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天或者冬天
1966年夏天，父亲走在一条街上。
傍晚，天渐渐地暗下来。这是一条绿荫覆盖的街，在古城，这样的街曾经很多。
父亲穿着灰色咔叽布中山装，佩戴着毛主席像章，踩着街面上的石子，感觉到了脚底下石子的坚硬。人不可能同时穿过两条河流，也不可能同时走过两条街，但在1966年夏天的那个傍晚，父亲似乎真的同时走过了两条街。
现在，父亲已无法回忆那些细微的往事，但当时他正穿越着人生的难关，他不知道自己将会走向何方！他心里很乱，也有一点茫然。
这是一条奇怪的街，街上有热闹的公园和喧嚣的体育场、体育馆。现在，父亲每天下午到体育馆下围棋，棋社有老人、年轻人和孩子；夏天，电风扇在头顶上呼呼地转。奇怪的是这一切的热闹和喧嚣永远只在大公园和体育场的内部发生和消失，它们不外泄到街上来。担着大公园和体育场的这条五卅路，一直是一条安静的街，绿荫覆盖。古城中的其他街道都先后地喧腾起来，而惟独这条街依然宁静。大公园和体育场仍然在这里，街依旧是老街，树依旧是老树——法国梧桐树。1984年到1985年间，我很想进省作协的专业创作组，梅老师来苏州考察我，他问了我许多问题，其中，就有关于法国梧桐树的问题。很惭愧，我对法国梧桐树一无所知。
后来，肯定发生过许多事情，父亲当年没有想到，他也无暇去思考以后的事情，他终于走进了他要去的地方——地委食堂。
我们曾经在许多年内走进地委食堂又走出来；我们端着空碗和锅进去，打了饭买了菜再走出去，一切进行得正常有序。家里的钱总是在半个月以后就用完了，不到月底父亲就要东借西挪，将剩下的日子过完。
另一方面，母亲总是在翻箱倒柜，家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多余的。天气热起来，有一条混纺的粗布裤子，也许暂时用不着了，母亲就叠起来，放到我的手上，说：“你拿到宫巷的当铺去，他给五毛钱就卖。”
我说：“哦。”
许多年后，哥哥开玩笑地对我说：“这是你的第一次出征。”
于是，我就穿过一条街，再穿过一条街，来到宫巷。这里有一个旧式的当铺，我踩着狭窄的吱呀作响的旧木楼梯上去，把裤子放在高高的柜台上。当铺的老先生简单地翻了翻，从眼镜下面向我看了一眼，说：“不要。”
我走出来，茫然地站在街上。
后来，我又到了另一家当铺。仍然是一个旧式的当铺，仍然是踩着狭窄的吱呀作响的旧木楼梯上楼，仍然是把裤子放在高高的柜台上。当铺的老先生仍然是简单地翻了翻，从眼镜下面向我看了一眼，说：“八角。”
我紧紧地攥着这八角钱，心里掀起波澜，满是欢喜。回到家，我把八角钱交给母亲。母亲说：“到食堂去买饭票吧。”
我们与地委食堂的联系非常密切。
食堂现在用来开批斗会，父亲是被批斗的人之一。
父亲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和罪行，低着头站在愤怒的人群面前，许多手臂举起来又放下，放下又举起来，口号声此起彼伏。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不能将这些口号写出来。
时间能够冲淡许多事情，但有些事情时间却无法冲淡。
父亲的一个同事走上前去，在父亲尚未明白他想干什么的时候，他已经从父亲胸前拽下了那枚毛主席像章，并说：“你也配佩戴毛主席像？！”
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场景。
我没有机会去确定那个场面，1966年我才12岁，那个夏天的夜晚，我心里很痛。
或者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或者父亲当时穿着深蓝色的中式棉袄？
母亲在家里诅咒父亲，一些男孩子在楼下喊小天（我的哥哥范小天）的名字，他们说：“今天大食堂批斗你爸爸，你去看吗？”
小天说：“去。”
他们就去了。
小天回来肯定会说些什么，只是我不曾记得，是时间使我失去了某一阶段的记忆，还是小天根本没有对我说过，我无法确定。但我始终认为有一个细节是真实的：父亲的同事拽下了他的毛主席像章，并说：“你也配佩戴毛主席像？！”
我也同样无法知道在不确定的场景下，怎么会单单地记住这么一个细小的却是清晰的场面。
在以后的30年中，当我重新走过那条林荫覆盖的街时，我常常对与我同在这条街上行走的人说：“我从前住在这里。”
他们说：“哦。”
反过来，如果是我走入他们的童年往事，我也一样会说：“哦。”
一个人也许可以走进另一个人的心灵，却难走进他的毛细血管。毛细血管不是生命的要害，但是，它们很细、很脆弱。
我不太清楚划分童年和少年的年龄界限是在几岁，会不会正好是12岁呢？一个永远无法确定的场景，会不会正是人生换季的时节呢？
有人在变换节气的时候，身体会发出种种信号，他们说浑身酸疼，问今天是阴历初几了？这多半是老人。但一些中年人也会有类似的感觉。
我已经忘记了发生在我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确定事件，我相信自己是一个没有记忆天赋的人，但是，我却在灵魂深处留下了那一段无法确定的内容。
童年记忆中的大部分事情都已经随风飘去，已经找不到它们了。
记忆力好的人，能够留下童年的一大片连贯的印象；记忆力不好的人，童年在他们的脑海里，只有点滴甚至没有，但是童年每个人都有。
在相隔了整整40年之后，我来到了我的出生地，上海某县的一所中学。是我母亲当年的一个学生带我来的，后来，他成了我大学里的老师、校领导，我叫他徐老师。人生真是变幻莫测，不然我将找不到我的出生地。母亲已经去世多年，我们只是在每年的清明节到她的坟上烧一炷香、献一束花。当年的房子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地方还在，感觉还在。徐老师对我说：“就在这儿，我们抱过你。”
后来，我们家搬到苏州，住在五卅路。
有一天，徐老师走过五卅路，突然听到了我外婆的声音。一个从外地到这里上学的大学生，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像找到了亲人一样高兴。虽然徐老师不是南通人，但我外婆的南通话对徐老师来说，竟是那么亲切。
徐老师说，他的许多同学都很想念我母亲，我母亲走后，他们失去了联系，猜想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了。可是，突然间断了的线索重新续上了，徐老师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大学生徐老师带我到他们的学校去玩，20年后，我也进入了这所大学，但徐老师已经是大学的校领导。他说：“那一天，我走在五卅路上，突然听到了你外婆的声音，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呀。”
我们家一个小小的阳台，面对五卅路，从五卅路开始了我童年的点点滴滴的记忆。
从五卅路穿过草桥弄，就是地委托儿所，父母亲把我和哥哥一起送到幼儿园。
我反抗全托这样的形式，哥哥也反抗。他在幼儿园用马桶刷子对付老师，把年轻的老师气哭了，而我则是不吃不喝。最后，我成功了，改成了日托，而哥哥则仍然是全托。我不知道是我的反抗比哥哥更厉害、更难缠呢，还是因为我是个女孩子，所以，大人心软了，这些事情都是在外婆和母亲活着的时候告诉我的。母亲说，有一次我和哥哥抢一只藤躺椅脚架，争抢之中我居然晕了过去。母亲一气之下，把藤躺椅的脚架当柴火烧了。我们家的那只藤躺椅从此没有了脚架，躺着的时候，脚只能放在地上，或者蜷起来。
这两件事并不能说明我是一个有反抗精神的孩子，恰恰相反，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沉默的、不出头的、胆小的、不敢说话的孩子。我没有什么鲜明的个性，在幼儿园里每一年的评语都是尊敬老师，和同学友爱等等。不像哥哥，富有个性色彩，比如有一次的评语写着：“本学期咬人的现象减少了。”
进了小学以后，我仍然沉默，功课中等，不知道偏上还是偏下，没有什么好的机会找到我。有时候机会来了我也会失去。一次，市少体校来选体操队员，班上推荐了我和另外一名女生。我们一起到少体校去考试，结果，那名女同学考取了，我被淘汰下来。还有一次，剧团来招小演员，我也去考了，好像唱了一个样板戏，又没被录取。这就是我童年生活中最大的事情了，除此，再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经历。
大头到我们家来玩，他和我同班。母亲说：“我出题，你们三个做，比比谁做得又快又好。”
母亲出了一年级的题给我和大头，出了二年级的题给小天。
我们认真地做起来，题并不难，练习本上都做过，母亲就是从练习本上抄下来的。
很快，小天说：“我做完了。”
再一会儿，大头说：“我也做完了。”
母亲看着我，我大哭起来，都是做过的题，这时候却一道也没做出来。
我也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他们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只是别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三对六面的不行，我也许更适合默默地做事。
小的时候，凡家里来了客人，我是不许他们看我的，一看就大哭，只能等我偷偷地把他们的脸看熟了，才允许他们看我。
童年是一条街，这条街叫五卅路，在街的某一段位置上，有一块纪念五卅运动的石碑。
1966年的夏天或者冬天，父亲走在五卅路上，地委食堂也在这条街上。
母亲与人生
小时候，我曾经用脑袋去撞苏州街上的石子，不过，这件事完全不符合我的“主导性格”。我不知道该怎样给自己的“主导性格”下定语，而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一有风吹草动，便夹着尾巴做人；即使风平浪静，也常常居安思危，庸人自扰。惭愧的是这种忧患意识，似乎并非出自对人类命运的关切，而仅仅是自身的一种保护屏。所以，我想我是绝对不可能用自己的脑袋去撞石子的，不管是故乡的石子还是什么地方的石子。不过石子撞了我的脑袋确是事实。
我从地上爬起来，一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些茫然，想了一会儿，才知道是跌了一跤。我有些狼狈，说：“哥哥，阿拉有血？”
不仅有血，还有一个大窟窿。
小天的“主导性格”在那个时候也许就表现出来了，他临危不乱，镇定自若，飞奔而去，神速归来，并且叫来一辆三轮车。
母亲也来了，她抱着我坐上车，一路呻吟。三轮车工人奇怪地回头看着，说：“你们到底是谁摔破了头？”
没有人回答。
我那时是无声无息地倚在母亲的怀里，一点也不疼。后来在医院的手术台上，医生拿一块纱布盖住了我的头，露出的正是那个血肉模糊的窟窿。母亲后来说，那个窟窿像一只眼睛，母亲一看，就晕过去了。医生说：“这怎么行，回去回去，换个人来。”结果就换来了外婆。
母亲能说出许多关于我们兄妹小时候的故事，我后来对于童年时的记忆，大部分来自母亲的讲述，但是母亲去世了。还有我的外婆，她在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来到了我们家，我曾经被她怎样地疼爱过，是很难写出来的。
母亲和外婆早早地离开了我们，这是生活留给我的终身遗憾。我想，在我小的时候，是柔弱的母亲和善良的外婆塑造了我；后来，我长大了也是这样。在我的经历中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但有一些波折，这是难免的。
1996年，我母亲去世10周年。
1996年，我正在为自己的一套文集中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写序。
母亲在世的时候，读过我的短篇小说。我的第一篇中篇小说发表于1985年底，那时候，离母亲去世只有几个月。我告诉母亲我发表了第一篇中篇小说，母亲笑了；但是，这时候母亲已经没有力气去读我的第一篇中篇小说了。于是，在母亲的已经带走的印象中，只有我的短篇小说。
1980年，我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夜归》。当时母亲正在住院，父亲从医院一直走到很远的邮局，买了十几本当期的《上海文学》，又片刻不停地赶回到医院。我记得那一期的《上海文学》是淡绿色的封面。
父亲拿着《上海文学》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并且向别人介绍了又介绍，逢人就说：“这是我女儿的小说，这是我女儿的小说。”
母亲躺在病床上，身患重病，满心欢喜、笑眯眯地听着父亲朗读我的处女作。母亲将那本淡绿色封面的《上海文学》搁在她的床头，那一段时间，我每次去看望母亲，都能看到那个淡绿色封面的《上海文学》。
在1980年到1986年的这段时间里，母亲的生命也曾出现过一些奇迹。久病不愈的她，有一阵子身体突然好起来，于是，她将堆积了许多年的家务一一从头做起。当感到疲劳的时候，就在一张旧的躺椅上躺一会儿，而这时，她的灵感也就会突然而至，所以，她就从躺椅上坐起来，找出纸和笔写道：“在到了快要做外婆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外婆。”母亲在这篇小说的开头写了她小时候跟着她母亲坐船到外婆家去，她母亲抱着弟弟睡在船的那一头，她睡在船的这一头，听着河里的流水声和岸上的狗叫，母亲说：“我既害怕又兴奋。”
不久以后，母亲再次病倒，从此，就再也没有起来做家务、写作。
母亲终于没有写成她的任何一篇小说。
但是，有一个声音始终在告诉我，母亲的灵魂是文学的灵魂。我总觉得，我的小说，是母亲赠给我的生命礼物。
母亲生前只读过我的短篇小说，现在已经记不清母亲对我的短篇小说有过什么样的评价，只是记得在那些岁月里，母亲与病魔进行着生死搏斗，但是，最终母亲输了，我们都输了。
我能做的只是在母亲去世10周年的时候，把我的这一本短篇小说集献给她。
遗憾的是到这时我才发现，这个集子里收集的全是我1988年以后的短篇小说，我没能把母亲读过的我的短篇小说中的某一篇收进到这个集子里。
遗憾永远是难以避免的，母亲的去世，就是无情的上苍给我的一个永远的遗憾。
我无法代替母亲去实现她也许曾经有过的作家梦，但是，我做母亲希望我做的事情。
母亲一辈子经历的苦难足以将她的心磨出很厚的茧子来，但是，母亲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心都是柔弱的、浪漫的，母亲的心里有太多的爱。
当我儿子的生命刚开始孕育时，母亲也许就知道她与世不久了。她躺在病床上，每天靠药来维持生命。病痛稍轻的时候，她的脸上就露出神往，我想那既是她对自己生命的渴求，更是为下一代的即将来临所产生的企盼。她开始给我未出生的不知是男是女的孩子起名字。
每一位父亲、每一位母亲大概都会为自己的孩子想许多名字，我和丈夫也是一样，设想过孩子的许多叫法。但奇怪的是，那一天，当母亲脱口一说时，我心里就立即认定，这就是孩子的名字。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一点点反复。
在儿子刚刚懂事的时候，他就听我们无数遍地说过：“你的名字是外婆起的。”
后来，我们发现儿子对外婆给他起的名字竟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他当然不知道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一说，但在平常的日子里，只要有人或认真或玩笑地对他说改名字的事情，儿子就会严正地说：“我的名字不能改，我的名字是外婆起的。”
也许他不理解人的名字到底算什么，但他永远地认定一个理。
为什么外婆起的名字就不能改？没有人能说清其中的道理，儿子自己当然更说不清，他只是在心中有一个单纯而坚定的信念，这是他对外婆的一种特殊的感情。
来了新的朋友，或者不知道他名字来历的人，我常听见儿子告诉他们：“我的名字，是外婆起的，我生下来才17天，外婆就去世了。”
有一位退了休的医生告诉儿子，说：“徐来，你外婆当时躺在病床上，你妈妈把生下才5天的你抱到医院给外婆看，外婆摸了摸你的脚，笑了。”
我生孩子时的病历记录，一直在抽屉里放着，儿子从那上面看到了他的小脚印。儿子很惊讶，反复地说：“我的脚这么小？外婆摸的就是这只脚吗？”
从一种意义上说，我母亲和我儿子是见过面的；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们又没有见过面，因为我儿子没有印象，母亲有印象，但她的印象只维持了10天。在这10天中，母亲曾经向守护在身边的人说起她的担心。
母亲说：“这个孩子，怎么这么黑？”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那是胎气的缘故，母亲也没有等到听一听，更没有等到看一看。值得欣慰的是，儿子虽然对外婆没有印象，但是外婆的一切，在他的心目中却是最神圣的。
儿子自己的东西，如学习用具之类，总是丢三落四、乱七八糟的，从来不知道整理。你替他整理了也是白搭，你前脚收拾好了，他后脚又给你搞乱了，没有办法。可是有一天，儿子忽然很紧张、很严肃地跑到我身边，说：“妈妈，床头柜里掉出一包东西。”
床头柜本来是我父亲用的，后来移到儿子床边，里边塞的东西都是用旧报纸包的，儿子从来没有想到要看看这是些什么。这一天突然从柜子里掉出一包东西，儿子打开，看到里面是些信件、笔记。他看着那陌生的笔迹和陌生的语句，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慌慌张张跑来问我：“妈妈，那里边是什么？”
我知道那里边是什么。
母亲的遗物。
我说：“是你外婆的东西。”
儿子默然，他郑重地将纸包重新包好放入床头柜，并且放得很严实，确信不会再次掉出来。
最后，儿子对保姆老太说：“这个柜子里装的是我外婆从前写的东西，妈妈说，外婆的字，写得很好。”
现在，我应该回到从前了。
1966年的深夜，响起了惊恐的敲门声，有人来抄家，他们是我父母亲的同事。我在隔壁的小房间里，听到母亲不断地说：“这是我的东西，这是我的东西。”
母亲房间里有一个小小的木门书柜，对我来说，书柜的门永远是关闭着的，因此，书柜也显得很神秘。有一天，我在里边发现了一本《欧阳海之歌》，欧阳海几乎是几代人的英雄偶像。
我相信他也是我母亲心目中的偶像。
搬迁
小学二年级会有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那就是加入少先队。
我想可能每一个孩子都希望自己能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只是有的孩子希望大些，有的孩子希望小些，也有的孩子在门槛上滑来滑去，前途未卜。当然，还有一些孩子他们根本茫然。
我一定是不茫然的，回想起来我可能就是在门槛上滑来滑去的那一类。当我回家告诉母亲和外婆第一批入队的名单里没有我时，心情很沮丧、很想哭。
我还太小，母亲觉得没有必要与我谈论这样的事情，她只和外婆谈论。后来，外婆到学校和我的班主任老师谈了一次话。
我母亲息神经衰弱病在家休息，因为生病她觉得自己的外貌比实际年龄大，怕见人、怕别人问年龄。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痛苦折磨着她，她开始抽烟，她听说烟能镇定人的神经。
时代发展到今天，女士抽烟已经习以为常。
女人抽烟姿势好看的，真是很美，细细巧巧的摩尔烟，细细纤纤的手指，真是柔情万般，风情万种。听说还有比摩尔烟更精致的女士烟，没见过，想起来一定味道好极了；不仅是烟的味道，更有女士吸烟的味道。
女士抽烟，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一种风格，据说在西方的一些国家里，男士抽烟的人数越来越少，而女士抽烟的人数日甚一日，或者这是时代的进步呢。
母亲抽烟，但是母亲的烟抽得很痛苦。
许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深为母亲的痛苦而心酸。身体的病痛，生活的贫困，感情的寂寞，也许，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原因，积累成了母亲抽烟的结果。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印象中母亲抽烟总是掩掩藏藏的，若在抽烟的时候，听到有人敲门，母亲会慌张得将烟头无处藏，或者来不及掐灭就往床下一扔，或者随手往什么地方一塞，有几次差点酿成火灾。
邻居家的阿姨拉住我问：“你母亲抽烟？”
阿姨的脸色和口吻，就像她抓住了我母亲犯罪的证据，让我至今难忘。这情形让年少的我不知所措，我惶然地摇摇头说：“我妈妈不抽烟。”
阿姨怀疑地摇摇头，笑着走开了。
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大惊失色，整日坐卧不宁，惶惶不安。许多年下来，母亲的敏感，母亲怕人知道她抽烟的与生俱来的惊恐，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点一滴地刻进了我的内心深处，使我永远也不会淡忘。
母亲现在已经去世多年，我常常想，如果母亲活着，如果在某一次宴席上，她被人敬上一支烟，那么，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每年扫墓，我都不忘记在母亲的坟头点上一支烟。在山下的小食杂店里，我们寻找飞马牌烟或者南京牌烟，这是母亲生前最喜欢抽却又抽不起的烟，更次一点的红金牌烟，现在已经看不见、找不到了；飞马牌烟、南京牌烟也很少，我们就供奉红塔山牌烟或者中华牌烟给母亲。母亲生前没有抽过这两种牌子的烟，日子过得好了，母亲却去了，让人说不出心里的滋味。
在我二年级或者更小一点的时候，邻居阿姨问我：“你妈妈多大岁数？”
其实，我并不知道，但是，我随口说了“30岁”。
邻居阿姨敲开了我家的门，说：“冯同志，我来问问你是不是30岁，你女儿说你30岁。”
母亲十分不安，她责怪我说：“小孩子多嘴。”
我很害怕，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世俗的风霜雪雨无情地泼打着母亲柔弱的心，母亲越来越怕出门、怕见人，找老师这样的事情，只能由外婆去做。
老师第二天对我说：“你代表没有八队的同学发言吧。”
我走上台去，当念出第一个“我”字的时候，突然看到坐在台下的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张着大嘴冲我哈哈大笑。我慌了，不知道是扔下稿子往台下跑，还是结结巴巴地颤抖着把稿子念下去，那种惶恐害怕的感觉，至今仍心有余悸。
哈哈大笑的人是我的一个邻居，绰号“脑膜炎”，住在我家楼下。
“脑膜炎”的两只眼睛又呆又大，像牛眼睛一样，他六年级，我二年级。1996年的某一天，我和一些人吃饭，他们无意中说起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我说：“我们小时候是邻居。”
他们说：“是吗？”
那个单位好像是电视台，也好像是建委。
我们家和“脑膜炎”做了好多年邻居，有一个时期我们家比较稳定地住在一个地方。而从1966年以后，便开始了家庭和人生的大搬迁。
一辈子不搬家，一辈子只住一个地方，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想象不出来。在许多年前，我曾经问过一个没有搬过家的人：“你有什么感受？”
印象中他没有回答。
1966年，我们开始搬迁，离开了多年居住的老屋。
我曾经写过《老屋》和《老屋没了》这一类的文章，以后仍然要写。但我一直无法确认老屋到底是什么？是从前曾经居住的地方？住过很长时间？降生？祖上传下的？故乡的屋子？老屋只是存在于心灵某一个角落的一个印象。
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人很少专程去看一看老屋；不经意走过那地方，没有什么准备，突然就看到了老屋，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披一身岁月的风尘，佝偻着背，眯缝着昏花的老眼，无声无息。人的心里，忽地一下涌起一番感叹，一丝淡淡的伤感；不会掀起狂澜，也不会就此驻足不前，只是看一看，但不停下匆匆的脚步。有许多做不完的事情要去做，有很长的路要去走，不会留下来守着老屋。人从老屋前的小街穿过，向前走去。
有老屋是好的。
可是有一天，老屋没了，那地方变成了一条宽阔的马路，或者建起了一幢高高的楼，人的心里空落落的，惘然若失，站在陌生的街头，茫然四顾，想寻找什么。
搬迁是一件新鲜的事情，1967年元月的某一天，我们搬到苏州干将坊103号。
1998年5月21日，我收到一封由市文联转来的信。信是干将坊103号的邻居薛龙写来的，我和薛龙，已经有29年没见面了。
薛龙大名叫薛恩光，他的弟弟叫薛恩明。薛龙在信的开头就说：“收到此信，你一定会感到惊讶！”
其实，我倒没有太多的惊讶，只是心里涌满了感慨。
我们在1969年离开了苏州，离开了干将坊103号，以后发生在干将坊103号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薛龙在信中告诉我，他于1970年1月下乡到苏北农场。28年了，可能走在马路上彼此都不认识了。他说：“我在电视里看到过你，因为你已经是一名青年作家。”
薛龙给我写信，主要是为了找小天，但是，他记忆错误，认为小天是我的弟弟。不知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
薛龙和小天在1969年以后曾经见过一次面，那是薛龙从农场回苏州探亲，正好小天也到苏州办事。
薛龙很想知道小天现在在哪儿，希望我告诉他小天的通讯地址或电话。他还说：“或者，你告诉他，说我在找他。”
最后，薛龙问我父母亲身体怎么样？让我代他向父母亲问好。
薛龙的信写于1998年5月18日。
母亲于1986年去世，至今已经12年了，同在一个小小的城市，薛龙一点也不知道。
同样，我也不知道薛龙和他父母亲的情况，也许我们曾经在街上交叉而过。
干将坊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有一条干将路，东西横贯苏州古城，干将路是新苏州的象征；干将坊是古老苏州的化身，古老终于被新兴替代了。
关于拆了小小的干将坊，拆了其他一些小街小巷，又拆了许多古老的、小巧的建筑，建成很大的干将路，有许多说法。
千百年来，苏州人引以为骄傲的是苏州的特色。在平常的日子里，约两三个好友，在小城的街上转转，踩一路洁净光滑的鹅卵石而去，随便走走，就到了园林。苏州的园林很多，人道我居城市里，疑身万山中；叠石环水，莳花栽木，亭台楼阁，精心布置得如同信手拈来。看几片太湖石随意堆砌，玲珑透剔；欣赏清灵的山水，体味平静的人生。走累了吗？好吧，我们到依街傍水的清幽的茶社里，用制作精细的小茶壶泡一壶清香的绿雪般的茶，品尝一下美味清爽的点心。清风轻轻拂面，清淡的日子轻轻飘过，好一个清静悠闲的去处，好一块清心自然的地方。
苏州，处处蕴涵着一个“静”字，它是缓缓的细小的溪流。
以崭新面貌出现的新干将路却不宁静，它是喧闹的文化，是张扬的性格，是奔腾的大海。
千百年来，苏州人沾沾自喜、津津乐道的似乎就是一个“小”字，小地方、小街、小巷、小日子；生意小做做；周末小吃吃；麻将小来来。旧面貌要不要改？改是要改的，但何必大动，小弄弄即可，你们贪大求全吗？我们苏州人，不贪，小小的就足够了。你求全，我不求全，我有个半园就够了。于是，在苏州小小的城市里，竟有两座园林叫做半园，真是够谦虚的。
苏州的“小”，是有内涵的小，曲径通幽，咫尺天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以小胜大。小，已经成了苏州的灵魂。
现在，突然来一个大改变，在小小的苏州城中心，有了一条宽达五十多米的大街，写惯了小文章的苏州人，突然甩一回大手笔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
有人说：“苏州从此没有了。”
有人说：“苏州从此新生了。”
有人说：“古城是城已不城了。”
有人说：“2500年的古城没有变化，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都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了，1966年，我们搬迁到干将坊103号。这是苏州城里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大居民院，前后好几进，前有天井，后有小楼，范围是比较大的。我不太清楚像这样的民居大约建于什么年代，反正从前有这般大的住宅，也算是个大户人家了，惟一不够典型的是这住宅不靠着河。都说苏州的人家是枕河人家，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其实，苏州并不是所有的人家都枕河，真正枕河的人家是小部分，还是不枕河的多一些。
我们家搬进干将坊103号的时候，院子里大约有十五六户人家；分配给我们的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平房，砖地、土墙，屋顶是赤裸裸的，梁椽满砖什么都历历在目、根根可数，我们家三代五口，连厨房、马桶都在其中。
环境真是变得很快。
但是，对我来说，还不太明白生活到底怎么了，人生的路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看到同院里的小朋友也都和我们的新家一样，多半是一家人挤在一间屋里。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快快活活地加入了新朋友的队伍。
我不懂得也不可能和大人一起承担什么，我只是在一个平平常常的院子里，走过了我从童年到少年的时光。
现在，我常常想起那一段时光，想起那时犯过的种种过失和做过的许多错事；想起那时的不懂事，不能为生活得很沉重的父母分担一些什么：也想起那时候的许多愉快和许多乐事。我们的门前，就是一片空场，空场便是我们欢乐的天地。
其实，身边也有一些事情，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们的残酷罢了。
张老师的养女叫张自莉，“张自莉”三个字到底是不是这么写，我已经没有把握，只是知道她叫张自莉。她的样子一直在我的脑海里不时地浮现出来。
当时她大约有二十多岁，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某个单位，正在谈恋爱；她个子高高的，长得很漂亮，走路的姿态很美，我们只能从低矮的角度去仰视她。她是我们一群小女孩儿心目中的偶像。她的男朋友个子更高、更潇洒，也是我们的偶像。
当以温文尔雅著称的小城，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争斗，温文尔雅的张自莉也参加到其中的一派里去，和她的男朋友并肩战斗。每天回来，她都情绪激动地向我们讲述他们的英勇事迹。
后来，张自莉参加的这一派情况不妙，慢慢地往城外退了，她的另朋友叫她跟他一起到城外去，但张自莉不放心母亲，没有去。
有一天，突然闯进来一些人，有男有女，差不多都像张自莉那般年龄，都像张自莉和她的男朋友一样高大潇洒，他们呼啦啦地直冲后院。
“你是张自莉吗？”他们问平平的爸爸，平平的爸爸正坐在小矮凳上看报纸，摇摇头说：“我不是张自莉。”
这时，张自莉走出来，那些人问她：“你是不是张自莉？”
张自莉说：“我是。”
话音刚落，一个耳光就打在她的脸上。我们听张自莉说：“你们为什么打人？”
他们说：“你们也打我们的。”
张自莉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是谁？”
没有人回答。
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张自莉被黑布蒙上眼睛，两个女的一前一后拉着她的手，穿过大院走出去。平平的爸爸说：“其实，他们根本就不认识张自莉，张自莉不承认就好了，就能逃过去了。”
可是，当时的情况，紧张得让张自莉不敢不承认她自己。
她被另一派的人抓走了，抓她的人根本不认识她。事后张自莉说：“是我们单位的人叫他们来抓的。”
过了两天，张自莉回来了，脸色平静地从我们眼前走过。前院的人问她：“张自莉，放回来了？”
张自莉笑了一下，说：“没啥，体验了一次生活。”
但当她走进自己家里后，我们就听到了她的哭声。
邻居的大婶们都去安慰她，她们出来说：“唉呀，背上全是皮带印。”
我们小，不敢进去看。
第二天，张自莉就不见了，张老师也不说她到哪儿去了。
张自莉被她的男朋友接到城外去了。
以后，我曾见过张自莉，见到她时，她是什么样子，我记不清了。
留在记忆中的是我们大院中那片很大的空场，在空场上我看到做厨师的邻居把一只鸭子的头割下来，鸭子仍然在走路。好多年以后，我回到这里看自己从前住过的地方，空场没有了，再过一些年，干将坊103号也没有了。
永远消失的，却也永远地留在了心里。
外公和外婆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外公一直是一个人住在老家，他的子女和孙子们离他远远的。
在外婆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她常常对我说：“我看到你外公来叫我，他病了，病得很重，他让我回去，我也应该回去了。”
其实，外婆对我说外公叫她回去的时候，外公已经不在人世了，只是母亲和舅舅们商量，认为这件事不必告诉外婆。外婆当时已经很衰老了，母亲和舅舅们认为没有必要再在外婆布满创伤的心灵扎一刀，能瞒就瞒，就像后来母亲对我隐瞒了外婆去世的消息一样。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母亲家族的传统习惯。
就这样，外婆一直到死也没有得到外公的确切消息。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想，外婆到底是一无所知地被我们大家瞒住了，还是她早就知道了一切，只是不说罢了？就像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我们一直对她隐瞒她的真实病情，母亲一会儿充满信心，一会儿又万念俱灰？我也不知道母亲对自己的病到底是怎么想的，她是充满希望地走向另一个世界，还是怀着绝望的心情离去？！
在外婆常常对我说起外公的时候，离外婆的归期无疑也不太远了。
其实，外公和外婆算不上什么恩爱夫妻，他们的旧式婚姻以及他们各自的性格脾气，决定了他们不能平平静静地走完共同的一生，而只能在两地思念着对方；他们若是走到一起，在一起过日子，就会吵得过不下去，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外婆离开外公，并且一走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是，不管外公和外婆怎样的合不来，外婆对于她的这一走就只能在另一个世界和外公相见这样一个结果大概也是始料未及的。
就这样，外公在无声无息中走完了他的一生，而外婆则也追随而去。
在漫长的岁月里，外公一个人是怎么熬过一天又一天的，我无法想象得出。尽管我能够想象出他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里的形象，但是，我无法把这许许多多的形象连接成一串历史。每天太阳升起又落下，每天月亮升起又落下，外公每天早晨起来面对着一个又一个完全相同的、毫无新鲜感的沉闷的日子，他活得怎么样，我一点也想象不出来。
外公曾经因为历史上的某些不知道算不算问题的问题蹲过两年狱。在狱中的时候，小舅舅去探望过他。事后，小舅舅对我们说，那一次他给外公带了点香蕉，和外公同室的犯人，把外公吃下来的香蕉皮都吞进肚里。我想外公也一定吞过别人的香蕉皮。
其实，外公在狱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出来了，更长、更沉闷的是他出狱以后的日子。
外公每天早晨起来面对的是另一座“监狱”，他坐在破败不堪的屋前，听着乌鸦在头顶盘旋聒噪，看着别人忙忙碌碌、大哭小叫，他是不是觉得自己早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呢？
那些年月里，惟一联系外公和外婆、联系外公和他的子女的是一张汇款单。
在漫长的岁月中，每个月的15日，他坐在旧宅门前的小矮凳上，翘首盼望着一个身穿绿色制服的人骑着自行车从巷口出现，走到他面前，笑一笑，说：“敲图章。”
外公起身去取图章，他的动作一个月比一个月迟缓，一年比一年麻木。然后，外公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一张填着“壹拾贰元整”的汇款单。外公戴上眼镜，颤抖着手，仔仔细细地看一遍汇款单上的笔迹。有一次汇款单是我填写的，外公一眼就看出是我的字，他立即来信说我把他名字中的一个字写错了，它是这个“扬”，而不是这个“杨”。外公看过汇款单以后，叹息一声，说：“这怎么够用哦。”但是，他的脸上还是露出一丝宽慰的微笑。然后，到邮局去取钱。每个月的10日大舅舅领取工资以后就给外婆寄来一张17元的汇款单，外婆从中取出5元，这是大舅舅给外婆的零用钱。外婆再把剩余的12元寄到老家去。与此差不多的时间内，小舅舅也从另一个地方给外公寄去5元钱。在许多年里，外公的这17元生活费一直没有变化过。我想，当外公从邮递员手里接过汇款单的时候，他同时也接到了子女们平安的消息。他一边牢骚满腹地抱怨子女让他孤苦伶仃的一人度过贫困的晚年，没有人陪伴，没有人看望，生了病也没有人照顾；一边抱怨子女们不能再多给他一点生活费，使他过着一日三餐粗茶淡饭之外再不能有丝毫改变的生活。一年又一年，不知重复了多少个日夜。外公一边抱怨并且自己向自己诉说着子女的不是，一边在他的内心深处祈祷，祈祷他的子女们平平安安，也许还希望子女们兴旺发达。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和舅舅们很少给外公写信，所以，这每个月的汇款单，就是外公联系他的子女们的惟一纽带。我不知道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邮局的汇款单是否出现过差错。外公在汇款单该到的时候接不到，心情一定很糟，他一边骂着母亲和舅舅们，一边又心急如焚地以为子女们出了什么事。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外公那时的情形，但是，我能够体验出外公的心情。
就这样，在每个月的“敲图章”的喊声陪伴下，外公走完了他的一生。我不知道外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不是仍然有力气坐在门前等候穿绿色制服的邮递员出现；是不是仍然有力气起身取图章，然后到邮局取钱；我不知道在外公不能起床的那些日子里，是谁替外公在汇款单上“敲图章”。
外公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现在，我们领汇款的时候，基本上不需要图章，只要签字就行，有人代签也行，一切比从前方便多了。
像我这样以写作为职业，常常有汇款单寄来。邮递员只需将汇款单放在传达室，由传达室的师傅代签字收下，然后再交给我就行；我拿汇款单的时候，再签一次字。所以，基本上见不到邮递员。
但是，我总是不能忘记外公坐在小屋门前，等候那个身穿绿色制服的身影出现，等候那一声“敲图章”。
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公。
母亲与外公
我没有见过外公。
我第一次回故乡，是在外公去世多年以后的一个雨季。那时候，外婆、母亲也都已经不在人世。我常常独自心酸，和我最亲的亲人都先后离我而去。
当我第一次回故乡走进外公多年来一直一个人居住的那个老屋时，心情很平静，只是想起外婆和母亲在我小的时候说起的一些事情，想象着外公坐在朝南的堂屋里的样子。我们家朝南的堂屋是很宽敞、很气派的，屋中间有很粗的圆木柱子，母亲和舅舅们小时候围着柱子捉迷藏。这是母亲告诉我的。从前，在南通大家都知道冯财徐势，外公姓冯，我想象着外公坐在堂屋中央高高的红木太师椅子上的那种威风凛凛的神态。
我没有找到母亲向我描述的关于老屋的那种感觉，外公的老屋破落得不像样子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想，外婆和母亲她们几十年不回老家，一定想象不出老家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
我跟随着舅舅们走进了外公居住的院子。
我茫然地站在小小的院子里，从小院子里能够看到街口的一棵香樟树。我想象着外公每天坐在院子里，看着树上的鸟窝，鸟在头顶飞来飞去，我不知道外公对此有什么想法。
一直住在老家的堂舅舅闻声出来接我们。
堂舅舅告诉我们，外公后半辈子的生活主题就是老屋，或者说就是卖老屋。他一直到去世也没有得到平反，虽然舅舅们可以坦然地对我说：“你外公其实什么事也没有。”但是，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我们家的人谁也不敢这么说，甚至连在心里偷偷地想一想都不敢。外公一直到死，也不知道他没有罪，不知道房子是属于他的。他在根本不能确认房子是属于他的情况下，还一心想卖掉自己的房子，这就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的矛盾和痛苦。
外公的老屋到底被没收了，或是合营，或者是出租，母亲和舅舅们一直是糊里糊涂的。堂舅舅告诉我们，外公一直住在朝北的小屋里。朝北的小屋，使我想起外公大半辈子阴云笼罩的生活。
朝北的小屋没有被没收？没有被合营？或者没有出租？或者是曾经被没收了又发还了？对于这一切我搞不清楚，只能想象。朝北的小屋终年不见阳光。
生活日渐艰难，这是外公活着的时候最强烈的也可以说是惟一的感受。从前家里留下的一些东西，能当的都当了，能卖的都卖了，再也找不出一件值得去换钱的了。外公向母亲和舅舅们提出了增加生活费的要求又没有得到回答，于是，外公开始想办法。
母亲接到外公的信，信上说，老屋是国家的，过去让我们白住了，从现在开始要收房钱，外公说他付不起房钱。其实，这样的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老屋的性质是早已经确定了的。母亲可能多少明白一点外公的意思，她回信说，既然国家要收房钱，当然是要交的，请把房租的收据寄过来。在下一封信里，外公说：“随信寄上房租收据。”可是，母亲怎么也找不到收据，母亲哭笑不得。外婆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难道外婆对外公的本性看得很透吗？我不知道。许多年以后，当我回想母亲满地寻找房租收据的情景时，我想，那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挤一点钱给外公过日子？其实，我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为了给外公寄生活费，我们家、大舅舅家和小舅舅家已经挤了又挤、不能再挤了。
过年的时候妈妈总是在我和哥哥的枕头边放一个纸包，里边有柿饼、花生、糖，但是后来，这样的时候就没有了。
1967年的春节，大年三十，大院里的家家户户都忙着过年，可我们家却已经揭不开锅了，更不要说我们盼望了一年的柿饼、花生、糖，妈妈身边一分钱也没有。我记不清当时我们的心情是很伤心呢还是无所谓。但在年三十的下午，奇迹突然发生了，邮递员送来一张汇款单，是我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给我们寄来了5元钱，汇款单的附言上写着：“给孩子们过年。”
母亲赶在邮局下班前取出了这5元钱，交到欣喜若狂的哥哥和我的手里说：“去买年货吧。”
天色渐渐黑下来，华灯初放，我和哥哥来到宫巷里的一家糖果店，记得当时我们的感觉就像阔佬。我们买了这个又买那个，就在这时，我的脚突然触到了什么，低头一看，有一个狭长的硬硬的白纸包正搁在我的脚边，人穷志短，我拣起了它，紧张地告诉哥哥。我们赶紧买完年货，在更加激动的心情中跑回家。打开纸包一看，是一把折扇。
以后的事情，再也记不起来了，不知道这把折扇是个宝贝还是一般的折扇，也不知道这把折扇后来到哪里去了，更不知道在冬天的时候，怎么会有一把用白纸包着的折扇，被丢失在糖果店里。人的记忆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留下来的永远不能磨灭的常常只是事情过程中的某一部分。
今年过年前，接到一个在农村教书的老同学的电话，她说：“来乡下过年吧，虽然条件差，但是，有人情味。”
虽然我不会到她那儿去过年，但是，我的心却已经去那里走了一回，实实在在的。
人就是这样，穷的时候，迫切地想富，等到日子好过了些，却又恋旧得厉害，觉得还是穷的时候，人活得有滋味、有情绪。现在，我们都不再吃店里卖的柿饼，花生、糖，但我们只吃印象中回忆的柿饼、花生、糖，但感觉却是回味无穷。但是，我们都不可能，也不愿意再回到5元钱过个年的那个时候。
外公后来得了肺病，孤独和贫困侵蛀了他的身体。母亲到医院买了链霉素，然后，我随母亲一起到邮局给外公寄去。我看到母亲在药包里夹了小小的一包水果糖，我没有吃到糖。我想母亲已经尽力了。
许多过去的事情，一直缠绕在我的心头。我们家的经济困难，使我们在那个时候不可能给孤苦伶仃的外公稍多一点钱，让他生活得稍好一点。我现在把这些往事写出来，只是想说我们家那时候实在拿不出更多一点的钱给外公。外公要活下去，他就必须想出一些办法来向母亲和舅舅们要钱。我不知道外公这样做的时候，心里是矛盾还是坦然。我常想，现在外公要是还活着，我一定让他生活得好一点，多给他一点钱。其实，我的这种想法很不现实，就像我常常痛恨自己在母亲和外婆活着的时候没有对她们更好一点一样。人就是这样，只有在失去以后才知道珍贵，但是，如果有一天失去的东西复得了，我们仍然不会去珍惜。我常常觉得对不起外婆和母亲，但是，如果她们今天还活着、还病着，又很老了，病得没完没了，老得不能动弹，我又会拿出多大的孝心给她们呢？我会嫌烦，我会没有耐心，我会拿自己的事情做借口减少对她们应尽的责任。我对外公是否也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呢？我为自己感到惭愧。
我站在外公的小院子里，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气氛、一种压抑，院子里似乎弥漫着一种能浸入人的肉体和灵魂的气息。我不知道这气息从何而来，是外公留下来的吗？我想，应该是的。
堂舅舅告诉我，外公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一直想卖掉老屋。他到处找买主，可是，没有人相信他，大家都知道冯家的房子早被没收了。
我想象着外公坐在朝北的小屋门前，看着街头香樟树上的鸟窝在风中摇摆，也许那时候他已经心如死灰了。
房客们住着朝南的三间大屋子，外公住朝北的一小间。外公一心想要收回朝南的屋子，可是，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他和房客们关系紧张，在背后说房客的坏话；他希望子女们能够回来替他争一口气，可是，他的子女一直没有回来。
我第一次回外公老家的最大收获，就是我们终于弄明白了，房子确实是属于外公的。但是，外公已经不能知道这个结果了。所谓的告慰灵魂，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
天下着很大的雨，水漫进屋去。住在朝南三间屋里的房客们，从容不迫地用各种工具将水往外舀。我想，外公当年面对大雨是不是也像他的房客们一样从容？也和他们一样把水一下一下地往外舀？那时候，外公的心里是安详还是怨恨？我努力想象着外公的形象，但是，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外公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具象。有一次，外婆偷偷地告诉我说，你外公是个白面书生。
我看着雨，渐渐地明白了，在外公的小院子里弥漫的那种氛围，一定是外公内心深处的某种情绪的流露。外公虽已去世多年，但是，他的气息仍然回荡在小院子里，我感受到了。
这是一种带着永远的愧疚的感受。
我在堂舅舅家里看到一块石碑。
堂舅舅说：“这是在冯氏的祖坟上得到的。”
石碑上写着：
冯氏西宗
十八代哲庐
燕京大学地理系教授
冯哲庐是我外公的父亲。
我被这块埋在地下多年的石碑搅乱了心绪。我想象着外公年轻时的样子，白面书生、西装革履、学识渊博的风度。
堂舅舅的母亲还健在，我们在堂舅舅家吃饭时，她躺在床上突然说：“老四的房子在他进去之前就已经卖了。”
“老四”是外公。
“进去”是指外公进监狱。
如果老太太的话属实，那么，外公的老屋则又有另外的一段故事了。
也许对于外公的想象都是错误的？我不得而知。
现在，知道外公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后会更少，一直少到没有。
父亲与外婆
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常常产生摩擦，外婆生气的时候，就称父亲为“范先生”。她说：“范先生，你有什么？就家里两只马桶，还是我从南通带来的。”
外公曾经坐在堂屋中间高高的红木太师椅上，指桑骂槐地骂父亲。
父亲那时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子，住在继母的一个远房亲戚家里。远房亲戚又恰恰租了外公家朝北的小屋，父亲在南通城里读书，到这里玩，便走进了外公的家。
以后才有了一切。
父亲站在外公家的门槛上，尽量地踮起脚跟（这是母亲告诉我的），大概他觉得个子不够高，身材不够魁梧。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抿嘴笑了，我看到母亲的脸颊上有一个浅浅的酒窝。在母亲的后半生中，苦难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她，笑容很少出现在她的脸上，她长年身患重病。
再往前回想，在母亲的前半生中，也没有多少快活，但是，我记得母亲的笑，是那么纯真甜美。尤其当母亲说起往事的时候，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女孩子；她曾经沧海、饱经风霜，她笑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点羞涩，脸上有一个不太深的酒窝。
父亲那时候踮着脚跟朝里边张望不已，外公很威严又很不屑地说：“头顶着人家，脚踏着人家。”
这是对我父亲寄人篱下的形象描述。
其实，父亲大可不必为此感到耻辱，他应该认为他的家族历史和气势远比外公的家族历史和气势大得多、长得多、也辉煌得多，只是到了父亲这辈，家族败落了。这事与父亲无关，我爷爷死的时候，父亲才7岁。在以后的生活过程中，曾经有人说父亲7岁就做了地主，向人收租。我想这也不是全无道理，老地主死了，小地主就是地主，顺理成章；就像老皇帝死了，小皇帝就是皇帝，这与年龄全无关系。作为土财主家后代的父亲，我的书香门第的外公是不屑一顾的，在外公心里，我母亲像公主一样的高贵。
母亲年轻的时候，是高贵的，她是女师的高才生；母亲不费吹灰之力替舅舅写的作文，得了三个星；母亲自己编印的文学小册子到处流传。好多年后我走上文学道路，母亲什么话也没有说，我一直不知道她对此有什么看法。现在，我再也没有机会向母亲问及此事了。
母亲走到哪里身后总有一串影子，他们在背后说：“手帕掉了。”
母亲回头一笑。
父母跟着高年级的同学上街游行，喊着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母亲年轻的脸庞激动得大放光彩。后来，她曾经告诉我，谁谁是地下党、谁谁是三青团。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谁是谁。
母亲在大操场上唱“北风吹”，可以想象出她当时的骄傲；外公坐在朝南堂屋里的高高的太师椅上，听我母亲一边做作业一边唱歌，心里真是充满了幸福。
其实，父亲完全不必因为外公的感觉不好而自惭形秽。事实上，外公家在我父亲出现的那个年头，也已经走过了他们的高峰期；外公将家里的房子租出去，换些房钱才能平衡开支。只是因为外公那时候仍然坐在高高的太师椅上，使我父亲暂时较难感受到这种衰败气息的日趋逼近。
父亲躲躲闪闪地和母亲接头，母亲也大有私奔的思想；其实，到了那个时候，外公已经不可能一锤定音地包办母亲的婚事了，父亲和母亲大可不必如临大敌，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
当母亲义无反顾地跟定了一无所有的父亲时，外公什么话也没有说。
在我自己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曾填写过许许多多的表格，这些表格越积越多，也就慢慢地构成了我这个人。
当然，不止是构成我一个人，我们大家都是被这样构成的。
1985年我调到新的单位，报到的时候，领导说：“你的档案我们看过了，你自己很干净，但是，不要忘记思想改造，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写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我想象着我的档案是一堆发了黄的和没有发黄的表格，许多年在每一份表格的某一个栏目中我总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填上“历反”两个字。这两个触目惊心的字眼，好多年一直侵蚀着我的心灵。
1978年3月，进入大学的第一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在教室里填表格，当我写下“历反”两个字的时候，一位来自农村的同学问我：“历反是什么意思？”
我说：“历反就是历史反革命。”
问话的同学不再说话，周围的同学也不说话，我不知道自己当时的表情如何。
我在农村插队时入党，当我在支部大会上念自己的表格时，有人说：“你外公是历史反革命？”
另一个人说：“但是，她舅舅是党员，如果她外公有问题，她舅舅怎么能入党？”
于是，我被通过了。
外公骨子里的骄傲后来肯定是荡然无存，这种气息体现在外婆身上是另一种状态。外婆说：“范先生，你其实什么也没有。”而事实上外婆也没有万贯家财。在我的记忆中，在从前的政治表格上，父亲和母亲一概把自己的家庭出身填为小业主；外婆从她的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小业主的老家带出来了一些琐碎的小东西，比如一只青瓷花瓶。那只花瓶一直跟随着我们从城里走到乡下，又从乡下走到城里，外婆去世了，花瓶还在。我结婚那年，经济拮据，新房里只有一只朋友送的花瓶，书桌上放了，圆桌上就没有。于是，拿来外婆的青瓷花瓶，插了一大把硬绷绷的塑料花在里面，头重脚轻地搁在桌上。终于来了一阵清风，将青瓷花瓶打翻在地，粉身碎骨。从前说：“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回是“清风不识宝，活活糟蹋了”。外婆的青瓷花瓶究竟是不是宝，也已成为永远的谜。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家的家具都不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参加工作在薪级制和包干制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包干制，也就是吃住都由公家包了，家具当然也是用公家的。这样做是不是革命得更彻底？那时候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好像提出要拿国家的薪水自己过日子，是很不光彩的事。后来，包干制取消了，但是，仍然住公家的房子、用公家的家具，一用就是几十年。
所有的家具上都刻有公家的印记，写着某某单位的名字，然后，每月在父母亲的工资中扣除很少的一点租金。我们就是在这些刻着公家名字的家具中慢慢长大的。许多年过来，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不方便。孩子大了，缺少一张床，就到公家的仓库里去找，搬回家；哪件家具破旧得不能再用，就到公家去换一件。
外婆和母亲历数着父亲的不是，“我回家就是冷言冷语冷粥冷饭，”父亲说。其实，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家庭总是有温暖的。
父亲没有自己的父母，他们都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很多年以后，父亲重回老家，看到他小时候住过的地主的住宅几乎就是一个猪圈。这时候，他甚至已经忘记了自己母亲的名字，甚至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不知道他的儿女的生日以及确切的年龄。父亲从一开始就独自一人，孤独地站在一条战线上，母亲和外婆在更多的时候是站在一条战线上，所以，父亲无处诉说自己的委屈。许多年后，我想向父亲诉说丈夫的不是，父亲说：“我不听。”
父亲不和女儿一起数落女婿的不是。
从前，父亲在辩论不过的时候，就大声喊：“毛主席万岁！”然后，冲出门去，作出决不再回家的样子。
过了一天，至多两天，父亲回来了，还带回来母亲最喜欢吃的东西，母亲的心便融化了。外婆是不以为然的，但至少外婆也不再数落什么了。
日子就是这样往前过的，1966年是一种哗啦啦天塌下来的感觉，我看到外婆坐在马桶上哭。
“外婆，你为什么哭？”我问。
外婆说：“我是担心，我们往后的日子。”
五七干校
1968年和1969年父母亲在五七干校，这期间的许多事情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干部们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学习，批斗一个新揪出来的同事，每一个人都担心自己明天会被揪出来。
母亲说了一句梦话：“我手无缚鸡之力。”
第二天早晨，就有一个同事说：“冯石麟昨天晚上说梦话，她说‘手无缚鸡之力’，这是什么意思？”
另一个同事说：“梦话是不足为据的。”
前一个同事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母亲每天都担心自己会说出什么被人抓住把柄的梦话来，她说：“他们在我的床头墙上，贴着‘揪出隐藏的阶级敌人！’。”
有一天，一个同事钻进自己的蚊帐，紧紧抓住帐门，再也不肯出来，并不断地说：“我不是特务，我不是特务……”
神经高度紧张的母亲，不知道是怎么度过那些日子的。父亲在另一个连队，他是属于已经被揪出来的反革命，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埋头劳动，老老实实改造。
父母亲不在家的日子，外婆带着我和哥哥过日子。小天在相门河里游泳，相门河很宽，几乎每年夏天都要淹死一些孩子。小天光着脚，脚底被尖利的石子划破了，一步一个血印地走回家，谁心疼他？
家里的买菜钱放在抽屉里，我浑浑噩噩地拿走钱去看小人儿书。宫巷里有一个出租小人儿书的小店，我买一包南瓜子，边磕边看书，像个有钱人家的孩子一样，却不知道外婆因为没有钱买米在家里急得直跺脚。我心满意足地回到家时，外婆说：“你到你妈妈那里去要点钱回来。”
我从家里出发，向一个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地方走去。五七干校在哪里？
我梦游般地走出了城门，向南，到了农村；再向南，遇到一条大河。后来，我知道那是运河，我无法过河，去问一个农民：“我怎么能够到河对面去？”
农民说：“摆渡。”
我知道了摆渡是什么。
在摆渡船上，有人问我：“小姑娘，你到干校去看谁？”
“看妈妈。”我说。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说了母亲的名字，这个人不认识母亲。
摆渡船到了对岸，对岸是一个小镇，小镇上的妇女把我吓了一大跳，她们不穿上衣，在街上走来走去。后来，我问母亲，母亲说：“这是风俗习惯。”
许多年以后，我开始写作，知道了这样一句苏州民谚：要看白奶奶，请走三里塘桥街。
当年，我的摆渡口是不是塘桥街呢？
在民俗博物馆或者别的博物馆，陈列着乡村妇女用的肚兜，并伴有介绍肚兜的文字。说水乡妇女因为劳作辛苦，炎热的夏天操持做活，穿衣衫不方便，后来，就有了肚兜云云。穿肚兜的妇女大多数是结了婚的，做姑娘时，总是不大好意思的。那膀子什么的，都是很金贵的，不能随便让人看。等结了婚，便不再是金，而是银了；再等生了小孩儿，连银也不是了，就和狗奶子一样。所以，就算不穿衣衫，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大家看惯了，也不觉得是没有穿衣衫的。只有城里人稀奇，要到塘桥街看“白奶奶”。
我走过小镇，走上了通往五七干校的路。路边有许多的桑树，穿过桑树地，终于看到了一些房子，但是，我找错了一个连队。我继续往某个方向走，又走到一个连队，仍然不见母亲，就再走一个连队。
最后，我找到了母亲的那个连队，终于见到了母亲，也从母亲那儿带回一些钱去给外婆，但后来的一切，便都忘记了。就好像记住一个不完全的梦，只记住了其中的不连贯的一部分。
小学同学
和小学同学来往，大概不会很多。
许多年来，我只和一个叫曹小燕的小学同学经常保持着通信联系。
我们分手的时候只有12岁，小学四年级，遇上“文化大革命”，停课了，就不再到学校，也不再和同学们在一起。许多年过后，谁也不知道谁到了哪里，过得好不好。我的这位同学，大约在十多年前，突然找到我们家。那段时间我被车撞了，轻度脑震荡，影响睡眠。她来的时候，我正在睡觉，母亲说：“是叫醒她呢？还是不叫醒她呢？叫醒她吧，又有些不忍；不叫醒她吧，你们20年没见面了，你能找来，真是不容易，也不忍心。”她说：“别叫了，我以后会常来的。”母亲就没有叫醒我。她和我母亲聊了很长时间，我一直没有醒。
当她再次来到我们家时，是几年以后。她一进门，就看到了母亲的遗像。
她很伤心，眼睛湿润了。
以后，她就真的常常到我这里来，或者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她对我的关心，远远地超过了我对她的关心。
今年春节前夕，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你记得李平吗？”
我说：“记得，当年我们三个最要好。”
她说：“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她有些惆怅，停了一停，问我：“要不要我去找她？”
我说：“你能找到？”
她点头。
过了不久，曹小燕的电话来了，告诉我，她找到了李平，她很激动，在电话里就迫不及待地说了李平的一些情况。她说她到李平家去了，只是没有见到李平，但见到了李平的妈妈，李平的妈妈向她说了李平的一些事情。
约好了，过年的时候，她和李平一起到我们家来。
到那一天，我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眼就认出了李平。
我说：“你是李平。”
李平说：“你仍然是那个样子。”
我们三个都笑了。分手的时候是12岁，今年是42岁，整整30年。还是那个样子？扎两个羊角辫？穿吊在肚脐眼上的灯心绒外衣？
李平笑眯眯的和和气气的一点脾气也没有，她长得很富态，我们和她开玩笑，说她像香港富婆。李平说：“什么富婆，我是最没意思的了。”
我们三个人，只有李平一直留在城里，没有下乡，初中一毕业，就进了校办厂，近30年没有动过。
曹小燕说：“你不知道吧，李平的男朋友就在你们这个大院儿，所以，她对这儿很熟的。”说着，看看李平。
李平又笑了笑，看着我说：“我的事情你晓得吧，几年前我离婚了。”她的口气很平静。
曹小燕说：“不明白，像李平这样没有脾气、好性子的人也会离婚。”
李平叹了口气。
我说：“现在这个人怎么样？”
李平想了想，说：“也说不出怎么样。”
“还没有谈到结婚的事情？”
“吵过几次架。”
曹小燕问我：“你说说，应该找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想了想，觉得说不清楚，但我还是说：“女人在年轻时和年纪大些的时候，对男人的要求也许不一样，是不是年轻时更喜欢男人的潇洒、气派；上了些年纪，或者身体不太好的时候，就更希望男人是个懂体贴的善解人意的人？”
曹小燕说：“对，对。”
李平笑而不语。
其实，我也是很可笑的。
就这样，我们谈谈笑笑，整整一下午。
我想，小学同学，30年后见面，不容易呀。
听说还有幼儿园同学在一起聚会的呢。
草桥小学离我家很近，这是一所很古老的小学，今年迎来了她的92岁生日，我代表校友在纪念大会上发言。我说：“今天，是一个让人难忘的日子，这么多的老师、同学、校友为纪念我们的母校——苏州草桥小学建校92年，走到了一起。”
“在离开母校3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重回母校，母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对于我们都有着美好的回忆。我们曾经在母校度过了童年，是母校的老师哺育了我们。我想，今天相聚在草桥小学的每一位校友，都会有同样的感受：母校，是我们人生之路的第一个重要起点，我们的成长，离不开母校的培养，母校不仅给了我们知识，更给了我们自信；母校不仅教会我们数学、语文，更教给了我们做人的道理。我们每一个校友，都是从草桥小学开始走向了社会、走向了丰富的人生。”
“我常常想，母校是什么？”
“母校是人生的摇篮，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她帮助我们长大成人；母校是人生的驿站，我们在这里驻足、积蓄力量，再向前行；母校有比驿站更多的一份温情，在你苦恼的时候或者在你幸福的时候，你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你所需要的回忆。”
“母校就是你心中那一片最美好、最温馨的天地。”
“许多年以后，也许再很少有机会回母校，但我相信，母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名草桥小学毕业的校友，我愿意为母校做出我应有的贡献。”
“一切都在发展，一切都在变化，惟一不变的，是我们对母校的感情。”
我对于母校的记忆，停留在1966年，那时候，我是四年级，文班。在我的母校，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班名，比如我哥哥的班，叫强班，我的班叫文班，还有信班、忠班等等。除了曹小燕和李平，我还有许多同学，但是，多数已经记不得他们了。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模样，他们的种种情形，都已经永远地失去，不可能再回来了，能够记住的，一直留到今天的不多。
其中，有一个同学，我忘记了她的名字，倒是记得她爸爸妈妈的事情，也算是比较奇怪的记忆。
她家住在言桥头，爸爸妈妈开了一家老虎灶，我们常常到老虎灶打开水。我的同学是被领养的孩子，长得像爸爸，不像妈妈。她妈妈有病，胃下垂，所以，一直很瘦，瘦得脱相，背后大人孩子都叫她“蝴蝶迷”。
“蝴蝶迷”的胃下垂后来突然好了，吊上去了，这件事在我们那一带广泛流传。
1968年以后，“下放”这个概念开始进入千家万户。在苏州，不仅有知青下乡，还有大规模的干部下放和更大规模的居民下放。
毛主席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在武汉或其他城市里也有一些人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于是，掀起了上山下乡的新高潮。
“下放”的气息越来越逼近“蝴蝶迷”家，开老虎灶基本上是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恶习。为什么开水不能自己烧，要让别人烧呢？要彻底根除这种恶习，大家都应该自己烧开水。那么，开老虎灶的人，还要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就是没有用的人了；没有用，也没有事情可做，在城里于什么？吃闲饭？不，那就下放。
“下放”是光荣的，“下放”让许多根本不可能与光荣沾上边的人和人家都变成了光荣的人和光荣的人家。
敲锣打鼓声越来越近，已经有小孩子奔到老虎灶来报信：“是你们家，是你们家！”
“蝴蝶迷”惊吓地“噢”了一声，同时，感觉到身体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她感觉到自己的心提起来、胆吊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她下垂的胃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蝴蝶迷”从此身体好起来。
我和这位已经忘记了名字的小学同学也就从此分别了，再也没有见面。不知道“蝴蝶迷”后来是不是胖了，胃有没有再垂下去；也不知道他们当时下放到了什么地方，根据苏州下放居民的情况推测，他们是去了苏北。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我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蝴蝶迷”下垂的胃被吓上去的时候，我们家门口，也被贴上了“光荣下放”的大红纸条。
1988年，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中写道：“在这个城市里，几乎全城的人都知道黑窝。黑窝还有许多别称，比如‘矮房子’、‘红房子’、‘渡江干部村’、‘两块头’等等。”
“黑窝的官名叫‘采莲浜’。关于‘采莲浜’的传说，就像关于苏州城的传说一样，老苏州人大概都能说出一二。”
“关于‘采莲浜’的传说，有的见诸于历史记载，有的则是口头流传，反正和所有的传说一样，既可信又不可信。虽然内容丰富，但毕竟与现在苏州城里的老百姓生活并无什么直接的关系。”
“一直到公元20世纪70年代，在那片荒芜多年的废墟上，突然竖起了近二百幢红砖红瓦、低矮简陋的平房时，并几乎是在新房子交付使用的第二天，一眨眼的工夫，‘采莲浜’就变成了这座城市里的一个正正式式的居民住宅区了。”
“‘采莲浜’从此有了人，有了人的气息，也就有了关于人的一切。”
这些人就是下放的居民，就是和“蝴蝶迷”家一样的许许多多的家庭。
我在小说里写道：“如果说当初百万知青大军几乎在一夜之间涌了回来，确实给一些大中城市带来相当的压力、造成了某种恐慌的话，那么，几乎在同时，苏州这座古老的小城的背脊上，也同样被返城的下放户压上了一个极为沉重的包袱。”
“‘文化大革命’曾经给中国的每一座城市、每一处乡村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和难以弥补的创伤，有许多从前不为世人所知的地方，因为‘文化大革命’而闻名于世；也有许多地方因为‘文化大革命’，而改变了世人对它的看法。在苏州这样历史悠久、民风典雅的封闭城市里，先是令人惊骇的武斗震动了外界，接着大规模的下放干部、工人、居民，又使外地人瞠目结舌。”
“10年后，知青回来了，下放居民也回来了，他们同样遇到了工作、住房、生活等困难，然而，知青毕竟还有个家，有一个虽然没有多大能力，但好歹支撑了他10年，也还能继续再支撑一下的后盾。”
“可是，下放户没有，他们带回来的是一堆不值钱的破烂农具和几张要吃要喝的嘴。”
“他们没有家，没有后盾，没有支撑点。”
“他们没有一点退路。”
“政府预料会有一场混乱，事先制定了方针、政策和规定，一定要自己寻到了住处，有了所在地居委会的证明，才能办回城手续。”
“于是，奇迹出现了。几乎所有的下放户，在最短的时间内，都手持一张有居委会大红公章的证明。”
“中国人是聪明的，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