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下）：谋董卓孟德献刀
董卓专权，实行恐怖统治，司徒王允以“老夫贱降”名义，邀公卿旧臣“到舍小酌”。大家心里当然明白，这一天并非王允生日，不过借此掩人耳目，共同商议对策罢了。等到客齐开宴，酒过三巡，主人一句“国事至此，如何是好”说罢，便泪下数行，哭了起来。“于是众官皆哭。坐中一人独抚掌大笑曰：‘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允视之，乃骁骑校尉曹操也。”
打响反董卓第一枪者，正是曹操。
众人皆哭他独笑，说明曹操是政治家，理胜于情，志高于众，想得到与可能得到，想做到与可能做到，并非一码事，这其中，有时存在着非常悬殊的差距。君不见业已成势的董卓，皇帝是他拥立，军权在他手里，首都受他控制，朝廷系他掌握，一切公器都成为他的囊中物，要想通过正常途径，动用行政程序罢黜他，逐出京城，或是通过舆论压力迫使他自动逊位，交出权杖，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所以，曹操说，除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外，别无出路。而且，他愿意以身示范，走出第一步，献刀行刺，擒贼先擒王，为天下先。
这是何等的壮怀激烈啊！
万事开头难，就凭这发轫之功劳，开端之勇气，都应该为曹操大写一笔的。但《三国演义》一书，出发点是在“汉贼不两立”的民间立场上，与《三国志》所持的正朔观点截然不同。对于曹操，能抹黑处绝不吝笔墨，所以对其借献刀之名，干行刺之事，这类视死如归的丈夫气概，浩气不凡的英雄行为，则惜墨如金。相反，对他逃出罗网，避开巡逻，潜行乡野，误杀吕伯奢一家，则大肆夸张，尽量丑化。所以，在京剧舞台上，曹操那张白脸奸臣之相，实乃《三国演义》这部章回小说给抹上去的。
文人之所以被统治者不待见，不喜欢，不高看，不宽容，就因为这种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字里行间，不显山，不露水，一字千钧，斩钉截铁，八辈子休想翻身，实在是太影响视听了。
曹操的那句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从此成为恶谥，也给曹操定了性，使他千古遭人咒骂。因为中国的儒教文化，就有“宁人负我，我毋负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内。其实，即使在物质相对贫乏的原始社会里，人欲尚不到横流的地步，就出现过那种互相倾轧，尔虞我诈，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人吃人的现象。儒家所追求的忠孝仁爱礼智信，是要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还要在一定的时间基础上，才能成气候。在此之前，这种美德也多半属于憧憬，止于期待，何况在那种血肉纷飞的战争时代，何况在那人人自危的恐怖世界，焉有不负之理？只不过在程度上各人有所不同罢了。
细想起来，曹操敢这样做，敢这样说，不也光明坦荡，心口如一，不失英雄本色吗？比之那些实际上如此行事，偏又做出一番假张致，满嘴文章道德，甚至还流出两滴鳄鱼泪者，要高尚得多，堂皇得多。老实讲，干出类似杀吕伯奢这种事的，曹操非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可他说了这句话后，倒使后世仿效之徒，前有车，后有辙，讨了个心安理得，少了许多内心纷扰。于是古时上自领袖群伦者杀功臣，戮贤良，下至一般干部者卖主子，叛亲友，便以自己生存为理由，放开手脚地去干了。
有胆有种的曹操，敢于打出第一枪，了不起。以献刀为名，行刺董卓，《三国志》称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这种行刺的事，也只有他干得出来。少年气盛，青春旺发，是很容易生出这种浪漫主义的激情来的。逃亡途中，警惕过度，将信就疑，而处于高度紧张中，草木皆兵，因错误判断，为脱身求全，错杀吕伯奢一家，也未必不是情有可原的，否则，《捉放曹》的陈宫，也不会与他一起开了杀戒。陈宫后来放弃与曹操合作，分道扬镳，也是觉得阿瞒杀了又杀，斩草除根，也忒无情狠绝了些。
可别忘了，这正是曹操的机警之处，不得不防患于未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