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遇见《律政雄心》的作者戴维·拉特，是在纽约曼哈顿著名的熨斗区的一家小酒馆里，熨斗区大约是得名于熨斗大厦，百老汇街斜斜地切过第五大道，夹在两条路之间的大厦只得做成三角状，看上去像个熨斗似的。
因为我曾供职的瑞士信贷的北美总部位于麦迪逊大街一号，距熨斗大厦仅一街之隔，所以下班之后我们经朋友介绍在一家小酒馆一叙。
虽然有很多律师朋友曾经提及，但我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拉特是著名法律网站Above the Law（ATL）的创始人，和很多超严肃的法律网站不同的是，ATL涵盖的话题极为广泛，从某律所的薪酬到最高法院新进助理的背景，甚至美国法律界的八卦新闻也多有涉及。也许，正因为如此，ATL网站非常受美国法律人的追捧，甚至有朋友告诉我他们律所的律师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ATL，看看法律界最近有什么新闻。
我知道拉特是典型的亚裔第二代，父亲是医生，在望子成龙的父母的殷切期望中如愿以偿地读了哈佛本科和耶鲁法学院。在这样顺利的人生道路上，他的大多数同学不是去大律所做律师，就是去法学院做教授，创建法律网站似乎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职业选择，这让我分外好奇。
我不知道拉特有没有中国血统，但总觉得他的祖先也许是燕赵之士，因为他有着一张国字脸。一杯鸡尾酒之后，我们很快就聊了起来，他比我大一岁，都是已近不惑之年。我们都是保守派律师组织联邦主义者协会的成员，当然了，我只是业余法律爱好者，而他是哈佛耶鲁毕业的法律精英。从耶鲁法学院毕业之后，他和很多似乎命中注定要在法律界攀登巅峰的未来之星一样进入联邦上诉法院，成为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迪尔穆德·奥斯康兰（Diarmuid O'Scannlain）法官的法官助理，奥斯康兰以向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输送助理而著名（所谓的“输送法官”[Feeder Judge]之一），每年一两百名来自各著名法学院的高材生们进入这些“输送法官”的办公室，希望以才干获得老板的青睐，被推荐进入位于华盛顿第一大街第一号的法律圣殿。能得到为“输送法官”工作机会的法学院毕业生已经是凤毛麟角，能得到进入最高法院机会的毕业生就像独角兽一样稀罕。每年大约四十名（九位现任大法官每人招四名助理，几位退休大法官每人招一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的名额，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似乎在纽约的法律人圈子里，很多人都知道拉特曾经得到过某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面试机会，但最终没有得到这个职位。可以想见，大家瞩目的往往是成功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的明星，大家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在结束一年助理职位之后，各大律所慷慨提供的三十万美元入职奖金。但是，似乎没有人意识到，那些得到面试机会却没有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的年轻人，他们的才智也许并不逊于任何人，那种离如此渴望的职位如此近却没有得到，离巅峰如此接近却没有到达的心境，也许只有他们自知吧。
拉特在这之后先是去了律所，显然律师并非他向往的职业，他经手的最大案子是关于“9·11”的索赔案，帮助客户说服法庭，“9·11”恐怖袭击实际上是两次不同的袭击（世贸中心双子塔是被两架飞机分别撞入，而且不是同时倒下，显然在保险偿付上是不一样的）。他随即转身当了公务员，成为新泽西地区的助理联邦检察官，他的老板正是后来成为新泽西州州长的克里斯·克里斯蒂，此公以口不择言、擅长“咆哮体”而著名。拉特就是在这个岗位上，在全美法律界面前以相当出人意料的方式出了名，事情大约是这样的：
那时候美国出了一个神秘的匿名法律博客，叫作“法袍之下”（Underneath Their Robes），这个博客充斥了法律界的八卦。其博主的名字叫Article III Groupie（简称A3G），“她”给大家的印象是大律所的一位女性律师。这位“女性博主”大胆泼辣的风格立刻吸引了很多法律界人士的注意，就连联邦上诉法院一些如雷贯耳的大人物，如波斯纳法官，都在博客上和博主互动。
然后，在2005年的时候，拉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纽约客》的一篇访谈里向著名法律作家和记者杰弗里·图宾承认自己就是大名鼎鼎的A3G，震惊了美国法律界。除了发现这位“女性律师”实际上是男性之外，法律界还很吃惊的是，一位联邦检察官居然过着这样的双重生活，白天在上诉法院的法官们面前陈述案件（拉特在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时任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阿利托面前陈述过两次），晚上则匿名大肆八卦这些法官，甚至讨论哪位法官最性感。
“东窗事发”后，拉特基本上是在如坐针毡的心情下过了好几个星期，准备随时被叫进克里斯蒂的办公室挨上一顿臭骂，然后被扫地出门。但拉特显然是天生就有主角光环笼罩，以坏脾气著称的克里斯蒂某日把他叫进办公室，如慈父般告诉他，这样的行为是不恰当的，他不会被解雇，但是建议他找到下一份工作就自行走人。
拉特后来才意识到，政府雇员在业余生活中的言论自由权利一直是美国最高法院最纠结的问题之一，克里斯蒂显然担心解雇拉特之后被起诉侵犯言论自由，野心勃勃想往上爬的他可不想横生枝节。
俗话说祸福相倚，经此一劫的拉特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名人，也许通常的律师、公务员之门向他关闭了，但是新的大门向他打开了：这就是律政媒体。
2006年，拉特创办了Above the Law网站，可能因为先前的事件带来的知名度，网站人气一路飙升，等到我结识他的时候，ATL网站已是美国访问率最高和营利最高的司法网站。虽然他没有走上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和大律所合伙人之路，但他在今日美国法律界的影响力如日中天，他的个人生活甚至都成了话题。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拉特就和我提到他写了一本小说，名为《律政雄心：一个亚裔女孩的最高法院之旅》，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向往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助理职位的亚裔女孩。我当时想起拉特传说中的未成功的最高法院面试之旅，还暗暗笑他放不开。后来我特地买了一本纸质书，请他给我两个女儿写了几句话，鼓励她们从事法律，过后这件事我也就放下了，没放在心上。
直到2016年2月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
斯卡利亚去世之后，无论是热爱还是痛恨他的人都不能免俗，写几篇悼念或者委婉批评的文章。但是我无意中看到了拉特的文章《斯卡利亚大法官和我：一个爱的故事》（Justice Scalia and Me:A Love Story），立刻吸引了我。
我这才知道，拉特去最高法院面试却没有拿到的职位，正是斯卡利亚的法官助理！为这位法学巨匠工作一年的机会曾离拉特如此之近。
谜底揭开之后，一切似乎如此自然和顺理成章，但是拉特笔下的自己让我如此感动，我在子夜时分冒昧地发短信请求他授权我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发表出来，他很快就答应了，但我一直没有翻译。
我没有翻译，因为我一直在读这篇文章，虽然我已经读了很多遍。
文中的拉特，一个年轻的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在自己纽黑文的公寓里，读着斯卡利亚在莫里森诉奥尔森案（Morrison v.Olson）中孤独一人的异议书，这个亚裔青年在凌晨两点，穿着睡衣，为心目中的英雄起立鼓掌。
文中的拉特，在获知自己得到面试机会之后，独自在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所在地波特兰市美丽的湖边一路狂奔，似乎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阻挡他。
文中的拉特，走入斯卡利亚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也许在他眼里恍若圣殿，和斯卡利亚做了一番智慧的交锋。交锋的记忆已然模糊，他只记得接受了斯卡利亚的四位助理如拷打般的面试（惯例是，前一年的法官助理负责面试下一年的候选人）。他只记得收到了斯卡利亚客气的拒信，拉特把这封拒信收入抽屉最深处，偶尔翻出来的时候仍然痛苦得想哭。
今天的拉特似乎终于能直面这段记忆，把自己的心境付诸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为了追求巅峰需付出非常人能想象的努力，只有曾经离巅峰如此之近的人才知道那里有多么寒冷。
我再次遇到拉特的时候，觉得他平和了许多，正如他在文中所说：“他不再那么极度忠实于保守主义；他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虽然不是斯卡利亚大法官从法理上会赞同的爱情；他明白了这个世界远比年轻时代的自己所理解的要复杂。”但是，“斯卡利亚大法官永远在法学界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不错，司法原旨主义不是一种完美的法学理论，但是远好过任何其他的法学理论”。
这也正是我的看法。
读了拉特的文章之后，我又摸出他的书，觉得这本书值得任何一位对美国司法感兴趣的中国读者阅读，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微妙和宏大之处在这本书中尽显。我建议王笑红女士出版这本书，作为《九人》《誓言》的编辑，如果她不认为这本书值得出版，那我没可能说服任何一位中国的图书编辑。非常幸运的是，她说服了译林出版社的领导，买下了这本书的中文版权，并邀请了重量级的译者胡晓进为我们带来了上乘的译作。
我相信中文版的读者一定能从这本书中一窥美国联邦法院的内部运作，美国常春藤的精英们是如何在这个金字塔上努力攀登，这些年轻才俊如何刚刚走出校门就有机会影响国家的法律和政治走向，以及在攀登巅峰的过程中历尽艰辛，最终到达“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叶帆（笔名为“高分子怪物”）
2017年7月17日于纽约长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