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平元年（58年），东海王刘强忧郁而死，而荆不得志，遂借西羌反乱之机，“私迎能为星者与谋议”，以再图反乱。明帝闻之，“乃徙封荆广陵王，遣之国”。次年，梁松“数为私书请托郡县”，明帝下诏免松之官。及四年冬，松“县飞书诽谤”朝廷，明帝下令将他处死，其弟竦、恭坐徙九真，广陵王刘荆失去了依恃。但荆反心未改，复以“貌类先帝”，呼相工曰：“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诣吏告之，荆惶恐，自系狱。明帝“复加恩，不考极其事，下诏不得臣属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谨宿卫之”。然而刘荆依然不改，于永平十年复“使巫祭祀祝诅”，再四谋反。在此情况下，明帝诏令诛之，荆被迫自杀。至此，山阳王刘荆谋反数四，历经十余年，终告结束。
永平十三年（70年），光武第三子楚王刘英造逆谋反。刘英为许美人所生，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明帝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明帝诏报不以为罪。云：“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咎？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但此后不久，刘英“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
永平十三年，男子燕广告刘英与渔阳王刘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乃废英，徙丹阳泾县。次年，英至丹阳，自杀，国除。而“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牵连入狱者上万人。直至章帝建初二年（77年），此事才算真正了结。
在楚王英被告谋反的前后，郭后所生济南王康也阴谋反乱。刘康为光武第五子，“在国不循法度，交通宾客”，后有人上书告康“招来州郡奸猾渔阳颜忠、刘子产等，又多遗其缯帛，案图书，谋议不轨”，事下考，有司举奏之。明帝以亲亲故，不忍穷究其事，但削祝阿、隰阴、东朝阳、安德、西平昌五县。此事未载明是否坐徙宾客，但从楚、济南之狱皆涉及渔阳颜忠来看，很有可能是楚狱引发出来的，或者说康、英二人系共谋反乱，故楚狱中所牵连的诸多人等也当有济南王康之一部分。至建初八年（83年），章帝复还所削地，而康“遂多殖财货，大修宫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奢侈恣欲，游观无节”。至和帝永元初，国傅何敞以其“骨肉之亲，享食茅土，当施张政令，明其典法，出入进止，宜有期度，舆马台隶，应为科品”上书谏之，但康仍“尊贵骄甚”，“触犯防禁”而“终不能改”，以此表示与朝廷抗衡。
永平十六年（73年），郭后所生淮阳王延造逆谋反。刘延为光武帝第七子，本“性骄奢而遇下严烈”，早在建武末“王新归国”时，即以“宾客放纵，干乱法禁”，而被国相张歆“入宫搜捕”。及至永平十六年，有人上书告刘延与姬兄谢弇及姊馆陶主婿驸马都尉韩光“招奸猾，作图谶，祠祭祝诅”，事下案验，光、弇被杀，“辞所连及，死徙者甚众”，司徒刑穆也下狱死。
有司奏请诛延，明帝以其罪薄于楚王英，故特加恩，“徙为阜陵王，食二县”。然而延既徙封，“数怀怨望”，至建初中，复与子鲂造逆谋反，被人所告，有司奏请槛车征诣廷尉诏狱，章帝下诏责之曰：“王前犯大逆，罪恶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汉之淮南。经有正义，律有明刑。先帝不忍亲亲之恩，枉屈大法，为王受愆，群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谋内溃，……朕恻然伤心，不忍致王于理，今贬爵为阜陵侯，食一县”，并“赦鲂等罪勿验，使谒者一人监护延国，不得与吏人通”。按此，章帝将延比之管、蔡、淮南，则反势尤明而规模也较大，只是因为“先帝不忍亲亲之恩”，章帝“不忍致王于理”，才从轻处罚了。至此，光武四子逆谋反乱，历时二十余年，终算划上了一个句号。
然而就在此时，名将马援即已看出将来是非出问题之不可了。《后汉书·马援传》载，时王莽后裔王肃常“出入北宫及王侯邸第”，援谓司马吕种说：“建武之元，名为天下重开。自今以往，海内日当安耳。但尤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卿曹戒慎之！”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建武二十四年，刘秀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对诸王开始进行限制。但尽管如此，具体的制度始终也未建立起来。如建武二十八年，有人上奏：“诸王所招待者，或真伪杂，受刑罚者子孙，宜可分别”，这说明“阿附蕃王法”只是限制“阿附”者而已，而“各招来文章谈说之士”，并未严禁，否则也就无须提出“宜可分别”之建议了。又如光武崩时，诸王与皇太子“杂止同席，宪章无序”，“藩国官属出入宫省，与百僚无别”］，也表明有关制度始终未曾健全起来。
然而在建武二十八年郭后死时，刘秀却突然对他们予以沉重的打击。致使沛王辅被捕入狱，诸王宾客坐死者数千人，郭后、许美人所生诸王皆被遣就国。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不仅使诸王感到难以接受，而且连刘秀自己，事后也不能不承认：“不早为明设刑禁，一时治之过差”，感到有点欲擒故纵之意味了。
及至中元二年刘秀驾崩，山阳王刘荆给前太子刘强写了一封别有用心的信。其曰：“君王无罪，猥被斥废，而兄弟至有束缚入牢狱者。太后失职，别守北宫，及至年老，远斥居边，海内深痛，观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阳吏以次捕斩宾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上以求天下事必举，下以雪除沈没之耻，报死母之仇。精诚所加，金石为开。当为秋霜，无为槛羊。虽欲为槛羊，又可得乎！……愿君王为高祖、陛下所志，无为扶苏、将闾叫呼天也。”
明帝即位以后，对于这种尖锐的矛盾，本应采取缓和的措施，因为东汉诸王本无治民之权，弄兵之柄，不仅与西汉前期的诸王已有很大不同，而且在“地位上与西汉末期的王亦大异其趣”了。然而明帝却越加“严切”，对诸王予以更苛刻的约束和限制。
也正因为这样，楚王英在明帝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时，惶惶不安，无罪而奉黄缣白纨“以赎愆罪”，北海王睦以“法宪颇峻”，在岁终遣使奉璧朝贺时，不敢称“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而叹曰：“子危我哉！大夫其对以孤声色狗马是娱是好，乃为相爱”，以避免明帝之“疑忌残忍”。在这种情况下，又岂能不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建武十五年，刘秀封其子皆为公。十七年，除阴后所生临淮公衡已卒外，皆进爵为王。其各封多少虽无所考，但分封不公却是事实。如楚王英，以“母许氏无宠，故英国最贫小”就是一例。
建武二十八年，刘秀以强“废不以过，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兼食鲁郡，合二十九县”；
建武三十年，刘秀在打击诸王后，为缓和矛盾，增封楚王刘英二县；济南王康六县；淮阳王延四县；至永平二年，明帝增封阴氏所生东平王苍五县，琅邪王京六县。可见沛王辅、山阳王荆皆未增封，而楚王英、淮阳王延虽有增封，也仍不如他国为多，——封邑多少是有差异的。
郭后未废时，后弟郭况及后族之家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而当阴氏立为皇后，光武“日虑明帝之不固，而倚阴氏以为之援”。如令阴后兄阴识为执金吾，“帝每巡郡国，识常留镇守京师，委以禁兵”，阴后弟阴兴为卫尉，亦辅导皇太子。及建武二十年，光武“风眩疾甚”，复以兴领侍中，并“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而阴氏“以外戚贵盛”，则往往交结宾客，“多犯吏禁”。如《后汉书·虞延传》载，建武二十四年，阴氏客马成“常为奸盗”，被洛阳令虞延收考，信阳侯阴就“屡请”不能，遂“乃诉帝，谮延多所冤枉”，至永平中，虞延为司徒，阴氏复设下圈套，将他害死。此外在《后汉书》之《冯衍传》、《朱晖传》、《乐恢传》及《逸民·井丹传》中，也皆有阴氏“以外戚贵显”交结宾客、干乱法禁之记载。然而在建武末光武大会百官、诏问谁可傅太子时，“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执金吾原鹿侯阴识可”，可见阴氏的势力已是很大了。因此及光武崩时，山阳王刘荆假郭况书与强以谋逆造反，也便十分自然的了。
建武二十八年，刘秀诏捕诸王宾客，“坐死者数千人”，楚事发觉后，“坐死徙者以千数”，牵连入狱者上万人，淮阳王延谋反发觉，“坐死徙者甚众”等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士人。亦或“改变名姓，以逃其祸”，再度鼓荡起久已沉寂的隐逸风尚。因此，在这个方面来说，也不啻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呜呼！光武以一念之差，而酿成百年之祸矣。
郭氏虽然不是明帝的生母，并且，被刘秀废除皇后地位，可是明帝对郭氏家族的成员并不歧视。《后汉书·皇后纪上》说：“显宗即位，(郭)况与帝舅阴识、阴就并为特进，数授赏赐．恩宠俱握。礼待阴、郭，每事必向。”又如明帝异母弟楚王刘英“造作图书，有逆谋”。事情查明后，“有司奏，……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乃度矣，徒丹阳径县，赐汤休邑五百户。
光武帝时，对同姓宗室王限制比较严格。自己的10个儿子虽然都封王，但不让他们就国。都集中到洛阳。而且封地都很小，较之西汉的同姓王差得很多。而且在郡国内，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力。光武死后，明帝即位，诸王才开始到自己的封地去。
明帝的同母弟刘荆，是光武诸位皇子中比较有才能的一个，他给废太子刘疆写信，说他无罪被废，应该从自己的封地东海起兵，象汉高祖那样取天下，即皇位。刘疆接到书信后吓坏了，马上把信交给明帝。明帝没有追究此事。后来羌人和东汉作战，刘荆又四处活动。明帝又让他去封地。去了封地，他问相士，我长得象先帝，先帝30岁当皇帝，我今年也30，可以起兵吗？吓得相士赶快告诉郡国的官员，刘荆害怕，自己把自己投进监狱。明帝又没有追究。后来刘荆又使巫祭祀祝诅，被郡国的官吏报告，惶恐之下自杀。
光武帝许美人所生的楚王英，在明帝当太子时就和明帝关系不错。刘英结交宾客，又在封国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为符瑞。积极准备造反。被一个叫燕广的人告发，有司奏情要求诛杀他，明帝不忍，只是把他罢免流放，后来刘英自杀。明帝发现刘英结交士人官吏的名录，为此兴了大狱，株连了很多人。
郭皇后生的两个儿子刘康和刘延也在封国结交宾客，图谋不轨。但因为不象刘荆，刘英那么严重，所以只是被削减封地。这些宗室王无法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们根本不掌握封地的兵权。所以不可能象前汉七国之乱那样成气候。另外，封地的国相和官吏都是受皇帝委托监督他们的。其实每个朝代的前几代皇位继承人之间，竞争都很激烈。到了后期就不明显。
明帝即位后就一该光武为政时的柔道，而大刀阔斧地代之以刚猛。明帝根据光武生前的意思，画28将于云台，但对自己的岳父马援却不予收入，这就给大臣们一个信号，就是自己要限制和约束外戚。而且，他在位时，他的三个大舅子，小舅子马廖，马光，马防都位不过九卿。
随后他就开始处理外戚和豪强们。32功臣之一，纳河西五郡给光武帝的窦融，为人不错，但不善于约束自己的家人和子弟。结果子孙多不法。窦融从兄子窦林坐欺罔及臧罪，下狱死。窦融的长子也是光武的附马窦穆，因为封地离六安国比较近，就想占据六安，于是假传阴太后的旨意，让六安侯刘盱休妻，而娶自己的女儿。后来此事被明帝知道，窦穆被免官，窦氏人中，除了窦融留京，全被迁回故郡。窦融也被明帝斥责，吓得窦融也辞职回家养病。窦穆等后来被赦免，允许回京城居住，但明帝派人严格监视他们。窦穆心怀不满，口出怨言，又贿赂官吏。结果他和两个儿子窦宣，窦勋都死在狱中。多说一点的就是，窦勋的儿子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外戚窦宪。太后阴丽华的弟弟阴就的儿子附马阴丰，杀了公主。虽然阴太后还在，但明帝也不徇私情，将阴丰杀死。阴就夫妇也自杀。明帝又杀了河西功臣梁统的儿子，同时也是自己姐夫的梁松，原因后汉书上说的是，松坐怨望、县飞书诽谤。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梁松就是当年构陷明帝岳父马援的主凶，另外他还是光武遗命辅政的大臣。东汉12帝，只有明帝朝对外戚和功臣的限制，打击最严苛。向使东汉全是象明帝这样的皇帝，又岂有戚宦弄权。
明帝是东汉时期一位有作为的皇帝。薛莹《汉纪》对他极力称赞，说他“及临万几，约身率礼，恭奉遗业，一以贯之，虽夏启，周成继体持统无以加焉”。范晔《后汉书》评汉明帝，执法严明，严于驭下加强皇权、整顿吏治固然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但执法过严，以致发生冤狱，如楚王刘英案件株连而死者竟达数千人之众，这也是明帝政治的弊端，范晔《后汉书》所谓“弘人之度未优”这个批评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