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怀王富仁兄
金宏达（原中国华侨出版社社长）
每个人在人生道路上，都会猝不及防地遇上新事物，20世纪80年代，我们所遇到的便是“读博”（此说法总有点儿别扭，通行，姑从之）。
古代中国倒是有过博士的官职，但并无博士学位，“文化大革命”之后，高考恢复，才有硕士、博士学位设立之举。1978年，国家首度招考硕士研究生，我厕身其中。“毛坯”进厂，打磨年限是额定的：三年，乃在1981年“出炉”。此即第一批硕士。因而，我们在全国就有了许多“同年”，后来现代文学专业的名流，如钱理群、赵园、吴福辉、杨义等都是。有此“产品”，才能加工更高端一点儿的“博士”。首批博士全国一共招了三百多人，文学类有12人，时间仍是额定三年。所以，1984年、1985年，遂有此类“产品”纷纷“出厂”。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答辩时间安排不一（也从无此种统计，通过答辩者也大抵都是当场由答辩委员会投票建议授予博士学位，而后报教委，统一发学位证书），此情形下，属名第一、第二，不仅官方并无准确信息，也似乎有点儿无谓。
倒回1983年，国家教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地举行大会，授予过18人博士学位，皆为理工科人选，按以上招考时间及学制年限，显然未循规而进，属“特事特办”，此则又另作他论。
一
1978年到1981年，我在武昌桂子山上的华中师范大学（当时还叫华中师范学院）读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写得并不顺利，原先开题写的关于鲁迅的一篇，导师不甚满意，只得另起炉灶，改写一篇关于现代小说风格和流派的。这个课题，我在几家受人关注的报刊上已发表过一些论文，应是有较好的准备。武汉的炎夏热得几近恐怖，当时空调还不入寻常百姓家，我的斗室里只有一个小台扇，一直无济于事地转动，汗从头、脸到臂膊、手腕，须臾间就如蚯蚓般蜿蜒于桌面，浸湿稿纸。幸而，不负这一番“临门一脚”的拼搏，论文答辩获得通过，这才舒了一口气。
接下来的日子就颇为美妙，我被分配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恰好它的新院舍，位于风光绮丽的东湖风景区旁，我就到那里去“点卯”。其实，“点卯”也只是一周两次，况且，也非“卯”时去点，准确地说应该是“点巳”，大抵“午”时不到，我就打道回府了。我的家住在旧时文华大学所在的昙华林，我骑着自行车，看着街景，悠悠然半小时即可到。其他时间我便是在家读书、写作，上报几个选题，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文章，便完成了“工作量”。我也酝酿着几个较大的写作项目，期以时日，总可以完成吧。这样的生活状态，在我是几近于满足，甚至有点儿陶陶然的。然而，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了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杨占升老师的来信，他希望我报考那里的博士研究生。
世界上的事大抵都是热心人做起来的，杨先生便是这种可贵的热心人。带博士生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具备资格的导师，当时主管部门宣布的现代文学专业可带博士生者，全国只有四位：北京大学中文系王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唐弢、王士菁，鲁迅博物馆李何林。这几位先生在学术界名重一时，我曾在一个场合见过他们。他们聚集一堂，极受众人景仰。四人中唯李何林先前在北京师范大学授过课，和北京师范大学略有些渊源关系，杨先生遂极力劝说，李先生于是同意在北京师范大学招博士生。他所首招的两个博士生，自然也是这个专业最早的两个。
和我一起被物色的还有一位是山东聊城的王富仁。富仁兄在入西北大学读硕士之前即已从事鲁迅研究，且有研究鲁迅的专著出版，引起了“鲁研界”的重视，而我则显然远远不及。师从李先生，研究方向只能是鲁迅研究。对当时的我来说，此项研究委实太难，盖因研究者太多，我不无悲观地对人开玩笑说，鲁迅的每个细胞跟前，都围着一堆人，你还指望能出什么成果。我读硕士时的导师陈安湖先生是研究鲁迅的知名学者，我硕士论文的第一方案也是鲁迅研究的课题，因为功力不济，就未获通过。我于是非常犯愁：究竟要不要去跟李先生研究鲁迅呢？三年后拿出的成果，能达到博士的要求，并为“鲁研界”认可吗？我对此毫无信心，而且，已有的稳定且颇为安逸的生活，随之要完全被打乱……每念及此，我就想还是婉拒了杨先生的美意吧。
在世途上蹉跎了许多年，到1981年、1982年，我早已过了有什么抱负的年纪，赶上了一个所谓“拨乱反正”的好时候，走出鄂西北山沟，读了一个硕士，已出意料之外，所以，有朋友向我预言读博后会有何等美好前景时，我都不以为然。直到有一天，一位颇知道我经历的友人，来到我居住的小屋，做了一夕长谈。他分析了我读博的全部利弊得失，显出对我十倍于我对自己的信心，而且，他还不忘激将我说：“你认为你的北师大故事已经画上句号了吗？为什么不能来一个意外精彩的结尾，加上一个惊叹号，让关爱你的师友，感到多一些慰藉呢？”这话对我真有“截断众流”之感。我与北京师范大学有十年不解之缘，1962年考入，是一进；1968年去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又被递解回校，继续审查，是二进；“文化大革命”初期写为吴晗辩护的署名“时汉人”文章事，在北京师范大学广为人知，我的人生也在此顿起涡旋。仅仅为了对得起这个故事和这故事已有过的高潮，也应该补上这一笔：三进北京师范大学，当首批博士。此事就这样定了，其他都不必再去想。
二
虽然级别或相当于前清的“会试”，我们却无须赴京赶考，试卷寄到我所在的单位人事处，由专人监考。专业考什么，已经不大记得了，哲学考题是“论述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要求在规定时间里写出三千字至五千字的文章；英语则是翻译评论惠特曼的一篇文章，都不甚难。成绩也还不错，专业和哲学都考到了九十分以上，英语也在及格以上。后来的一段时间，便是等着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
那是一个闷热而多雨的夏秋之交，通知迟迟未到。接到杨占升先生一信，被告知是因为研究生办公室假期没有人上班，同时，他也谆谆嘱咐我，一定要谦虚谨慎，做学问要扎实、刻苦等。这看似师长一般的告诫，却让我有不一般的感觉，我觉得北京师范大学那边似乎发生了一些什么。后来才知道，果然是有人到李先生面前，批评我浮躁、不扎实等，举出的有力例证，便是我的一篇发表在《花城》杂志上的论文，居然把果戈理写成了契诃夫。李先生因而对是否录取有点儿犹豫，幸而杨先生又去做了一番说明，方最后确定下来。这位“仗义”批评者当然是一位熟人，我约莫能猜想到，但杨先生始终未说，他只给我讲述了当时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一个研究生去找接收单位，她前脚刚走，另一人后脚即到，说上一堆坏话。一处如此，另一处又如此，如是者三，最后真相大白，原来是和她同宿舍的一人。唯不明究竟的是，此人何以会有如此充沛的激情和精力，执着于此？
我的三进北京师范大学毕竟实现了，这里的确予我“母校”的感觉，不仅环境熟悉，也有许多熟稔的面孔，到学校各部门去办手续，都会有人露出惊异的目光说：“啊，你就是时汉人，你又回来了！”这令我感到满足而且快意，我感到自己确凿地属于这里，曾经的“修正主义苗子”和“反动学生”，而今是首批博士生——历史已然改写。
三
我当然不会期待学校会给博士生什么“厚遇”，我们优于本科生和硕士生之处，是两人一室。我的室友就是王富仁，他大我三岁，当然是师兄。富仁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乡土气很浓，他说话带有乡音，身上又无什么好的衣着，初见面常露出朴实的憨笑。别人背后笑他像个农民，他也常以自己是个农民自嘲。为他这副外观，也闹出过一些小风波。有一次，我和他乘公交车，售票员就死盯住他，以为他是外地来的乡下人，厉声要他拿出票来看。还有一次，他拿油票去粮店打油，售货员也是喝问他从哪里弄来北京油票的。他告诉我，他接母亲来北京玩，在火车上受到乘务员的歧视对待，老太太愤而拍案说：“你们别看不起人，俺儿是北师大的博士！”其实，富仁也并非出身于一个纯务农的家庭，他的父亲在当地是个有文化素养的干部，富仁从小就在家读了不少书，养成了他的“内秀”，但他却又奇异地赓续了与农村、农民的天然联系。
我们很快就无话不谈了——关于社会的、人生的、历史的、文学的，话题源源不断。他对鲁迅堪称“仰之弥高，钻之弥深”，每谈到鲁迅的一些言论和思想，就像古人说欧阳修的，“遇感慨处便见精神”，兴奋起来，滔滔不绝。那真是一段非常值得怀念的时光，尤其是每天晚饭后，年轻的硕士生们或有约会、舞会可以消遣，我们这两个老博士生无处可去，只有相守“侃大山”。隆冬时节，窗外朔风呜呜地刮，室内却因我们相知相得的言笑而春意盈盈。有时也有一些同楼的硕士生破门前来加入，这就更加热气腾腾了。不用说，富仁做学问是很有定力的，他从不东游西逛，我们每人一张方形书桌，他的桌上堆放着一摞摞书，到了学习时间，他必坐下一边抽烟一边看书，忙不迭地做笔记。他习惯挑灯夜战，我一觉睡醒，但听他落笔声声，直如骏马疾奔，到他入“帐”（蚊帐也）倦卧之时，我又该“闻鸡起舞”了。
我非常佩服他特具的思辨力、发散力，蕴蓄在胸的意绪，一落到文字，便肆心广意，蔓延开去。他喜作长文，好似长江大河，奔泻而下，自有一种豪纵不羁的力度和气势。有人是豪纵之中见沉着，他则是沉着之中见豪纵，看他的外表，似乎豪纵之类与他不沾边，实则他积中形外，内心自有一派他人难以看出的激越与豪放。原先他的博士论文拟写《鲁迅与世界文学潮流》，后中途做了改换，决定写《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这部后来被称作鲁迅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虽然动笔时间不长，却是他“储思”已深的结果。有一天，他半夜入睡，上午八九点钟醒来，悠闲地点上一支烟，倚着床头，笑嘻嘻地问我：“今天早上广播点名批判我了吗？”我应道：“嗯，快了。”随即两人哈哈大笑。我想，他在写作之时是必有一种挑战者的胆气和心理准备的，不如此，他的“思想革命”之说也不会起到摧陷廓清，一扫鲁迅研究旧风的作用。
除了各自准备自己的论文，我俩还有个合作项目，就是想把鲁迅的小说《铸剑》改编成电影。这件事进行到已经写出二稿、三稿的程度，连我离开北京在家时，我们都频繁通信讨论，可惜因论文写作时间太紧，竟未能完工，后来也因各自事务倥偬，便未再提起。最近翻检旧时信函，还找到他当时给我的一封封信。他的深入思考和认真态度，至今犹令我感佩不已。
四
除了外语和哲学两门公共课，我们无须到课堂上课。隔上一段时间，我们便由杨先生领着，乘公交车到位于史家胡同的李何林先生家去。那是一个颇为宽敞的四合院住宅，由大门进去，要穿过两进院落，才是他家住的院子。先生在北屋，他静候我们，看上去总是神清气朗，意态端凝。落座之后，我们先向他汇报近一时期的学习情况，以及选题设想，先生一一给予指导，言语不多，但也都切中肯綮。那时他还担任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公务烦冗，加以年事又高，所以，校内还由杨占升先生和郭志刚先生兼管，我们称之为“副导师”，具体的事就更多向他们请益了。
实话说，前此中国并无培养博士的经验，导师们自己也无读博士的经历，所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自己更是手忙脚乱地“摸”着。我固然负一时意气来读博士，却无法纾解困扰我的大大的难题，究竟我该拿出怎样的一个研究成果，才能够“博士论文”的标准，并能为“鲁研界”认可呢？
时光过得很快，我必须尽快确定课题，草拟大纲，着手收集资料，补充阅读，第二年即要开足马力写作，第三年交卷，前前后后还有许多事：付印、送审、修改、答辩等。起初，我想写《鲁迅研究概论》，但这显然是一不自量力之举，自己尚在学步，岂可企求占一高点，去俯瞰全局，评说他人呢？继而，又想弄鲁迅文艺思想研究，但这又如有大河前横，刘再复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甫出版，学术界评价很高，我又如何能另出手眼，别开生面？一段时间里，我非但十分头疼，而且近乎惶恐。
偶然间，我读到一篇日本人写的论文，他探讨孔子的艺术哲学，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把握孔子的艺术观点的。这给了我一个启示，何不将自己的触角伸进鲁迅的文化思想进行一番探索呢？鲁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文化与文明的批评家，一位文化的思想家，在他自己，后者可能更为重要。鲁迅有自己的文化思想体系，我确认这是鲁迅研究中尚无人倾力耕耘之地，选它做我的课题，应该较为恰当。
这个灵光一闪似的“偶然得之”，大概就是“天助”了吧。我把我的论题定为《鲁迅思想研究——从文化问题出发》，此题很快得到了李先生的首肯，我也终止了彷徨，打起精神出征了。
那时对论文的字数规定似是在20万字以上，总之，质量先不论，既然是博士论文，篇幅当然要够大、够分量。我拟定了一个颇为宏大的框架，不断向里面填充材料。在不长的时间里，尽可能地涉猎历史、哲学、社会学、文学，尤其是近代的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可想而知，这些必定是浮光掠影。一套《鲁迅全集》，不但通读，许多还要反复读，做一张张卡片，爬梳整理。人也是靠逼的，这么一逼，居然也逼出来一部30多万字的长篇论文（出版时定名为《鲁迅文化思想探索》）作为博士论文交卷。写完时我的精神状态，就像跑完了一场自己并不认为会到达终点的长跑，并暗自为自己感到庆幸。
按三年的学制，我们应在1985年的夏季毕业，而到1984年的秋冬之际，似乎即已进入收尾阶段。分配工作，原议两人都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我考虑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家属调动和住房安排上有困难，执意离开。最终，系里定下只留一人，即富仁兄，我则去中共中央党校。此事纷纷扰扰之际，富仁兄因要照顾家里，已答应去山东大学，便被先行安排做论文答辩。杨占升先生复又找校长，还是把他“抢”过来了。我的论文也送出给评委们看去了，这期间有一个寒假，又延宕了一下，答辩安排在1985年4月举行。答辩委员会主席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与会者还有李何林、郭预衡，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严家炎，社科院文学所的刘再复、王士菁，可称皆鲁迅研究界“一时之选”。好在诸公并未为难我，倒是嘉勉甚多，答辩委员会决议称“论文有气魄，有深度，并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一致同意建议授予博士学位。
不日，《光明日报》发消息称，“金宏达从事鲁迅研究有新成果”，提及专家们的评价，则认为我的论文具有“开创性”等，其他亦有若干家报刊报道。这大概就是早期博士能享受的“殊荣”了。
五
那年，离开北京师范大学时，和富仁兄喝酒，我在酩酊之际曾说，老兄留在这名山大寺修行，我是去做“云游僧”了。几十年过去，我也确实如同一个“云游僧”一般，做着各种工作，飘忽不定。前两年，我独自在粤东行走，落脚到汕头，特地去拜访他。他已在汕头大学任教授多年，我们相见自是甚欢。他还记得我们当初的笑谈，迎面说：“‘云游僧’来了，欢迎欢迎。”我说：“贫僧特来拜见你这得道高僧，你不在京师名刹，却到这海隅仙山来了。”说罢，二人拊掌大笑。忆及当年“读博”的并不那么“青葱”的岁月，我们互望满头白发，不胜唏嘘。更未想，才时隔未几，他竟仙驾西去了，闻此噩耗，哀痛中我为他作了一副挽联：
往事溯同窗，状若老农，神实真儒，谈笑应曾遗珠玉。
学业炳当世，书俱雄文，辞多灼见，呐喊期可醒愚蒙。
谨以此纪念我们曾有过的“读博”岁月和手足般的情谊。
2017年5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