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风景的相遇
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风景，每一种风景总需要在适宜的时间与人相遇。
比如，春天的北京阳光明媚，天空经常蓝得让人眩晕。但是，干燥和风沙却时时让它的美减了颜色，少了滋润。也就是说，这里毕竟是一座适合秋天到访的城市。秋天，它红到烂漫的柿子树，黄到嘹亮的银杏叶，灰到迷蒙的凄雨与冷风，无一不使这座城市表现出别样的风情。
当然，在同一天，同一个昼夜，有些风景也总是表现出它最适宜观赏的时间性。比如正午时分，我喜欢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看窗外的苗圃或苗圃上空飞翔的鹰。此时，懒散而温暖的阳光，会将人彻底照瘫在椅子里，连同楼下的绿苗和天空的飞翔者，都会在光的潋滟或浮动中成为一片如梦似幻的迷离。
颐和园的杨柳，许多人喜欢它暮春漫天飞舞的柳絮，或者虫一样无声坠落的杨花，但我更喜欢傍晚在这寂静的园子里行走。这时游人散了，阳光会透过苍老的树干在地上拉出长长的暗影。这暗影，会让人忘掉一切与春天有关的风物，顺着它的指引，去静赏三三两两的情人们，眼睛里眯着的那道夕阳。
有些景，是适合夜间体会的，比如故宫午门前的那块方场。有那么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喜欢周末到那里静静直立。晚上十点，背后是威严肃穆的紫禁城，前面是透着亮光的端门和天安门，左边是太庙，右边是社稷坛，下面是块块已磨得光滑或裂出缝隙的旧石板。站在这样一个区域，会产生一种无法言喻的历史感。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可能最恰切地表述了这种让人怅惘的沧桑之叹。
那么，清晨最适宜与什么样的风景相遇？对于一座城市，可能它的清晨是最美的。城里人，大多被无处不在的电灯搞乱了晨昏，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于是清晨六点到七点之间，成为任何一座城市难得的静谧时刻。当这宁静又被洒上了满天满地的朝阳，于是世界美得清澈，也美得空旷。
但是，偌大一个城市，甚至偌大一个国家，又有谁真正欣赏过这清晨独有的美景呢？记得许多年前，陕西有位作家叫路遥，他写过一篇名为《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文章。文章开篇就讲：“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我知道这习惯不好，也曾好多次试图改正，但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应验了那句古老的话：积习难改。既然已经不能改正，索性也就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我是一个放任自流的人。”
路遥喜欢凌晨三点睡觉，然后他死了。至于他写过《早晨从中午开始》之后，是否尝试过“让早晨真正从早晨开始”一次，已经无从知晓。
其实，不仅作家有熬夜的恶习，即便是一个幼童，晚上睡前也总会经过一番折腾。我总认为，喜欢熬夜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对这本能的恰切解释，应该是人过于执着和珍爱生命。或者说，人对睡眠的抗拒与对死亡的抗拒具有同一的性质，就像一个人弥留之际，总还要挣扎着看这世界最后一眼一样。
可能，正是因为一般人都珍惜临睡前看世界最后一眼的机会，所以他们都睡得晚了。当然，也正是因为总是晚睡，他也就永远错过了与美丽清晨的相遇。这中间，尤其是像路遥一样的作家，几乎无一不是夜猫子，这就造成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即：文人们因为赖床错过了清晨，清晨也就成了被诗文遗忘的区域。
在中国，这种以热爱生命的名义导致的对清晨之美的遗忘，可能自白居易时代已经开始了。千余年前一个春天的早晨，这位诗人曾经被早晨的麻雀吵醒，并由此担心他一院的海棠是否被一场夜雨打落。但我想，表达了担心之后，他依然会伸个懒腰睡去的。因为那个时代的文人，最不缺乏的就是夜生活。
当然，反过来讲，这美丽的清晨被诗人忽略或遗忘，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吧。也许，世界原本就不应该一览无余，它总要在未知领域给无聊的人们留个念想。有了念想，也就有了目标和希望。
从这个角度讲，喜欢睡懒觉的人也就有理了。
2012.4.27
看望自己
又到了岁末，今天开始，照例要去看望一下自己的老师。这不是什么美德，而是多年的习惯。经过年复一年的重复，它已经成为一年又一年平淡生活的组成部分。
习惯了，可能也就在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吧。如果哪一年没开展这项活动，自己会感觉不安，相信老师也会感觉到生活中缺少了点什么。
最近，越来越羡慕那些有信仰的人，可以随便哪个周末去教堂和上帝对对话，聊聊天，让心灵获得一种归属和宁静，但如我这种无信仰的人，想得到上帝的照顾或垂爱已经是此生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老师作为与上帝具有类似属性的对象，也就变得无以复加的重要了。
在中国，老师之所以具有上帝的属性，在于这种职业极易让人产生教育别人的爱好或冲动。所谓“好为人师”，无非是因为老师大多已习惯于将自己作为真理的开示者。而作为学生，无论是已经年长或尚在年幼，则总需要别人抱有善意的点拨和提醒。
多年前，看一部电视剧，是讲一个失意的人渴望被表扬，所以到处说“求求你，表扬我吧！”其实，在现代都市，最缺失的并不是表扬，而是批评。人年龄越大，职位越高，越会远离这种引人自省的批评。而老师，则依然会维系这种功能。因为在他眼中，无论年龄再大，职位再高，仍然是需要教育的、少不更事的学生。
现代都市的所谓城里人，大多是异乡人。人居住于此，工作于此，但心灵未必栖息于此。正是因此，心灵的归属成了大问题。为了满足这种需要，我们每当节日，便不辞舟车劳顿，返乡看望自己的父母。其实，对我们而言，这并不仅仅是看望父母的问题，而是要寻找一个区域，能让人完整地看一看自己的历史，从而使一路走来的忙碌的足迹，能够变得踏实，变得稳健，变得流畅，变得清晰。
除故乡之外，校园是另一个重要的所在。曾经，我们最美好、最浪漫的人生年华都停留在这里了。它也因此成为一个让人留恋的诗性记忆的区域。而老师则是这段人生年华最重要的关联者或见证人。
他日日老去，就像存在于记忆深层的老照片在不断磨损或变黄。但他又时时会勾连起我们珍惜的过往生活的片断，从而使日益残破而模糊的人生，能够局部地恢复完整和清晰，并不断被一些人性的光芒照亮。
所以，在我们曾经学习过或仍在工作着、生活着的城市，如果父母不在身边，最重要的替代方式，也就是经常想想或去探望一下同城而居的老师。这是一种重要的心理补偿。
他帮我们维系着个体的历史。在别人眼里，这是一种礼仪；对自己而言，则是借机看望一下自己。
自己是需要被不断看望的，所以老师是重要的。父母兄弟，也大致具有类似的属性。
2013.1.22
莫言的诺贝尔
今晚，在高雄爱河边神王大酒店闲坐，其间一位好友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尖锐抨击。让人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的主要看法是莫言代表不了中国。无论是日本新感觉派还是拉美魔幻主义的影响，都意味着他的作品的非本土性。同时，他滥用自己的想象力，写作中常常陷入非理性的失控状态，以至于文笔啰唆且缺乏创造性，等等。
对于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性作品价值的评判，从来缺乏一个可以遵循的标准。一部《论语》，养活了一代又一代儒家信徒，但也被黑格尔看得一钱不值。文学作品更是如此。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许多红学家或小说爱好者视若风华绝代的极品，但在我看来，它怎么也比不上紫式部的《源氏物语》。这是没办法的事。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又有什么道理可讲呢？
但是，就莫言而言，我感觉，任何批评的言论都无法减损他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贡献及对当代中国的价值——
我认为，无论如何，莫言是一个农民作家。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延续下来。莫言的获奖，与其说在于他作品的审美或艺术价值，倒不如说这是西方世界在用一种仪式向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传统致敬。在当代中国，随着城镇化的浪潮，这种支撑了中国数千年的生产方式日益丧失对国家政治经济的主导性，正逐渐成为历史。作为一种挽歌也好，作为一种告别仪式也罢，起码说瑞典文学院举行的这个仪式是庄严神圣的。
我认为，就纯粹的本土性而言，莫言的作品比不上贾平凹，也比不上陈忠实；就鲜明的带有现代感的历史叙事而言，他的作品与苏童、余华也有距离。但是很显然，纯粹的本土作品根本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是因为它和西方缺乏形成共识的条件。同样，过于用现代观念重构历史也获不了诺贝尔奖，这是因为现代感的叙事往往会使一部作品失去区域指认的符号价值。村上春树之所以竞争不过莫言，就在于他传达的情感和艺术方式过于具备公共性特征。据此来看，莫言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视为全球化共识与本土立场妥协的产物。最具原乡特质的高密乡村生活与最具世界性符号价值的表现手法的混搭，可能让西方和中国都在某种程度上满意，又不能充分满意，但双方也正是在“各让一步”的妥协中，具备了围绕莫言形成共识的可能。
中国当代许多作品的乡村叙事策略，虽然包裹着严肃文学的外壳，但本质上却像地摊文学一样，色情加暴力构成了永恒的主题。尤其莫言，对这种主题的迷恋，甚至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但我认为，这并不是莫言小说的缺陷，长远看来，他对这种主题的变本加厉的揭示，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的价值，而是有了政治史、文化史或风俗史的意义。近三十余年以来，严肃的思想史家给予这种主题无数关于它精神价值的神圣肯定，但是我一直认为，它最大的贡献其实很简单，就是解放了中国人的欲望。至今，也许，这种欲望的尖叫永远无法在理论上获得正当性，但是它却构成了从市井到官方的秘而不宣的生活主流。对于这种欲望性的时代，如果非要作家回避色情和暴力的问题，非要让命如草芥的作家承担起时代良知或精神导师的责任，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可以认为，莫言小说，正是用色情和暴力，为这一代人画出了一幅虽不光彩但依然充满活力的肖像，他以文学的形式完成了史学家不愿面对、不屑面对，甚至也不敢面对的时代主题。
这是一种诗化的历史学，它表面上使历史光怪陆离，但事实上却使其被各种巧饰包装的面目前所未有地清晰起来。
2012.12.8
美学老人刘纲纪
2012年11月17日（农历十月初四），是个美好的日子。这一天，国内外150余位学者齐聚武汉珞珈山下，共同祝贺我国著名美学家刘纲纪先生80华诞。
刘老师，贵州普定人，少年时代曾在家乡习画，1952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56年应李达之邀至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至今。代表性著作有《艺术哲学》《美学与哲学》《周易美学》《中国美学史》（一、二卷）等。
我与刘老师初识于1995年。这一年，深圳大学举行国际美学与美育会议，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举办的第一次国际美学会议。其间有两件事让人难忘：一是认识芬兰学者Sonja Servomaa，友谊一直持续到她2005年因癌症离世；二是见识了刘老师作为书法家的一面。记得在会议间隙的艺术表演环节，他笔走龙蛇，在宣纸上舞出了一个大大的“龙”字，让全场为之惊叹。
2002年，我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其间多次得便拜访刘老师。由于有深圳会议留下的美好记忆，加上老师本身就是一位随和的长者，所以聊起来相互都很高兴。说话期间，不知怎么扯到了我大学毕业时的一个花絮：1988年，由于我已沉溺美学有年，也顺利考取了本校美学专业的研究生，所以同学们的玩笑话往往也就与我将来要从事的专业有关了。记得一位同学在毕业纪念册上写道：“学学你哥刘纲纪吧！”这是一句略显粗俗但不失大雅的话。他这样写的原因，固然与我将要开始的学业有关，同时也是因为我的名字和刘纲纪先生比较类似。
让人快慰的是，对于我这段没大没小、有点童言无忌的复述，刘先生不以为忤，而是放声哈哈大笑起来。我喜欢跟老人聊天，也喜欢跟老人开一些玩笑，但从来没有见过一位老人像刘老师笑得那么开怀，那么天真烂漫。那一刻，我深深体验到了这位名冠海内外的老人，骨子里的那份孩童般的可爱和纯真。此后，这一场景长存记忆，历久弥新。
在学术观点上，刘老师是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用他的话说，叫作“吾道一以贯之”。确实，读刘老师的著作，无论是美学理论还是美学史，无一不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他也因此被视为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在日常聊天中，这位老人也从来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判断是非的准绳。他最爱说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对此，不了解的听者可能会皱眉头，认为老人家太“顽固”，但了解的人却会因此莞尔，从中感觉到这位老人的可爱和真诚。
在大会发言中，我强调，刘老师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信仰一以贯之，让人感动。我更强调，刘老师是一位不具侵略性的、人格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学说被当作政治大棒的年代，他从来没有动用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整过人。同样，在这一学说日益成为一件破旧的冠冕让新潮人士避之唯恐不及的时代，他也从来没有因为它的破旧而稍有嫌弃。同时，他也没有因为这一信仰谋取或获得过官方的任何垂爱和眷顾。这种信仰的非功利性、非攻击性，使刘纲纪先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显出一种特有的别致和珍贵，也为检验“马”或“非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人格标识。
尤为可贵的是，刘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从来不因为这一学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唯我独尊，并试图垄断或独占真理。很多次，当他说出“我认为××学说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往往会加上一句：“对这种看法我表示尊重。”这种补充，就学术人格而言，表现出一个老人对时代变化和理论多元性的宽容。就理论自身的特性而言，则暗含着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深入领悟。确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以追求自由为旨归的批判哲学。它的自由特性决定了它的存在价值不在于对他人思想自由的剥夺，而在捍卫；它的批判特性则意味着任何对真理的垄断和独占都应予以批判（包括马克思主义自身）。这无疑构成了对当今时代思想状况的无情反讽。
也许，在当今这个时代，谈论刘先生的信仰是一件比较容易让人产生枯燥之感的话题。与此比较，他的书法、绘画实践则使其形象多了许多人生的润泽和亮丽。刘老师是一位造诣深厚的国画家和书法家。他自己说过：“我书法第一，绘画第二，美学第三。”这话可能带有调侃的性质，但就其私人所爱而言，却又不失为一种肺腑之言。刘老师愈趋晚年，愈耽于书画，挥毫泼墨，乐此不疲。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相对寂寞的时期，创造出了一大批书画精品。这到底是为了静养心性，还是对郁闷的排遣，不得而知，但对一位杰出的美学家而言，兼通一艺，确实具有无以复加的重要性。
珞珈山下人文荟萃，是许多学术大师的云集之地。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学者们相互砥砺，免不了思想上的相互碰撞并产生观点分歧。甚而言之，这种分歧会延伸至日常工作或生活，再加上荆楚之地民性的躁进，往往被进一步强化。但让人永远感念的是，在武大，学者的分歧往往止于学者之间，从未被放大到各自所带的学生或追随者。所以，在这里求学的学子，从来没有因为各自师长之间的分歧而产生相互的隔阂或敌意。而是师友相处，其乐融融。这对于营造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是极为重要的，也是走出校门的学生没有因此留下心理阴影并永远对这一学校充满心理归属的原因。对于这种良好学风和传统的形成，刘老师具有垂范作用。
14日的会议，全名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回顾与展望暨刘纲纪先生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这意味着除了为先生祝寿，关于中国当代美学的讨论仍是会议的主要内容。显然，就中国当代美学尤其是新时期美学的历史发展而言，刘先生是一道无法迈过的门槛。套用一句俗语，在座的学者，无一不是“读着刘老师的书长大的”。这意味着，这次会议既是一场为这位可敬的美学老人祝寿的会，也是在用一种庄严的仪式向已逝的80年代致敬。我们感念这段至今想来仍激动人心的历史，也感念许多先辈为这段历史留下的永放光芒的思想见证。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缀成此文，为长者添寿，为美学祝福。
2012.11.19
自古以来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史料汇编，但这个“汇编”的编订者似乎仍然嫌自己编订的汇编不够古老，于是又在这本书的开篇处抖出了四个字——“曰若稽古”。
“曰若稽古”什么意思，暂且不必跟着老学究们喋喋不休吧！无非就是“老话上说”或者“在很久很久以前”之类的话，这种话又充满感情色彩，似乎可以从中窥出述史者对他讲述的年代长吁短叹、一脸神往的表情。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相信历史胜于相信真理，或者说历史本身就代表着最高的真理。我们相信往昔的生活能为后人提供无限的借鉴或启迪。至于这些老话到底讲述的是智慧还是陈陈相因的愚蠢，并没有人愿意做认真的考察。
中国历史很长，这极易让人沉迷于历史。好像古代的一切都为当下生活和工作的合法性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证明。于是“自古以来”，成为一句俗语，冥冥之中规定着、左右着人当下的一切思维和行动。
最新的案例是，外交部发言人总是讲“自古以来钓鱼岛就是中国的领土”。对中国人而言，这当然是一句永远比真理还要真理的话。
2012.11.3
关于莫言的记忆
记得1993年秋，北大中文系邀请莫言做讲座。
在后面的提问环节，可能是他的一个对于男女情色问题的回答惹恼了一位同学，于是一个纸条递上去。
莫言念了，上面写着：“过去我感觉你还是一个人，现在感觉你简直就是一个流氓！”
这话当然很尖锐，但莫言仍是一副平静中透着颓废的表情，不嗔不怒，不悲不喜。
至今我也不明白，莫言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是他从小所受的污辱锻炼了他的承受力，还是农民的质朴让他对挑衅反应迟钝？是文学果真能使一个人超然于荣辱，还是他随笔下的人物打斗惯了，从而对一切人间烟火的熏烤都习以为常？
总之，二十年来，我一直因为那天莫言没有发火而对他印象深刻。也是自那以后，我认定文学家都是一些让人难以琢磨的人——包括他们的作品，更是越解释越显得讳莫如深，从而也养活了一批以文学评论为业的人。
所以后来，我决定改行做哲学去了。
2012.10.12
声音制造者
半夜，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传来……
这声音断断续续，时起时伏，让人直觉认识到客厅里来了老鼠。随着声音的线索，更仔细地定位，这声音应该来自客厅旁边的贮藏室。
什么时候来的老鼠呢？记起来了，昨天下午，孩子到楼道里给自行车打气，当时房门没关，这应该是老鼠乘虚而入的最恰当时机。
好吧，既来之，则逐之。半夜起身走到客厅，关紧贮藏室的门，防止老鼠外逃。等第二天再慢慢对付。
上午十点，开始陆陆续续清理贮藏室。动手之前，先穿上袜子和鞋子，同时把裤脚部位扎紧，以防止慌不择路的老鼠从裤腿下面钻进去。然后，把里面可以挪动的东西尽量搬运出来，零零乱乱，堆了客厅一地。
最后，只剩下了两个高高矗立的杂货架子，矗立在贮藏室靠里侧的两个角落里。我相信，这讨厌的老鼠肯定藏在杂货架子下面的某个位置。
于是，扣紧贮藏室的门，打开贮藏室里的灯，提起一根棍子，开始在杂货架子下面扫荡。我盼望会有老鼠绝望的尖叫声从下面传出来，但一切悄无声息。老鼠没有绝望，打老鼠的人开始绝望了。——这种人类历史上遇到的最难缠的对手，难道已经钻进某个盒子，被我带进了客厅不成？
如果果真如此，后果将会变得很严重。从客厅开始，它将会顺利地进入厨房、卧室、书房、阳台。从此，它会活得自在逍遥，而这房间的主人，则肯定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宁日了。
坐在沙发上，看着客厅里堆成小丘的各种物品，无奈又愤怒。不管如何，家里来了一个难以驱逐的不速之客，以后一切吃穿住用的物品，都必须与它分享。
这时，又听到了那莫名其妙的“咯吱”“咯吱”声。依然随着声音望去，这次好像是来自暖气片。也有道理，现在可能到了供热公司测试暖气片是否漏水的时间。
于是到暖气片前仔细谛听。证明这声音并不是来自暖气片的内部，而是来自上面的一个纸盒子。这时，姗姗来迟的谜底终于揭开——
原来这声音的制造者，是昨天夜里十点半，朋友送来的一箱大闸蟹！
2012.9.29
身体的寓言
最近身体不适，重新又捡拾起了晚上暴走的习惯。别人说生命在于运动，这是有道理的。记得小时候经常喜欢逗弄一些在地上爬的小虫子。小棍儿一碰触，它就不动了，这一般是在装死。过一会儿，它又动了，证明它确实还有生命。所谓生命在于运动，它的基本意义，大概就是可以借此检视一个对象的生命体征。
在各种运动中，走路可能是最无趣的。尤其在操场上像驴拉磨一样地走或跑，更是无聊。步履交替运动，重复永无止息，直至走路的人可以将走路忘记。这一过程无人可以交流，则有点像每天伏案码字的工作，让人体验到绵长无尽的孤独感。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最简易的方式就是每天改变行走的路线。如此，以单位周边10公里为界，东南西北几乎走了一遍，一个巨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许多小道和胡同，也发现了许多胡同是死的，另一类则行到尽头豁然开敞。我想，这种对周边生活环境的博识是重要的。比如，将来某一天一旦打起仗来，肯定有助于更有效率地逃亡。
连续走了十余天，效果比较明显。上秤一称，减了十余斤。平均下来，每天竟然会少一斤，堪称神奇。如此下来，距离现代人梦想的魔鬼身材，应该为期不远了。
但是，减肥从来不应该是人生的目标吧。前天看一本杂志，说一个富婆，每天最重大的任务就是侍弄自己的身体，把百十来斤的血肉之躯折腾成了一桩绵绵无期的事业。美容院里的熏、蒸、泡、煮，极类似于厨房里的煎、炒、烹、炸；各种霜、油等护肤用品，也极类似于灶台上的油盐、味精、酱油、花椒、大料。只是，这样做出来的两盘菜，上桌的方式还是有差异的。
减肥作为时尚，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反映了当代人关于人的身体的价值判断，并不具有历史的一贯性。在今天崇尚效率和速度的时代，肥胖往往意味着笨拙和慵懒，瘦削则容易让人产生精干、利索等相似性联想。也就是说，减肥是时代价值强加于人的自我改造的课题，或者说，它只是这个崇拜速度和效率的时代所需要的人体肖像。
这样问题就来了。在中国历史上，虽然许多的时代也以瘦为美，但很少看到减肥的案例。相反，大多数时代，尤其对于男人，肥胖总是和排场、富态联系在一起。甚至至今，我们说某某是个“重量级人物”，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他的体重应该和他高贵的地位匹配、相称。
同样，中国古代的服装款式，也是有助于遮掩由肥胖带来的丑陋。比如，男性褒衣博带、宽袍大袖的服装样式，只有大腹便便者穿起来才能体现风度。相反，一个瘦得像猴子一样的干巴个儿钻进如此庞大的服装，则只能显得少了威风，多了穷酸。
时代在变，人关于自己身体的处置方式也在变。中国古代哲学向来以静作为底色，所以它关于身体处置的最基本方式，不是生命在于运动，而是生命在于静止。人茕茕孑立、亭亭净植或者玉树临风，是美的；人“致虚极，守静笃”是有境界的。相反，整天心急火燎地上蹿下跳，肯定有违于一个君子所应具有的风范。
传统中国人也爱饭后散步，但多是寻找优哉游哉的美好感觉，而不是以自我折磨为特征的所谓暴走式锻炼。比如“散步”这个词儿，它本身就和魏晋时期的士人要将吃过的五石散晃荡下去有关，而无关于减肥。庄子讲“鼓腹而游，含哺而熙”，也是将每天肚儿圆圆当成人生幸福的重大标志之一。
传统中国人凡事追求圆满。这个圆满对应于人的体征，当然就是肥胖。在汉代，最美的男人以“大面短颐，美须恶肥”为特征，女性则应该面如满月或者长着一张银盆大脸。一个王朝，往往会以肥壮展示它的宏大气象。相反，瘦弱则往往意味着它气数将尽，行将走向灭亡。
我也常常爱琢磨“抱圆守一”这个词儿。据照此练过的人说，怀中抱着的这个“圆”，首先是摹拟自然界的天圆、地圆、人圆，然后落实到内心，则要做到气圆、意圆、神圆。我相信，这种外在的圆和内在的圆，最终必然会共同凝聚成一种球状的身体理想。
可以设想，夏日的午后，蝉噪林静，鸟鸣山幽，日影像懒猫的眼睛一样迷离，日光透过村头的古树将暗影打满一地。这时，丰裕的食物已填饱胖子的肚子，他只需抱着或抚摸着圆圆的肚子安然入眠，蒲扇滑落，手软绵绵地置放于肚脐。在此，自然、身体与人的心境是合一的，这应当是人生最感妙不可言的惬意时光吧！
据说1465年，明宪宗朱见深曾绘过一幅《一团和气图》。如果此图中的人像可以作为古代中国人的身体理想，那么就不得不慨叹，世界发展到今天，真是换了人间。
当代社会是一个“型男”的时代。所谓“型男”，就是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要几何化、棱角化，胸部肌肉有规则地凸起，眉宇间透着飒爽的英气。如果身体成不了型男，语言、个性则要用加倍的棱角分明来补充。像周杰伦，连汉语发音都讲不明白，这反而也就因成功抗拒了传统的圆融而凸显了现代的个性。
于是，图中这个一团和气、一度成为传统中国身体理想的男人，也就徒然只能为当代中国人增加一些自我解嘲的笑料了。
2012.6.23
千里一羽
本周末为博士课程班学员上课。刘敬敏先生送我一盒茶叶，央视乌云格日乐女士送我一盒野生榛蘑，昆明的帅小伙送我一个普洱小饼，呼市不知名的先生送我两块牛肉干……
另外，本学期的一些较年长的旁听生也送过我一些礼物。记得乌云女士送过两枚荔枝和一个芒果，李洁老师送过一盒天麻和一小袋茶叶。
这些小小的礼品，让人感觉收获满满。——没有人会介意它在物质或财富上能带来什么，唯一值得看重的是其中传递的人性的暖意和辉光。今天，在这个被虚假的矜持或庄严包裹得壁垒森严的世界，它尤其显得珍贵。
记得许多年前，一位作家写到一个东北小镇。小镇居民和周围乡村的农民有了外伤，都会跑上老远，到城南的一个中药铺里买膏药。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因为同样的药效和价格，这家药店的膏药，个头儿比镇里其他药铺的都大。
按照这位作家的理解，东北老百姓的想法很质朴：以为膏药个头大了，买回家来就更物有所值。而且，大大的膏药贴在肚子和大腿上，心里也似乎会感觉更靠谱、更踏实。
根据这种情况，前面提到的礼物问题，就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了。其中，所谓“大礼”，也许可以直接解释成“个头儿超大的礼物”。不管这种理解如何可笑，有一种隐秘的东西可能在人的头脑中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即礼物的“大”和“重”，应该和它的数量、体积以及地球给它带来的重力感成正比。这也是康德的崇高理论（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所面对的独特的中国问题。
记得多年前，一位远房亲戚来京，带来了他们家乡的特产（豆腐干）。共四盒捆在一起，体积大到像一个小型冰箱。北京距离他的家乡有千里之远。可以想象，他带着这捆庞大的礼物，需要坐上村头的机动三轮，然后上汽车，再然后转火车，之后坐北京地铁或公交，最后又摇摇摆摆攀爬居民楼的楼梯。这一过程相当复杂，他为此遭受的折磨大概也是可想而知的。
客人走了，打开礼盒，心里想着何年何月才能将这么大而多的盒子里的东西消费掉。但结果让人释然也让人失望。这是因为，每个盒子里只有五小包豆腐干儿。所占的空间连礼盒容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当时感觉，这种包装方式过于荒唐，但也因此泛起了对远房亲戚的同情和怜悯。在乡间，他是个小有名气的聪明人。我想，他与其背着这么一大堆华而不实的纸盒子不远千里，还不如装进手提包里更便捷也更实惠。但仔细琢磨，问题却不是如此简单。
——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讲，无论贫富与贵贱，都有一种潜意识秘而不宣，即对数学式崇高的天然向往和敬畏。比如，在中国，如果肚子大的都是当官的或有钱的，那么感性的大肚子就会成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大”因此也就代表着超越常规的价值。同时，人的情感无论如何宏大或辉煌，都仍然是抽象的。这同样需要礼品的大而宏壮对其做出直观化的渲染和表现。
但是我仍然认为，这种礼与体积的所谓正比例关系，仍然背离了礼的真意。两千多年前，圣人孔子曾慨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钟鼓云乎哉！”也就是说，礼的本义，既不是物质性的玉帛，也不是宏壮的钟鼓，而是其中包蕴的真情。据此也就明了，礼物的分量与其个头的大小本质上是无关的，关键在它是否能同时激活赠予者和接受者心底深处的那份纯真。
有时候，越是微末的礼物，越因其彰显情意的真切而富有意义。据说在唐朝，有位来自滇地的使臣，为皇上送一只天鹅。长安道中，为了使天鹅的羽毛更洁白，他找了个池塘为天鹅洗澡，不料这鸟突然挣脱高飞，只在使臣手里留下了一根羽毛。后来，他只好将这根羽毛献给了皇帝。宋欧阳修诗云“鹅毛赠千里，所重以其人”，这种讲法是有道理的。
记得去年六月，和一位来自台北的同行聊天。他说几年前，自己曾帮助过一个宜兰乡下的孩子。孩子的父亲是质朴的农夫，为了向他表达感谢，就拉了一车鸡蛋到台北。当时，他甚为感动也甚为为难。确实，一车鸡蛋，他与家人吃一年也吃不完，而且放时间久了就会坏掉。这种庞大的礼物，情意表达够深厚，也够为受礼者添了大难题大困扰。于是，他坚持只要这车鸡蛋中的一枚。收礼之后，按照礼尚往来的原则，他在台北的一家高档餐厅里请这对父子吃了一顿大餐。
他说，那天傍晚，他将这枚鸡蛋放在一锅清水里煮了。然后剥开洁白的蛋壳慢慢咀嚼，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滋味。对于农夫来讲，也许没有一整车的鸡蛋就不足以表达感激之情，但他只要了其中的一枚，并无损于这种情感。因为他拒绝了体积和数量，却反向强化了情感的质量。
精致的情感总是有超常规的穿透力和辐射性。苏东坡讲：“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这意味着生活中的每件微末之物都有自己的智慧：它最善于在极小与极大之间显现辩证，也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感悟到一种别样的张力。
也就是说，许多时候，可能礼物愈是小小的，情感愈是大大的。礼物愈小，愈不涉功利，往往美得更纯粹。这种微末之美，总会在不经意之间闪烁出人性之善，所以往往更值得加倍珍惜。
2012.6.17
红烧肉与政治
妻子离京前，做了一大盆红烧肉。
妻子来自大家庭，这使她自小养成了“好大喜功”的习惯。厨房工作也不例外。比如，她总是乐于用超大量的饭菜来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同时也使生活的丰裕或富足得到直观表现。
但是，她也因此将巨大的难题留给了居京者或留守者。也就是说，如何将剩余的食物有效消费，成为若干天内需要认真面对的重大问题。
人过四十，生命似乎开始停滞，胃口也逐渐麻木迟钝。生活则总会因为生命的停滞而变得日益琐碎而平淡。为一盆红烧肉发愁，大概就是这种平淡生活的真实写照了。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世界似乎在他眼前总是日新月异的。他的思维天马行空，惚而且恍，恍而且惚，充满了无限的变数或不确定性。最近这段时间，他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对政治问题开始产生莫名其妙的兴趣。
比如，每天晚间的饭局，是家人交流的黄金时间，对于有一搭没一搭的闲扯，他没有任何兴致。厌烦透了，就开始摆弄手机。但是一旦谈到政治，他马上又会来精神。亚里士多德说，男人是政治的动物。可能指的就是他这个年龄。
生活按照它不变的节奏重复，今晚也不例外。谈着谈着，不知道怎么回事，问题又滑向了政治。孩子提出了一个问题，并急切地想得到答案。
政治对于我辈，早已是让人心灵结上老茧的问题。想着它，忧患也好，愤怒也罢，只会让人无谓地衰老。所谓灿烂之极，归于平淡；人淡如菊，落花无言。人过三十不学艺，人过四十不谈政治。虽然生命因此变得颓废而无趣，但却是一种对生活的实感。
但问题就此也就来了：孩子为神秘兮兮的政治两眼放光，我则望着桌子上几乎没有被碰触的红烧肉一筹莫展。于是一个交易方案瞬间也就在脑中形成了——
我说：“好吧，你吃一块红烧肉，我讲一个内幕！”
他说：“好，马上。看，一块了，快讲！”
我又说：“政治内幕就像连续剧，总是一个接着另一个。倒不如你一次多吃几块，我也好将内幕一次讲个痛快！”
他又回答：“好！”
于是，内幕的数量开始以红烧肉为单位来计量：一块、两块、三块、四块……盘子里的红烧肉不断递减并最终被席卷一空，内幕的数量则沿着相反的方向虚拟递增。
“讲啊？”孩子急切地催促。
我回答：“内幕就是红烧肉，红烧肉就是内幕！”
至于为什么内幕就是红烧肉，红烧肉就是内幕。这则成了一个天机，不可随意泄露。
2012.4.9
听凭良知的差遣
我们为什么要干好事而尽量少做坏事？普遍的回答是：我们做了坏事，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和道德的谴责。但事实上，无论法律还是道德，都不过是一种网眼儿过于粗大的制约机制，而且它要求某条倒霉的鱼儿自动撞网。
法律和道德的发展史，总是使其网眼儿日益细密的历史。所谓法网或者社会的道德之网，总是要讲究它的“恢恢”或“疏而不漏”的特质，但事实上，灵动的鱼和细密的网相比，总是漏的功能大于捕捞的功能。况且这织网者或捕捞者，总是有着同样漏网可能性的人类，当然一切也就更让人难以相信。
当织网者与企求漏网者，成为同一种人类，法律和道德的正义性就是让人质疑的。西方人将法律和道德赋予形而上的品性，或者让它成为来自上帝的绝对命令，就是试图解决执法者与被惩罚者之间，所形成的“黑吃黑”的理论困境。
当所谓上帝，或者西方启蒙时代确立的所谓普遍正义原则，从理论上看来是缺乏合法性的。据此我们才会理解后现代时期种种的阴谋论：所谓普遍正义的问题位移为权力运作的问题。传统围绕理想价值所形成的道德或法律的理想主义，至此也就成了势力集团围绕自身利益不断转化论述方式的话语。
我感觉，没有什么比缺乏一种恒在的普世价值或永恒的价值原则，更可怕。它将世界从一块可以支撑我们存在的陆地，变成了一条风雨飘摇中无所归依的船。
至此，我们才易于读懂近两千年前曹操充满忧惧的诗篇：“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是的，当汉王朝四百余年形成的貌似成为普世价值的哲学原则崩解，那些形形色色作为士人的乌鹊们，他们又如何为自己的生命找到安顿之处？
我们所遭逢的时代会是什么？在价值理想缺乏共识，或者既有的共识成为一片让人无法反视的废墟时，我相信这一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暗夜。法律在运作，但它缺乏法律精神，于是法律成为一种执法者自身也不信任的工具；道德也仅在种种电视节目或互联网的留言栏里保留它的市场，但它们除了以道德的名义毁弃道德，并起不到任何对这一时代建设性的效能。
所以我总是感觉，这个时代的繁荣并无法掩盖它骨子里的脆弱。甚至，在某一个极端时刻，它可能只需要某个玩世者轻轻地飞起一脚。这些，被LV、爱马仕、七千万元武装起来的豪华的婚礼，其实因为核心价值的缺失，事实上仍是不堪一击。
当人，需要用外在于人的种种附加物自我证明的时候，它能够证明的，不是人的强大，而是人的脆弱和荒诞。我感觉，这是这个时代最应谨记的箴言。对于个体或者国家，莫不如此。
许多时候，我们在种种城市或乡村，以人的名义在做着种种游移或晃动。向他人，或者向一切对虚荣保持羡慕或敬畏的人，展示我们的财富、权力、肌肉或种种超越常人之上的不同凡响，但事实上，我们忘了，这种需要外物来证明的生命，是人生在世的最不靠谱的状态。因为别人的畏惧、赞赏或羡慕而使自己貌似无所不能，无坚不摧。事实上，这却只不过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失群落魄者，或者在人生的旷野游走的无脑的幽灵。
那么，在这个思维普遍错乱的时代，在这个需要酒量或者强壮的肌腱来自我证明的时代，在这个一切人忙于营造而又对一切努力缺乏恒久信心的时代，我们到底可以用什么东西支撑自己走下去？或者，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到底能够以什么给这个时代以经得起检验的承诺？
我感觉，没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严峻。它足以将一切关于生的期许或信心，瞬间戳穿。就像这刚刚过去的清明节，我们在网上看到种种豪华的墓穴或种种的眼泪和悲切，但这种种的眼泪、悲切以及作为其物态形式的墓穴，最后不还是要在这世事的沧海巨变中，变成一些无人问津的荒冢以至天边飘逝的无谓尘埃。
但我也认为，在这一切生命的浮华的表象背后，在这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宣传机器也激不起人的共鸣并因此浪费无限智力和社会财富的假象背后，依然有一种最堪依靠的东西存在。这不是舍身外求的其他，而是包蕴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之中的东西。这可能就是人的良知。
我相信人的良知的冲动，是天然向善的。就像这宇宙由运动而起的生命的湍流，总是有着其合乎善之欲求的目标。正是因此，无法思考为一切的恶寻找在世间存在的理由，也无法相信让人看到就反胃的一切，它就能在种种诡辩式的哲学论证中找到合法性？
所以，在这充满盲动的时代，许多事、许多人，已经让人失去了判明善恶、辨识是非的能力。最后能够留下的，就是看见什么，就会天然地喜悦，或者天然地就会厌恶。唯一可信的，也许就是这无法再还原的道德底线。这个底线，也许就是一种莫名的道德冲动，或者一种人之为人的良知良能。
这所谓血肉之躯，属于自己或者属于别人，并不重要。或者，此刻我正打字的手，到底属于自己还是被自己以自己的名义操纵，也并不重要。正像我们读司马迁的《史记》，会想到司马迁在×年×月，曾经用他的手在简帛之间构建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读懂、甚至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历史。我们不明白哪些是自动上手之物，哪些好像是若有神助。
我们常说，这类名垂青史的东西，是神来之笔，或者一切来自神的驱遣。这意味着一种“上帝之手”在驱使着司马迁。但事实上，司马迁似乎并不具备这种神性的“上帝之手”，而是来自他个人的良知形成了一种让后人为之嗟叹的历史判断。
康德说，世间有两种东西让人敬畏：一是天上的星空，一是内心的道德律。也许新时代的所谓敬畏也有两种东西：一是上帝之手，一是人被天然的道德意志诱发的善。上帝，今天已成为一切超越个人意志之上的道德神话，可能我们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这种纯真的良知之眼了。
但是，如果人将社会道德重建的任务，交给了所谓人性的良知，这也许同样会不靠谱吧。像王阳明，并没有对他所处的时代形成真正有价值的道德建构。或者说，它能够解决的，也仅仅是知识者的私德问题，对一个破洞百出的苍天，基本于事无补。
所以，所谓超越性的良知，只不过是一种知识者退而独善其身时设定的自救方案。但在这个物质的丰裕无法掩盖精神暗夜的时代，我们不听从这唯一剩余的良知的差遣，又能为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贡献什么？
世界很坏，但我不愿它的任何一个环节坏在自己手里。这可能就是由良知引发的最基本的自律。
2012.4.6
讲故事的人
有一个故事，说乡里有一位穷人，每天出门就要在自己嘴唇上抹些猪油。这与现代男人用唇膏使自己的嘴唇变得更滋润、更美丽无关。这个可怜的男人，只是试图向他的邻居证明，他今天又吃了猪肉。而这对他和他的邻居而言，是如此值得自豪。
任何时代都有讲故事的人，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关于时代的故事。按照20世纪后半期中国故事的叙事倾向，这件事一定发生在旧社会吧。因为只有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时代，穷人才会出现没有肉吃的可能性。相反，故事里的新社会，它之所以新，则在于它用永恒的形势大好和欣欣向荣等构建了全新的叙事话语。这种话语的乌托邦，使猪肉问题变得微不足道，从而也以浮云般的壮丽将一个时代的苦难全然遮蔽。
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时尚。一般而言，饥饿年代人们乐于炫耀自己饮食的丰裕，全民普遍感觉差钱的时代则使炫富成为主调。当然，当金钱成为价值的尺度，一切与这一尺度相关的行为也就具有了巨大的暗示性。比如，我又买了新包，我又和谁吃饭，我又外出旅游，我又出了一次国，等等，都可以证明自己怀揣着一个生活状态值得世人羡慕的自我。
所谓时尚，基本可视为围绕时代的核心价值向外蔓延的东西。但是，如果金钱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它本身一般也不会成为时尚，因为它太裸露、太直接。时尚需要以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日常行为，使这种价值得到彰显或暗示，从而成为一种被感性形象呈现的美丽。
但是，就一个时代对富裕的暗示而言，有直接也有间接。直接的，往往与网上时时出现的炫富事件相关，比如烧钱者、晒名车者等。这种直接呈现往往多了赤裸，少了婉转，所以极易引起人们的憎恶。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更“老谋深算”的炫耀方式是存在的，这就是总是乐于谈论自己最近的忙碌。
“最近我很忙！”这是现代人的口头禅。隐藏在这种话语方式背后秘而不宣的深层意旨，就是我很重要。因为只有忙碌才足以证明他被这个社会超负荷地需要着，或者只要忙碌就足够证明他每天都活跃在时代价值的核心地带。
所以少不更事的人，喜欢炫耀自己的奢华；老谋深算的人，喜欢炫耀自己的忙碌。
而这正构成了这个时代一切微博或博客的主旋律。与这一时代相关的故事，也大多以此闪烁它的光晕，并使所谓时尚成为虚荣与梦幻的交汇与集合。
2012.3.19
人文科学的意义
老师，您好！
又来麻烦您了，因为最近的确太纠结了。
纠结于对于理论的怀疑，对于人文学科存在意义的怀疑。怀疑的起点在《镜与灯》，去年暑假读完之后就纠结了，历史上对于诗歌有如此之多的定义和解读，这些定义很多不仅仅是侧重点不同，而且是彼此排斥的，信奉不同诗歌理论的人之间是相互不相容的，而且好的作家是需要突破文学理论的框架的，那么文学理论的意义在哪里呢？
进而，我们的人文学科理论对于现实生活有什么意义呢？理论抽离掉了活生生的生活气息，剩下的是片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对于理论的研究，对于理论的学习有什么意义呢？我原来相信意义在于指导，除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革命我想不出来其他明显的指导作用的例子，但是这种指导过后带给人的真的是好的生活么？谁可以保证是好的，理论家？这是值得怀疑的。而且，从古到今，理论研究发展了如此多年，人的生活真的变好了么？不见得！没有孔孟老庄，没有亚里士多德，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生活就不会进行下去了么？也不见得！所以，理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的文学研究、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教育理论的研究……会不会如很多人对红学的评论一般，只是理论家的自娱自乐呢？真不希望是这样的，但是又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不是这样。
纠结死了，希望老师可以给出说服我的理由。
谢谢老师！
××你好！
我昨天刚从澳门回来。那里网速极慢，邮件基本无法回复。所以复信迟了，见谅！
说实在话，从事人文科学研究这么多年，这是我最怕面对的一个问题。也许是为了回避，我从来不考虑它，只求自己单纯的喜欢，但自己喜欢并不能说服别人。现在，你又提了出来，让人纠结得几乎无语了。
对从事这行当的人来讲，这确实是个重大的问题。过去我时常用一个反证安慰自己：人文科学肯定是有用的，不然为什么中西方都要开设这类专业，而且还给那么多从业者发工资呢？如果我们相信狡猾的人类从来不会做赔钱而且无效益的事，就暂且相信人文科学会有些意义吧！
当然，这只是一种自我安慰，肯定它还有更伟大的价值或意义存在。但除了唱高调之外，一时还真难以说得清。我上半年每周三下午在办公室值班，你有空可以过来聊聊，说不定能一起把这个行当的一些意义讨论出来。
祝好！
201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