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又继续了好几天，慢慢地他们自己也有些疲倦，而我也麻木了。他们再怎样折磨我，我也无心再去注意。我只愁一日三餐的饭食真是难吃。米很糙，菜很差，每顿一点老韭菜，真正的牢饭可能会好吃点。没有零食，不吃又饿。有一壶粗茶，只有烟倒是好烟，看守都跟着抽，一天两听。我实在熬不过，清理了一下我的小皮包，里边还有四十来元钱。家里原来还有从良友图书公司刚拿到的二百元稿费，真可惜不知落在哪个混蛋手里了！我拿了伍角钱叫看守替我买板鸭。好大一盆呵！摆在桌子上，大家都吃得很香，谁也不客气，就算我请客了。早晨，我要他们为我买咸鸭蛋或者松花蛋，或者好点的咸菜。看守对这差使都愿意干。屋子里的空气随着和缓了许多，他们有时也同我说点闲话，没有再把我当成一个江洋大盗那么防范和那么严厉了。我讨厌他们，把他们这伙小人物当癞蛤蟆、小老鼠看待。我虽然不屑于同他们谈话，但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里又没有一本书、一张报，也没有任何可以混日子的东西。只有痴痴地坐在凳子上抽烟，或者躺在床上望天花板，或者用苍蝇拍打苍蝇，有时就蹲在院子里看蚂蚁来来去去搬家。我似乎还在等着，天天等，等着一个什么结果。现在才知道完全不需要等了，一切都任它自然发展吧。自从发现了可以买菜，慢慢又想到该买毛巾了，买肥皂、牙膏了。最后又发现我的旗袍已经不适宜，该换一件凉快衣服了。于是我叫他们替我买一点薄布，自己缝了一件简单的连衣裙，好像准备在这里长住下去的样子，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本来嘛，别人吃官司总还有家里人可以送送牢饭吧，在堂堂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我却无缘无故地成了秘密死囚牢的人，完全与世隔绝。我真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怀有一颗饿狼般的心，只想吃人！
这样又过了十来天，快到六月底了。一天，我正蹲在院子里用死苍蝇引蚂蚁出洞，看守熬有介事地对我说：“徐科长来看你了。”我一下没有听清，也没意识到这徐科长是何许人，只是仍然盯着院子里的砖地，继续玩着我的老玩艺儿。这时从小墙门的门外转进来一个穿长衫的人，干干净净，大约是个官吧。他看见我没有站起来，也没理他，便自个儿走进厅子，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看守走到我面前再次说：“徐科长看你来了。”他把徐科长三个字说得很重，但我还是不明白他的重要性，一个国民党的小小科长有什么了不起。但不管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官，既然出面来找我，我还是应该理理他的。我便站起来走到八仙桌边，在他对面一张太师椅上坐下了。他还是像过去那些官员一样问我道：“生活怎么样？”我还是那么答：“现在是吃官司，说不上什么了！”到底是科长，他倒很会说，他道：“不要这样想嘛，我们这边也有你的朋友。彭学沛你还记得吗？他就很关心你。”我说：“胡也频曾在他办的报纸编过短时期的副刊，他们说不上是朋友。”他又另外起头解释：“有些人听说你到南京来了，以为我们钓到了一条大鱼，实际不然。就说你吧。你不过写几篇文章，暴露一点社会上的黑暗，这算什么呢？充其量我们把你的刊物封了就是。”我知道这指的是《北斗》杂志。他又放慢声调说道：“你又不是共产党员。”哼！真奇怪，他明明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汪盛荻就说过他一切都向国民党讲了，还对我说过：“你是一个共产党员，是赖不掉的。”这位科长现在反而把我开脱出来。这是耍的什么花招？这更加引起我的警惕，我自然装着无所动心的样子，不说话。他接着说：“你又不知道别的党员的住处。也不会帮助我们抓人，你对我们毫无用处。你也明白，我们并不是特别去抓你的，我们只是想去破坏共产党的机关，偶然碰着你的。只是，既然来了，却很难放。我们不怕有人说我们野蛮、残暴、绑票等等，什么蔡元培，宋庆龄，什么民权保障同盟，什么作家们，我们也都不在乎。我们只怕引起外国人的抗议。我们是在租界上抓你的。你住的地方是租界，这事已经引起租界捕房的抗议，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我们不愿引起更多的麻烦，只得咬定不承认。现在的事态就是这样。”他一口气说了这样多，停住了，眼睛看着我，在观察我。我懂得了，这是比过去来过的所有人都要厉害得多的一个人，可能是我一生中还从未遇到过的对手，是一只笑面虎，是真正的敌人。我只死死地想着：“既然我什么都不在乎，死都不怕，笑面虎又能怎样呢？”笑面虎又微微带笑地说：“不放你是怕记者问你，你是怎么来南京的，那就让外国人抓到把柄了。假如你答应不见记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躲开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就方便多了。”停了停，又说：“彭学沛可以资助你出洋，他愿意送你六万元钱，供你出国。……”他又停顿下来，看着我。我不会为之所动，我清楚地答复他：“我不能拿彭学沛的钱，我们并非朋友，我们没有丝毫关系。你说什么出国，这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的，现在我也不愿出国。这就不必再谈了。”
对我的回答，笑面虎似乎早有所料，所以他沉住气，只静静地望着我。我当然不会收彭学沛的钱，也可以说是不会收他们的钱！他仍只静静地观察我。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我刚才说过，我们把你弄到南京来，实在是一个‘误会’，我们并没有想抓你。抓你不但对我们没有用处，而且引起了一些社会舆论。据说令堂已到上海，要向法院起诉。自然这不会有结果的。”
这倒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母亲已到上海并向法院起诉，多好啊！这说明有人、有党在我母亲的身后。好妈妈！你起诉吧，向国民党要人，揭发他们！
笑面虎又非常关切地说：“怎么能让令堂宽心才好，你不是在这里平平安安地生活着吗？要不，你在报上登一个启事，说明你平安无事，只这一点就行。也许令堂正以为你已不在人世，或者是危在旦夕，这会使老人不安的。你看是否登一个简短的启事较好？”我答道：“我在这里，怎能向她保证平安无事呢？除非我得到完全的自由。”我心里想：我不会上当的。母亲也是一个坚强的人，任何艰险不幸，她经得起的。如果她真到了上海，这就更好，她的周围有比我强有力的人们。她不孤独。
笑面虎又拐弯说：“你不肯登启事，就写封信给她也行，再寄点钱去，让老人家放心。过去你每月寄多少零用钱给她呢？我们可以替你寄去；作为你借的也可以。”
我答道：“她有钱，不需要我寄。”
母亲呵，她哪有什么钱呵！她正等我寄钱去，她正等我寄信去。年过半百的母亲已经熬过胡也频惨死的打击，这两年母亲给我来信，从不提胡也频。我猜想她完全明白胡也频的惨死，只是我们都不提。现在母亲又要承受我的灾难，为我担忧。她还能有多大力量？她还要抚育着麟儿，这个失去了父亲，又将失去母亲的孤儿！妈妈呵！请你原谅女儿吧，妈妈是很理解自己的女儿的。我宁让你们挨饿，也不能为你们的苟延残喘而接收这些狐群狗党的腥臭钱！
笑面虎不再笑了，也许有点不耐烦了，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后来他耐着性子又说道：“我想你可以写封信给她老人家，不管你说些什么，我们都可以把信寄去。或者你写几个字给什么朋友也行。你可以同他们通信的。”
我多么想给朋友们写信呀，想给叶圣陶，想给蔡元培写信，但是我自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停了一会儿，我说我可以写一封信给沈从文。他满口答应，还问我有什么别的要求。我说给我报纸书籍看，他答应了。冯达趁机会说要找医生，说我的腰腿都因为屋子潮湿痛得厉害，晚上睡不好；他也一口答应。他对屋子环顾了一下，大约认为没有什么再说的了，便站起身，装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与我告辞。自然不会握手，也没有点头，但也不便一下变脸，摆出法官的架子，因此显得有点尴尬。他站起身，抖抖衣服，昂头望望窗外的天。屋子外边的几个看守赶忙走进来，卑躬屈膝，哼哼唧唧。他甩一下衣袖往外走，我把脸朝里望着，没有站起来，也不在意那几个看守对我不满的颜色，他们可能觉得我这个人太不识相了。原来这个所谓徐科长便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徐恩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