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叫我“来自新泽西的奶奶”，说我勇气可大了！十年前，当《教养的迷思》第一版发行时，我住在新泽西，那个时候我已经六十岁了，有一个小外孙女，现在她已到了青春期。目前我四个孙辈中最小的都已上了托儿所。
至于我的勇气，我得说一点儿都没变。虽然这是《教养的迷思》的第二版，但它传递的信息仍然与第一版相同，即“专家们”是错误的。父母的教养并不能决定孩子的成长，孩子的社会化不是家长帮助完成的。教养假设是一个无稽之谈，许多支持教养假设的研究都毫无价值。妥协从来不是我的强项。
尽管这本书传递了丝毫不妥协的信息，但第一版的面世遭到了激烈的批评，还被召回过一次，我想人们对该书再版的反应不会再那么强烈了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不断地在超越自己，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向大家介绍这本修订版的《教养的迷思》。书中有一个新的介绍，附录2中“测试儿童发展理论”是全新的。附录2中描述了一些用来测试我的理论的研究，非常新颖，有的还没有发表。有趣的是，这些研究不是儿童发展心理学家设计的，而是犯罪学家设计的。
正文中有许多小的变动和一些较大的变动。我修订了一些错误，对有些难懂的、容易引起歧义的段落做了修改。为了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后面讨论的话题，我对部分章节进行了改写。但无论是正文部分，还是尾注部分，我没有做全面的修改，因为这本书的第一版已出版，做大的修改意味着要写一本新书。
碰巧我写了一本新书：《基因或教养》（No Two Alike：Human Nature and Human Individuality）。该书除了更新了一些研究之外，还对理论部分进行了更新。这虽然不是大的革新，但新的理论充实了你手头上这本书的内容。计算机行业人士会说，这不过是又多了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罢了。原来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社会化的过程，但在解释人格的个体差异时却含糊不清，即使在同一个家庭中成长的同卵双生子身上，人格中的个体差异都十分明显。《基因或教养》重点讨论人格差异，而《教养的迷思》主要讨论社会化问题。
我很清楚社会化和人格发展是两个不同的过程。社会化是让儿童更加适应自身的文化，使自己的行为与同性别同伴的行为更加相似的过程。而人格发展正相反，它要么保持、要么扩大了个体之间的差异。将这两个过程混为一谈是我的过错，但自弗洛伊德以来的所有的心理学家都是如此。第一章中谈到行为主义者摒弃弗洛伊德心理学，但摒弃得并不彻底。
然而，十年前该书第一版问世时，没有人指责我背离得不彻底。相反，我被描绘成一个疯狂的激进分子，一个极端分子。如果说家长对孩子的影响被夸大了，人们可能会打着哈欠接受这个观点。但我的观点显然被视作异端邪说，我认为家长对孩子的人格不会产生持久的影响，也不会对他们走出家门后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这个命题并不是说家长不重要，实际上，他们在孩子生命中扮演了其他的角色。但当媒体把我的论点用简单的几个字来表述时，这些细微的差别就已荡然无存了。《新闻周刊》的封面上赫然出现了“家长重要吗？”这个大标题。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也在《纽约客》上发问“家长重要吗？”家长看到这个提问后大为光火，这显然可以理解。一时间，美国几乎所有的报纸和杂志上都刊登了对这本书的意见，甚至《乡村遗产》，一个支持马、骡、牛养殖的双月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白板说》（The Blank Slate）的第十九章中所描述的发生在《教养的迷思》之后的事情，使他惹火上身。我得设法平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愤怒。有博士学位的人说我没有博士学位，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发展心理学家们排起队来告诉记者，说我忽视了所有的证据。有些人指责我，说我允许家长虐待或忽略自己的孩子，说我断言孩子不需要家长，这些指责都是错误的。
但事情也有好的一面。我以前在家里安静地工作了二十年，除了家人，很少能见到其他人。突然，所有的人都想跟我说话，记者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蜂拥而至，我的家立刻变得门庭若市。当这本书在国外出版后（已被译成十五种语言），国外的记者也纷纷前来。我收到了来自许多不同国家、不同阶层的人写给我的信和电子邮件，有少数讨厌的人，但绝大多数都非常友好。
《教养的迷思》甚至给著名的漫画家（现在已退休）朱尔斯·费弗（Jules Feiffer）带来了创作的灵感。他用六幅画描绘了一个躺在心理分析师诊所躺椅上的人。这个人说：“在我这一生中，当我交不到女朋友、找不到工作时，我总是责怪我的母亲……就在这个时候这本书出版了。这本书科学地验证了家长对我们的成长并不起太大的作用，而是我们的同伴在影响我们！……不是我的母亲毁了我的人生，而是弗雷迪·阿布拉莫维茨。”
不，不是弗雷迪·阿布拉莫维茨。费弗并不是唯一犯这个错误的人。让我借这个机会消除人们关于同伴影响一个人成长的误解。
首先，你不能将你的烦恼归结于你与你母亲的关系上，也不能归结于你与弗雷迪·阿布拉莫维茨的关系上。人际关系的确很重要，他们会产生强大的情感力量，占据我们思维和记忆中的一大部分，但是人际关系对我们的成长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我的理论并不是将社会化归因为同伴关系或同伴之间的互动。
我用的“同辈群体”（peer group）这个术语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困惑。它让你想到一群整日在一起闲逛的青少年，当然这些青少年也是同辈群体，但是在该书中，同辈群体的内涵要大得多。我在第七章中解释过，“群体”是“社会范畴”。所谓社会范畴，例如，“女孩”可以是一群人，也可以不是。如果认同“女孩”的社会范畴，一个小孩就会被社会化为女孩。她要学会孩子的行为方式（而不是成年人的行为方式），还要学会女孩的行为方式（而不是男孩的行为方式）。即使她生活的地方只有两三个女孩，她仍然会认同“女孩”这个社会范畴。即使其他女孩不喜欢她，不愿意跟她玩，她还是将自己归类为女孩，哪怕她也不喜欢她们。
对“同辈群体”概念的混淆也引起了其他的误解。该书中提到的群体社会化理论并不是主要关于青少年这个群体的。社会化不是指那些只发生在大孩子、不发生在小孩子身上的事情，也不是指孩子越大、发生越多的事情。我说的是孩子一旦迈出家门，与其他孩子在一起时，社会化过程就开始了。这个过程早在两岁时就开始了，对大多数孩子来说，从三岁开始。
该理论也没有描述近来社会上出现的问题，这些所谓由家长造成的问题只不过是人们臆想出来的罢了。尽管文化在发生变化，但如今的孩子与过去的孩子相比，并没有更多地受到同伴的影响。群体社会化理论关注的是孩子的智力活动，如今孩子的智力活动与早期孩子的智力活动并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我在该书中提到的理论和观点并不仅仅适用于生活在当今复杂的都市化社会中的孩子们。人类学家、生态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父母教养方式存在着显著差异。尽管如此，全世界的儿童都是一样的。在每一个社会里，孩子们都强烈地渴望与其他孩子在一起。至于他们在一起做什么，这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历史时期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人们对我另外一个误解是：我对教养假设的摒弃主要基于双生子研究。双生子研究提供的证据固然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证据。双生子研究的证据很重要，因为它与许多不断出现的、令人费解的研究发现吻合。例如，独生子与有兄弟姐妹的孩子没有太大的差别，上幼儿园的孩子与在家由父母照看的孩子没有太大的差别，有两位同性家长的孩子与有两位异性家长的孩子没有太大的差别等。在该书中你会发现许多观察实例与儿童发展的普遍观点并不一致。我内心深处储存的观察实例为第十二章中所描述的顿悟打下了基础。正如一位聪明的读者所说：“设法将现存的事实塞进一个过时的理论框架中就像将一个小号的双人床单套在一个大号的双人床上，一个角套上了，另一个角就掉下来。”最后人们不胜其烦，只好把旧床单扔掉。
尽管这是一个家庭主妇的比喻，但并不因为我是全职母亲，就排斥教养假设，是证据使然。当我做母亲时，大脑中关于儿童发展的观念都是传统的、约定俗成的。在我开始对那些观念产生质疑时，我的孩子已长大成人，成功地过上了成年人的生活。遗憾的是，对于他们的成长，我不能给我自己加分。
但我的理论有证据支撑并不意味着它已被证实。朱尔斯·费弗漫画中的人物说这本书“科学地证明了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是不起作用的”。科学地讲，“不起作用”这个观点是不能被证明的，因为人们很难检验“零假设”。与其验证零假设，还不如捍卫它。我的立场是：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成长不起作用。现在轮到信奉教养假设的人们去寻找证据来推翻零假设，他们需要具有说服力、值得推敲的证据。
虽然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他们仍然一无所获。至少到2005年他们还没有找到相关证据。一位非常坦诚的发展心理学家2005年在一个在线杂志《边缘》中公开承认：“心理学家还没有向持怀疑态度的人证明父母有强大的影响力。”在一群回答“你自己都无法证明的东西，你相信是真的吗？”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中，波士顿学院的发展心理学家埃伦·温诺是其中一员。温诺说她认为“家长的确塑造了自己的孩子”。虽然她不能证明教养假设，但她依然信奉教养假设。她没有放弃希望，她坚信总有一天会找到证据，到那时朱迪思·哈里斯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其他心理学教授（知识不是那么渊博，也不是那么直率）声称早在1998年他们就找到了证据。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考察这些证据，有些发现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只是研究方法上出了一点问题，然而有些研究发现却令人不安，即使像我这样一只疲惫的老鸟也感到深深的不安。你会在《基因或教养》的第三章、第四章中找到那个故事。
在序言的开头，我异常谨慎地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时代发生了变化。”这句话需要解释一下，在什么程度上，时代发生了哪些改变。
首先，人们更加接受基因影响行为、基因差异影响个体行为差异的看法。人们更愿意承认孩子除了遗传父母头发的颜色和鼻子的形状外，还遗传了父母的行为习惯和人格特征。这是一个文化上的转变，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当然，这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然而，这使人们变得更能接受我的观点了。问题是迄今为止，许多观察研究都认为父母对孩子的影响缘于父母与孩子基因的相似性。因此，“我从我妈那儿得到的”这句话现在听起来有一点歧义：你是指从你妈那儿遗传的，还是说从你妈那儿学的。十年前，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差不多都是“我从我妈那儿学的”。
是文化的改变使人们更加接受我的理论吗？抑或是与我的理论一致的新发现不断地涌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是在学术圈内还是学术圈外，人们当初对《教养的迷思》愤怒的反应现在有了明显的缓和。如今，该书广泛地被教科书和期刊论文引用，被许多高等院校指定为课程学习和讨论的内容，甚至还出现在考试题中。
另一方面，许多引用和讨论令人不快。我经常被当作稻草人，随时准备让学生打翻在地。让我感到愉快的引用多半不是来自发展心理学领域，而是来自其他领域，如犯罪学领域。尽管有些研究儿童发展的学者被我争取过来了，但大多数还没有，他们仍然在做同样的、在该书中将被无情剖析的研究。我在介绍的开头就谈到这些研究毫无价值，因为研究者们使用的研究方法使他们无法区分是成长环境对孩子有影响，还是基因对孩子有影响。我主要的兴趣是研究环境，而不是基因。只有当我们了解孩子能给环境带来什么时，我们才知道环境对孩子有什么影响。
在斯蒂芬·平克为《教养的迷思》作的序中，他对该书作了一个过于性急的预测：“我预测该书将是心理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许判断心理学是否绕了一个大圈还为时尚早，也许要等上二三十年，但现在已经有变化的迹象了。在发展心理学中，我已注意到人们对研究步骤和研究结果的描述已开始处于防守的态势。心理学其他领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从学生那儿收到的电子邮件让我看到了年轻一代成长的希望。
但学术圈外几乎没有进步的迹象。虽然人们越来越了解遗传学，但他们仍然相信教养假设。例如，在最近的一期《时代周刊》上刊登了几篇关于儿童肥胖的文章。尽管作者承认基因和文化对儿童的肥胖产生影响，但家长依旧要为此负责。“家长如何教孩子控制自己的饮食习惯？”一篇文章问道。“为什么家长为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如此重要？”问题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家长教给孩子饮食习惯或家长的榜样对孩子产生长久的影响。正如第十三章中提到的，养子/女长大成人之后，饮食习惯并不受收养父母的影响。体重不完全由基因决定，超出基因的部分不能怪罪家庭或家长。
我希望我能够让抚养孩子这件事变得容易一些，让家长压力小一点，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家长仍然沿用他们文化中约定俗成的令人忧心忡忡、劳动强度极大的教养方式。我提出一些善意的忠告，想让家长们变得轻松起来，但他们却完全置之不理，甚至连我自己的女儿也是那样抚养孩子的。
但我为什么指望我能影响自己的女儿呢？
朱迪思·里奇·哈里斯
新泽西中心镇
2008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