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匍匐在树林里积着一层松针的褐色地面上，交叉的手臂支着下巴；高高的上空，风在松树树梢间刮着。他俯卧着的山坡不太陡，但往下却很陡峭，他能看到那条柏油路黑黑的，蜿蜒穿过山口。沿路有条小河，他看到山口远处的这条小河边有家锯木厂，拦水坝的泄水在夏天的阳光下白花花的。
“那就是锯木厂？”他问。
“是的。”
“我不记得了。”
“那是你离开这儿以后造的。老锯木厂在再过去一段路的地方，往下离山口很远。”
他在林地上摊开影印的军用地图，仔细端详。老头儿从他肩后看着。他是个结实的矮老头儿，身穿农民穿的黑罩衣和铁硬的灰色裤子，脚上穿着双绳底鞋。他刚爬了山，在沉重地喘气，一手搁在他们带着的两只沉重的背包的一只上面。
“这么说从这儿没法望到那座桥了。”
“是的，”老头儿说。“山口的这一带地势平坦，水流不急。下面，公路拐进林子就不见了，那儿地势突然低下去，有道挺深的峡谷——”
“我记得。”
“峡谷上面就是那座桥。”
“敌人的哨所在哪儿？”
“你看到的锯木厂那边有一个。”
这个正在仔细察看地形的年轻人，从他褪了色的黄褐色法兰绒衬衫口袋里掏出望远镜，用手帕擦擦镜片，转动目镜，直到锯木厂的板壁突然显得清晰，他看到门边的一条长板凳，还有安放圆锯的敞篷后面堆起的一大堆木屑和小河对岸山坡上把木材运下的滑槽的一段。小河在望远镜里显得清澈而平静，流水从拦水坝急转直下，下面的水花在风中飞溅。
“没有岗哨。”
“锯木房在冒烟，”老头儿说。“还有晾衣绳上挂着衣服。”
“我见到这些，但不见岗哨。”
“说不定他在背阴处，”老头儿解释说。“那儿现在挺热。他也许在我们看不到的背阴那头。”
“可能。另一个哨所在哪儿？”
“桥下方。在养路工的小屋边，离山口最高处五公里的里程碑那儿。”
“这儿有多少兵？”他指指锯木厂。
“也许有四个，加上一个班长。”
“下面呢？”
“要多些。我可以去打听。”
“那么桥头呢？”
“总是两个。每边一个。”
“我们需要一批人手，”他说。“你能搞到多少？”
“你要多少我就能带来多少，”老头儿说。“这一带山里现在有不少人。”
“多少？”
“有一百多。不过他们分成了小股。你需要多少人？”
“等我们察看了桥以后再跟你说。”
“你想现在就去察看一下？”
“不。现在想去找个地方，可以把这炸药藏到要用的时候。我希望把它藏在绝对安全的地方，可能的话，离桥不能超过半小时的路程。”
“这简单，”老头儿说。“从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到桥头全都是下坡路。但现在要去那儿得认真地爬一会儿山。你饿吗？”
“是的，”年轻人说。“但我们以后吃。你叫什么？我忘了。”连名字都忘了，这对他来说是个不祥之兆。
“安塞尔莫，”老头儿说。“我叫安塞尔莫，老家在阿维拉省巴尔科城。我来帮你拿那只背包。”
这年轻人是瘦高个儿，长着被太阳晒得深深淡淡的金发和一张饱经风吹日炙的脸，他穿着一件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法兰绒衬衫、一条农民裤和一双绳底鞋。他弯下腰，一条胳臂伸进背包的一条皮带圈，把沉重的背包甩上背部。他把另一条胳臂伸进另一条皮带圈，让背包的重量压在背上。他衬衫上原先被背包压住的地方还是汗湿的。
“我把它背上啦，”他说。“我们怎么走？”
“爬山，”安塞尔莫说。
他们被背包压得弯了腰，出着汗，在遍布山坡的松树林里稳健地爬坡。年轻人发现林中没有路径，但他们继续攀登，绕到前坡，这时跨过一条小溪，老头儿踩着山石河床的边缘稳健地走在前面。他们爬着爬着，这时山路更陡峭，更难爬，直到最后溪水似乎从他们头顶上方一个平滑的花岗石悬崖的边缘上突然直泻而下，这时老头儿正在悬崖下等着年轻人赶上来。
“你怎么及时到得了？”
“没问题，”年轻人说。他正大汗淋漓，因为爬的山坡陡，大腿肌肉在抽搐。
“现在在这儿等我。我先走一步去通知他们。你带了这玩意儿，不希望人家朝你开枪吧。”
“哪怕开开玩笑也不希望，”年轻人说。“路远吗？”
“很近。怎么称呼你？”
“罗伯托[1]，”年轻人回答。他已卸下背包，轻轻地放在河床边两块大圆石之间。
“那么在这儿等着，罗伯托，我就回来接你。”
“好，”年轻人说。“难道你打算回头走这条路去下面的桥头？”
“不。我们去桥头得走另一条路。要近些，也容易走些。”
“我不想把这东西藏得离桥太远。”
“你瞧着办吧。要是不满意，我们另找地方。”
“我们就瞧着办，”年轻人说。
他坐在背包旁，看老头儿攀登悬崖。悬崖不难攀登，年轻人发现，从老头儿不用摸索就找到攀手地方的样子看来，这地方他以前爬过好多次了。然而凡是爬到上面的人都一向很小心，不留一丝痕迹。
这年轻人名叫罗伯特·乔丹，正饿极了，并且在发愁。他常挨饿，但不常发愁，因为对自己碰到的事根本不在意，并且凭经验知道，在敌后整个这一带活动是多么简单。在敌后活动跟在他们防线中间穿插一样简单，如果有个好向导的话。关系重大的只在于如果被抓住你会有什么遭遇，这才不好办；此外就是判断可以信任谁的问题。你要么完全信任和你一起工作的人，要么丝毫也别信任，在这方面你必须作出决定。这些都不使他发愁。但是还有别的问题呢。
这个安塞尔莫一直是个好向导，他在山区赶路本领特别棒。罗伯特·乔丹自己也挺能走，但是从天亮前一直陪他走着的情形看，他知道这老家伙准能叫他走得垮下。到目前为止，除了判断力以外，罗伯特·乔丹事事都信得过这个安塞尔莫。他还没机会考验这老头儿的判断力，不过不管怎么说，应该由他自己来负责作出判断。不，他不愁安塞尔莫，而炸桥的事也不见得比许多别的事要难办。他会炸你叫得出名称的任何种类的桥，而且炸过各种大小和结构的桥。这两只背包里有足够的炸药和一切装置能恰当地炸掉这座桥，即使它比安塞尔莫所报告的大两倍，因为他记得一九三三年徒步旅行到拉格兰哈去的时候曾一路走过这座桥，而且戈尔兹[2]前晚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一幢房子的楼上曾给他念过有关这座桥的资料。
“炸这座桥没什么了不起，”戈尔兹当时说，用铅笔在一张大地图上指着。灯光照在他那有伤疤的光头上。“你懂吗？”
“是，我懂。”
“根本没什么了不起。仅仅把桥炸掉只能算是一种失败。”
“是，将军同志。”
“应该采用的办法是根据发动进攻的时间，在指定的时刻炸桥。你当然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你的权利和应该采用的办法。”
戈尔兹看看铅笔，然后用它轻轻地敲敲牙齿。
罗伯特·乔丹没说什么。
“你明白，这就是你的权利和应该采用的办法，”戈尔兹继续说，望着他，并点点头。他接着用铅笔敲敲地图。“这就是我应该采用的办法。这也正是我们无法做到的。”
“为什么，将军同志？”
“为什么？”戈尔兹气愤地说。“你经历过多少次进攻，还问我为什么？有什么能保证我的命令不被变动？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进攻不被取消？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进攻不被推迟？有什么能保证在六小时内发动进攻，按时行动吗？有过一次按计划进行的进攻吗？”
“如果指挥进攻的是你，就会准时发动，”罗伯特·乔丹说。
“我从来也指挥不了，”戈尔兹说。“我只是发动而已。但我就是指挥不了。炮队不是我的。我必须提出申请。我从没得到过所要求的，即使他们有东西可以给。这还是最小的事情。还有别的。你知道这些人的作风。这一切没必要详谈了。总是出问题。总是会有人来干扰。所以你现在一定要放明白。”
“那么该什么时候炸桥？”罗伯特·乔丹曾问。
“进攻开始之后。进攻一开始就炸，不能提前。这样，敌人的增援部队就不能从这条公路开来。”他用铅笔指着。“我必须肯定敌军不能从这条公路上开来。”
“那么什么时候进攻呢？”
“我会告诉你的。但是你只能把日期和时间当作一种可能性的参考。你必须为那个时机作好准备。进攻开始后你就炸桥。明白吗？”他用铅笔指着。“这是他们能够将援兵开赴前线的唯一公路。这是他们能够调动坦克、大炮或甚至一辆卡车到我们所攻击的山口的唯一公路。我必须肯定桥要炸掉。不能提前，不然，如果进攻推迟，他们就可以把桥修好。那可不行。进攻一开始就必须炸掉桥，我必须肯定它给炸了。岗哨只有两个。要跟你一起去的那人刚从那儿来。据说他是个非常可靠的人。你就会明白的。他在山里有人。你需要多少人，就要多少。尽可能少用人，但要够用。我不必对你说这些事情啦。”
“那我怎样断定进攻已经开始了呢？”
“进攻将由一整师兵力发动。先有飞机轰炸作为准备。你耳朵不聋吧？”
“那么我可以这样理解：当飞机扔炸弹的时候，进攻就开始了？”
“你不能老是这样理解，”戈尔兹说，还摇摇头。“但是这一次，你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我布置的进攻。”
“这个我懂，”罗伯特·乔丹说。“老实说，我不十分喜欢这个任务。”
“我也不十分喜欢。你要是不愿承担，现在就说。要是你认为自己干不了，现在就说。”
“我干，”罗伯特·乔丹说。“我去干，没问题。”
“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一点，”戈尔兹说，“那就是那桥上不能有敌军开来。这一点是绝对的。”
“我懂。”
“我不想央求人做这种事，并且用这种方式做，”戈尔兹接着说。“我不能命令你干这种事。我明白，由于我提出这样的条件，你也许将被迫去干些什么事。我解释得很仔细，以便使你明白，明白种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这任务的重要性。”
“如果桥炸了，你们怎样向拉格兰哈推进？”
“等我们突袭了山口，就着手把桥修起来。这是一次十分复杂而漂亮的军事行动。像以往一切军事行动那样复杂而漂亮。计划是马德里制订的。这是维森特·罗霍，那位失意的教授的又一杰作。我布置这次进攻，像历来那样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布置的。尽管如此，这是一次大有可为的军事行动。对于这次行动，我感到比往常乐观得多。把桥毁掉了，这一仗是可能打胜的。我们能拿下塞哥维亚。看，我给你看这是怎么回事。看到吗？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我们进攻的山口最高处。我们要守住它。我们的目标在远远的那边。看——在这儿——像这样——”
“我宁愿不知道，”罗伯特·乔丹说。
“好，”戈尔兹说。“这样，你到了那边就可以少一点思想负担，是吗？”
“我宁愿永远不知道。那样，不管发生什么事，走漏口风的不会是我。”
“是不知道比较好，”戈尔兹用铅笔敲敲前额。“有好多次我也希望自己不知道。但是你必须知道有关桥的这件事，你确实知道吗？”
“是。这我知道。”
“我相信你是这样，”戈尔兹说。“我不想向你多发表议论。我们现在来喝点酒吧。话说得不少，使我很渴，霍丹同志。你的姓氏用西班牙语念起来成了‘霍丹’，很有趣，霍丹同志。”
“‘戈尔兹’，用西班牙语怎么念，将军同志？”
“‘霍茨’，”戈尔兹露齿笑笑说，从喉咙深处发出这声音，就像患了重感冒在咯痰。“‘霍茨’，”他声音嘶哑地说。“‘霍茨将军同志’。如果早知道用西班牙语这样念‘戈尔兹’，我来这儿打仗之前就会给自己取个好一点的名字了。我明知道要来指挥一个师，随我喜欢取哪个名字都可以，可偏偏取了个‘霍茨’。‘霍茨将军’。现在要改已太迟了。你觉得partizan工作怎么样？”这是个俄语中的专门名词，意思是在敌后打游击。
“很喜欢，”罗伯特·乔丹说。他露齿笑笑。“露天活动非常有益健康。”
“我在你那样年纪，也很喜欢这个，”戈尔兹说。“人家对我说，你炸桥很拿手。很有一套办法。只不过是听说。从没亲眼见你干过。也许实际上不会出什么事。你真的炸桥吗？”这时他在逗人。“把这喝了，”他递给罗伯特·乔丹一杯西班牙白兰地。“你真的炸桥吗？”
“有时候。”
“你炸这座桥最好别说‘有时候’。得，我们别再谈这桥了。你现在相当清楚这桥的情况。我们非常审慎，所以才能开些很过分的玩笑。听着，你在火线另一边有很多妞儿吗？”
“不，没时间理会妞儿。”
“我不同意。任务越不正规，生活也就越不正规。你的任务非常不正规。还有，你得把头发理一理了。”
“我的头发理得很合乎需要，”罗伯特·乔丹说。要他像戈尔兹那样把头发剃个光才见鬼呢。“没有妞儿，我该思考的事情已经够多啦，”他阴郁地说。
“我该穿什么样的制服？”罗伯特·乔丹问。
“什么制服都不用穿，”戈尔兹说。“你的头发理得很不错。我逗你。你跟我很不一样，”戈尔兹说着又把酒杯都斟满。
“你思考的决不仅仅是妞儿。我是根本不思考的。干吗要思考？我是苏联的将军。我决不思考。别打算引诱我去思考。”
他的一个同僚正坐在椅子上仔细研究制图板上的一张地图，用一种罗伯特·乔丹听不懂的语言对戈尔兹发牢骚。
“闭嘴，”戈尔兹用英语说。“我想开玩笑就开。因为我很审慎，才能开玩笑。快把酒喝了就走吧。你懂了，呃？”
“是，”罗伯特·乔丹说。“懂了。”
那时他们握了手，他敬了礼，来到外面，上了军官座车，老头儿正等在车内，已经睡着了。他们就乘这辆车一路经过瓜达拉马镇，老头儿仍然在睡，他们再顺着上纳瓦塞拉达的公路，来到登山俱乐部的小屋。罗伯特·乔丹在那里睡了三小时才出发。
那是他最后一次会见戈尔兹的情景，戈尔兹长着一张永远晒不黑的白得出奇的脸，鹰眼，大鼻子，薄嘴唇，剃光的头上有一条条皱纹和伤疤。明天晚上，部队将摸黑集中在埃斯科里亚尔区外的公路上；长行长行的卡车在黑夜中装载着步兵；重装的士兵爬上卡车；机枪排把他们的枪支抬上卡车；坦克顺着垫木开上装坦克的长车身平板车；把这一师兵力拉出去，在夜间调动，准备进攻山口。他不愿想这些事。这不是他的事。这是戈尔兹的事。他只有一件事要做，那才是他应该考虑的，而且必须把它清楚地理出一个头绪来，然后听任情况怎样发展来处理每一件事，不能发愁。发愁和恐惧一样糟糕。只会使事情更难办。
现在他坐在小河边，望着山石间清澈的水流，发现小河对面有一簇稠密的水田芥。他涉过小河，一把拔了两撮，在水流中把泥根洗净，然后返身坐在背包旁，吃着那干净而凉爽的绿叶和发脆而带有辣味的茎梗。他在小河边跪下，把系在腰带上的自动手枪挪到背后，免得弄潮。他两手各撑一块大圆石，俯身去喝河水。河水冷得彻骨。
他双手撑起身子，转过头来，看见老头儿正从悬崖上爬下来。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人，也穿着这地区几乎成为制服的农民穿的黑罩衣和深灰色裤子，还穿着一双绳底鞋，背着一支卡宾枪。这人光着脑袋。他们二人从悬崖上爬下来，像山羊一样。
他们来到罗伯特·乔丹跟前，他就站起身。
“你好，同志，”他对背卡宾枪的人说，并且笑了笑。
“你好，”对方勉强地说。罗伯特·乔丹望着这人满是胡子茬的大脸。这脸差不多是圆的，脑袋也是圆的，长得贴近双肩。两眼小小的，相距极宽，双耳小小的，紧贴脑袋。他身体粗壮，身高五英尺十英寸左右，手大脚大。他鼻子裂过，嘴角一边被刀砍过，那道横过上唇和下颌的刀疤在满脸的胡子中露出来。
老头儿对这人点点头，笑了笑。
“他是这儿的头儿，”他露齿笑着说，然后屈曲双臂，仿佛要使肌肉鼓起来似的，并以一种半带嘲弄的钦佩神情望着这个背卡宾枪的人。“很棒的大汉呢。”
“我看得出，”罗伯特·乔丹说，又笑了笑。他不喜欢这人的外表，内心毫无笑意。
“你有什么可以证明你的身份？”背卡宾枪的人问。
罗伯特·乔丹把别住衣袋盖的安全别针解开，从法兰绒衬衫的左胸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交给这人，这人摊开纸来，怀疑地看看，并在手里翻弄。
原来他不识字，罗伯特·乔丹注意到。
“瞧这印记，”他说。
老头儿指指印记，背卡宾枪的人把这纸夹在手指间翻来翻去地仔细察看。
“这是什么印记？”
“你从没见过？”
“没有。”
“有两个，”罗伯特·乔丹说。“一个是S.I.M.——军事情报部。另一个是总参谋部的。”
“是的，我以前见过这印记。但在这儿要我说了才算数，”对方阴郁地说。“你包里藏的什么？”
“炸药，”老头儿神气地说。“昨晚我们摸黑越过了火线，而且又一整天背着这炸药翻山。”
“我用得着炸药，”背卡宾枪的人说。他把那张纸还给罗伯特·乔丹，上下打量着他。“对。我用得着炸药。你给我带来了多少？”
“我没有给你带来炸药，”罗伯特·乔丹对他说，声音不紧不慢。“炸药另有用处。你叫什么名字？”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他叫巴勃罗，”老头儿说。背卡宾枪的人阴郁地望着他们俩。
“好。我听到过很多夸你的话，”罗伯特·乔丹说。
“你听到过关于我的什么话？”巴勃罗问。
“我听到过你是个了不起的游击队长，你忠于共和国，并用行动证实了你的忠诚，你这人既严肃又勇敢。我给你带来了总参谋部的问候。”
“你这些话都从哪儿听来的？”巴勃罗问。罗伯特·乔丹意识到这人一点也不吃马屁。
“我从布伊特拉戈到埃斯科里亚尔都听说过，”他说，提到了火线另一边的整个地区。
“我在布伊特拉戈或埃斯科里亚尔都没熟人，”巴勃罗对他说。
“山脉的另一边有很多人从前都不住在那儿[3]。你是哪儿人？”
“阿维拉省人。你打算用这炸药干什么？”
“炸毁一座桥。”
“什么桥？”
“这是我的事。”
“如果桥在这地区，就是我的事。你不能在紧挨你住的地方炸桥。你在一个地方住，就只能在另一个地方活动。我知道我的事。在这儿待了一年现在还活着的人了解自己的事。”
“这是我的事，”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可以一起商量。你愿意帮我们拿背包吗？”
“不，”巴勃罗说着，摇摇头。
老头儿突然转身对着他，用一种罗伯特·乔丹勉强能听懂的土话，急速而愤怒地说话。仿佛是在朗诵克维多的诗篇。安塞尔莫正在用古卡斯蒂尔语[4]说话，大意是这样的：“你是野兽吗？是的。是畜生吗？对，经常是。你有头脑吗？不。一点也没有。我们现在来干一件重要透顶的事，可你呢，只求不惊动你的住处，把你的狐狸洞看得比人类的利益还重。比你的同胞的利益还重。我操你老子的那个。我操你的这个。把那只背包提起来。”
巴勃罗望着地面。
“人人都得根据实际应该怎么干，干他力所能及的事，”他说。“我在这儿住，就到塞哥维亚以外去活动。你要是在这儿闹乱子，我们就会被赶出这山区。我们只有在这一带山里不活动才能活下去。这是狐狸的原则。”
“是呀，”安塞尔莫怨恨地说。“这是狐狸的原则，可是我们需要狼。”
“我比你更像狼，”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看出他会拿起那背包了。
“嗨。嗬……”安塞尔莫望着他说。“你比我更像狼，可我都六十八啦。”
他往地上唾了一口，摇摇头。
“你有那么一把年纪？”罗伯特·乔丹问，看到眼下暂时不会闹翻了，就试着使气氛轻松些。
“到七月份满六十八岁。”
“我们能活到这一月份就好，”巴勃罗说。“我来替你背这只包，”他对罗伯特·乔丹说。“另一只让老头子背。”他这时的口气不是阴郁，而几乎是忧伤的。“这老头子力气大着呢。”
“我来背一只，”罗伯特·乔丹说。
“不，”老头儿说。“让这另一个力气大的家伙背。”
“我来背，”巴勃罗对他说，在他的阴郁神情中有着一份忧伤，使罗伯特·乔丹忐忑不安。他知道这种忧伤，在这里看到使他发愁。
“那么把卡宾枪给我，”他说，等巴勃罗递给了他，就把它背在背上。两人在他前面攀登，他们艰难地攀着，爬着，登上花岗石悬崖，翻过山脊，来到树林中一片绿茵茵的空地。
他们沿着这片小草地的边缘走去，罗伯特·乔丹这时不带背包，轻松地迈着大步；卸下了沉甸甸的、使人出汗的重荷，肩上换上了卡宾枪，硬邦邦的倒令人愉快。他注意到有几处的草被牲口啃掉了，地上还有钉过系马桩的痕迹。他看得出草地上有一条把马匹牵到小河边去饮水踩出来的小径，和几匹马新拉的粪便。他们晚上把马儿拴在这里吃草，白天把它们隐蔽在树林里，他想。不知道这个巴勃罗有多少马儿？
他现在想起了无意间看到过巴勃罗的裤子在膝盖和大腿处被磨得像抹了肥皂似的亮光光的。不知道他是否有马靴，还是就穿那种麻鞋骑马的，他想。他一定有一大套装备。可是我不喜欢他那分忧伤，他想。那分忧伤不好。那是人们在撒手不干或者背叛前所有的忧伤。那是一种在出卖别人之前滋生的忧伤。
在他们前面的树林里，有匹马嘶叫了一声，那时只有些许阳光从稠密得几乎令人不见天日的树梢间照下来，他透过松林褐色的树干，看到用绳子绕在树干上围成的马栏。他们走近去，马儿都把脑袋朝着他们，那些马鞍就堆放在马栏外一棵树下，用油布盖着。
他们走上前去，背包的两人就停了步，罗伯特·乔丹知道该由他来夸一夸马儿了。
“不错，”他说，“它们很漂亮。”他转向巴勃罗。“你还有一支配备齐全的骑兵队哪。”
绳栏里有五匹马儿：三匹枣红马，一匹栗色马和一匹鹿皮色马。罗伯特·乔丹开头对它们通盘扫了一眼之后就留神仔细鉴别，然后一匹匹的察看。巴勃罗和安塞尔莫都知道它们有多好。巴勃罗这时骄傲地站着，脸上的忧伤消失了几分，亲切地注视着马儿，而老头儿的神态仿佛表示，这些马儿都是他亲手突然创造出来的了不得的奇迹。
“你看它们怎么样？”他问。
“这些马儿全是我搞来的，”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听到他的得意的口气，很是高兴。
“那一匹，”罗伯特·乔丹说，指着其中的一匹枣红马，那前额上有块白斑、一只左前脚是白色的大种马，“是很带劲的马儿。”
那匹马很漂亮，就像眼前出现了一匹委拉斯开兹[5]油画上的马儿。
“都是好马呀，”巴勃罗说。“你识马？”
“是的。”
“那不坏，”巴勃罗说。“你看得出其中有一匹有个毛病吗？”
罗伯特·乔丹明白，他的证件现在正在被这个不识字的人认真检查啦。
马儿仍旧都抬头望着这个人。罗伯特·乔丹从马栏的双道绳子之间闪身钻进去，拍拍鹿皮色马的屁股。他朝后靠在绳栏上，注视着马儿在里面兜圈子，然后挺直了身子对它们又打量了一会儿，等它们站停了，就弯下腰，从绳子之间钻出来。
“栗色马另一边的那只后脚瘸了，”他对巴勃罗说，并不望他。“有只蹄裂了，蹄铁如果钉得合适，不会马上恶化，可是在硬地上多跑路，就要垮掉。”
“我们搞到它的时候，马蹄就是这样的，”巴勃罗说。
“你最好的马儿，那匹白脸枣红马，炮骨上部有个肿块，我可不喜欢。”
“那没关系，”巴勃罗说。“是在三天前撞出来的。要是有什么关系，早就出毛病了。”
他揭开油布，亮出马鞍。有两副是普通的牧人马鞍，类似美国的牛仔马鞍，一副十分华丽的牧人马鞍，皮面上有手工精印的花纹，配着一副厚实的有脚背盖的马镫，还有两副是军用的黑皮马鞍。
“我们干掉了两个民防军，”他解说军用马鞍的来历，说。
“这是次大收获。”
“那时，他们在塞哥维亚到圣玛丽亚德尔雷亚尔的那段公路上下马。他们下马来查看一个赶车人的身份证。我们有办法把他们干掉，没有伤着马儿。”
“你们干掉了很多民防军？”罗伯特·乔丹问。
“有几个，”巴勃罗说。“但不伤马儿的只有这两个。”
“在阿雷瓦洛炸掉火车的就是巴勃罗，”安塞尔莫说。“那是巴勃罗干的。”
“有个外国人跟我们一起，是他动手炸的，”巴勃罗说。“你认识他？”
“他叫什么名字？”
“我记不得了。那个名字很怪。”
“他外貌是怎样的？”
“金头发白皮肤，像你一样，但个子没你高，大手，断鼻梁。”
“卡希金，”罗伯特·乔丹说。“也许是卡希金。”
“就是，”巴勃罗说。“那个名字很怪。大概是这么叫的。他后来怎么了？”
“四月里就死了。”
“这是人人都会碰上的，”巴勃罗阴沉沉地说。“我们大家的收场都会是这样。”
“大家的结局都是这样，”安塞尔莫说。“人的结局历来都是这样。你这是怎么啦，伙计？你心里有什么想法？”
“敌人十分强大，”巴勃罗说。他好像在自言自语。他阴沉沉地望着那些马儿。“你们认识不到他们有多强大。我发现他们越来越强大啦，装备越来越好。物资越来越多。我这儿却只有这些马儿。我能盼个什么？被人追捕，死去。没别的啦。”
“人家追捕你，可你也追捕人家啊，”安塞尔莫说。
“不，”巴勃罗说。“再也不是这样了。如果现在离开这山区，我们又能去哪儿？回答我这个问题。现在去哪儿？”
“西班牙有的是山。离开了这儿还有格雷多斯山[6]。”
“可不是我的去处，”巴勃罗说。“我被人追捕得厌倦了。我们在这儿是没问题的。如果你在这儿炸桥，我们就要被人追捕。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用飞机来搜索，就会发现我们。如果他们派摩尔人[7]来仔细搜索，就会找到我们，我们就得走。这一切叫我厌倦了。听见了吗？”他转向罗伯特·乔丹。“你，一个外国人，有什么权利到我这儿来命令我得做什么？”
“我没有命令你非做什么不可，”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可你以后会，”巴勃罗说。“瞧那儿。那就是祸根子。”
他指指他们刚才观看马儿时卸在地上的那两只沉重的背包。看到了马儿，似乎勾起了他满腹的这份心事，而看到罗伯特·乔丹识马，似乎使他健谈了。他们三人这时站在绳栏边，斑斑阳光落在那匹枣红色种马的毛皮上。巴勃罗望望它，接着用脚碰碰那只沉重的背包。“这就是祸根子。”
“我只是来执行任务，”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我是奉那些正在指挥战争的人的命令前来的。如果我要求你帮助我，你可以拒绝，我就去找愿意帮我忙的人。其实我还没开口请你帮忙呢。我必须按照我奉行的命令办事，但我可以向你断言这件任务的重要性。我是外国人可不是我的过错。我宁愿是个本地人。”
“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儿不受打扰，”巴勃罗说。“对我来说，我现在要对跟随我的人和我自己负责。”
“对你自己。是的，”安塞尔莫说。“你早就对你自己负责了。你自己和你的马儿。在有马之前，你和我们是一伙。现在你却也成了资本家啦。”
“这话不公平，”巴勃罗说。“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一直把马儿亮出去。”
“很少这样做吧，”安塞尔莫轻蔑地说。“我看很少。用来偷，是的。为了吃得好，是的。用来谋杀，是的。用来打仗，不。”
“你这个老头贫嘴贫舌，要自找苦吃了。”
“我这个老头不怕谁，”安塞尔莫对他说。“还有，我这个老头没马儿。”
“你这个老头看来活不长。”
“我这个老头会活到老死的，”安塞尔莫说。“而且不怕狐狸。”
巴勃罗没说什么，但拿起了背包。
“也不怕狼，”安塞尔莫说，拿起了另一只。“如果你是狼的话。”
“闭嘴，”巴勃罗对他说。“你这个老头老是话太多。”
“可是他能说到做到，”安塞尔莫说，在背包的重压下弯了腰。“这个老头现在饿啦。渴啦。走吧，哭丧着脸的游击队长。带我们去找吃的吧。”
事情一开头就够糟的，罗伯特·乔丹想。但是安塞尔莫是条汉子。西班牙人好的时候真了不起，他想。他们好的时候谁也比不上他们，但变坏的时候可谁都不如他们坏。安塞尔莫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时候，一定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可是我不喜欢这情形。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情形。
唯一的好迹象是巴勃罗在背背包，还把卡宾枪给了他。他也许一向就是这副德性，罗伯特·乔丹想。他也许正是那种悲观的人。
不，他对自己说，别骗自己。你不知道他以往的为人；可是你确实知道他正在迅速变坏，而且毫不掩饰。当他开始掩饰的时候，准是已经拿定主意了。记住这一点，他对自己说。当他作出第一个友好表示时，准是已经拿定主意了。然而这些马儿真不赖，他想，真漂亮。我不知道有什么能使我也产生那些马儿使巴勃罗产生的那种感情。老头儿说得对。马儿让他发了财，他一发财就想享受生活。我看，他的心情马上就会变坏，因为他不能参加赛马俱乐部，他想。可怜的巴勃罗。轮不上他当赛马骑手了。
这个想法使他的心情好了些。他望着他前面那两人弯着腰、背着大大的背包在树林中穿行，露齿笑笑。他整天没和自己开过玩笑，而现在开了一个，觉得痛快多了。你要变得和其他所有的这些人都一样了，他对自己说。你也要变得悲观了。他对戈尔兹的态度肯定是严肃而悲观的。这任务使他有点儿手足无措。略为手足无措，他想。极其手足无措呢。戈尔兹是快快活活的，他希望罗伯特·乔丹出发之前也快快活活，但是罗伯特·乔丹一直并不。
所有的杰出人物，你仔细想想就知道，都是快快活活的。快快活活的情绪要好得多，而且这也是一种吉兆。仿佛你还活着的时候就得到了永生。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不过这种人剩下不多了。是呀，这种快快活活的人剩下不多了。剩下的这种人少得可怜。但要是你继续这样想，老弟，你也不会给剩下。现在别去想它了，老伙计，老同志。你现在是个炸桥的人。不是思想家。好家伙，我饿啦，他想。我希望巴勃罗是个好吃喝的人。
注释
[1]这是本书主人公罗伯特·乔丹的名字的西班牙语读法的音译。
[2]西班牙于1931年4月14日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国。1936年2月16日的国会选举中，以共产党、社会党、共和党左派等为中坚力量的人民阵线取得了压倒多数，成立联合政府。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公开武装支持下，佛朗哥将军于7月18日在西属摩洛哥发动叛乱，西班牙法西斯组织长枪党等右派集团及各地驻军纷起响应，很快就占领了西班牙西北及西南部。8月14日，叛军攻陷西部边境重镇巴达霍斯，南北部队在此会师，整个西部都落入叛军之手，就集中兵力进攻首都马德里。11月初，四支纵队兵临城下。这时形势非常危急，共和国政府被迫于11月9日迁东部地中海边的巴伦西亚。内战爆发后，德意源源不绝地提供飞机、大炮、坦克等军需及武装人员直接介入，英法却在“不干涉政策”的名义下对西班牙实行封锁。国际进步力量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支援西班牙政府，在法国成立由志愿人员组成的国际纵队，于10正式在西班牙参战，和英勇的首都人民一起，在马德里保卫战中起了积极的作用，马德里岿然不动。本书故事发生在第二年5月，地点是马德里西北的瓜达拉马山区，该山脉为西南—东北向，叛军占领着各山口，并在山顶有一道防线，但防线后深山中有几个游击小组在展开敌后活动。这时政府军司令戈尔兹将军正计划向该山区发动强攻，目的在突破敌人防线，收复山后重镇塞哥维亚。本书主人公美国志愿军罗伯特·乔丹奉命进山，和游击队取得联系，配合这次进攻，完成炸桥任务。
[3]由于国内战争，很多拥护共和国政府的人从敌占区投奔到瓜达拉马山脉东南政府军控制的地区去。
[4]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古典作家，著有讽刺文、流浪汉小说及诗歌等。阿维拉省及塞哥维亚省属古卡斯蒂尔地区，其方言至今带有古风。
[5]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名画家，作有不少肖像画及历史画。
[6]格雷多斯山脉在瓜达拉马山脉西南，与之差不多联成一直线，一起构成斜贯西班牙中西部的中央山脉。
[7]摩尔人为北非古老民族柏柏尔人的后裔。佛朗哥在当时属于西班牙的摩洛哥招募了大批摩尔人，运到西班牙充当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