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祢衡 孔融 杨修之死

据说上海有一出新编历史京剧《杨修之死》，口碑不错，可惜我未能一睹，至以为憾。不过，一谈到杨修，一谈到杨修之死于非命，则必然涉及曹操。这位大人物在迫害文化人方面的名声，是不算甚好的。因为他先后杀过孔融，杀过杨修，这两位很有代表性的文人，毙命在他手中，要比他杀的其它名士，影响可就不一般。因为作家有作品，有读者，有传之久远的可能，若非独夫民贼，一般的统治者，举起刀的时候，就得考虑考虑后果了。还有一个祢衡，虽然不是他亲手处置的，但是被他采取借刀杀人的办法，把这个击鼓骂他的文学新秀砍了头，账当然也得算在他的头上。其实，曹操算得上是个作家，而且还是大作家，他的诗文写得比前面三位，怕还要出色一些。至少可以说是气势非凡、大家风范。但是，作家要收拾起作家来，自古以来，是不大温柔的。尤其是拥有一定权柄的作家，那生杀予夺的无情，是相当厉害的。因为，一旦处理什么事情，那嫉妒之心介入其中，就必然有扩大化和过头、过火的弊端了。而文人的嫉妒，特别那些写不出或写不好作品的作家，则尤以为甚，下起刀子来，也必然是更心狠歹毒的。要用今天的医学观点看，汉末的这位文学新秀祢正平的表现，是有一点狂躁型精神方面病征的，这也是自负其才而不得如其所愿的郁闷结果。他怀揣一张名片，来到许昌，以求闻达。大概本以为京华冠盖，一律要向他这位有可能获诺贝尔奖提名的新秀作家脱帽致敬的。这也是稍为有了一点成就的文人，马上就会自我膨胀、压根儿没有办法医治的毛病。在当今的文学界中，一下子把自己封成世界级的中国首席作家，印出帖子，到处广告，贻笑大方者，也是有的。然而，直到祢衡这张名片在口袋里揣烂了，连烫金的名字也磨掉了，也无人买他的账。一是他看不上人，二是人也看不上他，“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后汉书·文苑传》），所以，他心理就不甚平衡，狂病也益发地加剧了。“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政治文化中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步培植扩大势力，他的对立面自然也在网罗人才，积蓄力量。孔融一直是跟曹操唱对台戏的，也算是对立营垒里的一个领袖人物，经常聚着一帮人，抨议时政。现在来了这么一位可以引导舆论的急先锋，当然要引为知己，赶紧给汉献帝打了个报告，把祢衡推荐上去。孔融在奏章里，将这位二十四岁的新秀，吹得天花乱坠，捧到了天上去，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宝”。而祢衡本就躁狂，这一捧，更是谵妄起来。他说，在许都，除了“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谁也不在他眼里了。鲁迅先生有篇文章，叫做《骂杀与捧杀》，那意思说，用“捧”来整死一个人，比“骂”还来得有效些和致命些。这话还真是一点不错，我们不是亲眼目睹一些新秀作家，很快地红起来，很快地暗下去吗？就是因为被捧得神魂颠倒以后，每天发烧40℃，再也写不出来了的缘故。那几年，很有那么几个评论把头之类的小丑和中丑（现在彼岸他邦，快成老丑了吧？总拿着人家施舍的美元，不丑的话，胡以谋生），老是频频宣布不朽之作诞生，传世之作出现，这种虚假的桂冠，惯坏了也坑苦了一些年青作者。如果不是孔融的煽动蛊惑，祢衡也许不至于目空一切，眼中无人到这种地步。所以这个二十多岁小青年，整天大放厥词，粪土一切，正好符合四十多岁、身居要位的孔融心意。有些他想讲不好讲，想说不便说的话，就由祢正平的嘴道出了。祢衡的倒霉，就是那种纯粹的文人丝毫不懂政治的悲剧了。骂是骂得淋漓尽致，有出《击鼓骂曹》的京剧，那急口令式的唱段，是相当精彩的。但是，这位多少有点神经质的年青人，没想到脑袋掉得也是干脆利落的，连他自己也未意识到时，那刀已经落下来了。姜，永远是老的辣，年青人总是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对那些别有用心的吹捧，年青作家真得有几分清醒才是。祢衡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便相信凡文人皆纯粹，认为孔文举、杨德祖是同他一样的，于是心气相通。其实孔、杨二位，是文人不假，但他们更是政客，亦文亦政，政甚于文。说得好听一些，是为了匡扶汉室，铲除元凶；说得率直一些，不过是各种政治派别的权力之争罢了。一个不谙世事，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年青作家，搅进这种官场绞肉机里去，不粉身碎骨才怪呢？但曹操杀了这三位文人，在历史上背骂名，抹了个大白脸，也是活该的了。不过，若是从曹操借词杀掉孔融、杨修，决不宽大，而却将祢衡送到刘表处，纵之不问来看，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说明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曹操和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曹操区别对待的方式。其实，按他：“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还会在乎杀掉一个祢衡的臭名吗？但他放了他一马。无论孔融，无论杨修，都要比祢衡声望高多了，是当时众望所归、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也毫不在乎舆论，说杀就杀了吗？所以，对于杀祢衡的“借刀”说，也还有存疑之处。曹操是兴之所至，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如以当场受辱、恼羞成怒的情况来看，祢衡倒是该杀的，但没想到曹操把他礼送出境了。“操教备马三匹，令二人挟持而行；却教手下文武，整酒于东门外送之。”这就是文学家的曹操，搞一点帮助消化的余兴节目了。因为祢衡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文人，能有多大作为，他也是作家，他当然有数，一个写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曹操，会把写过《鹦鹉赋》的祢衡多么看重吗？这种傻狂之辈，顶多言不及义，玩一点新潮，搞一点性文学，胡说八道罢了，不会危及他的统治，轰走也就拉倒了。《三国演义》里描写曹操听说祢衡被黄祖杀害以后，笑曰：“腐儒舌剑，反自杀矣！”不过一笑了之的事。但孔融、杨修，也并没有被看成是腐儒，是半点也不客气的亲自收拾的。这时，他就是政治家的曹操，半点也不敢掉以轻心的。孔融虽然说，“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好像很潇洒的样子，其实聚在他身边的人，曹操明白，绝不是在那儿作文学沙龙式的清谈，而是政治上反对自己的斐多菲俱乐部，他自然是不会容忍的。那个恃才傲物的杨修，则卷得更深，不仅在文学上，和他的儿子曹植密不可分，到了“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的地步，而且在政治上也搅在一起，特别是介入了宫廷里面最敏感的继承接班的斗争。因此，文学家的曹操，也许可以把他们两个视作文友；政治家的曹操，那么对不起，就是危险的政敌，不除掉那就“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那个年青新秀祢衡，被他们鼓动起来，结果掉了脑袋的教训，若是引起孔融、杨修的足够警觉，也许情况会好一些。刘备最后不是靠韬晦逃出了曹操的手心了么？但这两位终究是文人的缘故吧？最终还是和祢正平一样，殊途同归。说了归齐，儒就怕腐，要是一腐，也就真没什么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