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乡多在景色宜人的山水之间。
山，总不太高，水，也不恣肆汪洋，浅浅的一湾碧波，映着天上的白云，和梯田无穷的绿，缓缓地流着。
伴着汩汩的水声，便总会听到这山或那山的歌声。
我不敢说听过许许多多的歌，但从未听过如此自然的歌、本色的歌，发自肺腑真情而绝无矫揉造作的歌。
后来，在舞台上，在脚灯前，即或是同样的苗歌，同样的民族歌手，我再也找不到在苗乡听到过的韵味。
只有那山那水中引吭一曲的苗歌，才最动听。
也许苗族是一个歌唱的民族，从出生唱庆生的喜歌开始，一直到恋爱求偶，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养老送终，乃至于春种秋收，逢年过节，迎亲送戚，婚丧嫁娶，无不是在苗歌的伴唱下进行的。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时时有歌声，处处有歌声，从清晨太阳爬上山巅，到月亮挂在树梢，甚至吹灭最后一盏油灯，还有母亲哄婴儿入睡的催眠曲，陪你进入梦乡。
天籁自成，是无法记下来的。我也尝试过，一变成纸上的音符，那神韵便荡然无存了。
苗歌的旋律通常是悠扬的、平缓的，音阶的跳跃不是很强烈的。但尾声永远是高亢清洌，拖得很长很长，在山谷间回荡。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境界，我只是在苗乡才充分体味到的。
他们好像人人都具有一份歌唱的天赋。
尤其女性，那歌喉，使人想到那潺潺流淌的发出金石之声的小溪流。
那时，我像转蓬似的漂泊到苗岭里来，这也是我感谢命运虽然给我带来许多折磨，可也给我一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陌生世界的缘故吧？
我记得，有一种叫作“摇马郎”的很隆重的“仪式”（这个词汇也许不甚恰当，但我觉得这种自远古流传下来的男女“游方”聚会，确实是属于年轻人的相当庄重的择偶大事，也是寨子里的全体成员视为天经地义的繁衍子孙的福祉），从某种意义上说，“摇马郎”倒是比汉族的媒妁之言，更接近真正的自由恋爱。直至今日，我也不明白“摇马郎”在苗语里，是单词呢，还是“摇”作为动词，“马郎”作为名词的一个词组呢？在这个充满爱情和欢乐的聚会中，表达感情的唯一手段，就是唱歌。从头唱到尾，直唱到一对情侣无须再唱时为止，因此这种“摇马郎”会，也等于是一场歌会。
通常都在农忙过后的闲暇日子里，才有这种“摇马郎”的仪式。傍晚时分，便有三个五个，或十个八个外村的男青年，来到寨子对面的山上，等待女孩子来和他们“摇马郎”。事先也无任何约定，谁和谁也未必相识，但这绿树掩映、碧草如茵的山坡，确实是苗乡男女播下爱情种子的地方。
每个寨子都有这片固定的，叫作“马郎”坡的林草茂密、风光旖旎的场合，一般选择在寨子对面的山坡上。苗寨的建筑和他们的梯田一样，一栋一栋的木屋顺着山的走势盖上去。所以对面山上的小伙子们公开的、毫不忸怩的“哦哦”呼唤声，寨子里的人家，没有听不到的。于是那些事实上也在等待着的本寨子的女孩子，便也三三两两地从寨里出来迎接。当然，从还看不清对方长得是个什么模样时，就用歌声来交流了。
苗乡的自然村，多半是宗族聚居，常常一个村子都同姓，因此这种异姓婚姻是符合社会进化规律的。所以，在这个“摇马郎”的季节，只要有外村的男青年站在对面山上，或拍手，或呼唤，上了年岁的妇女，总是要催家中的女孩子去应对的。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冷落求婚者的盛情，不仅仅是礼数不周，更是有违祖先的神圣传统。说是一种“仪式”，大概不错。
于是他们先在两山之间的河旁桥边，通过歌声渐次地靠拢，而你一句我一句地对唱，则是初初的接触。不甚如意的话，也可以换一个对象来唱，这绝对是自由选择，不存在丝毫勉强。若是觉得尚可情投意合，便有一番愈益热烈的歌声交锋。这时，男女双方的距离也由原来的百十米，缩短到二三十米，小伙子们已经且唱且退，到“马郎”坡这块恋爱圣地上了。
苗语属于汉藏语系的苗瑶语族苗语分支，和汉语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是怎么也听不懂他们唱的内容。也许苗语的多韵母的特点，适宜于歌唱，尤其鼻辅音，更增加了一种魅力。我捺不住好奇，如此优美的歌声，必然是像《阿诗玛》、《信天游》、《百鸟衣》那样，不知该有多少充满诗情画意的歌词呢？于是，求助于我熟识的和我一起劳动的当地民工，请他设法翻译给我听。
这时候，天色昏暮，月明星稀，来到“马郎”坡上，那捉对儿的情侣，已经近到或倚树而立，或田塍就座，当然还是在唱，不过曲调中少一点亢奋，多一点缠绵；两情依依，难舍难分。我是属于孤陋寡闻的那类人，所见甚少，但我却相信，再比不上在“马郎”坡上的恋人，那样的大方、自然和坦荡的了。
“我们走过去听。”
“小雷，那不合适的！”
这个叫小雷的年轻人笑了，也许他觉得汉族把男女之私看作隐秘，不可理解吧，拉着我登上“马郎”坡，从一对对情侣面前听过去，我发现，并非来此谈情说爱的观众，还正经不少呢。可那些挨靠着亲昵的男女，根本只当谁也不存在地相互唱歌。那歌声到了定情的此刻，从心底流泻出的灵韵，此起彼伏，忽高忽低，回响在山林里，我敢说，这才是真正的爱之歌。
我真不该让小雷逐句翻出来，在记忆里留一个永远的完美，该多好！想不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如此楔入恋爱中的男女，那些从情人嘴里唱出来的，不是比兴，不是抒情，不是海枯石烂，而是一问一答，你家的成分高不高？你是不是红五类？你们家有没有柜子和床？是农业人口，还是非农业人口？……
那么动听的旋律，竟唱着这样现实主义的词句，我呆住了。
后来，我到小雷的家里去做客，他妈妈从稻田里捉来鲫鱼款待我，那种用酸菜水煮的鱼，可算是苗乡佳肴。肯定小雷当笑话讲给他妈听，在“马郎”坡我对歌词如何失望的事。她乐了，她说，她们年轻时不唱这些的。
我让小雷问他母亲，那时唱什么呢？
这时，一直坐在门口竹椅上的小雷的奶奶，至少也有八十岁了吧。竟颤颤巍巍地唱了起来，这正是鸟回巢，牛归栏，荷锄人背着夕阳踏进家门的时刻，老奶奶的歌竟然使那么多的乡亲伫立倾听。她那喑哑的嗓音，已经连不成整句的歌词，使显然并不年轻的小雷妈妈，也焕发出回返青春的光泽，以致激动得泪花莹莹。
“小雷，你快翻成汉话，行吗？”我拉着我朋友的袖子，轻声地求他。
他也听得如痴如醉，试着翻了两句，前言不搭后语，他只好承认失败了：“不行不行，太深了，我一下想不出汉话是怎么讲的。”
这也许是我听到过的最美的一首歌，可惜没有歌词。从那以后，我相信美文是不可译的真理。我也不再遗憾，是小雷的奶奶为我唱的，她要我明白，什么才是苗歌！
有一天，一行唱着歌的队伍，从我劳动的地方经过。
是一个喝得醉上头来的年轻人，挑着粑粑和年节的礼物在前面趔趔趄趄地行走，后面是送行的他的丈母娘和几位陪伴的婶子大娘。从寨子里出来，唱到我们工地，至少也有两三里路，居然还有那么多可唱的。我把小雷找到，让他听听，都唱了些什么？
小雷说：“不过是些大白话！”
“你说给我，好吗？”
他翻译了好几句，至今，我还记得：
你好好地走吧，你还要回来的！
这是那几位送行人唱的；跟着那个有点酒意的年轻人唱着回答：
我会回来的，可我不是还要走吗？
喝得步履蹒跚的他，接着唱下去，不过调门益发地忧郁了，还是重复那句唱词：
我会回来的，可我，不是还要走吗？
虽然是大白话，然而又不是大白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还记住了这两句苗歌，也许，它包涵了得失去留的人生况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