：我的生命从21岁开始，到36岁结束。
21岁，他向父亲张作霖提出整军经武的一揽子计划，在奉军中崭露头角。
36岁，发动西安事变……
他曾经风流倜傥，曾经权倾一时，曾经万人景仰，也曾经拥有数不清的朋友，后来，这些都一一离他远去。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命运像早已设置和安排好的一样，它会让你感觉拥有一切，又会同样毫不留情地把这一切都从你手中夺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