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被分离、被不同家庭收养的同卵双生子，长大之后两个人之间出现了惊人的相似性，这样的故事不断地被媒体报道，并引发了无数人的想象力。例如，有两个吉姆，两个人都有咬指甲的习惯，都喜欢做木工活，都开雪佛兰牌的汽车，都抽同一个牌子的香烟，喝同一个牌子的啤酒，都给儿子起詹姆斯·艾伦的名字（James Alan and James Allan）。我们当地报纸上刊登了一对孪生兄弟因成为消防志愿者而重逢的故事，照片上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都戴着消防员头盔。还有一个杰克·雅夫和奥斯卡·斯托尔的故事。杰克在特立尼达岛由他的犹太父亲抚养成人，而奥斯卡在德国由他信奉天主教的祖母带大。当他们重逢时，两人都戴着一副长方形金丝边眼镜，留着短髭，穿着蓝色、带有肩章和两个口袋的衬衫，两人都喜欢从后往前看杂志，都习惯在如厕之前先将马桶冲一遍，两个人都喜欢在电梯中故意打喷嚏来吓别人。还有一个艾米和贝丝的故事。她俩被不同的家庭收养，艾米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贝丝却备受宠爱，她们俩在认知和人格方面都存在着缺陷。
这些同卵双生子的故事证明了基因的力量，说明基因使同卵双生子在人格特质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使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天壤之别。这些故事也表明了基因以其微妙、复杂的方式控制着人们的行为，目前遗传机制和大脑神经生物学还无法对此作出解释。
但是故事的另一个方面却很少被人提及，即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的同卵双生子，不像人们想的那么相像。不在一起长大的双生子都如此相像，你会想在一起长大的双生子更应该是一模一样，就像每年寄出的圣诞节信件一样。事实上，与从小被不同家庭收养的双生子相比，在一起长大的双生子之间并非更相像。尽管他们之间有许多巧合之处，但还是存在着许多差异。
是的，他们并不是更相像！这两个人不仅基因相同，还与亲生父母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然而，他们却有着不同的人格。一个可能比较友好（或羞涩），另一个可能更友好（或不太友好）。一个可能比较谨慎，另一个可能比较鲁莽。一个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可以做到心平气和，而另一个可能会说你一派胡言。我说的是同卵双生子。他们长得很相像，你分不出谁是谁，但他们在人格测试中选择的答案却不一样。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的同卵双生子的人格特质的相关系数只有0.50。
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孩子并不会更相似
明尼苏达大学一些行为遗传学家正在进行一项研究，叫做“明尼苏达双生子研究”。当他们找到那些从小不在一起长大的双生子时，给他们提供免费旅行的机会，让他们来明尼苏达大学做为时一个星期的心理测试（我常想，这个研究的第二个奖励是找他们做两个星期的心理测试吧！）。不出意料，几乎没有人拒绝。能见到子宫里的室友的机会是无法抗拒的，因为两个人可能从脐带剪断后就不曾见过面。
来到明尼阿波利斯做测试的双生子中有一对双生子被叫做“爱笑的姐妹”。尽管生长在不同的家庭，而且她们的养父母都是一副阴沉、不苟言笑的样子，但她们两个人都特别爱笑。两个人都说，在没有重逢之前，她们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像她们这样爱笑的人。
通过观察爱笑姐妹，你会轻易地下结论说爱笑是遗传的。但她们只是研究中的一对双生子，我跟你们讲的是她们的趣事，而不是数据。收养她们的家庭非常相似，两个人爱笑可能是她们小时候缺乏欢笑。事实上，很难确定这对双生子爱笑是因为她们有相同的基因，还是因为她们有相同的经历。她们之间的差异可以归因为环境因素，因为她们有相同的基因，但她们之间的相似性却可能是由于遗传因素或环境因素造成的，或二者兼而有之。
虽然不能对爱笑姐妹做什么研究，但却可以对她们因此而闻名的特质进行研究。如果你给行为遗传学家几打双生子或兄弟、姐妹（亲生或收养，一起长大或分开长大），他们会告诉你爱笑的倾向是遗传、环境还是两者作用的结果。行为遗传学家的研究方法基于一个略有变化的老问题。养子更像他们的养父母还是他们的亲生父母？将“父母”换成“兄弟、姐妹”省去了比较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麻烦，但原理是一样的。这种方法基于两个前提：有相同基因的人比没有相同基因的人更相似，有相同成长环境的人比没有相同成长环境的人更相似。
我们可以基于两个前提形成预测。如果“爱笑”完全是遗传决定的话，那么同卵双生子爱笑的程度应该是相似的（但是无法完全相似，因为即使是同一个人，每天爱笑的程度也有一点不同），无论他们是否在一起长大都是如此。如果“爱笑”完全受环境影响，那么我们会发现一起长大的同卵双生子、异卵双生子、被收养的兄弟姐妹爱笑的程度应该相似，而在不同家庭中长大的双生子应该很不相似。最后，如果“爱笑”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产物，我们会发现有相同基因的人比较相似，生长在同一个家庭中的人比较相似，基因相同、生长环境相同的人应该最相似。
听起来符合逻辑，不是吗？再猜猜看。如果“爱笑”这个特质与其他被研究的特质一样的话，那么，答案是“以上皆不是”。
出乎人们预料的结果开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到了70年代末期，已有足够多的数据表明行为遗传学的基本前提是错误的。基因的前提没有错，在人格特质方面，基因相同的人更相似。有问题的是环境前提。许多研究指出，在同一个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之间的相似程度与生活在不同家庭中的孩子之间的相似程度没有多大的差别。研究结果并不符合基因预测，因为有基因关系的人并不是那么相像，他们的相关系数太低了，而是基因以外的东西正在影响被试的人格，但似乎又不是家庭环境。如果是家庭环境的话，它的作用方式让人难以理解，它并没有让兄弟、姐妹更相似，而是让他们彼此更不相像。
也许你在想为什么这些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为什么生活在同一个家庭的孩子就应该一样呢？假如你的父母整天阴沉着脸、不苟言笑，你不觉得你可以变得很像他们或跟他们完全相反吗？你难道不能想象父母性情乖戾，而他们的两个孩子却完全不一样：一个乖戾，一个开朗吗？
问题是研究儿童发展的人，包括行为遗传学家都相信父母的态度、人格和教养方式对孩子的行为产生影响。流行病学家想预测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对人们健康和长寿产生的影响，发展心理学家想预测父母的行为和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人格产生的影响。
不同的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和对家庭生活的观念都有所不同。有的家庭认为幽默是一个美德，笑声是对幽默感的回报，允许孩子打断大人的话语，说一些好笑的话。我就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读中学时，我有一个朋友叫埃莉诺，她家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我家一点学术气氛都没有。一天晚上，她到我家来吃饭，后来她告诉我她真希望生在我家。我们家吃晚饭时非常热闹，每个人都愉快地交谈，俏皮话连连，笑声不断。埃莉诺的父母严肃刻板，她说在家里吃饭枯燥无味。你难道不认为在我家长大的孩子比在埃莉诺家长大的孩子更爱笑吗？你难道不认为在我家长大的两个人比分别在我家长大的和在埃莉诺家长大的人更相似吗？
如果你相信孩子“非此即彼”，或者像他们的父母，或者完全不像，那么你主张父母对孩子没有可预见性影响。如果你的看法比较温和，即大多数孩子受父母的影响，偶尔有一个比较叛逆，那么你预期兄弟姐妹之间都很相似，因为大多数的孩子是不跟父母唱反调的。正因为孩子生下来就不一样，一个可能像阿博特，另一个像科斯特洛，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对父母的态度和行为有一模一样的反应。当然，在鼓励说笑话和笑声的家庭中长大的人，应该比在不苟言笑家庭中长大的人更爱笑一些。
但这并不是行为遗传学家发现的。他们研究了许多人格特质（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研究爱笑这个特质），结果都一样。数据显示，生长在同一个家庭、由同一父母抚养的兄弟姐妹，成年后的人格并不受家庭因素的影响。在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有相似的人格，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基因，相同的基因而不是相同的环境解释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对于许多心理特征来说，有证据显示家庭环境对智力产生短暂的效应，处在青春期前期被收养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智商有一些相关性。但到了青春期后期，所有非基因的相似性都会消失。智商和人格一样，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的养子/女，长大成人之后，他们之间的相关性趋向于零。
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往往瞬息万变。一个研究中得到的有趣的结果，不会在下一个研究中再次出现。但行为遗传学的研究结果是可靠的，这是统计学家们公认的。行为遗传学之后的研究都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几乎所有成年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似性都是基因作用的结果，只有极少的相似性可以归因为他们从小一起生活的环境。
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之间并不相似。如果父母狠毒，他们并非对所有的子女狠毒，或者说，狠毒的方式也不一样。即使狠毒的方式一样，每一个孩子对狠毒的反应也不一样，即使是同卵双生子也会有不一样的反应。如果狠毒的父母只对一个孩子有影响，使这个孩子到了看心理医生的地步，而其他的孩子却过得很快活，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进退两难
总的来说，社会化研究者忽视了行为遗传学家令人不安的研究结果。少数几位注意行为遗传学研究的学者中，最有名的是第一章中提到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埃莉诺·麦科比（她在多年之后承认第一个社会化研究并不成功）。
1983年，麦科比和她的同事约翰·马丁（John Martin）发表了一篇篇幅较长且有深度的社会化研究综述的论文，综述了社会化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和理论，谈到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以及孩子对父母的影响。在写了满满当当八十页之后，他们用几个段落轻快地总结了对该研究领域的看法。他们指出父母行为与孩子人格之间的相关性既不强也不具有一致性，他们甚至怀疑大量测量之后得到的相关关系是否纯属偶然。他们还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行为遗传学令人费解的研究结果，即在同一个家庭中长大的养子，他们的人格没有相同之处，即使是亲生的兄弟姐妹之间，人格的相关性也很低。
鉴于社会化研究中相关性不强、趋势较弱，加上行为遗传学出现的令人不安的研究结果，麦科比和马丁得出以下结论：
这些发现强有力地说明，父母给孩子提供的物质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很小。父母的基本特质，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夫妻关系的好坏等，对孩子的影响也很小。研究结果表明，要么父母的行为对孩子没有影响，要么父母的行为对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影响。
要么父母的行为对孩子没有影响，要么父母的行为对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影响，这是麦科比和马丁提出的两种选择。但社会化研究者一个都不喜欢。这就像告诉流行病学专家吃花椰菜和运动对健康没有影响，或者吃花椰菜使某些人更健康而使某些人病得更厉害一样。我同意吃花椰菜和运动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效果，至少在流行病学中，总体趋势表明，吃蔬菜和有规律的运动对绝大多数人有好处。麦科比和马丁认为在社会化研究中，人们甚至看不出有总体趋势。
我想再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结论，因为这很重要。他们说：“这些发现（指社会化研究中微弱、不一致的趋势，加上行为遗传学家在住在一起的兄弟姐妹身上发现的较低相关性这两件事）强有力地说明了父母给孩子提供的物质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很小，父母基本的特质对孩子的影响也很小。”换句话说，人们认为对孩子有重要影响的事情其实对孩子没有什么影响。父母有没有工作，读不读书，酗不酗酒，打不打架，结婚还是离婚，这些我们以为对孩子来说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结果发现它们对孩子没有什么影响。同样，一个家庭的物质环境，例如是公寓还是农庄，宽敞还是拥挤，凌乱肮脏还是干净整洁，家中放着艺术品、厨房放着豆腐，还是家中堆满汽车零件、厨房放满零食，这些对孩子来说一定是很重要的事，结果发现也对孩子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麦科比和马丁的大笔一挥，就划掉了社会化研究者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一大半东西。如果再划上一笔，恐怕要划掉全部的东西了。麦科比和马丁让你在两者中作出选择：要么家庭和父母对孩子没有影响，要么对每一个孩子有不同的影响。第一个选择意味着教养假设是错误的，第二个选择则变成拯救教养假设的唯一希望。
没有人会选第一项。发展心理学家们比较关注全局，会围绕着第二个选项兜圈子。其他人则完全不理会天要塌下来的警告，继续耕种自己的自留地。
麦科比和马丁的第二个选项是：父母对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影响。换句话说，父母和家庭都重要，但事实上每个孩子在家中有各自的生长环境。发展心理学家把它叫做“家庭内环境差异”，指同一个家庭中的孩子有不同的生活体验。例如，父母可能偏爱某一个孩子，被偏爱的孩子面对的是疼爱他的父母，而另一个孩子则要时时面对冷漠的父母；或者父母对一个孩子管教严格，对另一个孩子却很宽松；或者父母认为一个孩子有运动天赋，另一个孩子会读书。家庭内环境差异也是孩子之间互动的结果。例如，某个孩子有一个喜欢发号施令的姐姐，另一个孩子有一个令人讨厌的弟弟。因此，家庭不是一个单一、统一的环境，而是由许多小环境组成，每一个孩子都拥有一个小环境。
这个看法非常合理。毫无疑问，这些小环境的确存在，同一个家庭中的孩子有不同的生活体验，每个孩子与家人都有着不同的关系。大家都知道，父母对待不同孩子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即使他们想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每一个孩子。妈妈总是喜欢你一些，所以你就变得很有出息。
但我们马上就遇到了麻烦，因为我们陷入了因果关系的无限循环中。我们怎么知道妈妈不是因为你本来就比较聪明才偏爱你呢？你是因为聪明才被父母称为“天才”，还是因为被称为“天才”才变得聪明的？如果父母对待每个孩子的方式不同，是他们对孩子之间差异的回应，还是他们引发了这些差异呢？
为了跳出这个循环，我们需要证明父母没有引发孩子之间的差异，差异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家长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两个孩子，这个不同是不能用孩子们的基因不同来解释的。然后我们必须找到证据说明父母用不同的方式对待孩子的确对孩子有影响。我们需要证明父母对子女的效应，因为如果我们只有孩子对父母的效应，我们就不能解释父母对孩子的人格有任何影响。
出生顺序
我想起来有一件事情使父母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孩子，这就是出生顺序，出生顺序不是孩子与生俱来的特征。老大和老二在基因上的概率是相等的，但当他们出生之后，他们就发现各自的小环境是不一样的。老大和老二在家里的体验不同，只要知道谁是老大，就能准确地推测出他的生活体验。老大至少有一年的时间得到了父母全部的爱，然后突然跌下宝座，沦落到与对手竞争的境地，而老二一出生就面临着竞争。老大出生时，父母因为没有什么经验而紧张不安，当老二出生时，父母已经知道如何照顾他了。父母通常给老大更多的责任、指责和较少的独立性。
如果父母的教养方式影响孩子的人格，并且父母对待老大的方式不同于其他孩子，那么出生顺序应该在孩子的人格上留下一些痕迹，这些痕迹在他们成年之后仍然能够找到，这些痕迹叫做出生顺序效应。出生顺序效应是大众心理学作家喜爱的话题，例如，约翰·布拉德肖是“功能失调家庭”的权威人士，详细说明了老大、老二、老三的人格差异：
老大能够做决策，他的价值观也许跟父亲的一样，也许截然相反……他们善于与他人交往……老大在自尊发展方面有些麻烦……老二通常与系统的情感维系需求相关……他们会快速发现“背后的阴谋”，但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因此，老二常常给人天真和茫然的感觉……老三跟系统的关系需求直接挂钩……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事实上他们很在意。他们经常陷入矛盾之中，难以作出选择。
问题是心理学家不会这样说，除非他们有证据支持。他们要能证明：一般来说，老大自尊的问题比老二、老三多一些，老三更矛盾一些。如果人格测试能够测出老大、老二、老三之间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就达到了这个目的。
五十多年来，心理学家们一直在找这种系统性差异，寻找出生顺序对人格产生影响的有力证据。行为遗传学家和社会化研究者也想找到同样的证据。对行为遗传学家来说，如果能找到出生顺序的证据，就能澄清那些令人不安的研究结果了（行为遗传学家也相信后天教养的作用）。对社会化研究者来说，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能找到出生顺序的证据，就能证明家庭中发生的事情，对孩子产生了重要和持久的影响。
多年来有关出生顺序的数据堆积如山，其中大多数是人格测试的分数。数千名被试在测试卷首写下自己在家里的排行，接下来说明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是否有信心，表达情感是否有困难，是否讨厌作选择。然后，几百名研究者将这些问卷收集起来进行分析。遗憾的是，整个事情是浪费时间和物力。1990年，朱蒂·邓恩（Judy Dunn）和罗伯特·普罗明（Robert Plomin），前者是世界上研究兄弟姐妹关系的权威，后者是世界上行为遗传学领域的权威，认真仔细地研究了这些数据之后，得出以下结论：
当人们谈到父母用不同的行为方式对待不同的孩子时，人们自然会想到孩子的出生顺序。我们常常假设父母对待老大的方式不同于对待后面的孩子……严格来说，这些差异并不重要。这是因为，人格上的个体差异和一般所谓的“心理变态”与孩子的出生顺序无关。尽管这个证据与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不相符合，但看过大量出生顺序研究的人得出的结论是，出生顺序对孩子人格的影响微乎其微……如果出生顺序对人格差异没有影响的话，那么父母对待不同孩子的不同行为方式对孩子以后的发展也不会产生重要影响。
在邓恩和普罗明所指的“那些看过大量出生顺序研究的人”中，首屈一指的就是具有百折不挠精神的瑞士研究者塞西尔·厄恩斯特（Cécile Ernst）和朱尔斯·昂斯特（Jules Angst），这两个人不是我杜撰出来的。
厄恩斯特和昂斯特对出生顺序研究作了一个综述。在这项艰巨的任务中，他们收集了从1946年到1980年之间发表的所有关于出生顺序的文章。数据包括对被试行为的直接观察，父母的评分，兄弟姐妹的评分，教师的评分，以及各种人格测试的得分。他们将所有的研究结果放在一起，试图对“人格因出生顺序的不同而不同：老大人格”的假设加以验证。
他们没有成功。首先，他们发现许多研究存在着不可救药的漏洞。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没有考虑家庭大小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这些变量之间本来就具有相关关系，会影响研究结果。厄恩斯特和昂斯特将有漏洞的研究剔除掉，把剩下的研究放在一起，他们发现了什么呢？出生顺序对人格没有产生一致性的影响。绝大多数研究没有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果，仅有的影响发现在被试的子集身上：对女孩有影响，对男孩没有；对小家庭有影响，对大家庭没有。研究结果毫无规律可循。
为了确保他们没有忽略掉什么，厄恩斯特和昂斯特亲自做了一个研究。按照社会科学的标准，这是一项规模庞大的研究，他们对7582名住在苏黎世的大学生进行了人格测试。测试的人格内容有十二个方面：社会性、外向性、攻击性、易激动性、紧张性、神经质、忧郁性、抑制性、冷静、男子气概、支配欲和开朗（没错，他们没有测量爱笑性）。
研究结果让那些相信家庭环境效应的人倍受打击。在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中，老大和老二的人格没有任何显著性差异。在有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中，存在着一点点差异，最小的孩子在男子汉气概这个维度得分稍微低一点（当你测量这么多变量时，出现显著差异可能纯属偶然。）
厄恩斯特和昂斯特这样总结他们的研究结果：“出生顺序这个环境变量被认为与人格高度相关，但它不能预测个体的人格和行为。这意味着，必须重新修正该领域中的许多看法。”
但是对出生顺序的信念并没有轻易地消失，它是那种多次被打倒，但又立刻爬起来的东西。在许多重振出生顺序信念的努力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科学史家弗兰克·萨洛韦（Frank Sulloway）。在《生而叛逆》（Born to Rebel）一书中，萨洛韦声称，凡是科学、宗教和政治思想的革新都是老大率先反对，后出生的孩子支持，因为后出生的孩子有一种“开放的心态”。然而，我注意到革新的思想并不一定来自老二、老三甚至老四：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弗洛伊德和毛泽东都是老大。萨洛韦书中的数据表明，但在接受新思想时，老大总是止步不前。萨洛韦认为，从一出生开始，老大就占据了优势，除非与父母合不来，或者有什么别的原因，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会反叛的。打个比方，他们得到的苹果已经大大超出了规定的份额，他们不想打翻这辆苹果车。他们得到父母的关注最多，他们只要说“是的，妈妈；是的，爸爸”，就能保住他们得宠的地位。当溜须拍马的角色已经有人扮演了，那么，后出生的孩子只能扮演其他的角色了。于是，后出生的孩子容易叛逆。后出生的孩子长大成人后，比较倾向拥有萨洛韦所说的“非正统”的人生观。
也许我对弗兰克·萨洛韦的理论有偏见，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有着非正统人生观的老大。萨洛韦他自己是后出生的孩子，因此，对老大们很苛刻。在他的书中，老大们被描绘成自私、不宽容、嫉妒、心胸狭隘、攻击性强、刚愎自用的人。他多次指出，《圣经》中的该隐就是老大，显然他认为自己就是亚伯了。
既然我一出生就开始扮演刚愎自用的侵略者角色，那我要尽力做得更好。我对《生而叛逆》一书的批评在本书的附录1中。萨洛韦重新审视了厄恩斯特和昂斯特的研究综述，却得出不同的结果来支持自己的理论，但我发现他的分析没有说服力。萨洛韦没有提到厄恩斯特和昂斯特精心设计的研究，规模比综述中提到的任何其他研究的规模都要大，都没有发现出生顺序有什么效应。尤其是，他们发现老大和后出生的孩子之间在开朗这个维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出生顺序效应好像是你眼角的余光看到的东西，当你定睛凝视时，它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不断地出现，因为人们不断地在寻找它们，不断地对数据进行分析、再分析，直到找到它们为止。它们容易在老式、小型的研究中出现。当被试的人格由父母或兄弟姐妹评判时，出生顺序效应也很容易出现。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章里还会再提到。
父母的爱和关注不会均匀分布，关于这一点，萨洛韦是对的。他在书中引用了一个研究，有三分之二的母亲承认她们偏心，比较偏爱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但他没有提到，大多数不公正的母亲偏爱的是老幺，该研究结果得到了另一个后续研究的支持。在后续研究中，父母都参加了访谈，87%的母亲和85%的父亲都承认他们偏爱老幺。
与萨洛韦的想法或者他自己童年的记忆正相反，通常是老幺得到了父母大量的关注和爱，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在有些地方，人们仍然沿用古老的教养方式（我在第五章里会提到），婴儿出生后倍受父母的宠爱，但在三岁左右，当弟弟妹妹出生之后，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失宠。长子可能可以继承王位、庄园或农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母亲更爱他一些。就算母亲最爱长子，也不一定因为他是第一个出生的孩子。
我还会在下一章中谈到萨洛韦的理论。就出生顺序这个话题，我还是让来自瑞士、直言不讳的厄恩斯特和昂斯特做最后的总结。
出生顺序研究看起来很简单。只要将数字输进计算机，计算机就能找出相关变量之间的显著性差异。例如，如果老幺比其他孩子更焦虑一些，是因为多年来他们在家里是最弱小的。如果老大很胆怯，是因为没有育儿经验的母亲照顾不到位。如果排行在中间的孩子感到很焦虑，是因为他们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幺而常常被忽视的缘故。如果想象力更丰富的话，甚至可以找到很好的理由解释为什么四个女孩中的老二焦虑程度最高。这种解释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这种研究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
父母的教养方式
行为遗传学家接受了厄恩斯特和昂斯特的忠告，放弃了对出生顺序的研究。但是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放弃，因为他们原本指望出生顺序研究能够帮他们摆脱困境。他们早已知道父母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孩子，但他们需要一种方法显示父母对孩子的不同的态度，不是因为孩子的个性不同（子女对父母的效应），而是父母不同的态度对孩子的人格产生相当的效应（父母对子女的效应），出生顺序研究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父母厚此薄彼的态度影响孩子的人格，那么出生顺序研究中就应该出现这样的结果。但是大多数研究，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大、较新的研究没有发现老大和后出生的孩子在人格方面存在着差异。对这种研究结果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微环境差异，如父母的偏心对孩子的人格没有一致性的影响。孩子长大成人之后，这种影响完全看不出来。
麦科比和马丁的第一个选项是父母对孩子没有影响，第二个选项是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因人而异。出生顺序效应有可能为第二个选项提供支持，但人们一直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出生顺序效应看起来是飘忽不定的。
麦科比和马丁提出进退两难的选择之后，没有提出第三种选择。行为遗传学研究继续证明家庭环境对孩子成长不会产生持续的影响。即使有持久的影响，对每个孩子的影响也是不一样且无法预测的，因为从许多被试身上收集的数据并未显示出这种效应。当然，如果我们对某一个人进行观察，很容易听到这样的故事，即家庭环境（一个挑剔、苛刻的母亲，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如何影响孩子的人格，使孩子的人生变得一塌糊涂。这种事后推断是传记作家的惯用手段，是不可取的。
像行为遗传学家一样，社会化研究者也在继续从事该类研究。许多人甚至还在做麦科比和马丁批评的那种研究，即研究父母不同的教养方式与孩子的社交能力、情感控制和智力差异的关系。他们仍然在寻找家庭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家庭内差异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我认为有必要仔细审视一下这种研究，因为它出现在每一本发展心理学的教科书中，包括我自己编写的教科书。
1967年，发展心理学家戴安娜·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将教养方式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专制型、放纵型和权威型。我总觉得这几个词有点混淆，我把它们称为：太严型，太松型，正好型。
“太严型”父母比较专制，没有任何弹性可言。他们制定规则，并严格执行，必要时采取体罚措施。他们是“闭上嘴巴，服从命令”类型的人。“太松型”父母正相反：他们不吩咐孩子做什么，他们请求孩子做事。规则？什么规则？他们认为重要的是多给孩子爱。
第三种选择是“正好型”。你已经知道这些父母是什么样子的了，我在上一章谈到吃花椰菜时，已经描述过这类父母。他们给孩子爱和赞同，但又定下规则，要孩子遵守；他们通过讲道理，而不是体罚的方式让孩子守规矩。当然，规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父母会充分考虑孩子的意见和愿望。总之，“正好型”父母就是欧洲后裔的美国中产阶级心目中父母的样子。
鲍姆林德和她的追随者做了十几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正好型”父母养的孩子最有出息。不过用文字好像比数字更有说服力，如果你仔细看他们研究中的数据，你就会发现有许多颇有创意的数据分析方法。我在上一章中提过，你在父母身上做大量的测试，在孩子的身上也做大量的测试，那么，你很有可能得到显著性相关。即使你偶尔得不到显著性相关，你可以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分别对男孩和女孩进行测量、分别对父亲和母亲进行测量、分别对白人家庭和非白人家庭进行测量。很有可能，你会发现“正好型”父母对男孩和女孩有不同的影响，父亲和母亲对孩子的影响也不一样，或者，只对白人孩子有影响。
也许我太挑剔。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结果的确显示了“好父母的孩子有出息”的趋势。“正好型”父母的孩子更容易与他人相处，学习成绩好，在青春期很少闯祸。总之，与“太严型”或“太松型”父母的孩子相比，他们更能自如地管理自己的生活。
问题是这些研究发现与行为遗传学的研究数据相矛盾。也许你还记得教养方式的研究主要是寻找不同家庭之间的差异，例如，史密斯家庭与琼斯家庭之间的差异。他们通常只对每个家庭中的一个孩子进行观察。行为遗传学家却不一样，他们对每个家庭中的两个孩子进行观察，他们发现了什么呢？他们发现史密斯家的孩子与琼斯家里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史密斯家的两个孩子有相同的人格，因为他们是亲生兄弟姐妹。如果他们是养子/女，那么，无论两个孩子都生活在史密斯家，还是其中一个生活在琼斯家，他们都不会有相同的人格。
行为遗传学研究的启示是，要么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人格没有影响（麦科比和马丁的第一个选项），要么父母对家里每个孩子的教养方式不一致（我把它称为2a选项），要么父母对不同的孩子使用不同的教养方式（2b选项）。如果“正好型”父母使某些孩子变好，某些孩子变坏，那么研究儿童教养方式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不认为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一致，除非他们孩子的表现一致。我有两个个性迥异的孩子（一个是收养的，但这种情形也会发生在亲生的孩子身上），我用了两种不同的教养方式。我丈夫和我很少给老大定规矩，因为基本上不需要。给老二定了各种规矩，但定了也是白定，不起任何作用。跟她讲道理，省省吧！我们只好对她采取“闭上嘴巴，服从命令”的方法，但这也不管用。最后，我们只好放弃。不知怎么地，我们一起熬过了她的青春期。
如果父母根据孩子的个性来调整自己的教养方式，那么鲍姆林德和她的同事就要测量子女对父母的效应，而不是父母对孩子的效应。因此，不是好的教养方式能够培养出好的孩子，而是好的孩子产生好的教养方式。如果父母不根据孩子的个性调整教养方式，鲍姆林德等人就要测量基因效应，而不是环境效应了。因此，不是好的教养方式培养好的孩子，而是好的父母培养好的孩子。
我认为欧洲后裔的美国中产阶级都想用“正好型”的教养方式，因为这种教养方式被他们的文化所认可。如果他们不用的话，说明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孩子有问题。如果他们自己有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有不健全的人格特质，并很可能遗传给孩子了。如果他们的孩子有问题，例如，脾气很坏，那么，“正好型”的教养方式不起作用，家长会采用“太严型”的教养方式。因此，在美国白人中间，用“太严型”教养方式意味着他们的孩子有问题。这才是教养方式研究者发现的。
在其他种族中，尤其是亚裔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中，他们的文化规范却不一样。例如，华裔美国人通常采用“太严型”的教养方式，不是因为他们的孩子有问题，而是他们的文化认可这种方式。因此，亚裔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采用“太严型”的教养方式，并不是因为孩子有问题、喜欢惹麻烦。这也是教养方式研究者发现的。
事实上，研究发现亚裔美国人最喜欢采用“太严型”的教养方式，然而，亚裔美国孩子在许多方面都是最能干的、最成功的。尽管研究发现与他们的理论相左，但教养方式研究者并不因此感到气馁，仍然顽强地继续他们的研究。
其实不仅仅是他们，其他发展心理学家亦是如此。凡是与教养假设相矛盾的数据都被忽略掉，而模棱两可的数据则被解释为支持教养假设的证据。
其他家庭间的差异
家庭间的差异通常由父母的个性差异导致，父母个性有一部分是可以遗传给孩子的，许多社会化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父母不善于管理自己的生活、不能与他人和谐相处，那么他们的孩子一定会倍受其害，因为他们既遗传了父母不利的基因，又受到糟糕的家庭生活的影响。如果这些孩子长大后没有出息，人们通常会认为是糟糕的家庭生活导致的，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基因不够好。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
让我们看一些不受父母基因影响的家庭间差异。父母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与他们能否成功管理自己的生活无关。
例如，发展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经典问题是职业女性的孩子与家庭妇女的孩子在人格和行为方面是否存在着差异。在上几个世纪，母亲基本上都呆在家里，除非她们的丈夫不能让她们过上体面的生活。那时，许多发展心理学家认为职业女性的孩子通常会有心理问题。但是现在职业女性遍布各个行业，人们基本上已无法区分职业女性的孩子与少数家庭妇女的孩子了。有人请一位发展心理学家写一篇关于母亲就业状况对孩子影响的综述文章，这位发展心理学家写道，“没有出现一致性差异”，整篇文章反而在讨论母亲就业对父母的影响。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人们对托儿所的关注。以前，只有出现问题的家庭才把孩子送到托儿所，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托儿所对年幼的孩子不好。现在，无论是家境好的家庭、还是家境不是那么好的家庭都将孩子送到托儿所，婴儿或学龄前儿童呆在托儿所、还是呆在家里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一位发展心理学家在1997年的一篇综述中问道：“早期母亲照顾的缺失会给婴幼儿带来长久的伤害吗？”在综述相关研究之后，她得出的结论是：“不会。”即使托儿所的质量参差不齐也不会给孩子造成多大的差异。“从文献综述中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即对大多数孩子来说，不同的照顾形式对孩子的发展不会产生影响。”
研究者也考察了家庭构成和生活方式对孩子的影响。大多数家庭由母亲、父亲和孩子构成，但是现在另类的家庭越来越多了。另类家庭（由婚姻失败或不结婚造成）的孩子将来遭遇生活失败的可能性概率是大了一些（我将在第十三章中讨论离婚或单亲家庭中孩子的困境），但如果是人们有意选择了另类的家庭生活方式，那么对孩子就没有什么影响。加利福尼亚州的研究者对一些另类家庭展开了长期的研究。在这些家庭中，有的父母是嬉皮士，住在群居村里；有的人过着“开放婚姻”的生活；有的是未婚职业女性但选择做单亲家长。这些家庭的孩子与传统家庭中的孩子一样聪明、健康，有较强的适应性。
另一种另类家庭是由同性恋家长组成。人们对同性恋家庭的研究也没有发现同性恋家庭的孩子与正常家庭的孩子有什么大的差异，同性恋家庭的孩子与正常家庭的孩子有同样的适应性。在性别角色发展方面，同性恋家庭的女孩像其他的女孩一样具有女性化特征；男孩像其他的男孩一样具有男性化特征。研究者没有发现，由同性父母养大的孩子更有可能变成同性恋者，当然，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研究来研究这个问题。遗传学研究表明基因在性取向中起重要的作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同性恋的后代成为同性恋的可能性更大。心理学家现在已经不再将同性恋看作是“适应不良”的符号了。
传统家庭中的许多孩子都是“事故”的产物。在美国，有超出50%的人是意外受孕，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借助现代生殖技术受孕，这个过程花费巨大且颇费周折。这些孩子的存在有赖于体外受精等技术，他们的父母对他们关爱有加，但他们与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在情感、行为、亲子关系等方面没有差异性”。
另一个研究观察了三种另类家庭：没有父亲的家庭，有同性恋母亲的家庭，以及靠现代生殖技术，如捐赠精子而获得小孩的家庭。有的母亲是同性恋，有的是异性恋；有的是单亲，有的有同居者。这些母亲的孩子的适应性和行为表现与其他家庭的孩子没有差异，他们的表现甚至还优于一般孩子。在家庭组合这个变量上，研究者没有找到这些家庭的孩子与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有父亲的孩子跟没有父亲的孩子，表现都一样好。
在诸多研究家庭差异对孩子影响的因素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有无兄弟姐妹。独生子女的生活与非独生子女的生活完全不同。独生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更为密切，她承担了所有老大应当承担的焦虑、责任和责备，同时又得到了老幺应得到的关注和爱。过去，大多数家庭至少有两个孩子，偏离了这个模式意味着不正常，独生子女的名声并不好。但现在大家都晚婚，孩子也越来越少。过去十五年的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没有出现一致性差异。虽然有的研究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有一些小的差异，但差异没有一致性，有时表现为对独生子女有利，有时表现为对非独生子女有利。
寻找答案
生活在不同家庭的孩子有不同的家庭环境。有的孩子有兄弟姐妹，有的没有；有的孩子的父母是一男一女结了婚住在一起的，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孩子由父母亲自照顾，有的不是。这些家庭间的主要差异对孩子没有可预见性的影响，该研究发现与行为遗传学数据一致。人们认为家庭间不显著的差异，即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产生可预见性的效应，但正如麦科比和马丁所指出的，这些效应比较微弱，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解释。
这使我们回到麦科比和马丁的第二个选项上来，家庭中因不同孩子而异的教养方式才对孩子产生影响。但是如果家庭间的主要差异对孩子没有影响，那我们为什么要指望家庭中的细微差异会对孩子产生影响呢？如果妈妈有没有工作、已婚还是单身、同性恋或是异性恋都没有关系，那么我说妈妈是否最疼爱你很有关系，你觉得这种说法有意义吗？
每个孩子都生活在家里一个独一无二的微环境里，这个说法是行为遗传学家想摆脱困境的一个方法。遗传不能说明一切，行为遗传学家发现人格特质的差异中只有一半可以用基因来解释，而另一半则归因于环境。行为遗传学家跟其他所有人一样，把归因为环境的一半假设为“后天教养”。只有亚利桑那大学的一位行为遗传学家大卫·罗（David Rowe）指出，父母并不是孩子生活的全部。除了家庭环境之外，孩子还有其他的生活环境，这些环境对孩子来说，可能更重要。其他人仍然在家庭内寻找答案，就像人们找钥匙一样，钥匙一定在家里的某个地方。
也许你也在想，一定在家里的某个地方。所有的人都知道父母对孩子有影响。五万个心理学家不可能出错！问题家庭不是产生出问题孩子了吗？但是基因也很重要，孩子遗传了父母的、造成家庭功能失调的特质（我会在第十三章中仔细探讨功能失调家庭，它不仅仅是基因的问题）。
它不仅仅是基因的问题。你相信家庭环境的能量是因为你亲眼看到了一些证据。那些不知道教养之道、不知道如何对付可怕孩子的家长，往往培养不出成才的孩子：坏脾气的孩子之所以变成坏脾气，是因为他每次发脾气之后，家长对他赞赏有加；自尊心弱的孩子之所以自尊心弱，是因为家长在不断地贬低她；神经质的孩子之所以变成神经质，是因为家长对他的态度反复无常。在不同文化中成长的人，人格上会有很大的差异。我的工作挺不容易，我得找到其他的解释，对你亲眼所见、笃信不疑的父母对孩子产生的长久效应作出解释。
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位行为遗传学家托马斯·布沙尔（Thomas Bouchard），是参与明尼苏达州双生子研究的其中一位研究者。1994年，他在《科学》期刊上承认，童年环境对人格的影响“仍然是一个谜”。也许更大的谜是为什么心理学家长期以来坚持人格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的观点。先天禀赋（我们从父母身上得到的DNA）被证明对孩子的人格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全部的影响。后天教养（父母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却没有发现有任何影响。
是该找其他可能性的时候了，以上两种解释都行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