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
她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大家族中，其祖父是“南开校父”严修；她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是妇产科学泰斗林巧稚的得意门生；她93岁高龄时仍坚持每周有两个半天在北大医院上班。她就是祖籍江北区庄桥费市的著名妇幼保健专家严仁英。
严仁英教授是一位杰出的妇产科、妇幼保健专家和社会活动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北京大学妇儿保健研究培训中心主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现任北京医科大学终身教授、北大医院名誉院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名誉主任。
林巧稚大夫的高足
严仁英于1913年出生在天津西北城角严翰林胡同内一个温馨和谐的大家庭，因其父当时正在英国，故取名仁英。她的祖父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严修。她的父亲严智崇（1879-1918），字约冲，早年留学日本；曾任驻日公使馆秘书，从事外交活动。
严仁英的早期教育，是在祖父家里开办的幼稚园和严氏女学（小学）完成的。严修先生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对儿孙的要求十分严格，从治国修学、为人处事、强健体魄等各方面进行培养教育。严仁英5岁时，因其父在日本东京病逝，其祖父更关注她的教育，要求她每天写日记和毛笔字，并进行评定，给予奖惩。祖父对她的影响最大。严仁英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和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的专访时曾多次提及：“我觉得在家庭里头祖父教给我很多东西。我的人生态度、能够宽容对事、能够很好地与人合作，可以讲都得益于老人家中西合璧的教育方式。”
1932年她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35年又考入协和医学院，她认为“做妇产科大夫是迎接生命的到来，工作很有成就感，所以就愿意上妇产科。”因此，选择了妇产科作为终生的事业。她曾回忆道：“记得那会儿我还在协和做学生的时候，一有机会就待在产房，老师们忙着做手术，我们就在那儿守着。那产妇有的喊叫，有的呻吟，可是我的老师一来了就都没声音了。我就奇怪，想老师有什么魔术啊，怎么回事啊，只要她一坐到产妇旁边，拿手摸着产妇的肚子，给她听胎心，跟她说现在都进展到什么情况了，跟那个产妇一边聊天一边给她做检查，产妇就非常安静了。我就觉得这位老师真是特神奇。”严仁英的这位老师就是中国妇产医学界的泰斗、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经过五年的学习，1940年严仁英获得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并被留在协和医院妇产科任住院医师。林巧稚教授对严仁英寄予厚望，很希望她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但因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1942年协和医院作为美国人办的医院也被日军关闭。通过林巧稚的介绍，严仁英到著名妇产科专家杨崇瑞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工作，不久和大学同学王光超喜结连理。王光超是著名的皮肤科专家，曾任北京医科大学皮肤科主任教授、中华皮肤科学会主任委员。他的妹妹是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1945年，林教授到北大医院工作，严仁英也到该院任妇产科总住院医师。1948年8月，她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进修女性生殖与内分泌学，王光超也自费同去美国进修，之后又一起放弃了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优越条件，怀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99年10月，严仁英曾撰文记述了50年前一群归心似箭的留学生在归国途中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欢乐场面。文中写道：“一天（在旧金山开赴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上），忽然从船上听到广播，新中国将在10月1日正式成立。同时也收听到了关于规定国旗与国歌的报道。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我们这群青年人中掀起巨大热潮。大家决定要在甲板上庆祝新中国的诞生。庆祝会上想要举起五星红旗，怎么办呢？大家决定自己做一面五星红旗。从箱子里找出一块白布，用红药水染成红色。再用布剪成一大四小五个黄色五角星。由于当时未听清四枚小星如何排列，就简单地把四个小星放在大五角星的四角。10月1日，大家情绪激昂，举起这面不合规格的五星红旗，在甲板上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的集会。当时热烈的情景，50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1952年，在中华妇产科学会成立和《中华妇产科杂志》创办时，林巧稚教授担任学会主任委员和杂志总编，严仁英作为助手，一直协助其工作。
母子平安的保护神
严仁英教授是我国知名的医学教育家，妇产科学界的老前辈，妇女保健学科的奠基人和最出类拔萃的产科医生之一。她始终围绕着“母子平安”这个主题而勤奋工作，用大爱无边、仁心仁术在祖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宏图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曾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朱琳在给严仁英教授90寿辰时的贺信中所写的：“您是一位取得卓越成就的医师。多少母亲感谢您温馨的呵护，多少婴幼儿在您的双手中获得新生。”
1964年，严仁英和同事们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在北京郊区密云县办起了“半农半医”学习班。下乡办学给了严仁英很大的触动。这时，她才真正了解到农村严重缺医少药，知悉那时候新生儿得破伤风的特别多，接触到妇女疾病不能及时发现、治疗而给她们带来的种种痛苦，这不仅启发了她要为改变农村妇女儿童的健康情况作贡献的意念，还使她逐渐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临床工作每次面对和治疗的是一个人，而保健面对的是一个人群，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预防则可造福一大群人。三年里，严仁英带着妇产科的同事们跑遍了密云水库的库南库北。每到一处，她们住在公社的学校里，宣讲医学知识，培训赤脚医生，为农村妇女做了许多好事。可惜不久“文革”爆发，作为刘少奇同志的亲属，严仁英受到牵连，被押回医院做卫生员，打扫厕所。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经过民主选举，严仁英全票当选北大医院院长。她认为做好围产保健工作，保护母子平安，意义十分重大。因此，她上任后的头一件事就是要在花甲之年毅然改行，扛起我国妇幼保健与围产医学的大旗。所谓“围产期”是指从受孕到分娩后7—280天的整个过程。她和同行们创建了旨在提高人口质量的孕妇学校、早孕门诊，积极倡导孕妇在妊娠期间要上课，学习保健常识。现今孕妇学校或产前班已很常见，而这正是严仁英等人多年来大力倡导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初，她在北京郊区进行围产保健试点研究，开创在农村试行用高危管理法降低母婴死亡率，使围产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在她的大力推广下，围产保健技术应用于全国，中国围产儿的死亡率也由1988年的15.13‰，降低到1997年的10.93‰，大约每隔三年下降1‰。严仁英作为中国围产医学的奠基人，因此被誉为我国“围产保健之母”。
严仁英还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妇女青春期、产褥期、更年期的心理保健和病理防治等方面的研究。1974年，她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成立了计划生育研究室，与国内一些知名专家协作，开始了中国最早的药物流产的研究，试验使用前列腺素、中药穿心莲等终止早期和中期妊娠（临床应用成功率达90%以上）以及可逆性女性绝育手术等，为今天的药物流产奠定了基础。1996年，严仁英关于神经管畸形的研究成果被国家卫生部采纳，全国80%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了叶酸增补剂后，每年出生的先天畸形儿童减少了5万例。她和同事们所倡导的保健工作，大大改善了中国的人口质量。严仁英教授还花费许多精力从事妇女保健工作，致力于降低农村孕产妇死亡、围产保健监测及妇女心理保健等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在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
严仁英是中国妇幼保健医生队伍的创建者之一，培训了大批农村妇幼保健人员，为国家开展优生优育工作、发展中国的妇幼保健医学作出了贡献。她是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相继建立的妇幼保健中心的发起者与组织者之一。历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妇幼卫生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会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她曾主编过我国第一部《实用优生优育》大型工具书，主编和编写的著作还有《实用优生学》《实用优生手册》《妇女卫生保健学》《围产保健高危管理》《优生优育优教百科全书》《妇产科学辞典》《妇女保健顾问》《妇产科身心学》《杨崇瑞博士诞辰百年纪念》《杨崇瑞博士》《妈妈宝宝全书》等。由她于1998年创办的《中华围产医学》杂志，为提高我国围产医学水平作出了突出贡献。她曾去美国、德国、日本、巴西、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参加有关人口、计划生育、围产保健和妇女保健的国际会议，介绍我国控制人口和围产保健方面的成就。
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严仁英是一位杰出的妇产科、妇幼保健专家，更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她当了25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全国妇联执委、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起，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提出了许多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
1951年，她作为妇产科大夫参加慰问团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并于1952年参加中国抗美援朝总会组织的由中、英、法、意等七国专家组成的调查团，前往朝鲜调查美军发动细菌战的罪证。1953年在德国柏林展览会上，她用流利的英语和翔实的资料向参观者讲述了美军发动细菌战的暴行。此后，又多次作为新中国妇女的代表出现在国际场合，在很多问题上承担着形象大使的重任。严仁英曾谈及：“反正我就觉得一个是我们搞妇女保健工作跟妇女的工作比较接近，跟妇联的工作比较接近，所以他们常常愿意带我出去，我也愿意跟他们出去，是个两厢情愿的事儿。另外我英文比较方便，身体也比较好，我就说我是一个好标本，中国妇女原来人家的意见都是裹小脚，走不动的那样人，我这脚又大，我人个又高，新中国的妇女形象还不错。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标本、样板吧。”在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她和著名儿科专家胡亚美最早提出了安乐死议案。在2003年抗击非典时，被誉为“杏林双彦”的著名医学家王光超、严仁英夫妇个人出资2万元认购降温设备，捐赠电扇为医务人员降温。
严仁英教授曾荣获北京医科大学首届“桃李奖”、宋庆龄中国福利基金会妇幼卫生事业樟树奖、杨崇瑞妇幼卫生奖、内藤国际育儿大奖、首届中国人口奖、全国儿童优秀工作者奖、中国女医师协会女医师终生成就奖、北京医学会学会成就奖和北京大学“蔡元培奖”等。1998年11月26日，在严仁英85岁寿辰之际，为表彰她60年来为妇幼卫生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卫生部妇幼司为她铸造了铜像。2003年，在中央统战部礼堂隆重举行了严仁英教授90华诞暨从医63周年庆典。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院士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严仁英教授在医学领域和为九三学社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高度赞扬了她“辛勤耕耘为妇幼，成绩卓越育英才”的一生。2005年11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与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联合为严教授举办庆典，并宣布由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等单位联合发起，以促进我国妇产医学、围产保健发展、提升妇产与围产保健专业整体水平为目标，以国内国际妇产与围产保健医学技术输出、合作，国际交流与教育培训、表彰奖励为主要内容的医学专业奖励基金——“严仁英妇产医学奖励基金”正式成立。2008年11月26日下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为严仁英教授隆重举办95岁寿辰暨从医68周年庆典。韩启德院士特题贺词——“中华知识分子典范，我国围产保健之母”。
严仁英教授九十高龄时仍坚持每周二、周五上午在北大第一医院上班，她思维敏捷、行动灵活、心胸宽广，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2004年笔者编《江北之骄》（宁波市江北区专家辑二）时，曾多次与严教授电话联系，只听年轻医生都亲切地叫她“严大夫”。严教授对家乡很有感情，对编印《江北之骄》一书给予了热情帮助，寄来照片和所撰《甲板上的“国庆”》一文，并亲自校阅。2005年1月，她来信曾提及其老家是浙江慈溪，前几年曾到宁波寻根并未成功。笔者先后寄去《严氏寿芝山庄公牍章程汇录》和《听月山房七巧书谱》所载严修先生的文章，告知1898年和1910年严修先生两次到庄桥费市扫墓祭祖及家乡的近况，她颇感高兴并来函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