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或者还要早一点，两位国外学者谈起中国的事。
日本创价学会的会长池田大作，在一次聚会上，与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华夏文明。这位日本作家、政治和宗教活动家忽发奇想，问这位专门研究东、西方文明发展、交流、碰撞、互动的英国学者：“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
汤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会选择唐代。”
“那么——”池田大作试探地问，“你首选的居住之地，必定是长安了。”
中世纪的长安，作为唐朝的首都，面积广阔，人口稠密，商业发达，文化鼎盛，是公元9世纪前全球顶尖级的都市，堪与古罗马帝国的大罗马地区媲美。现在的陕西省省会西安，不过是在原来皇城及部分宫殿基础上，建起来的小而又小之的新城，与当年庞大的长安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在今天的西安，仰望苍穹，很难想象当年那近一百平方公里唐朝都城的天空，该是何等的气象恢宏。
1924年，鲁迅到西安去了一趟，就是为了这片天空。他一直有个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主人公是杨贵妃。因此，他来到故事发生的背景地，无非想实地考察一下，寻找一点感觉。这种做法，在当今先锋才子眼中，自然是老派作家的迂腐行为了，会大摇其头，面露鄙夷之色的。
对于当下声色犬马的作家，天空已非很主要的描写对象。如果一部作品翻到第十页，男女主人公居然还没脱掉裤子和裙子的话，这位作家肯定是比较保守的了。所以，他得赶紧把作品中的他和她，撵到房间里去，房间里是没有天空的；再把这个他和她，按倒在床上，床上就更没有天空了。试想，当这位作家眼中的灼灼淫光，聚焦于脐下三寸的时候，你强求他去关注什么鸟天空，不是找挨骂吗？因为，在他们看来，为写小说而风尘仆仆地跑去看西安的什么天空，是很傻B的事情。不就是把李隆基搞得五迷三道的那娘们儿吗？要是放到擅写裤裆文学的作家，特别是女作家手里来写，买几张毛片，插入DVD，荤的素的就全有了。准能写出一部令人喷血的色情小说，用不着那么费事。
“唐朝的天空”这个说法，是鲁迅20世纪30年代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提出来的。他说：“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
生活之树，有时也不常绿。不看倒好，一看，结果却是大失所望。
此长安已非彼长安了。在唐以前，这里曾是西周、秦、西汉、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其中还包括黄巢的大齐，十二朝定为国都的城市，时间长达千年之久。但到唐代末年，有一个比黄巢更残忍的朱全忠，“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八十》）。经过这次彻底破坏以后，如刘禹锡诗云，“金陵王气黯然收”，长安风水尽矣！嗣后，除了李自成的短命大顺，没有一个打天下坐江山者，有在这里建都立国，作长治久安之计的。所以，鲁迅以为来到这个以羊肉泡馍和秦腔闻名的西安，能够看到大唐鼎盛时期的天空，那自然要徒劳而返了。
鲁迅此次访陕，看过秦腔，买过拓片，有没有吃过羊肉泡馍，不得而知。但这些离唐朝太远的事物，大概无助于他的创作。于是，那部长篇小说《杨贵妃》，胎死腹中，成为了现代文学之憾。
不过，唐朝终究是伟大的王朝。英国的汤因比，如果让他再活一次，竟愿舍弃伦敦而就长安。从来不作长篇小说的鲁迅，却要为唐朝的杨贵妃立传，还破天荒地跑到西安去寻找“唐朝的天空”。我一直忖度，应该不能以今天基本贫瘠的西部状况，来考量两位智者对于那个伟大朝代的认知，从而觉得他们的想法属于“匪夷所思”之类。看来，这个朝代，这座城市，不仅在中国历史，甚至在全人类历史上，都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
在中世纪，自河洛地区、关中地区，以及长安而西，越河西走廊，一直到西域三十六国，由丝绸之路贯穿起来的广袤疆域，由汉至唐，数百年间，虽然中土与边陲，域外与更远的国族之间，没断了沙场厮杀，兵戎相见，枕戈汗马，狼烟鸣镝。即使到了隋末唐兴的公元7世纪，李世民开始他的贞观之治的时候，据钱穆《国史大纲》载：“自隋大业七年至唐贞观二年，前后十八年，群雄纷起者至百三十余人，拥众十五万以上者，多达五十余，民间残破已极。”但是，应该看到，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无论怎样铁蹄千里，怎样倾国来犯，其实，倒是某种意义上的“绿色”战争，相当程度上的“环保”战争，对于人类居住环境的危害，不是那么严重。甚至不如现在一个县城里的小化肥、小造纸、小化工更能糟蹋地球呢！古人打完仗，拍拍屁股，回家继续种庄稼。所以，地照样绿，水照样清，空气照样清新，天空照样明亮。
中古时期，森林的蓄积，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融化，河川湖泊的蒸发和补给，都还处于正常状态之中。历经战乱的古都，由于“八水绕长安”的大气环境，还能够保持郁郁葱葱、空气湿润、林木苍翠、鸟语花香的氛围。所以，才有可能出现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诗中前两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场景。
虽然，诗的后两句“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似乎有点悲凉，那也只是我们读者的感受，但当事人就未必了。实际上，元二出了阳关，到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王维《出塞作》）的安西，即今之新疆库车，别看气候干旱，人烟稀少，沙尘肆虐，烈日炙烤，那也是另有引人向往之景的一个去处。
第一，当时的汉民族，还不那么深受礼教的束缚，敢于向往自由，能够率性而为，比后来的中国人要敢爱敢恨一些；第二，当时的少数民族，尚武少文，性腺发达，更为放荡放肆，感情强烈。来自长安的元二先生，会在那弦歌嘈杂、觥筹交错、灯红酒绿、舄履杂沓的帐篷中、毳屋里，生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吗？恐怕光那些达坂城的姑娘，他的眼睛也是忙不过来的了。
南北朝到隋唐的数百年间，中原的汉民族与边外的少数民族，不停地进行着胜者和败者角色互换的战争游戏：一个时期，大批被掳掠的汉人，被胡骑裹胁而西；一个时期，大批降服的胡人，进入汉人居住区域。打仗的同时，也是一个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融合过程。胡汉杂处的结果，便是汉民族的血液里，大量掺进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灵魂中，也铭刻下汉民族的文化烙印。诚如鲁迅给曹聚仁的信中所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这种种族的杂交趋势，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唐代，达到了顶峰。
正是这种异族血脉的流入，使唐人有与前与后大不相同的气质。
今天还能看到的唐人绘画，如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如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如永泰公主墓壁画《宫女图》中，那些发黑如漆，肤白如雪，胸满欲溢，像熟透了的苹果似的健妇；那些亭亭玉立，身材窈窕，情窦初开，热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如阎立本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如懿德太子墓壁画《仪仗图》，如长乐公主墓壁画《出行仪仗图》中，那些策马扬鞭、引弓满月的壮士；那些膀阔胸广、面赤髭浓的官人。试想，如此内分泌贲张的女性，如此荷尔蒙发达的男性，“金风玉露一相逢”，恐怕连整个大气层，也就是整个天空，都会洋溢着难以名状的生殖气息。
因此，出使安西的元二，也许在极目无垠的大漠里，驼铃声细，马蹄声碎，会感到寂寥和单调。但当他在绿洲憩息，与那些食牛羊肉，饮葡萄酒，骑汗血马，跳胡旋舞，逐水草而居的胡人，葡萄架下，翩翩起舞；席地小酌，美女如云；弦索弹拨，耳鬓厮磨；毡房夜宿，玉体横陈，那肯定是乐不思蜀了。
唐贞观四年（630）平东突厥，在蒙古高原设置行政机构。九年（635）败西部的吐谷浑。十四年（640）灭高昌，打通西域门户。公元7世纪，丝绸之路重现汉代的辉煌。以长安为始发站，出玉门，过敦煌，经焉耆、龟兹、碎叶，可以到大食（波斯）、天竺（印度），和更远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9世纪，丝绸之路一直是一条充满生气的、联结东西方的纽带。
由于丝路重开，商贸的往来，行旅的流动，文化的互动，宗教的传播，甚至比战争行为更能加剧这种民族之间的沟通和融合。当时的长安城里，到底生活着多少胡人，至今难在典籍中查出这份统计。从唐代刘肃《大唐新语》中一则案件的记载，便可想象得知胡人在长安城里数量之多。正如文中所说，胡人戴着汉人的帽子，汉人穿上胡人的衣衫，孰胡孰汉，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纂初不同其判，遽命，觉吟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余依判。”
依此推论，当时长安城内居住的胡人，要比现在北京城里的老外多得多。因此，胡人在唐代诗人的笔墨中，便经常出现。如李白诗：“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如岑参诗：“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如李贺诗：“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龙夜吟》），如元稹诗：“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法曲》）……都证明当时的长安城里，胡人之无处不在。
据陈寅恪《读莺莺传》考证，胡人的行踪，更渐渐由西而东，直至中原。他认为那位漂亮的崔相国之女，其实是诗人元稹有意模糊的一个文学形象。实际上，她是来自中亚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北古布丹）的“曹”国女子，移民到长安洛阳之间的永济蒲州。他们以中亚的葡萄品种，酿成“河东之乾和葡萄酒”，那是当时的一个名牌。既美且艳的莺莺，其实是一个当垆沽酒的“酒家胡”，用今天的话说，一位三陪小姐而已。
从元稹笔下“最爱软欺杏园客，也曾辜负酒家胡”（元稹《赠崔元儒》）判断，张君瑞不过是诗人自己的化身罢了。如果曹九九（陈寅恪设想出的这位小姐芳名）不是胡女，真是相府千金，也就不至于被“始乱终弃”了。
以今观古，在KTV包间动手动脚的作家，在酒吧搂着小妞猛不老实的诗人，骗几个美女作家上套的评论家，吃爱好文学的女青年豆腐的编辑，我想，元稹和曹九九的春风一度，也就不必太在意了。何况事后在诗中还能写出一丝辜负之意，我对他的人格忍不住要肃然起敬了。至少不像当代文人，搞不好，还要别人为之擦屁股。
总而言之，唐朝的天空底下，是一个张开臂膀、拥抱整个世界的盛世光景。
对于李唐的西向政策，对于边外胡人的大量吸纳，唐初有过一次讨论。唐代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一书，在《论安边第三十六》中，记载了各个论点的交锋。中书令温彦博主张：“天子之于万物也，有归我者必养之。”秘书监魏征认为：“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凉州都督李大亮更上疏：“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俘之于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帛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靡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非中国之利也。”
讨论的结果，只有四个字：“太宗不纳。”
于是，用温彦博的话来说就是：“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
如果以统治者维护其政权的需求，一个由僧侣统治的国家，被统治者的最佳状态，是庙宇里的泥塑木雕；一个由法老统治的国家，那就应该是陵墓里的木乃伊；一个由太监统治的国家，他的公民应该全部都是性无能者，至少也是阳痿患者；而对一个警察统治的国家，他要求每一个被统治者，最好都是“从现在起，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作为呈堂证供”的嫌疑犯。这样，“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就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
然而，厚德载物的李世民，却是一个懂得“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的明主，他相信，“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吴兢《贞观政要》）。他有大海不择细流的精神，汉人也好，胡人也好，中土也好，西域也好，都是大唐的臣民，不分畛域，不计人种，不在乎化内化外，不区分远近亲疏，都在他的胸怀之中。因此，他不害怕别人的声音，更不忌惮与他不同的声音，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的能听得进反对声音的君主之一。
于是，我开始理解汤因比为什么要选择唐代为他的再生之地，鲁迅为什么要寻找“唐朝的天空”为他长篇小说的背景了。这两位大师看重的，就是李唐王朝，在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曾经达到如此气度宏大而不谨小慎微，包容万物而不狭隘排斥，胸怀开放而不闭塞拒绝，胆豪气壮而不畏缩懦怯的精神高度，这是其他历朝历代所不及的。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吴兢《贞观政要·政体第二》）
到了贞观四年（630），“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630年，李靖破突厥，唐王朝“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九》）。所谓“唐朝的天空”，从广义上讲，以长安为中心，向东，江湖河海，向西，丝绸之路，既无边界，也无极限，因为这是一个高度放开、略无羁束的精神天空。你能想象得多么遥远，它就是那样的毫无止境，你能想象得多么辽阔，它就是那样的无边无沿。
就在这一年，李靖凯旋回朝。据《新唐书》载：“夷狄为中国患，尚矣。……唐兴，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曾经不可一世，曾经逼得李渊向其俯首称臣的颉利可汗，由于李靖出奇兵，终于被擒获。现在，这个最能带头作乱、最狡猾，也最卑鄙、最反复无常，且最能装孙子的，为唐之患久矣的颉利可汗，束手就擒，俯首降服，李世民等于祛除了一块心病。于是，在长安城的南门城楼上，搞了一次盛大的顺天门受降仪式。这位突厥族首领终于不得不承认李世民为天可汗。
时为太上皇的李渊，很大程度上也是拍自己儿子的马屁，连忙出面，在兴庆宫张罗了一个小型派对，赶这个热闹。“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那时不兴开香槟庆祝，也不搞烟火晚会助兴，但李靖缴获的战利品中，肯定少不了产自中亚的葡萄酒。那时胡俗甚盛，街坊多酒肆，遍地皆醉人，宫廷也不例外，大家喝得醉意盎然的时候，晚会上出现了一个史官不经意写出来的细节，但仅这一点点精彩，却表现出来只有在唐朝的天空底下，才会有的精神状态。
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九》）
宫廷舞会，在西方世界，是习以为常的。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九五之尊的天子，庄严肃穆还来不及，哪有一国之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道理？因此，凌烟阁里的这场舞会，正是钱穆在其著作《国史大纲》中所说“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齐一努力的精神，实为中国史籍古今所鲜见”的最好写照。你也不能不服气在唐朝的天空里，这种在别的朝代少有的百无禁忌的强烈自信。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犹太裔小说家凯尔泰斯的《大屠杀作为一种文化》中，曾经引用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必须保有它的智慧，以及对其自身及自身条件的自我意识，并且能够不断地予以更新。”老实说，很难想象，我们中国的皇帝，从宋以后，直至清末，这一千年间，由赵匡胤数到爱新觉罗·溥仪为止，可曾有过一位，在大庭广众，即兴起舞？而且，还要跳一种高难动作的少数民族舞？李渊手里的琵琶，是胡人的乐器，那么李世民跳的舞蹈，也必然是当时流行的“胡旋舞”。这一通狂舞，绝对是那个时期里，大唐帝国活力的最高体现。
按《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这种“舞者立毯上，旋转如风”的“胡旋舞”，节奏极火爆，情绪极热烈，动作极狂野，音乐极粗犷，是从西域流传到中土的舞蹈。白居易有一首《胡旋女》的诗，描写了一位女舞者的表演：“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可以想象李世民伸展双臂，在舞场上或旋或转，老爷子反弹琵琶，亦步亦趋，该给这个唐朝的天空，增加一抹多么鲜丽的亮色啊！
于是，我对于这位自称“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翦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吴兢《贞观政要》）的李世民，钦服不已。就凭他以万乘之尊，翩然起舞这一点，其豁达豪爽之中，浪漫风流之外，所表现出来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大手笔、大作为、大自信、大开放，应该是英国的汤因比、中国的鲁迅这样的大智慧者，对盛唐的辉煌格外剖目而视的原因。
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生前曾经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若如此，我相信，那时中国的天空，将更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