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六年七月十一日清早，在彼得堡的莫斯科火车站[2]附近一家大旅馆里，茶房们正在纳闷，甚至有点儿惊慌。头天晚上八点多钟，一位先生拎着箱子，前来开了个房间。他把身份证交去登记，要了茶和肉饼，关照说晚上不许惊动他，因为他挺累，想睡觉，可是明天八点一定得叫醒他，因为他有急事。他闩上房门，最初还传出些刀叉声和茶具声，不久就安静下来，大概睡着了。到了早晨八点，一个茶房敲了敲这位昨天来客的房门，客人一声不响。茶房更使劲敲，使足了劲儿敲，客人还是不答理。他恐怕是太累了。茶房等了一刻钟又去叫，仍旧叫不醒。他开始跟别的茶房、跟小吃部的堂倌商议。“他不是出了什么事吧？”——“应当把门砸开。”——“不，那不行，要有警察在场才能砸门。”他们决定再使劲叫一回试试看，如果他这回还不醒，就派人找警察。他们做了最后的尝试，仍然叫不醒。于是他们派了人去找警察，现在只等着跟他一道看个究竟了。
上午将近十点的时候来了一个警官，他亲自敲敲门，又叫茶房去敲，结果还是跟原先一样。“没有办法，砸门吧，小伙子们。”
门给砸开了。房间里空无一人。“看看床底下。”床底下也不见那个旅客。警官走到桌子旁边，发现桌上摆着一张纸，上面用粗大的字体写着：
我晚上十一点离去，不再回来。夜里两点到三点之间，有人会在铸炮厂桥[3]上听见我发出的声音。不用怀疑别人。
“原来是这样，现在事情才弄明白了，不然可怎么也闹不清。”警官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伊凡·阿法纳谢维奇？”小吃部的堂倌问道。
“来一杯茶再讲吧。”
有好长一段时间，警官所说的故事成了旅馆中的热门话题。事件的经过是这样：
那一夜有云，黑沉沉的。到了两点半钟，铸炮厂桥中央忽然火光一闪，传来手枪的声音。护桥人员闻声赶去，几个过路的也聚拢了，但是发出枪声的地方不见一个人或一件东西。可见这不是他杀，而是自杀。有些自愿潜水的，过了不大工夫就扛来钩竿，甚至还扛来一副渔网。他们钻进水里，摸索，打捞，结果只捞到五十来块大木片，尸体却没有找着，没有捞到。其实怎么找得着呢？夜那样黑。尸体在这两个钟头内早已漂到海里去了，你还能上那儿找去？于是出现一批进步分子，推翻了原先的假设：“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尸体吧？也许是个醉鬼，或者干脆是个爱捣蛋的家伙，为了寻开心，放了一枪就溜掉了。说不定他当时还混在那一堆忙忙乱乱的人中间，看到自己引起一场虚惊，暗自好笑哩。”
然而大多数人在慎重推论的时候总是保守的，他们拥护原来的说法：“什么寻开心！他朝自己的脑门开了一枪，就是这么回事。”进步分子失败了。可是得胜的一派胜利以后，照例又马上闹起意见来。不错，是自杀。但为什么自杀呢？“喝醉了呗，”这是某些保守分子的看法。“因为家产败光了。”其他的保守分子断言。“不过是个傻瓜罢了。”有人说道。对于“不过是个傻瓜罢了”这句话，所有的人，连那些否定他自杀的在内，一致表示赞同。的确，不论是一个醉鬼或败家子自杀也好，或是一个爱捣蛋的家伙根本没自杀，只不过玩了个鬼把戏也好，反正总是愚蠢的、只有傻瓜才会干的玩意。
那天夜间桥上的事到此为止。第二天清早在莫斯科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里，却发现那个傻瓜不是寻开心，而是自杀了。但故事结局中有一点是连失败者也同意的，就是：即使他不是闹着玩，而是自杀，他也还是个傻瓜。这个人人满意的结论，正由于保守分子获胜便格外颠扑不破了：真的，假如他只在桥上开枪玩玩，那么他到底是傻瓜或者只是个爱捣蛋的家伙，实在还可以怀疑。但是他竟在桥上自杀了。有谁在桥上自杀过？怎么要在桥上自杀？干吗在桥上？在桥上自杀多愚蠢！所以他毫无疑问是傻瓜。
有些人又起了疑心：他在桥上自杀，而人们都不在桥上自杀，足见他没有自杀。可是傍晚时分，旅馆的茶房们被传到警察分局去，看看从水里捞出的一顶叫子弹打穿的制帽，大家承认那顶帽子正是旅客戴过的。这么说，他无疑是自杀了。否定派和进步派的锐气被彻底挫败了。
大家都同意那是个“傻瓜”，但是大家忽然又谈起：在桥上自杀倒是一条妙计！这样一来，即使他没有打中要害，也不会痛苦很久了。想得聪明！无论伤势轻重，他总会掉下水去，不等清醒过来，就被水憋得接不上气了。是的，在桥上……聪明！
现在可叫人完全莫名其妙了：又是傻瓜，又想得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