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确实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我们总有把美好事物变成污秽不堪的本事。国际上好的惯例一接轨到我们这里就全然变了，把独立董事接轨过来，独立董事就同流合污地买办化；把油价市场化办法接轨过来，变成了盘剥的大好机会；把公车改革接轨过来，成了不法者谋取福利的好借口；把愤青引进来，“却在我们的社会里最终成了一种创造性为零为负数的姿态”。
既然舶来的愤青早已面目全非，既然我们这里普遍贬义了的愤青已非西方原本意义的愤青，很必要搞清楚中国愤青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对这群人重新进行定义。否则，西方的愤青还真的不愿意与中国所谓的冒牌愤青为伍，定义不明的国内青年也容易互相掐架。
基于对西方愤青的探本求源和对中国愤青的种种表现的观察，在此，我给中国愤青下的定义是：中国愤青是国内盲目爱国、狂热排外、愚昧自大、鼓噪鲁莽的非理性群体的统称。其中主要指狭隘病态的民族主义者，又以青年人为主，依据年龄不同，有愤青、愤中、愤老之分。
显然，这不是一个广义的愤青定义，而是一个狭义的中国愤青定义，十分明确地指向一部分人，以避免“滥杀无辜”。从这个定义基本上可以看出中国愤青有四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爱国但很盲目，不懂得什么是真爱国；二是排外且很狂热，尤其是仇日仇美；三是自大皆因愚昧，这是愤青之为愤青的根源；四是鼓噪而多鲁莽，显示出强烈的非理性特征。
在这样一个基本定义之下，我们再来谈中国愤青，就有指向性和针对性了，不然就会陷入到定义混乱的无谓之争中。就像有些愤青将我反唇相讥为愤青，这是莫须有的。
我认为，这个“中国愤青”的概念不同于西方的、本源的愤青的定义，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其一，西方愤青（本源意义上的愤青，或者说真正的愤青）高扬人道主义，摒弃狭隘民族主义，中国愤青与之相反，钟爱民族主义，无视人道主义；西方愤青对国家的爱基于人性、真理、正义之上，中国愤青对国家的爱凌驾于人性、真理、正义之上；西方愤青是真爱国，中国愤青常常假爱国，乃至误国。
其二，西方愤青反对战争，渴望和平，哪怕是本国侵略别国的战争（如越战）也为他们所反对，中国愤青则渴望有机会反攻列强，称霸世界。
其三，西方愤青是“向内用力”，中国愤青是“向外用力”；西方愤青对国内社会不满，中国愤青对国际社会不满。
其四，西方愤青关心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人权、自由、平等等问题，身体力行地去争取；中国愤青崇尚空谈、口水主义，关心大而空的利益。
其五，西方愤青寻找或者揭示社会问题的根源，探求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中国愤青既看不到社会问题的深刻症结所在，也提不出有价值的改进建议。
其六，西方愤青对既有传统和政治抱质疑和批判的态度，中国愤青随波逐流，缺少怀疑和批判精神。
其七，西方愤青虽然也有情绪，会愤怒，会冲动，但具有独立的理性意识（这是认识揭示社会问题根源的前提），中国愤青是被情绪左右的非理性者，他们鲁莽鼓噪，行为偏激。
在解释“中国愤青”概念时，我要补充说明两点：一、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愤青是有坚定的价值立场的，比如西方愤青坚定地批判国内政府，中国愤青坚定地反美反日等。一个人偶尔的愤怒不算愤青，一个愤青的偶尔理性也不能说他就不是愤青，愤青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会对政治话题持有“主见”，一谈到那些背离其立场信念的话题，就能表现出愤怒，久而久之，就形成愤怒的条件反射。
二、中国也有西方原本意义上的愤青存在，像戊戌六君子、孙中山、鲁迅等都是西方意义的愤青，只可惜，这样的西式愤青越来越成为稀有物。目前，占主流的是“没头脑和不高兴”的中国式愤青。在这本书里，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批判或打捞的，都是中国式愤青。
愤青有大佬级的，也有小喽啰，愤青大佬有时能影响决策，愤青喽啰是一些跑龙套的小鬼。这些小鬼在网络上常常被称为“粪青”、“粪粪”、“FQ”、“小左”、“左左”等。
如果要形象一点讲，我给中国愤青做了一个类比，叫“当代义和团”、“民族自恋狂”。一方面，他们把国家、民族、政府、政党等概念混作一团，因此他们的关于爱国的“主义”和爱国的“行为”也让人哭笑不得；另一方面，他们只觉得自己的国家民族是世界上最好的，泱泱大国、唯我独尊。说起西方，那都是夷狄，既不拿正眼瞧人家，还要极力排斥。看到有人批评了中国的坏处，或者讲了日本的好话、美国的好话……就要扣帽子，最经典也最恶心的几顶帽子是：“汉奸”、“走狗”、“卖国贼”、“二毛”、“假洋鬼子”。
培根在《论称赞》中讲道：“最廉价的品德最容易受到称颂；稍高一点的德行也能引致庸众的惊叹；但正是对于那种最为上乘的伟德，庸众却是最缺乏识别力的。”如果将培根的话倒过来推演，是不是可以反思：被称赞得最多的最泛的美德会不会是最廉价的品德呢？果真如此，在愤青眼里最值得称赞的一些德行（如爱国排外）就不一定是高层次的德行。理由是愤青连最基本的政治常识都不具备，无法探明社会问题的根源，脑子被信息屏蔽，缺少怀疑精神，被简单的情绪左右，因此，“最缺乏识别力”，故而他们称赞或践行的德行（如爱国排外）是最廉价的。
在网络上，愤青有很多称谓：白痴、弱智、愚民、暴民、无知、无耻、无畏、小屁孩、意淫癖、爱国贼、社会下层、网络流氓、投机作秀分子。说他们是投机作秀分子，那是因为他们特别懂得采用什么样的爱国举动，然后配合出什么样的爱国举动，分寸把握得很清楚。说他们是网络流氓，那是因为他们人肉出他们认为是汉奸的人，到别人家里去泼粪、打砸，进行人身攻击。说他们是爱国贼，那是因为他们会假爱国之名行误国之事。说他们是意淫癖，是因为他们经常是“口号爱国者”。说他们是小屁孩，是因为他们未经世事，还没有在社会上碰壁吃苦……
中国愤青身上愚蠢可笑的言行有着深层复杂的原因，本书在下面章节将逐一解释。
在《什么是中国愤青》里，我给中国愤青下了这样的定义：盲目爱国、狂热排外、愚昧自大、鼓噪鲁莽的非理性群体的统称。这个定义之所以特别强调“盲目爱国、狂热排外”这一狭隘民族主义气质特征，一是要准确定义愤青，这是狭义的愤青，避免“打击面过大”；二是强调我这里讲的愤青并不是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就存在，而是近代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民族危机爆发，中国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而涌现的思潮与群体。
确切地说，狭义的中国愤青是有了国家概念以后“诞生”的，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如此命名罢了。而这一切，都是中国与西方列强，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发生了冲突之后才被摆上桌面的事。倘若泛泛而谈“愤怒的青年”就没有多说的必要，人人皆可成“愤怒的青年”，不一定要抬到“爱国排外”的高度来谈。
在近代以前，中国只有“天下”的概念，没有“国家”的概念，就像梁启超说的：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少年中国说》）
关于国及爱国，梁启超说，“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新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