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妮五岁上死了父亲，娘跟着她胡揪过了两年，地土少，怄气，又没个儿子，守不住，只好嫁人，本想把女儿也带走，钱文贵不答应，说这是他兄弟的一点骨血，于是黑妮便跟着他二伯父过日子来了。伯父伯母都并不喜欢她，却愿意养着她，把她当一个丫鬟使唤，还希望在她身上捞回一笔钱呢，因为这妮儿从小就长的不错，有一对水汪汪的眼睛。钱文贵自己还有一个女儿，起名叫大妮，比黑妮大，长的不漂亮，狡猾像她的父亲，也是个爱欺侮人的。黑妮同他们有着本能的不相投。伯母是个没有个性的人，说不上有什么了不起的坏，可是她有特点，特点就是一个应声虫，丈夫说什么，她说什么，她永远附和着他，她的附和并非她真的有什么相同的见解，只不过掩饰自己的无思想，无能力，表示她的存在，再末就是为讨好。两个堂兄也无趣味。黑妮虽然住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却并不受他们影响。她很富有同情心，爱劳动，心地纯洁，她喜欢种菜的大伯父钱文富，她常常到他园子里去玩，听他的话。他是一个孤老、忠厚的人，很愿意要这个侄女作伴，可是钱文贵不放。黑妮十岁上也跟着大妮到小学校去念书，念了四年，比哪个都念的好，回到家里还常常出来玩，欢喜替旁人服务，有人看见她是钱文贵侄女，不愿和她接近，可是只要接触她一二次后，就觉得她是一个好姑娘，忘了她的家庭关系。她一年年长高，变成了美丽的少女，但她自己并不懂得也不注意那些年轻男人为什么在悄悄的注视她。
当黑妮长到十七岁的那年，她伯父家里来了一个烧饭的长工，这人叫程仁，原是李子俊的佃户。李子俊把地卖给顾涌了，顾涌自己种，用不着佃户，程仁就不得已到钱家来烧饭。钱文贵贪着他年轻力壮，什么活都叫他做。这时钱义兄弟还种着五亩葡萄园子，程仁就得下地去。家里有了他，就不再买柴烧饭，也不必去下花园驮煤，工价又低，也算一房远亲，名义说照顾他，实际还是占他便宜。程仁在这里做了一年工，便又成了他们的佃户，现在还种着他们八亩水地。
家庭对黑妮既然没有一点温暖，这个新来的结实而稳重的年轻人，便很自然的成了她的朋友。她觉得他是可以同情的，便常常留在厨房里帮助他烧火洗碗筷，有时还偷着同他一道上山去砍柴。程仁也正在不得意，从小就是孤儿，就得出卖劳动力养活自己和娘，也就很看重这种友谊。他们相处越久，就越融洽，可是他们却被猜忌了，被防闲了。钱文贵是不会让他侄女儿嫁给一个穷光棍的。钱文贵停了他的工，却抽出了几亩地给他种，因为他是个老实人，而且是缺亲少友，不得不依靠着他求活的人，他还是可以叫他做些别的事。
程仁搬走以后，黑妮发现了自己缺少了什么，发现自己生活的空虚和失望，她先是不敢，后来偷偷的做点鞋袜去送给程仁，程仁也害怕，却经不起黑妮的鼓励，也悄悄的和黑妮约会，有时在黑妮大伯父的菜园子里的葡萄架下，有时在果树园里。他常常答应她道：“我一家要积攒钱，我有了钱就来娶你。”她这时恨她的伯父，想起自己没娘的苦处，她站在他身后，紧紧的靠着他，她赌咒发誓，并且说：“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咱一个亲人也没有，就只有你啊！你要没良心，咱就只好当姑子去。”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毫无希望，钱文贵在同人谈起她们姊妹的婚事来了，黑妮急得直哭，程仁也只能干瞪眼，想不出办法。正是这个时候，新的局面忽然到来，日本投降了，八路军到了这地区，村子上过去的工作公开了，重新建立了各种组织，农民闹起清算来。程仁卷入了这个浪潮，他好像重新做了一个人，他参加了民兵，后来又做了民兵干事，今年春上农会改组，他被选为农会主任了。
八路军解放了这村子，也解放了黑妮，二伯父谈起的那桩婚事放下了，并且对她的态度也转变了，显得亲热了许多。她一天天看见程仁在村子上露了头角，好不喜欢；虽然他们见面的机会一天天在减少，但她相信程仁不是一个没良心的人。她并不知道程仁的确有了新的矛盾。程仁是在有意的和她疏远。程仁知道村子上的人都恨钱文贵，过去两次清算虽然都没轮上他，但他却是穷人的死对头。程仁现在既然做了农会主任，就该什么事都站在大伙儿一边，不应该去娶他侄女，同她勾勾搭搭就更不好，他很怕因为这种关系影响了他现在的地位，群众会说他闲话。尤其当钱文贵闺女大妮嫁给治安员张正典以后，人们都对张正典不满，他就更小心了，不得不横横心；其实这种有意的冷淡在他也很痛苦，也很内疚，觉得对不起人，但他到底是个男子汉，咬咬牙就算了。
不过村子上有些干部对黑妮的看法倒不一样，认为她也是被压迫的，还把黑妮吸收到妇女识字班当教员。她教大伙识字很耐烦，很积极，看得出她是在努力表示她愿意和新的势力靠拢，表示她的进步。她给人的印象不坏。只是程仁的态度还是冷冷的。
慢慢黑妮也发现了前途有危险，她越想抓住，就越觉得没有把握，她的这些心事只能放在心上，找不到一个可以谈谈的人。在这个时候，二伯父倒像知道了什么似的，也不说她，也不禁止她，还常常给她一些同情或鼓励。黑妮是不会了解他的用意的，心里还对他有些感激。因此在这个本来是一个单纯的，好心肠的姑娘身上，涂了一层不调和的忧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