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能看到《金瓶梅》的影子，也能看到中国性文学的演变。
《红楼梦》在它问世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被道学家视作淫书。
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讲到《红楼梦》的命意时，“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见解）：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一部书，读者毫无歧异，不一定就是好书。相反，你说你的，我道我的，观点牴牾，形同水火，不一定就是坏书。《红楼梦》就是这样一部不朽著作，甚至有读者为看法相悖，争议不下，最后到挥拳相向的事件发生。任何作品，因读者见仁见智，品味不同，读后感也很难一致。这就是苏轼诗《题西林壁》所写，“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了。每个人从这座宝山走出来，都有所得，因为各各所得不同，于是就有观感上的差异。
其中“道学家看见淫”，最令人头疼，曹雪芹死了，他不头疼，但活着的作家和读者，却因这些捍卫纯洁精神世界的穿马褂、踱方步的道学先生，而坐卧不安。
在中国，无论是活着的道学家，还是死去的道学家，除极少数为真道学外，大部分皆为假道学。鲁迅先生笔下的“四铭先生”，就是一位念念不忘用肥皂，咯吱咯吱地将街上乞讨的孝女浑身上下洗一遍的伪君子。中国的假道学，与西方社会里的神父、牧师、修女、救世军不同，人家有宗教信仰，无论做好事，做坏事，都做得虔诚。而我们这里的国货教父，狗屁信仰也没有，善是绝对的伪善，恶却是百分百的真恶，总是找别人的麻烦，在惹人不痛快中得到精神的满足，这帮王八蛋，更接近于红灯区里的风化警察，揩妓女的油，要妓女的钱，然后又将妓女关进班房。
这些以道学整人的积极分子，最“革命”，也最投机；最圣洁，也最性苦闷；最冠冕堂皇，也最男盗女娼；最无耻，也最能装出正经；最卑鄙，也最能装作光明磊落。他们在《红楼梦》中津津有味地读到了淫，然后宣布，这是一部淫书。中国文化的厄运，或者，中国知识分子的厄运，基本上因为有了这些人，才没完没了。
碰上这类人，你就非倒霉不可，我一辈子躲着他们，但也未能逃脱，因为他们几乎是无所不在的。不过，道学家虽然看见《红楼梦》书中的淫，但曹雪芹倒不怎么在乎，这是比较特别的例子。
我是这样揣度大师的，他伏案北京西郊黄叶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上，只能靠一碗薄粥来写《红楼梦》时，最害怕，最担心的，是政治上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他们曹家受政治迫害，到他已经是第三代，唯恐波及到政治漩涡中去，在心理上形成被虐待狂的病态。如果幸而得到一个淫书的结论，他内心窃喜，也说不定的。因为在中国，写淫书是杀不了头的，而关在文字狱里的，大都是不写淫书的思想犯。
回过头去看1957年，打成右派的作家中，有因写作涉及色情而戴帽子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我想，曹雪芹愿意风化警察罚他款，也不愿意政治警察找他到茶馆聊天。康雍乾三代，文字狱吓死人，不听话的知识分子，砍下脑袋，听话的知识分子，脑袋虽还保留在脖子上，可精神也给阉割得无法雄起。从此以后，思想阳萎的中国文人，拼命喊万岁，磕头如捣蒜，以求苟活，为第一要紧的事情。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断不了来两句敬服圣上英明，感激皇恩浩荡的肉麻语言，也有一点阳萎之嫌，不过，我们可以理解。他不议时弊，不谈国是，不论当道，不贬朝臣，尽可能地远离政治，尽可能谈情说爱，风花雪月，这也是他狡猾的为文之道。要不然，权相和珅将这部地下流通的书，教人抄了，送呈乾隆御览？若是内中有什么含沙射影，皮里阳秋的春秋笔法，岂不是讨大不敬的罪名吗？和珅不那么傻。
这就是曹雪芹的聪明，我就让你往淫书上看。
封建社会是一个最容易出道学家、出伪君子的地方，他们之所以适宜生存，而且如鱼得水般的快活，就因为数千年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吃人礼教，给了他们这种以道德的名义，来审判你的自由。这个不行，那个不准，这样犯规，那样禁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无数的条条框框裹住了你，如蚕之于茧，皇上可以烧火，百姓不许点灯。有一位叫刘铭传的安徽巡抚，下令将《红楼梦》禁了，还毁了书版。可在卧室里的道学家们，嫌《红楼梦》肉欲描写，不过瘾，不精彩，枕头底下压着的却是《金瓶梅》，天天读的，这就是旧日中国的写照。
这些人活在今天，一定是三级片或A片的热烈爱好者。
其实，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在文化政策上采取禁止、杜绝、隔离、封杀等等手段，常常是不见效的。即使能得到片刻的“万马俱喑”，也落骂名于千古万世。“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何等厉害？但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陈胜、吴广之流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与焚的书，与坑的儒，是丝毫不搭界的。
实际上，《红楼梦》是禁不绝的，红学家视作瑰宝的手抄本，出现那么多，就是愈禁愈烈而地下广泛传抄的结果。从而，仅仅研究版本，也能成为红学的一门学问，想想，封建统治者的愚蠢，文化政策制订者的狗屎，也真可笑，竟给后来的红学家，提供许多混饭吃的机会。
我一直认为，道学家在《红楼梦》里看到淫，其实也还是看对了的。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里说：“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戈矛也。”
道学家所说的淫，是非常广义的，不但性意识，性心理，性行为，性变态，乃至一切与男女情爱有关连的事物和现象，统统视之为淫。而且，在“万恶淫为首”的定性下，性等于淫，淫也就等于恶，他理直气壮，他大义凛然，你晓得他是王八蛋，是在装孙子，但红旗在他手上，东风为他刮，曹雪芹要不是死得早，当不上右派，坏分子是跑不掉的。
《红楼梦》问世以后，曾一度被禁过，禁的原因多与政治无涉，而是道学家所说的那个“淫”字。其实，这些批判者压根儿也没弄懂曹雪芹，他写《红楼梦》，很大程度上是在拨乱反正，是对于当时流行的淫秽读物的矫枉或纠偏。
也许你会认为这是笑谈，我作出这样的推断，是根据他在作品中反复宣扬过的文学主张。《红楼梦》第一回，曹雪芹开宗明义，就写道：“……况且那野史中，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道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姓名，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
《红楼梦》出现以前，明万历年间，兰陵笑笑生抛出了《金瓶梅》这部奇书，作者究竟是谁，有好几十种推断，没有一个说法被认定。但是，此人必是一位名士，是毫无疑义的。他开创了中国文学中直接性描写的先河，先前的文学传统中，此类性交文字并非完全绝迹，但到他这里，公开的，而不是隐晦的；暴露的，而不是收敛的；恶俗的，而不是文雅的；大张旗鼓的，而不是点到即止的性描写，可谓集大成者。自打兰陵笑笑生开了这个不好的头以后，明末清初，盛行的色情小说，皆是以《金瓶梅》为范本，通篇充斥着更淫秽，更肮脏，更下流不堪，更不堪入目的沉迷于性行为细节的笔墨，这些等而下之的模仿者，其作品已经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
所以，曹雪芹才以作家的良知，在性文学领域里兴此振聋发聩之举。
在中国性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具体到性描写的笔墨，向来有收、放之分，有纵情放肆和敛约从容之别。
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唐代白行简的《大乐赋》，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称作中国最早的直接描写性事的文学作品？白行简，为诗人白居易之弟，传奇《李娃传》的作者，能将男女情爱肉欲写成赋，在中国色情文学中可谓开山之作。文雅都丽，绮靡香艳，写得相当色情，但并不猥亵。在此以前，汉无名氏笔记《汉杂事秘辛》，对于女性胴体描写的文字，虽极露骨，但还具一定的美感和文彩。据考证，这篇笔记，似为唐或六朝人的假托，约与《大乐赋》相前后。从这两篇古代性文学的范例看，中国文人写性，在明代以前，是比较收敛的。
如果说放肆的写法，以明后期万历年间的《金瓶梅》为始作俑者，那么，敛约的写法，则以曹雪芹《红楼梦》为性文学别树一帜的巅峰。这种双峰对峙的局面，也就形成了中国性文学的不同风格。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写作过程中，受《金瓶梅》之教益甚钜，但曹雪芹对淫滥文字的批判，对兰陵笑笑生近乎病态的写性，显然是不赞成的。不过，《红楼梦》对于世态的观察，对于人情的体验，却是比照着这位隐名埋姓的大师而来，深受其严峻深刻的现实主义作风影响。虽然，曹雪芹并不绝对拒绝肉欲描写，但他与《金瓶梅》以后，一直延续到清初，延续到民国，延贯到新时期文学的淫秽文字大不同之处，就是他笔下的性描写，始终是含蓄的，节制的，收敛的。
其实，写出下流文字，不难，但脸皮不厚到一定程度，大概不行，尤其那些用身体写作的女作家们，倘不相当无耻，恐怕也难下笔。记得鲁迅先生一篇杂文，说，你在马路上，对一位站街妓女，直呼其职业名称，对方一定是要反詈：“你娘才是妓女！”相反，你说：“姑娘勒浪做生意！”（“勒浪”为吴语，“在”或“在这里”的意思），她的脸色就会多云转晴了。因为做生意，是商业行为，在笔下，将自己身体一块块地零售出去，就无所谓耻了。
所以，写无耻文学之前，先得无耻起来。
曹雪芹借书中人物之口说：“这些书就是一套子。左不过是佳人才子……编的连影儿都没有了，开口都是乡绅门第……一个小姐必是爱若珍宝……只是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堵自己的嘴……可是前言不搭后语不是？……有个缘故，编这样书的人，有一等妒人家富贵的，或者有求不遂心的，所以编出来糟蹋人家，再有一等人，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邪了，想得着一个佳人才好，所以编出来取乐儿。”（《红楼梦》第五十四回）
曹雪芹认为放肆写淫秽文字的“编书的”，不外下列三种作家，一是“妒人家富贵的”，二是“有求不遂心的”，三是“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邪了”的。但到了近代、现代、当代，又有两类人渐渐成为色情文学创作的主力，一是患阳萎症的男作家，一是只有身体而无文学的女作家。
其实，《金瓶梅》式的淫秽文字，只要无耻，不学自会。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其尤下者，则意欲媒语，而未能文，仍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虽然，《金瓶梅》的模仿者，皆得到了实惠，兰陵笑笑生为后来许多无聊文人，提供一个保证赚钱的饭碗，裤裆文学，永远能卖出好价钱的。可到今日为止，淫书无数，有社会价值，有文学价值者，找不到一部。
而沿袭《红楼梦》写性心理、写性意识的文字，二百年来，中国文坛空谷回音，无人堪与响应。别说过去和现在的狗尾续貂者，无不被人臭得无地自容而悄然退场，《红楼梦》的模仿者，可以说没有一个得到好果子吃。学《金瓶梅》不成，尚可靠性器官的活塞动作，骗两个钱花花，而希望像《红楼梦》能够写出一些新意，在性文学的拓展上有所创造者，第一，不具备曹雪芹的满腹经纶的真功夫，第二，不具备曹雪芹的“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时间，连“望穿秋水”的一望，也达不到，焉谈其他。
作家写性，无论中外古今，为性而性者，少，为钱而性者，多。什么时候中国作家真正把钱置之度外，哪怕像曹雪芹那样，喝粥也不辍笔写下去，也许文学倒有了希望。
不论是好死，还是坏死，不论是该死，还是不该死，不论是人生辉煌的结束，还是一辈庸碌的终点，不论是过客匆匆的结束，还是恶贯满盈的下场，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死亡，都是作家笔下考量的着力点，也是作家才能表现的竞技场。
死亡，是小说创作中制造震撼的杀手锏，凡大师，无不精于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