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作家，当他提笔写文章以前，很明显，他不是无缘无故的要做一个作家才走向写作生涯的；也绝不是做了一个梦，醒来后便要立志做一个作家的。他一定已经在社会上生活了一段时间，不是离群的生活，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而是深入的、沉潜到生活中过来的人。他对环绕在周围的一切，有过思索、观察，有爱，有憎，下过判断，存过理想。这感情在他身上滋生、酝酿、发酵、爆发，他需要把自己的意见传达出去，他要争取大多数人与他一致：感情的一致，意志的一致，努力的方向一致。于是他找着，摸索着，结果他找到了他认为最适合的手段，他写起文章来了。而且用了这文章，赢得了许多同情，也遭受到反对。鲁迅先生之从医学走到文学，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创作的经验》以及《我与文学》等书大体说明了当代一般作家与文学结缘并非偶然的现象。
作家既然是在这样一种有所为的情况下来执笔的，那就不管其本人所叫喊的、标榜的是为谁而写作，而生活，或是为了甜美的词句，高洁的灵魂，温柔的梦想；或是为了别人的幸福，人类的光明；总之，他是忠实于他自己，忠实于他自己的意志。而他的思想意志并不是突然产生，也不是希望有一个什么思想意志便有了的。他的思想意志是生活对他的影响，是被决定于围绕着他的社会存在的一切东西。因此文艺是除了作家反映其本身所处所见之生活而外，并且在那个生活现象上加上了他自己的批判。这也就批评了艺术本身并非目的，或说艺术只是为了艺术这一个荒谬的骗人的说法。
作品既然是如此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它就必定与当代的社会斗争不可分。也就必然与当代社会中某一势力相结合，替他们说话。这就是说，如果它不是替大多数受压迫者说话，反抗一切黑暗的、丑恶的、不合理的东西，与历史上进步的势力相结合；便是替少数压迫者说话，屈服奴役于现生活而与反动的势力相结合。因此艺术不可能守中立。它不是左的便是右的是很明显的事了。但今天还有某些作家（我承认已经是很少的几个了）他们愿意留在中间，退出斗争。不过这并非他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事实上可能不可能的问题。当然这里可能还藏得有假装中立，假装退却的，以艺术保持纯洁、艺术只是为艺术的高雅口号来掩护他们的进攻，他们对前进的革命的队伍起着消极的瓦解作用，他们所以说艺术不应该有政治作用，乃是反对进步势力对于旧有的、腐烂的制度的抗议。所以实际上他不特也起了政治的作用，并且常常是反动势力的维护者。因此，文艺的价值不是看它是否说明了生活，更不是存在于那些堆砌的、没有生气的、距谈话用语很远的、难懂的修辞里，而是应该以其为谁说话而决定，以其是否将人类的生活向光明推进而决定。
因此，文艺便必须是大众的。不是为大众服务的作品，便不是有价值的文艺，没有价值的东西，还能说是艺术吗？当然不是。
要使文艺能成为服务大众的武器，就非熟悉大众的生活不可。如果这个作家真愿以他的笔为大众服务，写出一些有价值的作品，那他就不能不到大众生活里去。依靠天才和艺术的修养，借助于较敏锐的观察力去写，在某些作家有时是可以写出一些属于大众的作品的，但这不可能是最正确的、最伟大的、最能感动人的。因为如果作家不成为现实的大众生活热烈的参加者，悲大众之悲，喜大众之喜，与大众一起奔赴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场，他便不能看清生活中新的步伐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他不能了解昨日的、落后的、愚昧的个人怎样在抗日战争中被教育着，成为坚强的、干练的、前进队伍中的一员；以及那些顽固势力如何向进步势力进攻，而必然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作家一定要参加大众生活，不要落在生活的后边。如果赶不上生活，对生活没有正确的态度，作家是不能正确地描写生活，是写不出好的有价值的作品来的。
参加群众生活，抱着深深的热情的态度，能与大众打成一片是很好的；但如果忘记了自己的文艺的任务，那虽变成了大众的一员，却也只能成为大众的一员，而不是一个带有特殊性的艺术任务的战斗员了。所以作家必须时时记住自己的任务，艰苦地、持久地、埋头地、有计划地做着收集材料的工作，咀嚼它，揣摩它，揉和它，消化这些材料。如同那做泥人的，他必得先将那些生硬的泥土，不调和的泥土，不断地在手指下揉、捻，使其化软，使其发粘，使其成熟，才能用来捏出各种人物。作家在消化这些从生活中得来的材料中，培养出现实的同时也是自己的人物；这些人物都像在自己的口袋中，随时就可以拿出来的，活的人物的典型。
作家还得时时注意提高自己的技巧。文学不只是在今天教育着大众，对将来也含有重大意义，它并非与草木同朽，同应该有其永存的价值。所以作家虽能理解生活，仍是不够的，他必须具有较高的、圆熟的文学技巧。革拉特珂夫说：“作家绝不能降到当代文化水准之下去，他不应做一个小巧的工匠，而应做一个技术的支配者，这必得一直钻到老才成。从来没有，也不当有不学无识的作家，不修边幅的作品。蹩脚的著作，贫弱的技巧与工厂中蹩脚的工作是同样的要不得的。”所以作家一定要经常练习，锤炼每一个句子，每一句话，每一节，到每一篇。不要随便拿一些文字，拿一些语句，去填充故事。福楼拜常常为了一两个最恰当的字思索几天。作家要在创造新的典型中，寻求新的表现方法。
作家要使作品成为伟大的艺术，属于大众的，能结合、提高大众的感情、思想、意志的作品，那末他必须使作品取得大众的理解和爱好。因此他不特要具备大众的情操，同时也得运用大众的语言。大众的语言是最丰富的，最美的，最恰当的；但却不一定是一个普通农民，普通士兵能说出的，这些人常常能说出最简单的几句话。不过如果在大众里去搜求，集千万人的语言为一人之语言，则美丽的、贴切的、有味的语言全在这里了。作家笔底下的话，应该是人人心中所有，而不是人人笔下所有的。陈词滥调是最讨厌的东西。
因此每一个作家，若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好的，正义的战士，那末到大众中去，绝不是一件可以疏忽或是轻而易举的事了。今天很多有优秀才能的作家，青年的写作者，到军队中去工作，到农村中去工作，这是非常好的事。我们自然在他们身上寄托了无限的希望，但我们应该向他们叫喊：“更深入生活些，深入生活更长久些，忘记自己是特殊的人（作家），与大家生活打成一片。记住自己特殊的任务（创作），更努力地写作，不怕困难，不要着急。胜利终归是你们的！”
一九四〇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