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蒋介石还想支持傅作义继续进攻商都，以端掉伪蒙军老巢，但因阎锡山态度消极，加上突然听说西安不稳，他决定先放一放，到西安去安抚东北军。
他没有料到的是，此次西安之行会是一次差点永远买不到归程票的死亡旅行！
这场大戏的主角先后有好几个人，其中之一就是东北军少帅张学良。
人生是多么诡异，两个“九一八”，把张学良的命运分割成了两处。
1930年的“九一八”，东北军以调停为名入关参战，张学良因功被授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且坐拥华北、东北两大地盘，正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时风光无人能及。
1931年的“九一八”，却蒙羞失地，不仅丢失东北，还戴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声誉降到冰点。
如果前一个“九一八”算成功日，后一个“九一八”却是标准的耻辱日，不仅是他个人的耻辱，还是国家的耻辱。
从那以后，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就像是失去跌停板控制的股票，翻着跟头往下摔了。
1931年9月18日，不作抵抗，放弃东三省，退入锦州。
1932年1月3日，再次不战而弃锦州，至此，不到半年，关外三省一区皆丧于敌手。
1933年3月4日，热河沦陷，前后不到十天。
再然后，关东军逼近长城，继东北之后，华北也摇摇欲坠。
在内战之中，他曾是多么精明且敢作敢为，以至于连冯玉祥、阎锡山这样的千年老狐狸都摔倒在了这个毛头小伙面前。
可是在外战中，他又表现得那么怯懦和无能，以至于105个守备队员可以攻破北大营，120多个骑兵也同样能够占领热河省。
其实每一次做决策前都经过犹豫和彷徨，然而毫无例外，最后下的每一着棋又都是实实在在的臭棋。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或者说，内战聪明，外战糊涂，几乎成为“九一八”之后挂在少帅身上的固定标签。
他仍然在继续沉沦。
长城抗战前后，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张学良，已是骨瘦如柴，精神颓丧，别说指挥作战，就是谈一回话，都坚持不了，隔一会儿就得到里面去打针——当然不是感冒输液，而是去打吗啡针。
没有人认为以他这样的精神和身体状态，能够保卫长城，所以海内外舆论鼎沸，纷纷要求其下野走人。
被迫辞职出国的张学良，面临着的是军事惨败，政治失意，身体颓废，原来还想保住一些老本，最后一摸口袋却发现已输得分文不剩。
东北之后，尚有华北，华北之后，终于没有退路了。
在海外漂泊的那几年，张学良也想到了振作，想到了要改变形象，想到了要拯救自己，于是他戒除毒瘾，打算东山再起。
1934年，张学良启程回国。
回国后的张学良戒了毒，身体也得到恢复，比以前胖了，身子骨也硬朗了。
这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大变，外战重又转向内斗，虽然大部分时间还是暗斗——各个地方诸侯与蒋介石“合纵”、反“合纵”的斗争愈演愈烈。
一直没有表明态度的张学良重新受到重视，从出国时那个“不抵抗将军”摇身一变，成了大家争抢的香饽饽。
张学良刚到上海，马上就有说客登门。
说客是两广派来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携起手来共同反蒋。
张学良并不笨，他马上就从中掂出来了自己的分量，因此回答的话也就极具技术含量：我会跟你们两广一起反蒋的，不过现在仍只有与蒋介石敷衍，免遭其猜忌，才能为将来的主动争取机会。
此时张学良的所谓“反蒋”，倒真是对两广的敷衍之词。
两广能够“合纵”，是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稳固地盘，进可攻，退可守，而东北军此时的处境却是虽在北方，但原有地盘已大多丧失，无所依托，一下子从主军沦为了客军。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显然，张学良此时的生存之道，不是参加“合纵”，而是进行“连横”，即依托蒋介石这个“强秦”，重新举着抗日大旗杀回东北或华北。如此，客军才有转正成为主军的希望和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跟着蒋介石做“忠臣”，就成了张学良的必然选择。
蒋张会晤，张学良的第一句话就是：再回国内，我不想带兵了，给你当侍从室主任吧。
蒋介石笑了。
大家知根知底，谁不知道谁啊，这话的前半段是假的，后半段也是假的，但听着就是让人打心眼儿里感到舒服。
蒋张的关系也非常特殊。
说起来，这也算是一对兄弟，但与黄郛的那种兄弟又不同，至少在早期，蒋黄都有过共同理想，称得上是志同道合。
蒋张则不然，很多时候，与其说是兄弟，不如说是生意场上的盟友更合适。
不过他们这种盟友的牢固程度，又要远超他人。那么多盟兄弟，冯玉祥反蒋，李宗仁反蒋，可以说，在蒋介石称王之后，就没有不反他的。
与冯、李相比，张学良过去不仅有改旗易帜和入关拥蒋的功劳，而且还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公开表露过反意的地方诸侯，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拥蒋的模范。
蒋张之间，蒋为兄，张为弟，弟弟哪怕是犯过错误，做哥哥的也一定要原谅，更何况他曾经帮过你那么多次。
对盟弟能够戒毒并重新奋发，盟兄很满意。
于是鼓励一下：出国前，你没有干好，国民对你不满意，你这次回来后要好好干。
张学良脱口而出：我听你的话，你认为什么活最难，就交给我干吧。
这么有觉悟，是蒋介石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
什么活最难，当然是“剿共”。
张学良一口应承下来，并亲自调兵南下，进入大别山“剿共”。
曾有人劝他三思而后行，张学良答复：你主张抗日，可我现在不能抗；你主张不要“剿共”，而我现在不能不剿。
南下其实正是三思而后行的结果。
对红军的实力，张学良原本只有耳闻，并未目睹。东北军内部也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打日本不行，打红军没有问题。
的确，这时候的红军在实力上确已今非昔比，面临的困难非常之多。经过大别山的轮番苦斗，红25军被迫长征。
东北军和中央军一起追到了陕北，从这个时候起，东北军的噩运就开始了。
红军毕竟不是一般的部队，到陕北后，包括中央红军在内的几路红军会合，尽管面临的困难仍有增无减，但他们已无退路，其战略战术和战斗力是东北军无法比拟的。
最惨的一次，东北军整整一个师遭到伏击，从师长、参谋长一直到班排士兵，没几个人跑掉，光被俘就有三千多人。到后来，东北军几乎就成了人家的运输队，红军从中缴获的武器装备，仅轻机枪就可以装备一个师。
一时之间，东北军内怨声四起，觉得与红军这样抵死拼杀，一点都不值：本来想依靠蒋介石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没想到却被反过来利用了一把。说不定全面抗战还没开始，东北军就已经在内战中打得一个不剩了。
及时改弦更张，对东北军来说几乎是本能反应——在关内打红军，不如出关打日本，死了也是英雄！
于是，早在红军东渡黄河，与晋军和中央军杀得难分难解之时，东北军就已与红军达成了秘密停战并互助的协定。
而在当时，主动要求和红军联合，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其实远非东北军一家，几乎是所有地方军头的不二之选。
以陕西为地盘的杨虎城不用说了，与张学良那是难兄难弟，到两广事变爆发时，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都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抗日协定，这差不多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张、杨与红军合作，只不过是在“合纵”的名单上多添了两个人而已。
蒋介石公开场合和红军兵戎相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背地里却也早早就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进行谈判，意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使的仍是中原大战前后那套“削藩策”。
当然，对于诸侯们而言，这都是权宜之计。等到蒋介石摆平两广事变，众人又是一哄而散，没人再敢到黄土高原上去和红军合唱信天游了。
你们都可以散，张、杨不能，一个成天想夺回家园，另一个志在经略西北，如果不跟红军合作，二者皆看不到任何前途。
对这些情况，蒋介石不是不知道。
两广事变发生前后，明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暗有蓝衣社，都不断有情报上达南京，说东北军不是光跟红军联系的问题，而是内部都快“赤化”了。
矛盾激化的时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甚至冲进东北军军营，从中抓了几个“共党嫌疑犯”。张学良闻讯后大怒，立即派兵对陕西省党部进行反搜查，又将人领了回去。由此，两边结下深怨。
张学良为此向蒋介石“请罪”，请后者给以“处分”。
在国民党内，所谓“请罪”、“自求处分”云云，多是做给外人看的场面工夫，实际根本不可能。蒋介石当时挥挥手就过去了，但心中的不快是免不了的。
其实更不快的是少帅。
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连冯玉祥都排到他前面去了。
如果说笼络冯、阎、李这些中原大战时的老对手，只是蒋介石为了谋局而不得不为之的话，张学良看在眼里却委实不是个滋味。
他怎么可能被排在冯、阎、李之后呢。
没有东北易帜，国民党的二次北伐能算是成功吗，能统一全国然后自居为“中央”吗？
烽火中东路，就听了你蒋介石的话，独自跟苏联作战，最后几乎把黑龙江军的精锐都给打光了，试问地方诸侯谁能做到。
中原大战，又是我，在你最需要援兵的时候，及时出现，并扮演终结者角色，把冯、阎赶下了台，由此成全了你，却成了各路诸侯眼中的异类。
长城抗战，如果没有东北军在长城内外苦苦支撑，大家接得上来吗，华北岂止是维持，怕是早就归日本人了，哪轮得着宋哲元这些人上台唱戏。
等到我再次回国，你让我到东就到东，让我到西就到西。先是到鄂豫皖，在大别山和红25军缠斗，然后又跟到“苦寒之地”陕西，和中央红军打。
你说，地方军队里面，谁肯这样给“中央”卖命，只有东北军！
可谁能想到，自己出了这么大的力，结果却被抛得越来越远，位次竟然排到那些中央的“世仇”后面去了。
对内，蒋张之间的关系，虽然表面上仍远胜于一般君臣，其实内心早已生出芥蒂。
对外，更是快到撕破脸的程度了。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亡，足以令东北军上下刻骨铭心，因为这导致了他们后来的一连串霉运，直至浪迹天涯，无枝可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