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这位开国帝王，自称起自布衣，托迹缁流，掠入行伍，适天下大乱，遂起兵滁州。这当然都是拣好听的说，他明白，当过和尚，当过兵痞，游方讨饭，打家劫舍，并非十分光彩之事。所以，他在自撰《朱氏世德碑记》的文中，总是强调“上世以来，服勤农业”“先祖营家泗上，置田治产”。其实，他只是一个无家无业的“流民”，与土地，与农业，与春种秋收，了无关系。
“流民”，属于江湖，而江湖，是周旋于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的流离分子组合体。他们有时站在官方立场，鱼肉百姓；有时也站在民间立场，反抗苛政。当统治者强，他们是统治者的狗腿子；当受压迫者强，他们又成为造反的急先锋。每当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之日，便是他们铤而走险，亡命冒险，举事起义，投机搏命之时。农民因为田地的羁绊，其革命性，远不如这些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流氓无产者、痞子先锋来得坚决，所以，朱元璋就因为他非本质上的“农民”，而单枪匹马在江湖上历练了差不多四十年，才打下这片江山。说实在的，这是他的光荣，完全用不着讳莫如深的。
明代陈继儒《狂夫之言》中载：“太祖常躬祭历代帝王庙，至汉高像前曰：‘我与公皆布衣，起得天下。公是好汉子！’命再加一爵。”其实，朱元璋这个赤贫无产阶级，或流氓无产者，根本没法跟泗水亭长相比。从他自叙《朱氏世德碑记》“某自幼多疾，舍身皇觉寺中。甲申岁，父母长兄俱丧，某托迹缁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乱，淮兵蜂起，掠入行伍……”来看——
他的职业：当过和尚，混过盲流，干过兵痞，做过蟊贼。
他的履历：在地主家放过牛，在庙宇里挂过单，在流浪时讨过饭，在落草中打过劫。
虽然按照今天的观点，这都是他的优势，他比刘邦更无产阶级，更苦大仇深，更彻底革命，更立场坚定。但在封建时代人们眼里，这都成为他的劣势，这些不光彩的过去，那是上不得台盘的。为这些阶级胎记，当上皇帝以后的朱元璋，很自卑，很恼火，很觉得玷污自己，很耻于谈论。这样，他说，可以；别人说，不行，构成他绝对碰不得、始终解不开的心结。
洪武年间，开科考士，太祖翻阅考中的生员名单，一名来自江西婺源的姓朱的举子，吸引住他的目光。如果此人是南宋朱熹后裔的话，排个转折亲，攀上一位先贤当祖宗，岂不很是光彩吗？那个考生当然了解太祖杀人不眨眼的脾气，哪敢撒谎，连忙申辩与朱熹并非同宗，连远房也不是。朱元璋一想，这样一个学子，都不冒认圣人为祖，朕就更犯不着了，遂寝息了这个认祖的念头。
这是一件小事，但可解了朱元璋心底里的这个结左右着他的一生。
现在无从知道，明太祖在他闯荡江湖，厮杀搏斗，走投无路，跌倒爬起的早期岁月中，是如何饱受生员官吏、豪门士族、衙隶差役、地主富户欺压的。当初游方乞讨，流浪为生之际，没有机会读书，没有可能成为读书人，是如何被同龄人笑话他不识字，笑话他大老粗，耍他蒙他，从而产生对知识分子的嫉妒和厌恶心理的。一个活生生的人，被迫害而无法抗争，被镇压而不能反弹，郁积于胸，深藏于心，总有爆炸的一天，何况朱元璋？积怨生恨，久恨成仇，就像酵母一样膨胀，便酿成对官员、对富户、对读书人的血海深仇。待他有了报复的机会，有了报复的手段，嗜杀，便是他那数十年积郁心结的一次释放、一种补偿。
所以，他老婆马皇后跟他厮杀一生，最后沉疴不起，直到死之将至，无法挽救。太医们精心会诊，尽力治疗。谁知她宁可等死，坚决拒绝用药。朱元璋大火，跑到后宫去，责问她为什么？马皇后说：“我吃药也是死，不吃药也是死，可我吃了药死后，你一定要砍这些太医的头，与其如此，还不如不吃药而死，可以保全这些太医们。”这一段野史，人称“马皇后怜惜太医”，由此可见，这位皇帝的嫉恨心结，发作起来，其残忍，其猜忌，其动辄杀人之不问情由，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婆，对他无所不用其极的狠毒，斩草除根的决绝，也是无可奈何。
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清代万斯同论朱元璋：“盖自暴秦以后所绝无而仅有者。此非人之所敢谤，亦非人之所能掩也。”按照近代精神病学的研究，他的这种近乎疯狂的嗜杀行径，基本上属于心理变态。从清代谈迁的《谈氏笔乘》中提到的：“太祖好微行，察政理，微行恐人识其貌，所赐诸王侯御容，盖疑象也。真幅藏之太庙。”看来，他的嫉恨心结，随着他登基以后，愈演愈烈，他的嗜杀之性，随着他为帝以后，变本加厉。
有人做过统计，历代王朝的开国之君，出身于流民者几达百分之五十。而像五代十国的那些短命君王，更等而下之，为兵痞、为无赖、为邪教、为盗贼，不堪口及。流民，为失去土地的农民，或已不依附土地，不再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这群人由于游手好闲，走乡串里，逞强不法，横行江湖，逐渐形成其冒险、暴力、亡命徒和痞子先锋的生存状态。而由流民到暴徒，只是一步之遥的距离。所以在历来的农民起义、造反、举事、铤而走险的乱世中，这群“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的流民，便因其不畏生死，残忍凶恶，冲锋在先，敢打敢拼，脱颖而出而成为主力，成为骨干，成为核心，最终推翻旧政权，成为新皇帝，小和尚朱元璋就是这样南面而王的。
可是，流民文化、暴虐禀性、嫉恨心理，以及对于知识、文明的本能抵制，对于知识分子、文化精华的难以认同，这些旧日习气，是改不了的。据《孤树裒谈》云：“国初重典，凌迟处死之外，有洗刷，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帚扫去皮。有枭令，以钩钩脊悬。有称秆，似半悬而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钩入谷道而出。有剥皮，剥赃贪吏之皮，置公座之侧，令代者见而儆惩云。”此等酷刑，也就只有无恶不作的流民兼暴徒的朱皇帝才想得出来。
明代无名氏的《翦胜野闻》载：“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据吴晗的《朱元璋传》，他打江山30年，坐江山30年，当上皇帝以后杀掉的人，要比他未当上皇帝前所杀掉的人，只多不少。光一个胡惟庸案，一个蓝玉案，株连人数之多，牵扯地域之广，前后共屠杀三四万人，真是骇人听闻的人口灭绝。“村墟断炊烟，陇上无行人”，这是当时诗人笔下对大案开杀之惨状的描写。那时，大臣早朝，临行前，全家人都出来与之挥泪送别，因为不知道晚间下了班，他回得了家，还是回不了家。
这个嗜杀的太祖，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中国三百多个帝王中间也就只有他，是真正来自草根阶层的卑微人物。几千年来，农民起来造反者无数，失败者也无数，而他却是成功坐上龙椅的唯一。与他景况相类似者，还有一个，那就是汉高祖刘邦。近人钱穆说：“除却汉高祖，中国史上由平民直起为天子者，只有明太祖。”（钱穆《国史大纲》）不过，刘邦非绝对之平民，当过泗水亭长，介乎派出所长与街道委员会主任之间，官职不高，但吃公粮，领取九品或从九品的俸禄，用公帑支付工资，那就是官员。在中国，再小的官也是官，官，就是管，管，就是权。亭长，管辖约方圆十里的范围，后来，他发达了，又回到他当亭长的老家，一张口，“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那底气，那声势，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绝非一个升斗小民吼得出来的。
朱元璋好杀人，这一点，刘邦有点惭愧，但要论牛气、大气，朱元璋就差得多了。
在明人笔记中，关于朱元璋私访而大开杀戒的记载颇多，如无名氏的《翦胜野闻》中载：“太祖尝微行京城中，闻一老媪密指呼上为老头儿。帝大怒，至徐太傅家，绕室而行，沉吟不已。时太傅外出，夫人震骇，恐有他虞，稽首再拜曰：‘得非妾夫徐达负罪于陛下耶？’太祖曰：‘非也，嫂勿以为念。’亟传令召五城兵马司总诸军至，曰：‘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氏至今呼为张王。今朕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为老头儿，何也？’即令籍没民家甚众。”如马生龙《凤凰台记事》中载：“元宵都城张灯，太祖微行至聚宝门外，见民间张一灯，上绘一大足妇人，怀一西瓜而坐。上意其有‘淮西妇人好大足’之讪，乃剿除一家九族三百余口，邻里俱发充军。”
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决定了个体农民的生存状态。无非四件事，春耕，夏播，秋收，冬藏；无非四个头，生活在炕头，劳动在地头，最远到村头，最终到坟头，终其一生，仅此而已。所以，在一个农民的心目中，地头乃维系生存的根本，对朱元璋这样一个当了皇帝的农民来讲，国家，就是他的地头。所以，他把宰相取消，耕耘、灌溉、锄草、施肥，事无巨细，无不亲手操持，即或佣工，两眼也盯得溜直。清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说：“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凡农民（或原来的农民），凡庄稼汉（或早先的庄稼汉），只要手中拥有权（上至一个国家，下至一个单位），都崇尚权力高度集中，决不相信他人，更不假手他人。然而，国家那么大，你朱元璋纵有三头六臂，日理万机，也有管不过来的时候。于是，具体而微的国家行政事务，唯有托付给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人进行管理。正如一个老农忙不完地头的庄稼活，不得不请邻居帮忙，不得不雇长工短工，尽管他信不过，但不得不耳。
如果说，朱元璋微行察访，是因为他不放心老百姓，而朱元璋主持朝政，那就更加不放心读书人了。因为他内心中这个结，总在提醒他，这些知识分子，会不会给他耍心眼，会不会跟他不合作，会不会看他的笑话，会不会出他的洋相。尤其那些有思想、有才能、有威信、有人望的知识分子，更被视作心腹之患。朱元璋这种残暴阴刻的念头，自负偏狭的行为，猜忌怀疑的心态，与人为敌的戒惧，自然与他早年受欺压、遭摧残、被排斥而抬不起头来的成长过程有关。自然也与过去人家不把他当人对待，现在他也不将这些人当人对待，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有关。因此，他对手下的这些功臣宿将，文武官员，总提防着，总戒备着，总敏感着，总介意着，甚至有点病态的神经质，而神经绷紧到一定程度，就要开刀问斩。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分析朱元璋的这种与读书人为敌的意识形态之形成渊源时说：
宋太祖惩于唐中叶以后武人之跋扈，因此极意扶植文儒。明太祖则觉胡元出塞以后，中国社会上比较可怕的只有读书人。但是所谓传统政治，便是一种士人的政治。明太祖无法将这一种传统政治改变，于是一面广事封建，希望将王室的势力扩大。一面废去宰相，正式将政府直辖于王室。既不能不用士人，遂不惜时时用一种严刑酷罚，期使士人震慑于王室积威之下，使其只能为吾用而不足为吾患。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朱元璋是皇权至上主义者。为此，非常反感孟子，因为这位民本主义者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篇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太不把皇帝当回事，而触怒了他。他说：这老儿要活在当日，不杀了他才怪！洪武二年（1369）罢其配享，剥夺受祭祀的资格，洪武五年（1372），撤其神牌，不准供奉在孔庙大殿里。农民出身，造反起家，当过和尚，做过盗贼的朱元璋，对文明、文化、文人，有一种抵触情绪。因之他比较另类，不怎么买圣人的账，尤其反感孟子。主要是这位“亚圣”，不把帝王放在最恭敬的首位。满朝文武都慌了手脚，大家都是孔孟之徒，不执行命令不行，执行命令又感到极其纰缪。于是，一位刑部尚书，准备好了棺材，誓与“亚圣”共存亡，但也没能制止住这位皇帝。幸亏，钦天监的星象专家出来说话了。他说，荧行于惑，是天要发怒的先兆，陛下是不是有些什么政策举措，让上天感到不安了呀？
朱元璋愣住了，迟疑了。第一，他终究是个农民，而且是小农经济社会下靠天吃饭的赤贫农民。由于靠天吃饭，在基因中就种下了对天的敬畏之心，别人是不敢对他怎么样的，但老天爷要对他怎么样，他还是不能不买账的。第二，他虽然贵为天子，唯辟作威，唯辟作福，谁也奈何他不得。可是，他再伟大，他再英明，他的命也是掌握在老天手里的，阎王要你五更死，决不留你到天明。所以，这位本质上的农民，让步了，撤销圣旨，总算让孟夫子在祭祀时，可以有一盘冷猪头享用。这样，孟子没被扫地出门。不过，老朱相当小人，总对孟子耿耿于怀，洪武二十七年（1394），到底让大学士刘三吾编了一本《孟子节文》，将他不受用的词句删去。事隔二十来年，老朱犹怀恨在心，可见小人的记仇，是多么可怕了。（全祖望《鲒埼亭集》）
这事发生在朱明王朝一统天下以后，江山坐定，再也不是当造反派不管不顾、无法无天之时。他要修理与他相距千年的孟子，有点近似相声《关公战秦琼》，两个不同朝代的人，偏要进行较量，岂不令人喷饭？举国上下，没有一个人不觉得此事荒唐可笑，可没有一个人敢对此事公开笑出声来。因为这出闹剧的主角是朱皇帝，你如果不想死，你就只有掩住嘴，要笑也只能在心里笑，要乐也只能关起门来偷着乐。
早年间，朱元璋与元军，与其他起义军作战打天下的时候，还是很注意延揽士人，以为己用的。譬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高升，譬如“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的唐仲实，再譬如刘基，譬如宋濂，等等。而且，他能够从淮北起家，渡过长江，西与陈友谅战，南与方国珍战，东与张士诚战，然后，北驱元朝，定鼎金陵，为他出谋划策，运筹帷幄者，都是这批由他敦请入幕的知识分子。但江山坐稳，这些有着自己观点信念的军师谋士，这些在征战中立下卓著功勋的名帅宿将，很有碍于他的统治。登基没几年，他就开始收拾这些老伙计、老战友，和那些不得不使用，可又不得不防范的文人了。
明初，元朝知识分子看不起朱元璋，就因为他小和尚出身，为兵为匪的经历，并不积极合作。加之后来他对待臣下的手段恶劣，名声不佳。尤其他暴虐的“廷杖”，当着陛下，当着朝廷，揍他的臣下，尤其令人生畏。当众脱下裤子被按住了打屁股，每五棍换一个打手，这种施之于朝臣的“廷杖”：第一，非常羞辱；第二，即使被杖者命大，不致毙命，也将终身残疾不起。在中国历史上，以明朝最为盛行，就是太祖带的头，一直到末帝崇祯，终明之世，廷杖逮治，不绝于书。因此，当时的士人以服官为畏途，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载：“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
朱元璋一看文人纷纷借故推托，指名也不来，给官也不做，顿时火起，下了一道御旨，叫作“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的律例。这意思就是，别以为朝廷多么待见你们这班文人，可我需要尔等为朕效力的时候，必须马上报到上班，不来就是犯罪行为。“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就按照这条“不为君用”的律令，将他们“诛而籍没其家”（《明史·刑法志》）。
如果说，引发朱元璋对开国元勋大开杀戒的借口，是谋反叛乱，那么他对知识分子的镇压，就是不能容忍这些读书人对他的“讥讪”，尤其不要碰他的“忌讳”。他的心结，是绝对禁区，谁碰谁就遭殃。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因为头秃，连“光”、连“亮”都在忌讳之列，这种农民心理，可算是一脉相承。那个小D，曾经语带不逊地讥讽过，阿Q不但怒目而视，还扭抱住他打了一架。如果阿Q成了皇帝，金口玉言，那小D肯定抓起来拉出去毙了。说到底，朱元璋是农民，而农民在小农经济状态下形成的狭隘、封闭的意识，就免不了要有阿Q这种由极其自卑乖戾转成极其自尊的护短心理。
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载：杭州教授徐一夔撰写了一份贺表，上呈朱元璋讨好。马屁拍得够响的，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阿谀奉承语句。谁知朱元璋阅后大怒，他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无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下令把教授斩了。《闲中今古录》又载：洪武甲子，朱元璋开科取士，一些功勋大臣不服，认为他轻武重文，朱元璋讲：“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勋臣们提醒他：“此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并举了朱元璋当年的死对头，另一位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例子告诫他。张原名九四，对儒士相当礼遇的，因嫌九四做名不雅，请教这些儒士，才改为张士诚这个名字的。朱元璋一听，说：“这名字不是蛮好吗？”哪知道这些勋臣说：“《孟子》里有一句‘士诚小人也’，这根本就是在变着法儿骂他，他不明白罢了！”这正好碰上朱元璋的心结上，从此对士人和他们的文字，挑剔找碴儿，没完没了。
明代皇甫录《皇明纪略》载，太祖曾经命令状元张信教他的儿子们写字，张信用杜甫诗“舍下笋穿壁”作为临摹字式。朱元璋一见这五个字，莫名其妙地大怒：“堂堂天朝，何讥诮如此？”后来，借科场案除弊将他处死。僧人来复上谢恩诗，其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阅后发火了，头一句认为“殊”字是“歹”和“朱”二字合起来的，是在咒骂他；后一句认为是讽刺他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而相反，“新淦有邓伯言者，宋潜溪（濂）以诗人荐之（太祖）。廷试《钟山晓寒诗》，太祖爱其中二句曰：‘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不觉御手拍案诵之。伯言俯伏墀下，误疑上触天怒，遂惊死，扶出东华门，始苏。次日遂授翰林。”明代吕毖《明朝小史》里所载这则记事，可以想象这位朱皇帝统治的天下里，知识分子如惊弓之鸟，居然当场吓得休克过去，那该是一个怎样恐怖的世界啊！
这种毫无理性的“忌讳”，这种纯系脑残的“找碴儿”，其实，是和这位皇帝的文化弱势相联系的，是受到他那可怕的阴暗心结所驱使的，也是历代草根阶层出身的帝王，仇视知识，痛恨文明，轻蔑文人，憎恶文化的必然结果。现在，我们终于读懂《阿Q正传》最后第九章《大团圆》中，为什么阿Q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立志要画得圆啦？说白了，这个未庄农民，也是生怕别人笑话，与当上皇帝的农民朱元璋一样，有着与生俱来的对于读书人、对于文化人、对于知识分子的嫉恨心结啊！
按照主流历史学家的观点，中国历代农民“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行为，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因而也就具有革命的意义。教科书都这样写着的。但实际上，中国封建王朝这种由张三而李四，由李四而王二麻子的改朝换代，龙床上的脑袋变了，冠冕下的面孔变了，但今天的农民，打倒昨天的农民以后，那锅封建制度的老汤，是永远也不会变的。所以，这锅老汤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以不变应万变，居然“咕嘟”了三千年之久。
一部二十四史告诉我们，每一次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变化，都是以血腥的战争为代价，是以赤地千里，人口锐减，神州陆沉，一劫不复的巨大社会成本为代价而实现的。朱元璋，当他洗干净腿上的泥巴，在金銮殿上南面为王的时候，比起所有同类项的皇帝，对于文人、才俊、学者、儒生，官佐、吏员、书办、刀笔之类的知识分子，其警惕、戒惧、防范、敌视之心，其打击、镇压、排斥、杀戮之意，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位30年，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盛行的时期。
所以，明史专家吴晗作《朱元璋传》二十年，四易其稿，就是因为他无法将这个皇帝，写成主流历史学家所希望的那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