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月夕
文字，有时是我们存在过的唯一证据。
徐志摩去世之后，因为对于徐志摩生前的日记、书信及文章之争夺，众友人之间竟有了不小的干戈。令人唏嘘。也许，谁也不愿意徐志摩的文字不被善待。可是，这一场争夺反倒辜负了众人初心。徐志摩的文章几经颠簸，最终究竟落于何处，无法考证，实在是一件极遗憾的事。
生前，徐志摩有个存放旧文稿的箱子，后人传称为“文字因缘箱”，也被叫作“八宝箱”。徐志摩遽然离世之后，这个箱子便成了他在这世上匆匆走过三十几年的唯一痕迹。他生前还找过凌叔华，为自己立传。可是，一切终究未能周全。
当中，除了徐志摩的文稿，人们最关注的便是他的日记以及与几位友人之间来往的信件，里面牵扯了包括胡适在内的很多名人。而这里面，尤以与林徽因、陆小曼有关的日记、信函最令世人好奇。
因诗人本人极重视这些文件，故将它们一并藏于箱内，对这箱子亦是颇在意的。他想着，这些文件或许可在他作古之后供为他作传之人参详。
旧时，名人都有记日记之习惯，对写信一事也甚是上心。大约是在乎自己的名声，想身后能对世人有一个完满交代。对中国人来讲，名声总是重要的。常人如此，对名人更是如此。因此，徐志摩自然十分重视自己的一切私密文件。
这个箱子原本是徐志摩随身携带的。在与陆小曼相恋遭受舆论压力，因而辞工出游欧洲之时，他托付凌叔华代为保管。他们二人相识于泰戈尔来华之际，彼此性情相投，很谈得来，因此成为知己。徐志摩对凌叔华很是信任。
回国之后，徐志摩也并未立即从凌叔华处取回箱子。直到六年后，沈从文在与徐志摩的一次对谈中得知，此箱已回到他自己手中。而这之前是否从凌叔华处辗转到他人之手，也未可知。
据凌叔华自己回忆，她曾有一次将其托付于徐志摩的学生卞之琳。然而，卞之琳矢口否认，看来是凌叔华记错了。后来，经过众人反复确证，当时凌叔华所托付之人可能是林徽因的挚友金岳霖之女友，一个叫Lilian Tailor的美国女子。
后来，徐志摩常往返于上海、北平之间，开销极大。在北平，为了节约开支，又时常借宿于胡适家中。箱子随身携带实在不便，因此，他便又一次将其托付于凌叔华。却不想数月后，徐志摩离世。
在他离开之后，胡适等人打算为他出版文集。胡适编辑了“徐志摩遗著目录”，打算先出版徐志摩的书信集。于是，胡适便写信给凌叔华，索要徐志摩的“八宝箱”。胡适亲自索要，凌叔华心知此箱日后再也无法安稳地藏于她处了。
于是，凌叔华便将徐志摩的箱子交付胡适。凌叔华在信中表示，此箱日后当归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所有。不过，胡适并没有交给陆小曼，而是交给了林徽因。自然，胡适未必有交付林徽因保存的意思，也许只是托付她整理编目罢了。
不久，林徽因就听闻凌叔华并未将徐志摩的遗稿完整地交与胡适，而是私藏了几本极私密的情感日记。这几本日记里便有徐志摩用英文写的与林徽因有关的“康桥日记”。林徽因聪明，用箱内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日记换回了跟自己有关的“康桥日记”。
可是，换回的日记依旧是不完整的。林徽因发现日记的内容恰巧截断于自己与徐志摩相遇的前夕。林徽因非常不悦，对凌叔华很是不满，甚至对凌叔华的为人产生了怀疑。此时，凌叔华对林徽因也心生芥蒂。
无奈之下，林徽因只能向德高望重的胡适求助。胡适亦觉得凌叔华的极不配合令他们整理以及出版徐志摩遗稿的工作困难重重。因此，胡适便再次致信凌叔华，虽然措辞委婉，但是要求非常明确，归还她私藏的遗稿。
碍于胡适的地位和情面，凌叔华不得不将剩余的半册“康桥日记”交出来。凌叔华心中委屈，觉得自己被大家逼迫得处境十分难堪。不曾想，凌叔华此次依然将四页日记留了下来，这令林徽因大为恼火，也让胡适非常不悦。
至于这四页被凌叔华截去的日记最终是被林徽因和胡适要了回来，还是被置于别的地方，也未可知。直至此时，徐志摩的“八宝箱”遗稿争夺之事终于告一段落。关于徐志摩“八宝箱”内的遗稿终局，历来都被人传说胡适悉数交给了林徽因保管，而林徽因在辞世之前全部焚毁。
不想，卞之琳后来却撰文说：“我1982年为一卷本《徐志摩选集》写序，仅就听林徽因当年争到的一部分而言，说过物随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这是我当时特向金岳霖（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知音密友）探听到的下落。”由此确知，林徽因争取到的那部分终究还是在十年浩劫中消失了。
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则又是另一番说法。
梁从诫在为纪念母亲所写的《倏忽人间四月天》一文中说：“……顺带提到所谓徐志摩遗存的‘日记’问题……我确知，抗战期间当我们全家颠沛于西南诸省时，父母仅有的几件行李中是没有这份文献的。抗战之后，我家原存放在北平、天津的文物、书信等已大部分在沦陷期间丢失，少量残存中也没有此件……母亲曾自己处理过一些旧信、旧稿，其中也肯定不含此件。因此，几位权威人士关于这份‘日记’最后去向的种种说法和猜测，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实根据。”
世事如斯，雾里来，云里去。
虚实难辨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人心。故人故事，明白个中原委琐细之人早已不在。论说对错，旁人都无资格。后生如我，也只能听着、记着，不该争辩。或许，人生有一两个悬念，余一两个谜题，反倒给漫漫世间留下了些微未尽之美。活之道法应如是。
12 岳霖
金岳霖，林徽因的蓝颜知己。
写林徽因是不能不提金岳霖的。论林徽因生命里至关重要的男子，除了丈夫梁思成和挚友徐志摩，金岳霖则是第三个。1895年，金岳霖出生于湖南长沙，字龙荪，祖籍是浙江诸暨。他年长林徽因九岁。他与她，是另一种真正裸心相对的知音。
他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素养的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而今，仍设有金岳霖学术基金会。
金岳霖的祖父金聘之，旧朝官员，顶戴三品。后到湖南做官，追随张之洞办洋务运动，曾先后担任湖南省铁路总办和黑龙江漠河金矿总办。如是，金岳霖亦出身高门大户，是真正的书香门第，名仕之后。
金岳霖是个极具爱国情怀的人，虽在外留学多年，饱蘸西方之墨，但亦不能成为阻碍。据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那日，金岳霖立刻剪去长辫，1915年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之日本“二十一条”时，金岳霖又不禁独自痛哭。彼时，他不过只是弱冠年纪。
1914年9月，金岳霖从清华学校毕业，官费留美，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商业科，成为林徽因的学长。这时距离林徽因入校尚有十年之遥。三年之后，金岳霖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入哥伦比亚大学读政治学。与他同时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还有宋子文、蒋梦麟等人。
回国之后，金岳霖致力于哲学、逻辑学的研究教育工作，贡献卓著。然而，生活中的他与寻常刻板严肃之学者形象又是截然不同的。金岳霖品性狷介之余，风流儒雅，又极开朗幽默。大概，这也是吸引林徽因至关重要的一点。
金岳霖是徐志摩的挚友，曾与徐志摩共同创办《政治学报》，也是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时的做证人，更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伴婚人，可见他与徐志摩感情匪浅。认识林徽因也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大约是在1931年，金岳霖移居北总布胡同二号院，初识林徽因。
当时，林徽因已与梁思成结合多年。金岳霖气质不俗，旅居海外近十年，日常生活亦有西化痕迹，譬如用餐多以西餐为主，一口流利的英语更是不在话下。同时，又精通国学，可谓满腹经纶。如此男子，总会令人刮目相待。
1925年11月，那个叫Lilian Tailor的美国女子甚至为追随金岳霖而来到中国。金岳霖与之同居，体验着未有婚姻束缚的家庭生活。他与Lilian Tailor的恋情，书面资料极少。世间恋事皆有始终，不以情爱存在，亦会因生死相绝。金岳霖恢复单身的时间，不可知。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便是，在徐志摩去世之前，林徽因和金岳霖之间必已友谊深厚。这一份友谊应该是不轻于林徽因和徐志摩之间的情谊的。1931年，徐志摩猝然离世之后，金岳霖给了林徽因极大的情感慰藉。
世间男子，有几人会看重自己？又有几人惜爱自己犹如生命？林徽因知道，梁思成一定会。徐志摩可能会。而金岳霖，大约除了梁思成之外，再没有男子能如他那般疼惜自己了。世人皆说，金岳霖爱林徽因至终身不娶，也不是不可信的。
林徽因爱过的有几人？说她爱梁思成，是真切无疑的。说她爱徐志摩，众口不一，别有隐情，大抵那一句“敬大于爱”要更加可信些。但说她爱金岳霖，则是可以确证的。林徽因从未料到，这件事会让自己身后声誉受损。
然而，金岳霖与梁思成相处得极好，友谊深厚。据说，当时金岳霖每日除早饭在自家吃之外，中午和晚上都和梁家人一起用餐。可见，他与梁家夫妇感情之融洽。我从不相信，金岳霖一开始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有黑暗的揣测，大多来自揣测本身之黑暗。
1932年6月，梁思成前往河北宝坻县考察。此时，金岳霖与林徽因相处已是时日长久。与如斯倾世的好女子朝夕会面，他心中情动是自然的。金岳霖明白，自己与林徽因之间隔着千山万水。他能做到的，便是对林徽因无欲无求，只愿她好。只是，他依然想要告诉她，自己的心之所念。
林徽因有权利知道自己被他爱慕。于是，他便找时间与林徽因说了心里话。只是知会，并无其他，仅此而已。坦荡君子之风令人敬佩。倒是林徽因一时无措。因金岳霖不知，眼下这孤艳的女子，竟也对自己有爱慕之心。她见他，亦是满满殊胜的好。
据梁思成回忆：
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浮世人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愈来愈稀，愈来愈薄。即便要令你相信世间果真有如此高洁之人，亦是困难。可是，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却是那危险的年代当中最殊胜的存在。爱，这件事对他们来讲，从来只是高山雪、谷中兰，无怨无妒、无争无浊。
金、林二人生情一事本是残酷考验，不想金岳霖若松、梁思成如竹、林徽因似梅，果断地将这世间终极复杂难辨之男女情事整理得疏疏朗朗，清清透透。这不是常人轻易能具备的品格，令人痴赞。此事之后，三人的友谊终生未绝，深阔绵长。爱之美，莫如此。
在这以后，虽因世道变迁，两家人皆几次颠沛移居，但又总能毗邻做伴，患难与共。金岳霖，甘愿一生只与相爱之人为邻。三人知道，世间众生芸芸，可与之对谈引为友人者已是难得，而可称之为知己者最是难觅。世间情爱，不能亵渎。
林徽因身后遭世人非议，多半是因为“一心二人”之事。有心之人仿佛抓住“把柄”一般，大肆辱骂林徽因是“绿茶”。言者有意无心皆不负责。可是，纵观林徽因一生之清明磊落，谁敢轻易有此论断。我不相信，面对“爱上”这回事，还有人能比他们做得更好。
林徽因坦诚，不假装。
梁思成冷静，愿成全。
金岳霖周全，终退让。
一生只爱一个人，之所以令世人疯迷神往，不过因之鲜有。大多数之你我，谁不曾爱过几个人。而这大多数中，谁敢轻言自己的一颗心从未旁逸斜出，哪怕是刹那。只是，庸常你我，心虚内疚，遏制隐藏，不与人言。说到底，不过只因一颗心无法承载突如其来的变故和干戈，亦无法寻得恰当的出口。仿佛，诸般行止皆是错。
可是，被隐藏的秘密才是惊雷。
世间所有的爱都是宝藏。唯爱珍贵，不分贵贱，没有对错。何以林徽因遭受非议？无非是世人将“爱”分门别类，在看似“不恰当”的时机生发的爱被定义为“不应有”。而这“不应有”之“错”，在大家的思维里，常由女性承担。错的不是爱，是思维本身。世间再无比爱更干净纯粹的事了。
你我所否定的，只是面临相似境况之时，每个人都做出的错误表达和表达之后的结果，而永不是爱。因为——我们难以遇见周全如金岳霖之人，我们难以成为坦诚如林徽因之人，我们更难以拥有冷静如梁思成之人。我们所做的，常常是在固有道德绑架之下无力挣脱的叛离。与爱叛离，与心叛离。
然而，分明他们才是唯一的正确范本。
抗战时期，生活艰辛，国难家难，实无甚可乐之事。这段时期，之于一个疾病缠身的弱质女子，可谓是巨大挑战。因此，林徽因常常郁郁寡欢。梁思成是内敛沉默之人，难出巧言。此时，极具智慧又有好口才的金岳霖便成为林徽因的重要精神支柱。
林徽因曾在写予友人的信中这样描述金岳霖：“我们亲爱的老金，以他具有特色、富于表现力的英语能力和丰富的幽默感，以及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处变不惊的本领，总是在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为朋友们保留着一片温暖的笑。”林徽因甚至说，金岳霖的笑，在某种程度上帮她熬过了战争。
鲁迅先生说的极是：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金岳霖身体好，长寿。他这一生陆续送走了许多同辈友人，当中自然包括林徽因和梁思成。据说，林徽因离世后，有一年，金岳霖在北京饭店宴请亲朋。在旁人眼里，这不过是寻常日子，金岳霖没有言明所贺何事，直到众人齐聚之后，他方才开口：“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
不知何故，此之细节，令人酸楚。
梁林夫妇作古之后，金岳霖与他们的子女相处得也极好。甚至，金岳霖晚年一直与梁从诫同住。梁从诫也一如幼时那般，唤他“金爸”。两人相依，直至金岳霖去世。逝世之后，梁从诫将他与父母葬于一处，终成圆满。
有如斯知己。疼她，爱她，护她。只相伴，不占有。林徽因这一生也是无憾了。
13 小雅
文人有文人生活之妙趣。
北总布胡同实在是一条颇有文化趣致的胡同。且不说诸多文化界名人曾息居于此，纵使寻常路人经过此处，也总会被流传于世的发生在此的掌故妙事所牵引，心有顾念。
二号院，金岳霖家的客厅，人称“湖南饭店”。每周六都有聚会，来此小聚的亦都是文化界名流。因金岳霖出生于湖南，湖南口音极重，且聚会这日又提供饭食和精致餐点，所以他家的客厅便被友人们戏称“湖南饭店”。而三号院，林徽因家的客厅，则更是闻名于京城。
林徽因家的客厅叫作“太太客厅”。
当年在京城，欧游回国的文人带回了西方的“文艺沙龙”，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一些文坛艺界的小聚会，盛行一时。在众多的文艺沙龙里，朱光潜、梁宗岱在北平著名的茶轩“来今雨轩”举办的每月一次的集会，和林徽因家“太太客厅”里的雅聚是最知名的两处。
无论是在“来今雨轩”还是自家的“太太客厅”，林徽因始终都是中心人物之一。她满腹才情自不用说，天性又极开朗，极好的口才让她看上去颇有演说家的天赋。秀口一开，便是一部美丽之书。
当时，林徽因虽然肺病严重，但好在生活还算优渥。在香山休养之后，身体好转了不少。故而，重回北总布胡同之后，林徽因的日常交际渐次恢复了正常。“太太客厅”里的沙龙，便是林徽因最重要的交际活动之一。
较之于别处多有明确主题的沙龙而言，“太太客厅”里的交流和清谈则要自由得多、即兴得多，亦更有人情味。文学、政治、经济、哲学、音乐以至地方风俗，无所不谈。读书、吟诗、谈论、辩争，无一不令来客觉得尽兴、快活。
诸多来客中，不仅有如沈从文一般的作家，亦有研究哲学的金岳霖、研究经济学的陈岱孙、研究政治学的钱端升、研究考古学的李济、研究艺术学的邓叔存，各界名流皆是常客。
政治学家张奚若、社会学家陶孟和等人有时会携夫人一起前来做客。甚至，连梁思成的妹妹、侄女等人都会带上若干女同学一起来凑热闹，她们大约也是想一睹当时各界名流之风采。当然，客人中亦包括后文将要提及的来自美国的费正清与费慰梅夫妇。
常常有沙龙，因此，路人立在梁家附近，便能听到“太太客厅”里传出阵阵欢声笑语。虽众人一开口便妙语连珠，但只要林徽因一加入，在座的人当即就成了陪衬，无一不寂声静听。听这“林下美人”秀口一开，话江山，话美人，话穹宇乾坤。
正如她的美国朋友后来所写：
每个老朋友都会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逸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除此之外，学者陈学勇说，“林徽因在‘太太客厅’里阐释了别具慧眼的见解，对北方文坛产生了不着她文字的影响”。是的，她也在“太太客厅”里约见了一些自己欣赏的青年作家，对晚生之提携可谓是不遗余力，令人感动。
当年在座的那些晚生当中，有一人大约是终生亦不能将林徽因遗忘。一如他自己所言，林徽因对他的影响终生不能淡灭——“在我心坎上，总有一座龛位，里面供着林徽因”。他便是带着地图旅行的著名记者、翻译家、作家，萧乾先生。
初识林徽因时，萧乾是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在结识林徽因之前，萧乾曾在沈从文主持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蚕》。作品发表时，刊登在报纸极不起眼的角落。即便如此，这篇小说还是被林徽因发现了。
后来，林徽因在写给沈从文的信中夸赞了萧乾的这篇文章。林徽因说：“萧乾先生文章甚有味儿，我喜欢。”并让沈从文下次来家中时也邀请萧乾同行。她希望能够与他见一面。林徽因的邀约对于萧乾而言是莫大的荣幸。有时，你我生之所幸，便在于遇见了一个懂得且欣赏自己的人。
见林徽因之前，萧乾心尚惴惴，大约是平常对盛名在外的林徽因怀想甚多，而今真有机会亲见，竟不自觉十分紧张。直至那日亲临“太太客厅”，见到她时，方知想象之狭仄无力。她优雅地立在那里，只微笑，不言语。果真是“林下美人”，令人难以抗拒。
当时，林徽因虽已身患重病，但她面上却全无病容，依旧精神抖擞。加上她常与友人骑马，总是身着一套利落的骑马装。那日，萧乾看过去，只觉眼前这位女子之潇洒，连男子亦不可相比。林徽因是萧乾真正的伯乐，他赞她，理所应当。
见到萧乾时，林徽因只说了一句“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便让萧乾激动至不能言语。萧乾后来说，之于他，“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的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而林徽因当年的风采，亦只有萧乾写得最精赅、最妥帖。
萧乾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一文里这样写道：
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十八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样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恨。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林徽因生平的文学著作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屡现精品。若如萧乾所言，当真有人将她当年的妙语记录下来，定然可成一部传世之书。单单一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便是历经岁月淘洗而留在文学史册上的一页玫红，流传至今。萧乾先生所言，洵非虚誉。
14 花树
林徽因的诗歌创作方面
1931年秋天，去香山养病之时，林徽因开始诗歌创作。在此之前，她只在1924年的《晨报副镌》上发表过一篇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夜莺与玫瑰》的译文。1932年8月4日，梁从诫出生。林徽因的经典诗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便是在儿子出生不久之后写给他的。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点亮了四面风；
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
星子在无意中闪，
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
鲜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
你是天真，庄严，
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
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
柔嫩喜悦，
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林徽因起初发表作品时，署过笔名“尺棰”。除此之外，均使用本名林徽音。但因本名曾被误刊为“林微音”，而恰巧当时海派男作家林微音亦活跃于文坛，所以为了有所区别，她便正式更名为“林徽因”。这后来流芳于世的三个字，便正式于此诞生。
谁爱这不息的变幻，她的行径？
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
星光，日影，在在都是她的花样，
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
骄傲的，她奉着那荒唐的使命：
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
叫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
都市喧哗，再寂成广漠的夜静！
虽说千万年在她掌握中操纵，
她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
难怪她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
来抚慰恋爱的消失，死亡的痛。
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
谁又大胆的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这是林徽因的又一首经典诗作《谁爱这不息的变幻》。她写道：“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失，死亡的痛。”字字渗入爱之肌理，淡静叙述当中，别有一番深刻意蕴在。林徽因的诗中，人间万物皆有灵。云霞、月辉、星光、日影、峰峦、江海、花蕊、冰雪，寸寸山河有爱恨，点滴变幻皆有情。
后来，有人将林徽因称为“新月诗人”，虽然林徽因的诗歌创作受徐志摩的影响较大，但林徽因本人似乎对此定位并不满意。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新月诗派是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文学流派，认真提倡和实验新诗“格律化”，所以也被称作“格律诗派”。
新月派前期主要是以新月社俱乐部为中心的社交团体，主要包括以徐志摩、闻一多为中心的《晨报副刊·诗镌》中的诗人群体。后期新月派是指以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为阵地的知识分子群体，后期新月派诗人则是指集合在《新月》月刊和《诗刊》周围的诗人群体。
虽然新月派提倡新诗格律，但林徽因开始创作诗歌时，新月诗派已近风流云散，而后期的新月派的格律主张愈加逼仄，较为死板。然而，林徽因的诗歌并非如此，她的诗歌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辨识度极高，在讲究格律的前提下却又十分潇洒自由，艺术成就较其他诗人要高得多。
关于写诗，她在《究竟怎么一回事》一文中写道：
写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写诗，或可说是要抓紧一种一时闪动的力量。一面跟着潜意识浮沉，摸索自己内心所萦回，所着重的情感——喜悦，哀思，幽怨，恋情，或深，或浅，或缠绵，或热烈；又一方面顺着直觉，认识，辨味，在眼前或记忆里官感所触遇的意象——颜色，形体，声音，动静，或细致，或亲切，或雄伟，或诡异；再一方面又追着理智探讨，剖析，理会这些不同的性质，不同分量，流转不定的情感意象所互相融会，交错策动而发生的感念；然后以语言文字（运用其声音意义）经营，描画，表达这内心意象，情绪，理解在同时间或不同时间里，适应或矛盾的所共起的波澜。
写诗，或又可说是自己情感的，主观的，所体验了解到的；和理智的客观的所体察辨别到的，同时达到一个程度，腾沸横溢，不分宾主地互相起了一种作用，由于本能的冲动，凭着一种天赋的兴趣和灵巧，驾驭一串有声音，有图画，有情感的言语，来表现这内心与外物息息相关的联系，及其所发生的悟理或境界。
写诗，或又可以说是若不知其所以然的，灵巧的，诚挚的，在传译给理想的同情者，自己内心所流动的情感穿过繁复的意象时，被理智所窥探而由直觉与意识分着记取的符录！一方面似是惨淡经营——至少是专诚致意；一方面似是借力于平时不经意的准备，“下笔有神”的妙手偶然拈来。忠于情感，又忠于意象，更忠于那一串刹那间内心整体闪动的感悟。
写诗，或又可说是经过若干潜意识的酝酿，突如其来的，在生活中意识到那么凑巧的一顷刻小小时间；凑巧的，灵异的，不能自已的，流动着一片浓挚或深沉的情感，敛聚着重重繁复演变的情绪，更或凝定入一种单纯超卓的意境，而又本能地迫着你要刻画一种适合的表情。这表情积极的，像要流泪叹息或歌唱欢呼，舞蹈演述；消极的，又像要幽独静处，沉思自语。换句话说，这两者合一，便是一面要天真奔放，热情地自白去邀同情和了解，同时又要寂寞沉默，孤僻地自守来保持悠然自得的完美和严肃！
短短小文，足见林徽因的见解之独到、思想之深刻。她对于诗歌创作的天赋，一览无余。林徽因写诗，潇洒任性，甚至写一首丢一首，全然不去刻意经营。虽然这给后人为她编书造成困扰，但她为人行事别有风致，多年后去追忆，依旧可感可触。
林徽因的小说创作方面
林徽因的小说作品主要有《窘》《九十九度中》和《模影零篇》等少数几篇传世。《窘》是林徽因的第一篇小说，于1931年发表在《新月》第三卷第九期上。行文清简流畅，语言成熟，对人物心理刻画尤其到位，细密又含蓄蕴藉，写得十分出色。
这篇小说写的是一段洛丽塔式的情感生发和延展。中年教授维杉爱上了朋友的女儿芝，因年龄悬殊、辈分差异，这份感情带给他巨大压力，令他极为窘迫。最终，维杉选择了逃避，离开了北平。
小说内容与林徽因和徐志摩当年在伦敦邂逅的事情有相近之处，因此不可避免地令人遐想。一如小说里的维杉和芝，他们两个人，一个深爱如誓，一个却懵懂不知。而且令人唏嘘的是，在林徽因的小说发表几个月之后，徐志摩便遇难离世。
另一篇小说《九十九度中》，亦是林徽因的名篇。小说将乱世里的日常生活切割再重组，破碎之中充满意趣。用李健吾的话说，便是：“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
再有就是小说《模影零篇》，它是由四个短篇《钟绿》《吉公》《文珍》《绣绣》组成的。因四篇作品的主人公都有生活原型参照，遂成系列。亦是于微处着笔，展露出人性固守与突破之挣扎。一篇一篇读下来，看似温静，时有激烈；看似清淡，时有绚烂，且皆极深邃。
林徽因的散文、剧本及其他创作方面
林徽因最知名的散文大约便是徐志摩去世之后焚心所撰的那篇《悼志摩》了。恰如她当年评价萧乾的《蚕》一般，确是“用感情写作的”，热烈深挚。林徽因的散文林林总总不过六七篇，包括《悼志摩》《蛛丝和梅花》《窗子意外》《山西通信》《惟其是脆嫩》《究竟怎么一回事》《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等。
虽然林徽因的散文作品极少，但是她的文学素养和艺术气质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她的建筑学术文章当中，当中的若干片段，文采斐然，写得极动情，全无寻常学术文章之刻板艰涩。
她的剧本创作则是少之又少，而今发现的，仅有一个未完成的剧本残篇《梅真同他们》。在剧本创作尚不如而今成熟的民国时期，林徽因的《梅真同他们》已算是极难得的作品，可谓是“未完成的杰作”。遗憾，未见得就是坏事，它有时会令你体悟怀缅之美。
当年，美学大家朱光潜先生曾这样评说此剧本：“现在话剧中仍留有不少的‘文明戏’的恶趣，一般人往往认不清Dramatic与Theatrical的分别，只求看一个‘闹台戏’，林徽因女士的轻描淡写是闷热天气中的一剂清凉散。”
另，林徽因写给亲友的书信存世若干，皆是私信。文学价值自然是有的，但最可贵的是，这为后世给林徽因立传提供了极宝贵的材料和证据。在这些信当中，方可读到最真、最动人的那个林徽因。
谈论林徽因的文学创作，不得不提当时北平极重要的一个文学流派：京派。京派作品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了浪漫主义、主观个性和悲悯情怀。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这是京派小说的突出特征。
京派作家主要以《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先后出刊的杂志《学文》《水星》《文学杂志》为创作园地，包括周作人、沈从文、废名、凌叔华、朱光潜、萧乾、李健吾、卞之琳、何其芳和林徽因等诸多名家。
较之沈从文、周作人等文学大师，林徽因虽建树尚少，但其活跃程度是令人瞩目的。萧乾先生曾这样评论林徽因之于京派文学的地位：“她又写，又编，又评，又鼓励大家。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赞誉虽重，却也不为过。
林徽因一生文学作品数量不多，诗作六十余首，散文小说数篇，未完成剧本有一，但基本都是经典之作，实在难得。正是这为数不多的作品，让林徽因在文坛占得一席之地，且得盛名。
这些作品，构筑成一方寂静之地，是独属于林徽因的“苏州园林”。也稀疏，也葱郁，任热爱林徽因的青年们悉心守护，至死不渝。真挚她有，幻变她有；热烈她有，寂静她有；繁艳她有，清丽她有。哪怕今时今日，依然拥趸无数，海角天涯与她相随。
关于她的文学创作，大约便是这样了。
15 明仲
林徽因，一生匆急又忙碌。人世间，除了生死，大约没有别的事情可以成为她觅逐信仰之阻碍。从夜晚到清晨，再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每一步，都走得铿锵。在那个朝不保夕的年代，她走得那样艰难。可是，那又如何？她是林徽因啊。
她热爱文学，时刻不忘倾力贡献，大至创刊办报，小至鼓励青年作家，与之在“太太客厅”交流倾谈。然而，建筑才是她的根基理想和毕生事业。梁从诫出生不久之后，林徽因便开始了她的建筑考察工作以及建筑学术生涯。
1932年，梁思成分别于4月和6月去野外考察建筑。当时，林徽因怀有身孕，未能伴行，甚觉遗憾。其实，梁思成之所以能够顺利带领团队外出考察，完全得益于中国营造学社的帮助。
当时，梁思成任中国营造学社的法式部主任。法式部的工作就是从实物调查入手，对古建筑进行测绘、制图、分析鉴定。林徽因则在中国营造学社担任梁思成的校理。
中国营造学社始建于1930年，原名叫“中国营造学会”（下文简称“营造社”），是一个旨在研究建筑文献的学术团体。创建人朱启钤，字桂辛、桂莘，号蠖公、蠖园，祖籍贵州开州（贵州开阳），1872年11月12日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2月26日卒于北京，原中国北洋政府官员，兼攻古建筑学和工艺美术。
朱启钤修建过中山公园，大约便是从那时开始，他对建筑艺术生发了极浓厚的兴趣。后又在南京的江南图书馆看到北宋土木建筑家李诫编纂的《营造法式》，大为震惊。正是因为《营造法式》，朱启钤方才当即决定，将余生奉献给古建筑研究，并于日后创建了“中国营造学社”。
说到朱启钤和营造社，便要提及当年梁思成与林徽因从东北大学离职回到北平一事。自然，主因是林徽因病情恶化，需回北平治疗静养，不过营造社对梁林二人的热忱邀请亦有极大的促动作用。
因朱启钤早年曾拥戴袁世凯复辟，个人声誉不佳，所以，起初梁林二人对参加营造社一事甚为犹豫。但朱启钤对建筑事业有着旁人所不能及的决心，态度极其端肃、诚恳。所以，1931年9月，大约是林徽因病情好转，从香山返回北总布胡同的时候，夫妻二人终于决定辞去东北大学的职务，加入营造社。
将朱启钤和营造社、营造社和梁林夫妇串联起来的关键所在，皆是李诫的《营造法式》一书。梁林夫妇从当年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立志投身建筑学开始，便对李诫和他的《营造法式》推崇备至。
为了纪念李诫，他们二人的婚礼便定在了3月21日，这是李诫的碑上刻着的唯一一个日期。后又给儿子取名“从诫”，也是期望他能“效法李诫”，在建筑事业上有所承继。自然，取名是为初衷，日后对梁从诫的教育依然是开放并自由的。
1932年8月，生下梁从诫之后，休息了没多长时间，林徽因便难抑心中热情，与梁思成一起去北平郊区考察建筑。虽然不是大规模考察，但是对于林徽因而言，这一次的意义不同于日后的任何一次，这是她专注于建筑艺术的标志。他们去的地方是西山北部寿安山南麓。
此处有一卧佛寺。
那日，梁林夫妇入山，老远便闻回响，似幻听。许是那尊石佛睡得沉实，发出鼾声来相迎。往日里，它只是静卧在山林深处，不管人世霜风雪雨，不管浮尘电光石火。而今日，有极殊胜的一男一女来此深山探访，连卧佛的心都惊动了。
寺庙住持叫智宽，形容淡静又慈祥。夫妻二人曾在京郊小游时与智宽和尚结识，时隔半年有余，他们叩门入寺，智宽和尚心里很是欢喜。
当日，寿安山非常热闹，游人极多。虽看过去景致优美，但智宽说，自先师以每年一百元的租金将寺庙租给青年会之后，山里便总是不得清净。倒是林徽因看得深刻些，凡事皆有两面性。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庙里的香火旺了些，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里。
寺庙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初名“兜率寺”。元代延祐七年（1320年）开始扩建，到至顺二年（1331年）完工，改称“大昭孝寺”，后又改名“洪庆寺”。明代宣德正统年间，重修，改称“寿安禅林”。崇祯年间，改称“永安寺”。清代雍正时期，再次重修，改称“十方普觉寺”。但因寺中有一座檀木雕刻而成的卧佛，所以常被称为“卧佛寺”。
林徽因考察后写成了《平郊建筑杂录》一文，评论了此寺庙建筑特色：“这种平面布置，在唐宋时代很是平常，敦煌画壁里的伽蓝都是如此布置，在日本各地也有飞鸟平安时代这种的遗例。在北平一带（别处如何未得详究），却只剩这一处唐式平面了……卧佛寺各部殿宇的立面（外观）和断面（内部结构）却都是清式中极规矩的结构。”
当时，寺庙周围的环境的确已遭到破坏，譬如放生池周围的白石栏杆已被拆下，成了游人下池嬉耍的石阶。所以，林徽因又在文章中感慨：“‘保存古物’，在许多人听去当是一句极迂腐的废话。‘这年头！这年头！’每个时代都有些人在没奈何时，喊着这句话出出气。”
从卧佛寺出来之后，二人驱车前往香山之南的法海寺。此寺不大，甚至是极不起眼的，但这座小寺的寺门却令梁林夫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寺门形状奇特，成圆拱形，门上有小型白塔一座，较为罕见。二人详细考察完毕，方才踏上回程。
路上，途经三座石龛，在林徽因眼中亦是别有一番趣意。在林徽因心中，建筑当中的一砖一瓦皆是灵动的、富有禅意的、别有内蕴的，更是一种生命存在，一种美学存在。
用她自己的话说，便是：“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
所谓“建筑意”，就是林徽因认为的人们能够感知到的，关于建筑内在的某些独特的生命寓意。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