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有热情、有朝气，
对一个团体，对国家事业的发展，
有最大的贡献；
连过去的西谚都说，
让我先看看你们国家的青年，
我就知道你们国家的前途。
青年是国家的栋梁，
没有青年，等于没有栋梁，
这座大厦怎么树立呢？
佛教与神道教最大的不同是，
许多神明脸上留着胡须，手持武器，
但我们从佛菩萨的庄严相貌，
没有一个拿武器，也没有留胡须，
就可以知道佛教不但崇尚慈悲、和平，
而且是重视青年的宗教。
近代的佛教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信佛教的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参加佛教活动的为数很少。我想到，佛陀当初十九岁出家，三十一岁悟道，就是一个青年；玄奘大师到印度取经才二十六岁，也是一个青年；佛教里面的善财童子、罗睺罗、阿难尊者等阿罗汉，都是青年。
年轻人有热情、有朝气，对一个团体，对国家事业的发展，有最大的贡献；连过去的西谚都说，让我先看看你们国家的青年，我就知道你们国家的前途。
青年是国家的栋梁，没有青年，等于没有栋梁，这座大厦怎么树立呢？佛教与神道教最大的不同是，许多神明脸上留着胡须，手持武器，但我们从佛菩萨的庄严相貌，没有一个拿武器，也没有留胡须，就可以知道佛教不但崇尚慈悲、和平，而且是重视青年的宗教。
一九四〇年代我还在大陆的时候，就注意到佛教青年的重要。只是那个时候我人微言轻，没有地位，除了自己在佛教革新声中扮演一种温和进取的角色，但也没有什么成就。
到了台湾，大约是在一九五五年，我想组织青年办一些活动，于是邀约了台湾大学的张尚德、王尚义，师范大学的吴怡等数十名青年在善导寺集会。会议上，我提倡大家要参与佛教青年活动，大家也都同意。我特别向他们介绍一些学者教授的著作，像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谭嗣同的《人学》、胡适之的《中国禅宗史》、罗家伦的《新人生观》、王小徐的《佛法与科学之比较》、尤智表的《佛教科学观》，等等。这许多科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大家听了很热络，也想向他们看齐，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集会。
我知道当时的年轻人，是没有办法叫他们拜佛诵经的，我只是想，让青年最感到有趣味的就是郊游。当时，台湾的交通还不是很方便，也不知道有什么旅游景点，不过那个时代，大家也接受现实的社会，就地取材，各取所用。记得隔天就是星期日，于是，大家商量好，相约可以畅游中和圆通寺，预计有五六十人参加。
但是，才开过会议，大家解散不久，悟一法师就叫住我说：“某人，以后这许多青年人，你可不准带到善导寺来。年轻人的消费最多，我们善导寺可供应不起。”
我一听相当惊讶，还气呼呼地回答他说：“难道我们只能度老公公、老太太吗？”他说不过我，只有说：“不要在此活动。”仿佛一盆冷水浇了下来，实在无可奈何。
是的，我每次从宜兰到台北，可说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但我总不能带着这些青年在马路上讲话啊！
正感无奈的时候，看到周宣德居士从大雄宝殿穿过，我一个快步跑上去，对他说：“周居士，刚才出去的这些青年人，我约他们明天在中和圆通寺集合郊游，但我临时有另外的事情，你能到那里领导他们吗？”
周居士当时是台糖公司的人事主任，平常与我们的思想接近，也谈得来，他一口答应：“没有问题。”就承担下来，让我感念不已，否则我就不知道如何收拾这场面了。
接着，我又羞涩地跟他说：“青年郊游，总是要有一点糖果、饼干等，增加他们郊游的气氛。”他又是说：“没有问题。”满口答应，让我真是谢天谢地。
这是我在台湾佛教青年运动的第一次失败，真可以说“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啊！
宜兰佛教青年运动
在台北没有办法发展，退而求其次，我只有到宜兰发展佛教青年运动。我组织歌咏队、弘法队，我成立青年团，我设立文艺班，这样才有一些优秀的年轻人不约而来，参与我的各种弘法活动。例如：裘德鉴、杨锡铭、周广犹、朱桥、林清志、李新桃、张优理、吴素真、张慈莲等青年；后来，又有一群县政府的员工、电信局的小姐，如：萧慧华、李素云、黄惠加、曾素月、曾韵卿、朱静花、林美森等二十余人，都一起前来参加。一时，使得我们小小简陋的雷音寺，增加了许多青年男女，也可以说，青年的佛教就在宜兰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一直到现在，这些青年运动还是有成果的。如：慈惠法师帮我兴建多所大学、中学、小学，替我翻译台语、日语；慈庄法师帮我在海内外兴建了多少的寺院道场；慈容法师帮我在世界上成立多少佛光会；林清志和林秀美继我之后，四十多年来，从未间断在监狱布教；萧碧霞为我在佛光山管理财政；杨梓滨、张肇替我在佛光大学担任建校的义工；服务于台北荣总X光科的李武彦，几乎成为我健康的守护者；朱桥在台北编辑《幼狮》杂志；裘德鉴后来也升任将军；杨锡铭、周广犹他们在各地负责军事的要职，等等。
这许多青年朋友们替我做过环岛布教，参与各地念佛会的成立，参加歌唱弘法、灌制唱片，点燃初期佛教音乐传播的火苗。
最初青年人来我们的寺院参加活动，是称称我们的斤两，他也会看看我们有没有条件。好比交朋友，也要看对方的品德，谈爱情，也要知道对方的家世；现在他跑佛教的道场，也要知道佛教的一些内容。所以，青年人初入佛门，你必须要有一些世间的情谊来接待，但是进了门以后，你就需要用佛法来影响他们。他有了佛法，就会产生慈悲心，提高忍耐的力量，增加道德的用心，他就把佛教看作自己的家事一样，就能与佛法合流。有了信仰，他就愿意为佛教奉献，甚至为佛教牺牲。
令人欣慰的是，至今这许多青年已成为七十岁的垂垂老人，但他们依然参加歌咏队，还到台北“国父纪念馆”、中国大陆、菲律宾去演唱。青年的心，老兵不死，佛教还怕没有希望吗？
所谓青年运动，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间，物质的条件非常缺乏。例如：办青年文艺营的时候，就用板凳做桌子，人就坐在地上；说是开办文理补习班，也没有教室，在路边的树下，或就着人家屋檐下的走廊，就上起课来了。年轻人他也不嫌弃，因为他知道，这对他们的知识、前途会有所增加。
宜兰中学音乐老师杨勇溥（又名“咏谱”）先生，是我最感念的人。他为人低调，沉默寡言，可说是一位谦谦君子。青年要唱歌的时候，我没有钢琴乐器，只有跟慈爱幼稚园借来风琴供给他使用。我没有歌曲给他教授，他就要我作词，他来谱曲，合作多年，他未取分文。
就是有杨勇溥老师的关系，佛教的歌曲如《西方》、《钟声》和《弘法者之歌》等，就一首一首地出来了。在最初一九五〇年代前后，佛教青年运动固然是一件新颖的创举，提倡唱歌，更是引起佛教界的议论。当然，也有的人批评：佛教，还唱什么歌？其实，我五音不全，也不会唱歌，但世间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大家的需要。
因为我们有个佛教歌咏队，有时候，电台会找我们去录音播放，部队也会找我们去演唱。因为宜兰对佛教音乐的推动，继之，台中佛教莲社口琴班成立了，澎湖佛教音乐团成立了，高雄佛教堂圣乐队也成立了，相继地在台湾，如台南、嘉义等许多先进的佛教团体，也都跟着唱歌了。
因为唱歌的关系，在台北有一位朱老居士，他说，星云实在是个大魔王，他竟然现在不唱赞偈，改成唱歌，这是要灭亡佛教啊！什么人发心能到宜兰去把他杀了，免得败坏佛教。
这样的说法传到我的耳里，我一点畏惧都没有，我对青年运动一点却步、灰心也没有。一不做二不休，我把一些殿堂里的赞偈改成佛歌，信徒也都支持我，他们说这个比较好懂，唱起来比较容易进入佛的世界。
我把青年组织起来，带到乡间去弘法，甚至环岛布教。杭州音乐学院毕业的谢慈范，高歌一曲，让人如痴如醉；宜兰女中有“小周璇”之称的张慈莲，每次唱歌下来，都有不少人围住她，要求她签名。
吴慈容坐在三轮车上，拿着扩音器，到大街小巷去高呼宣传：“咱们的佛教来了！咱们的佛教来了！”在那个基督教盛行的时代，每个听到的人无不动容。
张慈惠小姐替我翻译台语，无论走到哪个地方，在各个乡村镇上，说起“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比“各位法师、各位居士们”，还要更加让人接受。
在宜兰最初几年弘法下来，青年会愈来愈扩大，应该有数百人之多，因为没有地方集会，人多也难以管理，我就依他们的年龄、学历、兴趣，分别把他们组织起来。有的参加歌咏队，有的参加弘法团，有的叫学生会，有的叫青年团，有的加入文艺营，有的参与幼稚园，有的是监狱布教组，有的是电台广播组，等等。我这个时候才知道组织的力量非常有用，因为各组、各队，都不要我一个人来统领他们，他们各自都懂得分头努力。
这些青年们同我也有了共同的感情和理念，为了佛教，为了信仰，不惜一切，“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青年也都好像辛亥革命时期的黄花岗烈士们一样，慷慨激昂，个个都说：我要为佛教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
这些青年们，一个指示要到罗东弘法、要到苏澳布教，他们就忙着与家长协调。不过这些家长也都知道，他们的子女在宜兰念佛会，很正派，很有朝气，没有什么越轨的行为，所以都很放心地把这许多青年交给我。甚至到后来，我好像也变成这些青年的家长一样，男生要娶太太，一定要把女朋友带来和我认识；女生要嫁人了，也一定要把男朋友介绍给我知道，他们说，让我看过，他们比较放心。其中有一位青年女老师，还是从我们慈爱幼稚园为她送门嫁出去的。
我记得我们到宜兰左近的乡镇，如员山、壮围、礁溪、冬山去布教，都是骑脚踏车前往；没有脚踏车的人，就由骑车技术好的队员，载着他们坐在车子的后座，让他们也都能够一同参加弘法。甚至于到罗东、苏澳，因为路途太远，相距大概都在数十公里以上，只有改搭火车。可怜的我们，当时有百人以上，连火车票都买不起了，后来感动当时一名火车站的职员，他说，感念你们，你们都是为了社会，改善风气、净化人心，你们上车吧，不收你们的车票钱。
我记得有一次，出发的时间就到了，我们主要团员之一，负责翻译的张慈惠小姐还没有到。眼看着她远远地从光复路赶过来，但火车时间已到，不能不开，如果真的等她进到火车内，至少也要三到五分钟以上。承蒙火车站的站长谢克华安慰我说，师父，不必着急，我们慢几分钟开好了。
这些弘法的青年们有时候布教结束，收拾完工具、整理好广场的东西以后，都已是晚上十一二点钟了。沿途骑着脚踏车，大家法喜充满、兴高采烈，所以《弘法者之歌》里面写着：“银河挂高空，明月照心灵”，就是这样应运而生了。
当唱到“佛歌入云霄，法音惊迷梦”，学习尊者富楼那为了弘法，不怕生死危险，学习尊者目犍连为了度众，不惜牺牲殉教，大家真的是“不畏磨难强，不惧障碍多”，只要佛教兴隆，什么都不惜，只要勇往向前。
因为青年们愈聚愈多，甚至有些儿童也都赶来参加，我只有另组儿童班。当看到一二千名儿童坐在地上，合掌念着七音佛号“南无阿弥陀佛”，那景象真是令人感动不已。尤其，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妹妹自己合掌念佛，背上背的一二岁的娃娃也跟着合掌念佛，在那种情况下，你说我怎么样自觉自己是一条硬汉，眼泪也不禁夺眶而出。所以我后来就感觉到，常有一些事让我感动，我也愿意做很多事情来让人感动，人间感动来，感动去，相互感动，这世间不是很美吗？
后来宜兰念佛会的青年，他们自己也向外拓展，在各个学校、各个机关，招募志同道合的佛教徒，他们和台中佛教莲社的口琴班有了来往，也和澎湖佛教的音乐团有了交流，他们互相访问，甚至举办联合布教。一时，台湾佛教青年爱教的热忱风起云涌，台湾青年的佛教此时已初步展开新的一页。
高雄佛教青年运动
一九五四年，我在高雄煮云法师的风山佛教莲社弘法，高雄苓雅区的青年在一个神庙里设立了一间苓雅布教所，邀我去讲演。当时，我跟他们讲：“佛教的前途要靠我们努力。”他们深受感动。从此，有数十名青年每天晚上跑到凤山佛教莲社来听我讲经。
这些青年跟我说，他们要兴建佛教的道场，记得我还把刚刚出版每一本五块的《无声息的歌唱》，捐了二百本给他们，以表示赞助。一二年后，高雄佛教堂的地基都打好了，堂后的图书馆也都装修完成，只是前面的殿堂，因为没有经费而无法继续。
这些青年邀约我到高雄佛教堂去弘法，但我也了解，佛教堂里基本的干部，他们和僧团并不是很相应。因为那个时候，在台南有一位佛教的老师叫普明灯，他主张不要礼敬僧团，只要皈依自性三宝。可是他的言论并不能为广大的青年所接受，所以多数的青年还是邀我为他们主持皈依典礼。于是，我又和高雄佛教堂结了缘分，跟这许多高雄的年轻人有着分不开的关系了。
一九五五年，他们要我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因为人数太多，没有办法，我只有露天对着这一两千人就讲起来了。这当中，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每一次都会来听我讲说，那就是后来与我因缘深厚的红衣主教单国玺枢机。
这大概是高雄开埠以来第一次的讲经，所以引起社会大众热烈的回响。一九五五年以后跟着又开始打佛七。一九五六年举行第一次佛七，就有六百人以上皈依，在当时引起社会很大的重视。到第二年打佛七时，参加的人数更高达二千多人，有八百人皈依，奠定了我和高雄佛教青年、信徒的缘分。
那许多可爱的青年，大都是来自于各机关、各学校、各工厂，每天骑着脚踏车、摩托车到前镇各大公司、工厂上班，来来去去，往往超过十万人。可惜，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可以容纳这许多青年。不得已，高雄佛教堂隔壁的土地，本来警察局预计要用做警察宿舍，我们只得请高雄市议员洪地利和警察局做交涉，请他们把这块地方让给我们使用。
说起来，高雄佛教堂的青年比哪里的青年都更热情，我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我记得他们一集合，都是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赶到嘉义、赶到台中听我的讲座。因为那个时候，交通费是我们最大的负担，所以我也不忍心他们这样花费，于是就承诺每个月都去为他们主持讲座。也因为讲经的关系，这些青年对佛教的信仰，就不是从拜拜入门，而是从听闻佛法开始了。
我因为承诺每个月都要到高雄为高雄佛教堂的青年、信徒们说法一次，因此，在佛教堂已有的圣乐队以外，我又组织了歌咏队。我每次一到高雄，这许多年轻人就买月台票到月台上列队欢迎我，至少有三百人以上。火车一到，他们的圣乐队就“嘟、嘟、嘟”地奏起欢迎歌。出了车站后，他们又要我坐上敞篷车，由乐队在前面引导，从火车站走到佛教堂。
最初，我自己也感到新奇不已。真实讲，说是我度这些青年入佛，还不如说是他们度我增加对佛教的信心。特别是这些高雄的青年们非常活泼，主动参与弘法活动，几乎每天都在高雄佛教堂进进出出，似乎已经把佛教堂当作是自己的家了。像设计师陈仁和，因为设计高雄佛教堂，当选“台湾十大建筑师”；为了四处去布教，女低音杨春莲小姐唱起歌来，大家都称赞她比女低音歌后白光唱得还要好听；我们也到过台南、凤山、冈山、屏东等各地去布教。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和高雄佛教堂就更结下不解之缘了。
这些青年为了继续完成高雄佛教堂的建寺工程，就以义卖“爱国奖券”来筹款。当时的奖券一块钱一张，每卖出一千张，就可以摸彩，奖品是赠送脚踏车一部。那时候，一部脚踏车七百块钱，因此只要卖到一千张奖券，就可以有三百块作为建寺基金。
不可思议的是，经常半个月时间，青年们就能卖出七八万张。这是因为脚踏车在那个时候还是最普遍的交通工具，高雄加工厂、造船厂、台肥公司的员工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高雄佛教堂的门口，他们看到买“爱国奖券”不仅可以兑奖，还可以参加摸彩，并且有机会获得当时流行的脚踏车，也就非常热衷。可以说，高雄佛教堂就这样由青年们发心义卖奖券，一块钱、一块钱，像堆砖块一样地建起来了。
当然，那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经常我们在寺里讲经，佛教堂的外面就有许多穿着白色衣服的基督教徒，高喊“信基督才得救”。对于基督教徒这样公然到寺庙门口发传单，拉拢我们的信徒去他们的教堂的情况，信徒们也深不以为然，但是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如此，我们也只有忍气吞声。
尽管高雄青年运动是如此蓬勃地发展，但带给我很不自在的地方就是，我每一次往返高雄，他们都有数百人用乐队排列在高雄火车站等候。那个时候，我的年龄才二十多岁，这么一个年轻的和尚，这么大的阵仗，我看到站长的眼神里流露出奇怪的样子，就深深觉得惭愧。因此，我一直告诫高雄的信徒和青年们，你要我来高雄，就不可以这么热烈地迎送，但是信徒们往往是我说我的，他们还是依他们的做。
终于，我实在不习惯这样的对待了。因为当初丛林的教育，没有养成我跟社会接触的心理预备，哪里习惯这种热情的活动？因此，每一次往返高雄，他们很热，但我心里很冷。虽然我有心度化青年，从事青年运动，最后，我还是减少常到高雄，而选择定居在宜兰。
这些青年中，有周慈辉、周慈华、杨慈音、翁慈美、翁慈秀、陈慈香、王慈书、方耿伯、陈仁和、朱殿元等，都是青年信徒中相当突出的。假如我那时候发动他们，我们共同合作办一所大学，我想，众志成城，必定能有所成就。只是，我那时候自知自己还没有创办大学的条件，虽然有一些人事上的因缘，青年佛教的运动却还没有到达那种登峰造极的阶段，我也就量力而不敢妄想冒进了。
到最后，因为月基法师和我对他们领导的方式不同，高雄青年对佛教的热忱就这样又再松懈下来了，实在甚为可惜。
出家青年到大专青年运动
南台湾的佛教青年运动如此热络，但还都只是社会的青年参与；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些在家的青年，他们有家庭，有职业，要生活，不能常常为了佛教荒废他们的事业。这样的发动青年运动，也不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就兴起想办佛教学院，训练出家众的干部，让出家人也能参与佛教青年的运动。
后来，虽然寿山佛学院是成立在小小的寿山寺里，却也连续招收了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三班的学生。没有教室读书，就在纳骨堂里上课；容不下睡觉，青年们觉得睡在走廊上他也愿意。所以，佛教在家的青年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已提升到出家的青年一起来参与了。
当时，慈庄、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都已经出家做了比丘尼，心平、心定也做了比丘。甚至于其他的县市，如台中的普晖、花莲的绍莹、新竹的悟证、头份的真悟、嘉义的道观，以及台中佛教会馆的真芳法师，等等，都成为佛教青年运动的佼佼者。
但我还是感到不满足，终于得到一个机缘。越南的华侨褚柏思（佛林居士），他们夫妇为了办海事专科学校，在高雄县大树乡麻竹园买了一块地，因为经济接不上来，夫妻焦急得要自杀。我于心不忍，就把高雄佛教文化服务处的这一栋房子卖了，赞助他们。后来他们说，这块地干脆就送给你吧！所以就有了佛光山现在这个地方。
从一九六七年开山到一九六九年左右，我一直想要提升佛教青年的运动，于是，我开始招募大专学生参加佛教青年夏令营。
过去，我和社会的青年接触，政府还不太注意，但现在要找大专青年，势必影响太大。因为那个时候，青年是一个很敏感的名词，当时的大专青年几乎没有人敢碰触，只有蒋经国先生的“青年救国团”是合法的金字招牌，民间没有人敢办青年活动。但是，我们也想搭上青年的顺风车，希望能有一角之地，带动佛教青年。
这最早是在台北和一些青年接触的因缘，虽然后来都交给周宣德居士去继续领导，我也知道，周居士为了领导青年的意见不容易分散，他已经不容许别人掺杂到青年的运动。但对我，承蒙他对我礼让几分，我就跟他说明，我也要在佛光山举办大专青年佛学夏令营，希望他给予资助。当然，他也不会反对。不过，就算不支持我也没有关系，因为后来我获得“青年救国团”执行长宋时选先生的同意，我就正式地对各校招生了。
那是由于我遇到一个很好的机缘，“救国团”南区知青党部总干事张培耕先生忽然皈依在佛光山门下。他是江苏如皋人，我和他谈起佛教青年的发展，他就提议我和宋时选执行长一谈。
我跟宋先生说，青年在你们的战斗训练中精神武装、心理建设也很重要，我们可以来办个禅学营，加入你们的暑期活动，响应你们的青年运动。
他一听很高兴，眉飞色舞地说：“可行，可行。”于是，就在一九六九年佛光山开山第三年，一切设备都还不具足的情况下，就对外宣布举办大专青年禅学营了。
事有凑巧，张培耕后来又调到高雄市做“救国团”总干事，我就一不做二不休跟他说，既然要办禅学营，你要支持啊！因为我什么都不足。他大方地支持了所有的住行，提供几十部大卡车、几百条军毯，因为他们只要向军中申请，都是OK。不然，我也不知道夏令营的青年要怎么睡，乘什么交通工具了。因此，我也就沾了光，让青年们可以安心睡觉，又可以在汽车还没有普及的时代，让他们坐上大卡车在街上呼啸而过，真是意气风发，得意不已。所以，凡事都是逐渐成就的，只要有发心，因缘都会来找你。
那时候，我把寿山佛学院的老师都请到佛光山来授课，有唐一玄教授、黄静华教授、成功大学唐亦男教授、阎路教授、陆军官校的张毅超上校、陈义明教授等。当时，和佛教学院的师生配合，例如：慈惠法师做生活组、慈庄法师做教务组、慈容法师做歌唱组，就这么热烈地展开夏令营的活动。
有的人为我担心，认为我胆大，竟敢率先办起大专青年的活动。我说，不必怕，你没有看到佛光山的大门口吗？那里挂了“救国团”的旗子。
他肯把旗子给我一挂，在那个敏感的时代，这可算是我最得意的事情了。因为，那等于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所以警察也不来查问，记者也不来采访，一切都是平安无事。
在台湾那个威权时代，我能召集到这许多青年，当然不敢谈什么运动，但可以说，这是台湾第一个佛教青年夏令营，对佛教有重要的发展。这许多年轻人受佛教的影响，大家上进、发心，后来在社会上也有了许多的贡献。
例如：被誉为“世界换肝之父”，现任高雄长庚医院院长的陈肇隆医师，就是我们当初夏令营第一期的学生。现任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林芳郁，以及在美国开业的医师，如：沈仁义、郑朝洋、李锦兴博士等，也都是那时候的青年，所以我每次旅行美国，承蒙他们为我医治牙齿、皮肤、眼睛等，都不收我的费用。
还有，在日本行医的福原信玄、林宁峰医师，担任中华总会北区协会会长的赵翠慧，做过国民党云林地方党部主委的薛正直，在台大任教三十余年、退休后获聘为台大化工系名誉教授的吕维明，捐赠头山门弥勒佛的朱朝基，以及创作佛光山大雄宝殿三宝佛的陈明吉，后来他还去做了高雄市议员，甚至昭慧法师、依空法师等，也都是我们那时候大专夏令营的参与者。
再有，正台壹工程公司总经理蔡国华的夫人陈素云女士，也是我们夏令营的学生。他们组织佛化家庭后，夫妻俩至今护持佛光山的文教事业不断。后来在台南组成“佛教合唱团”，以歌结缘，以歌修行，也影响了数千人的家庭。
第一年的大专青年佛学夏令营有一二百人参加，到了第二年，报名者就有万人以上，实在容纳不下，我们只能分梯次举行，每次都有千余人参加。也承蒙沈家桢先生从美国寄来美金一万元，给予我算是热烈的资助。
但由于回响热烈，发展太快，实在受不了压力。同时有些寺院的人也来教训我说，你有办法给那许多年轻人吃啊用的，等他们解散以后，就到我们的庙里来，也是吃啊用的，我们可负担不起。对佛教青年运动的发展，假如说我有灰心的时候，就是听到这个话，我也不得不感到灰心了。
此外，因为人数太多，也引起许多流言蜚语，甚至有人诬陷我们。后来，为了避免遭受政府的不了解，对佛光山采取迫害行动，因此在办了五六期的夏令营之后，我们就知趣而暂停不办了。这也算是我的青年运动成功又失败的例子。
“中国佛教青年会”
佛教青年的运动，到了一九六九年佛光山办大专青年佛学夏令营的时候，可以说到达一个高潮；另外在宜兰的青年运动也相当热络，虽然他们也能走到世界各地，但都只能算是地区性，总是局限于有限的力量，少了一个立足点。因此，我一心一意地希望组织一个“中国佛教青年会”。我就在一面编辑《觉世》杂志之下，一面鼓吹办青年会了。
一直到了一九八〇年《普门》杂志创刊那一年，我正式向政府提出申请成立“中国佛教青年会”，因为我有发起人，我有理监事名单，例如：开证、灵根、今能、慧岳、宏印、王正和、李中和、蔡新民、简宗修、林登义、吕维明、陈洦汾、吕炳川、王金平、郑行泉、煮云、广元、心平、慈惠、慈容、慈嘉、心定、张培耕、朱斐、庞金盛、蓝吉富、叶英杰、王清连、林世敏、王仁禄、游祥洲、何寿川、高永祖、潘孝锐、薛正直、刘修桥、康启扬、胡秀卿等八十余人，可谓阵容相当。
那个时候，我们也备有一份“中国佛教青年会发起书”，刊登在《觉世》旬刊上，希望号召各界人士的认同。
主旨是：请主管单位准许我们筹组成立“中国佛教青年会”，加强辅导佛教青年进德修业，确立他们服务的人生观，进而以自律利人的宗教精神，扩大社会服务，改善社会风气。
而在说明里，我以“接引社会青年，改善社会风气”；“坚定爱国信念，完成弘法大业”；“弘扬佛教教义，复兴中华文化”；“扩大社会服务，促进国际交谊”；“扫除迷信偏执，加强心理建设”等五点，进一步讲述成立“中国佛教青年会”的好处，以及对社会青年的重要。
比方，国父孙中山先生说：“研究佛学可以补科学之偏。”梁启超先生也说：“佛教是智信，而非迷信。”现在一般青年，身处复杂的现代工商社会，不免时生彷徨烦恼，心灵趋于空虚。如果能够成立“中国佛教青年会”，必可以使广大社会青年找到正确的心灵寄托，专心力求上进。
我也提到，佛教主张自觉、慈悲、布施，所以信仰佛教的青年，无分国籍、宗派、地域、性别，能有共识成立“中国佛教青年会”，让青年在佛教教义熏陶下，信念及组织不致偏激失真而造成不当行为。
特别是成立“中国佛教青年会”以后，可以借由各种学术、文化活动的举办，强化青年伦理道德信念，提高青年务实力行的精神。尤其，佛教教义强调舍己为人，普度众生，凡是受到佛法熏陶的青年，无不富有救人救世的慈心悲愿，充满着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奉献精神。成立“中国佛教青年会”，正可以发挥青年无比的活力，远离盲动与偏激的过失，转而从事社会服务活动，协助政府建设安和乐利的现代社会。
目前全世界佛教国家，多半设有佛教青年会，如斯里兰卡、泰国、日本、马来西亚等都有这类的组织，经常举办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因此，如果我们能成立一个宗旨明确、组织健全的“中国佛教青年会”，不但可以充分开发社会服务的人力资源，更可以促进国际文化，推动政府大力提倡民间交流。
甚至，我们的社会里，因为没有提倡宗教教育，不是见到神坛神棍提倡迷信，骗财骗色，败坏世道人心，就是邪教利用佛教来伪装吸收徒众。正本清源的方法就是以净去污，以正去邪，以善除恶。只要成立一个宗旨明确、组织健全的“中国佛教青年会”，就不必劳烦政府动员任何人力物力了。因为光明所照之处，黑暗自然消退。
然而，“中国佛教会”竟然反对成立佛教青年会。我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为什么只能有独家生意？连过去只有一家计程车行的情况，现在都开放能有二家、三家的加入，因为有竞争才有进步。又好比有了铁路，再做一条高速公路，交通不是更顺畅吗？为什么“中国佛教会”一定不准我们组织佛教青年会呢？
后来，社工会主任萧天赞先生专程到佛光山拜托我，要我取消申请，不要办青年会，并且保证我当选下一届“中国佛教会”理事长。
这对我的伤害太大，我并不是为了想要做理事长，我只想单纯地做佛教青年的运动。但由于萧天赞先生出自国民党的社工会，我想，他的来头背景太强，我们不敢撄其锋，只有放弃退出了。这又是我青年运动另一次失败的记录。
大学讲演与佛教青年团的成立
虽然在推动佛教青年运动上屡战屡败，但我不气馁，只要我能尽一己之力为青年努力，我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因为，我知道佛教唯有年轻化，注入更多的新血，才能为佛教的弘法带来新气象、新未来，佛教实在太需要青年了。
因此，在青年活动发展了以后，我就尽量地往各个大学去讲演结缘。全台湾的大学，如：台大、师大、成大、中兴、高雄师大、中山、辅仁、东海、文化等大学，我或者担任过他们的教授，或者做过多次主题讲演。
后来，我也陆续到海外的大学，如：耶鲁、斯坦福、哈佛、加州伯克利、康奈尔、夏威夷等大学，都做过讲演；香港的理工大学、中文大学讲过不只一次，甚至香港大学有一段时间，每年还都邀我去讲演一次；其他像澳门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也相继邀约我去跟学生讲话，我也乐于前往与青年们结缘。
因为青年的热情，让我停不下脚步，特别是在台湾的“中国佛教青年会”没有办法成立的时候，我就把眼光放到国际。一九九一年，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成立后，青年们更是像潮水一般地向佛陀的怀抱涌来，我就发起组织青年团。
最先，我通知慈庄和依照在法国巴黎成立青年会；在美国，我通知慧传法师担任青年团的团长，一时欧、美两地的青年纷纷组织各个分团。终于，在一九九四年，“国际佛光会世界青年总团部”正式成立，由慧传法师担任总团长。
慧传法师出生于宜兰，他的父亲是湖北武昌人，随军来到台湾，后来做了宜兰士绅李决和居士的女婿，娶慈庄法师的姐姐为妻，生了多位儿女，像慧龙、慧传都在佛光山出家。慧传具有为法为教的热情，农业大学毕业后，曾担任普门高中的副校长、校长，北海道场住持；之后，又到美国洛杉矶担任西来寺的住持，同时担负推动青年团的发展。
为了推动佛教青年运动，我提供慧传一些组织佛光青年团的办法，例如：
一、举办专题课程，向每一所大学进行问卷调查。
二、每年在各地分头与老师会谈。
三、提供社团经费补助。
四、设立小型图书馆。
五、提拔青年做领导干部。
六、学校发展，由该地大学学生组织佛光青年团等等。
慧传没有让我失望，在短短几年内，世界各地的佛光青年团组织因应而生，每年在海内外举办国际佛光青年会议、国际佛光青年干部会议、佛教青年生活营等等活动，凝聚青年们为法为教的向心力。
甚至，为了让佛光青年与世界接轨，曾经我们的佛光青年团在日内瓦联合国开过世界佛教青年会议，纽约的佛光青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和谐》（Harrnonize）还获得联合国活动指定歌曲之一，为佛教写下历史的一页。
后来，由于青年们聚会需要相当的地方，为了节省经费，大部分回到佛光山本山，或在日本的本栖寺、澳大利亚的南天寺等分院道场，举行一年一度的国际青年会议。但青年们也因此对道场更加热心，所以现在的青年团几乎都是各个道场的义工。说来，台湾义工的由来、发起，这许多青年们不能说没有功劳。
在青年团的活动当中，最感人的应该就是马来西亚的青年团了。他们一首《佛教靠我》，唱遍了世界各地；也曾经有千人包机来台湾，到佛光山做“寻根之旅”。他们鼓励年轻人出家入道，可以说，现在佛光山全世界的寺院道场、弘法事业当中，不少都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佛教青年担负责任。
例如：现任新马佛光山总住持觉诚、澳大利亚南天寺的满可、新西兰佛光山满信、瑞典佛光山的觉彦、伦敦佛光山的觉如、印度的慧显、西来寺监寺如扬、中华总会副秘书长如彬、佛光大学佛教学系老师妙迦、佛光缘美术馆台北分馆馆长有法，等等，各个都是青年入道，而今弘化各方。
因为马来西亚青年性格坚毅，教性特别强烈，为了佛教吃苦耐劳，睡在地上他都心甘情愿。也由于在多元文化的社会成长，他们会英文，会普通话，会广东话，会潮州话，这些特长为佛光山的国际化、佛教的世界化增添了许多力量。
像二〇〇一年八月，有来自全世界五千名青年代表，在马来西亚绿野仙踪会议中心举行五天的青年大会。承蒙该中心的创办人兼董事丹斯里李·金友倾全力支持我们的行政开支，在慧显和马来西亚青年团宋耀瑞团长的带领下，会议顺利地展开了。
当时，光是参与会议的青年义工，就超过千人。我特别以“携手同圆”为主题，勉励青年以“菩萨心、青年力”思考生命的尊重，关怀慈善救济，省思社会责任，最后开发自我内在觉醒的道路。
尤其，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再度在莎亚南体育场主持弘法大会，与会者有八万人之多。特别是马来西亚青年团二千多人的大合唱，从《弘法者之歌》唱到《佛教青年的歌声》，到《佛教靠我》，让现场八万人听了热泪盈眶，感动不已。
说来，台湾实在不必有“恐青症”，过于害怕青年会的成立。像马来西亚的佛教，现任总理署部长许子根早期就来过佛光山；后来又有邱宝光、梁国兴、梁嘉栋（后出家，法名惟悟法师）、黎顺禧、陈增金、许来成等八位青年，特别到佛光山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后来他们回到马来西亚，成立了“马佛青”，至今对马来西亚佛教作出许多贡献，举办活动、出版杂志，等等，为大马的佛教打下很好的基础。
像在台湾，我们的青年，他们不吃烟、不喝酒，不从事世俗不正当的活动，并且发心皈依三宝、受持五戒。而为了长养青年朋友服务奉献的情操，开拓他们的国际视野，青年团甚至鼓励青年参与“公益旅行”，足迹遍及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及大陆等地，为当地的大小朋友、老幼妇孺从事卫教、教学、义诊等服务。
后来加入青年团服务的妙凡，在台大、“清大”、成大等各大专院校成立“香海社团”，带着佛光青年走上街头宣导“五戒青年‘心’生活运动”，每年有上万名青年学子响应“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酗酒”，奉行四给、五和、六度、七诫，实践八正道等等。至今培养的青年干部，妙慧、善财讲师也超过百人以上，并且经常到学校演讲，宣导“三好运动”。
我们佛教青年团的团员，可以说，他们并不是抱着游乐的心情来参加，更不是像参加旅行团一样看看热闹，而是死心塌地地跟随佛陀的步伐向前迈进。也由于台湾人的善根，这许多来自各个大学的优秀青年，很自然地与佛结缘，甚至出家入道，担负起弘法利生的工作了。
像现任台北道场住持的觉元、三好体育协会执行秘书慧知、佛光山资讯中心主任妙曜负起网络弘法的责任，现任巴西如来寺副住持的觉轩承担南美洲弘化的工作，书记室的有圆参与“一笔字”的弘法。还有青年古筑君，她毅然放下职场事业，全心投入弘法服务，出家后法名如元；又如辅仁大学的慧屏，感于佛光山的园艺景观之多，发心出家参与园林设计；甚至高雄餐旅学校的有思，也加入佛光山素菜料理的管理等等。
而从海外回来投身佛教的青年就更多了。像阿根廷大学毕业的工程师觉培法师，现在担任中华总会秘书长；澳大利亚大学毕业的妙光，为我翻译英语多年；在美国凤凰城取得硕士学位的觉禹，现在是嘉义圆福寺的住持，也是新任的宗委；从加拿大留学回来的有贤，参与佛陀纪念馆的建设；文莱青年妙净，担任菲律宾佛光山的总住持，带领菲律宾青年以戏剧、音乐参与佛教弘法。又如，印尼籍的如音，现任马来西亚东禅佛教学院教务主任，热心接引青年学佛，在二〇一二年十一月我到大马出席八万人的弘法大会上，集合了二千多位佛光青年义工表演；而留学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妙弘，则受邀担任美国白宫奥巴马总统的宗教顾问团员之一。
其他像妙心、妙舟、有一、如恺、知贤、慧炬、知明等等，都是分别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等地回到佛光山，加入弘法利生行列的青年僧。他们一个一个像接棒一样，传递佛教的圣火，燃起佛教的希望与未来。可以说，世界佛教青年的运动如今已看到了开花结果。
所以，现在佛光山办什么国际活动，需要什么语言、要用什么专才，大概就由这许多青年产生。也可以说，整个佛光山就是青年出家的僧团。因此说，有青年就有佛教。
像从二〇一一年起，由慈惠法师带领佛光山国际组妙光、妙哲、有德、有方、妙凡、妙迦、慧峰、慧宜等僧青年和佛光青年，连续举办了“国际青年生命禅学营”。每一年都有来自欧、美、亚、非、澳五大洲，全球四十余国家地区、四百所知名大学一千二百名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学员参加。如：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等，以及海外名校，如：英国剑桥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欧洲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德国汉堡大学、慕尼黑大学，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九州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韩国首尔大学，以及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等。
借由这个活动，提倡“地球一家·同体共生”的观念，也融和“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运动”，让全球优秀青年有一个国际交流平台，同时提升了青年们的环保意识、生命价值观，爱惜地球、注重品德，透过人间生活禅开发内在潜能，建立和谐的人我关系。
令人欣慰的是，所有活动的行政联系、师资邀请、翻译、交通、参访等，都由这许多僧青年全责承担。参加的学员纷纷回函表示，参加这个活动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扩大了视野，重新认识佛教，生命获得了安顿。听到青年学子们这样的回响，我也感到非常欢喜。
数十年来，我推动佛教青年的运动，因为自己的力量有限，上述的一点事迹总算向佛教的历史多少有了一些交代。记得过去我曾带领佛教青年唱一首《佛教青年的歌声》，充满了力量与希望。每次一听到大家唱这首歌，心里就非常感动。现在，我也把这首歌献给大家、献给所有的青年朋友：
听啊！
真理在呼唤，
光明在照耀，
这是佛教青年的兴教歌声，
响彻云霄！
青年为教的热忱，
掀起了复兴佛教的巨浪狂潮，
成功的一日，
就要来到。
各位亲爱的父母们，你们有青年子女吗？各位青年们，你们对佛教的真理有向往吗？盍兴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