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刚刚打进长安的时候，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大仁慈，争取人心，曾经宣布，除杀人、抢劫、开小差和叛逆四项犯罪要处以死刑外，隋朝其他的法律一律废除。这在当时是很得人心的。
唐朝刚建立的时候，社会秩序很混乱，各地盗贼越来越多，严重地威胁着唐朝政权。唐太宗刚刚即位三个月，就急忙召集群臣商量怎样制止盗贼。一个大臣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重重地惩罚。”另一个大臣说：“盗贼越来越多，是刑法不严的缘故。”魏征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对百姓要讲仁义，这才是王政。”唐太宗很同意魏征的看法，因为他心里也清楚，出现盗贼，是由于赋役繁重，官吏贪污勒索，百姓生活饥寒交迫造成的。严厉的刑罚只会激起百姓的反抗，隋炀帝不就是前车之鉴吗？于是，他下令由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和法官一起修订法律。
第二年，唐太宗下诏鼓励大臣们荐举人才。当时，全国各地等待荐举的人都集中在长安。荐举开始不久，就发现有人弄虚作假，谎报出身和资历。唐太宗很生气，命令弄虚作假的人赶快自首。如果不主动自首，查出之后就要处以死刑。不久，果然抓到一些谎报出身的人。唐太宗交给大理少卿（司法官）戴胄负责审理。戴胄根据法律规定，判处这些人流刑（流放、充军）。唐太宗大发脾气，质问戴胄说：“我下过命令，不主动自首就要处死，而你却判了流刑，这不是让我失信于民吗？”戴胄镇静地回答说：“陛下如果查出弄虚作假的人不交给我审讯，就杀了他，我当然没有办法。既然交给我审讯，我只能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唐太宗拍着案子说：“你自己倒是得了执法的美名，却让天下人议论我说话不讲信用！”戴胄说：“陛下的命令只不过是凭一时的喜怒决定的。法律是国家向天下公布的最高的行为准则，守法才是最大的信用；按法律办事，就要能忍小愤而存大信（忍耐个人一时的愤怒而保存国家的信誉）！”唐太宗听戴胄说得有理，才转怒为喜，赞扬戴胄说：“你能执法，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于是，他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加紧修订法律。
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有个名叫李好德的人，精神不正常。一次，他正犯病，胡说八道，大骂皇帝，被人告到官府。唐太宗让大理寺丞张蕴古审理这个案子。张蕴古经过调查报告唐太宗说：“李好德患精神病属实，根据法律不应该判刑。”可是，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说张蕴古是相州人，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张蕴古的判决显然是包庇李好德讨好李厚德。唐太宗联想起有一次他路过监狱，曾看到张蕴古正和囚犯下棋，这样的人，还能不包庇犯人吗？唐太宗越想越生气，下令处死了张蕴古。过了几天，唐太宗了解到李好德确实患有精神病，非常后悔，但是人已经死了，要挽回也来不及了。他赶快下了一道诏令：今后，凡是死刑，即使判决了，也要经过三次复核，才能执行。并且让长孙无忌把这一条写到法律中去。
过去的法律都规定，兄弟分居以后，官爵、功劳不能互相继承，但是犯了罪则要连坐（一起被判刑）。有一次，一个叫房强的人，他的弟弟因为对朝廷不满，阴谋反叛，被朝廷发觉，按照法律规定，尽管还没有行动，也要处死。房强虽然毫不知情，但是按照兄弟连坐的法律规定，他也得被处死。唐太宗审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很同情房强。他对房玄龄说：“谋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兴师动众，已经有行动；一种是讲几句反叛的话，还没有行动，这两种情况应该区别开来。”随后，唐太宗让房玄龄把言论罪和行动罪区别对待，只有言论没有行动的罪犯，他的弟兄不再连坐。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新的法律修订完成了，这就是有名的《唐律》。《唐律》是在隋《开皇律》的基础上修定的，比起《开皇律》又有很大改进。它共分十二篇五百条，内容周详、简明，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法学遗产。
新法制定之后，唐太宗要求官员们遵照法律办事。他说：“法律不是为我一个人的，是天下人的法。不论什么人，都要守法，没有任何例外。”
有一年，发生了高甑生案件。高甑生是岷州（现在的甘肃省岷县）都督，是唐太宗的老部下，资格很老。一次，唐太宗任命李靖为行军大总管，率领各路兵马讨伐吐谷浑。高甑生误了行军的日期，李靖要按照军法治罪。高甑生很不服气，他仗着自己是皇上的亲信，以为别人不敢惩罚他。他还恶人先告状，到唐太宗那里诬告李靖谋反。唐太宗派人调查，根本没有这回事。根据《唐律》，唐太宗批准判处高甑生流刑。这时候，有人替高甑生求情，说高甑生是秦府的功臣，即使犯了再大的罪也应该宽恕，何况这么点小过呢！唐太宗说：“甑生违犯了李靖的军纪，又诬告李靖谋反，如果从宽处理，今后法律还怎么实行呢？国家的功臣很多，假如我赦免了甑生，别人犯法，我怎么禁止呢！甑生是我过去的功臣，我不会忘记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赦免他。”最后还是依法惩处了高甑生。
《唐律》在本质上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但是，因为它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猛烈冲击下产生的，它吸取了隋炀帝苛刑峻法的教训，为了放松对劳动人民的统治，条文定得比较宽平。这种法律的改革，对于健全封建法律，安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