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听到这样回答，以为会有什么意外的发现，于是紧追不舍：“你知何罪？”“天下已定，臣又岂能无罪？”说完这句话，平日里从不敢近距离直视朱元璋的廖永忠将目光紧紧地锁定于前方这个人，再不好好看看这位主子的真面目就没有机会了。朱元璋苍老了许多，皇冠已经掩盖不住满头的白发。廖永忠不禁叹了一口气，看来当皇帝并不比他这个当臣子的轻松。眼前这个成熟的男人一直在把自己强大的心智和能量用于建立和维护个人的权威，他真的做到了吗？
朱元璋想在气势上压一压廖永忠，他说：“你以为朕是汉高祖，你是韩信吗？”“臣是不是韩信，不是臣说了算，而是天下人说了算；陛下是不是汉高祖，陛下心里比谁都清楚。”廖永忠这句话显然找准了朱元璋的软肋，对方不待他说出下面的话，就命人将其押了下去。命运，真不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从接小明王渡江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成了朱元璋砧板上的鱼肉。
为了堵住天下臣民的悠悠之口，朱元璋命刑部将那些从廖家搜罗出的所有物品条列出来，榜示天下。纸醉金迷、裘马轻狂，对一个功臣来说算不得什么罪过。而放着美人在侧，说自己性冷淡的功臣才是最可怕的。
朱元璋将一个相对安全的开国元勋除掉了，用了一个算不上多大罪过的借口——“僭用龙凤不法”。这要人命的六个字，几乎将一个臣子的狼子野心彰显无遗。私下里穿了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以逾制为由将其除掉。说得过去，又好像说不过去。等到了洪武末年，晚年的朱元璋又再次将廖永忠之死归罪于擅杀韩林儿“不义”。
一个王朝，一件事，让一个人如此反复，他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有人说，廖永忠是在狱中被折磨而死的；也有人说，廖永忠是被打了四十廷杖后，暴死于家中。一代名将廖永忠死亡事件，就这样成了大明王朝开国后发生的首例杀戮外姓功臣的事件，他也因此成为被朱元璋第一个推出来祭旗的开国功臣。在遭到诛杀的大批功臣宿将中，廖永忠根本算不上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论功勋，他与李善长、刘伯温这些人无法相比；论殒命，他不如蓝玉一案株连得那么深广。
天日照尔不照我
解决了朱文正与小明王后，朱元璋近来的心情难得轻松，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合他的意。坐在集庆府，他现在可以定下心来考虑自己的最后一个对手——张士诚。虽然说蒙元政权还是块难啃的骨头，但那毕竟只是块骨头了，血肉和魂魄早就不复存在。
张士诚属于非红巾军系，红巾军系与非红巾军系最大的区别是对待蒙元朝廷的态度。红巾军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民族思想，与元廷势同水火；非红巾军系则以个人利益得失为进退，对元廷朝三暮四，态度十分暧昧，张士诚更是此中好手。
早在至正十三年（1353年），他就主动请降，担任蒙元政府的淮南、江北行省平章知事，没干多长时间就造了人家的反；随后挑出大旗自称诚王，没当几天王，他又向元政府投去降书，人家也嫌弃他，又授其太尉。就像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姑娘傍上了痴情汉，当然痴情汉也不是傻子。蒙元朝廷之所以一再姑息，一心想要招降张士诚，是为了解决大都运粮问题。
摇摆就摇摆吧，只有内心虚弱的人才会在迎风而起的时候摇摆。张士诚一而再再而三地和蒙元政权玩这种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谁又能说他不是为了生存。他的西线进攻受阻于朱元璋，而东边又与苗族将领杨完者不和，可谓两面受敌。张士诚所盘踞的地区是江浙沪的富庶之地，鱼盐丰聚；他的另一盟友方国珍拥兵海上，水路通达。两人由此结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由张士诚出粮，方国珍出船，运济元大都。
这世间看得最多的是，合作归合作，但又各怀心思，互相拆台。一个怕贪没了粮食，一个怕乘虚进攻，两人的结合基于一种利益关系，并不牢固。在这期间，他们每年都要向元大都运载十几万石粮食。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张士诚自立为吴王，拥兵自重，不再听从元朝节制。
从至正十六年（1356年）起，张士诚与朱元璋的领地有了大面积的接壤，双方在边界时起战端，双方可谓互有胜负。这种局面直到九年后才有了根本性的逆转，而那时候的朱元璋已经两线得手，无所忌惮。等到进剿武昌后，朱元璋才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向张士诚发起进攻。
张士诚出生于泰州（江苏省大丰区）白驹场一个盐民之家。泰州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是东南沿海主要的盐产地之一。当时的泰州滨海共有三十六处盐场，隶属于两淮盐运使司，而张士诚所在的白驹场就是其中之一。
蒙元时期，权力集团为了填补不断扩大的政府开销和军费支出，大量增发盐引，不断提高盐价，解盐（山西解池出产的盐）所办盐课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去相当大比重。从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四十年间，蒙元帝国的盐价足足上涨了十六倍。盐价虽然不断翻番，但是真正的盐民并没有从中得到实惠，他们依然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泰州地处东南沿海，每年夏季这里都要遭到台风的侵袭。等到海水退去，那一块块被海水浸泡过的良田就变成了盐碱地，庄稼也就没法种了。中国有句老话，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句话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更是顺应自然的中国式生存之道。
地是死的，而人却是活的。那些生活在盐场附近的农民只好离开土地另谋出路，他们撑船运盐，在官府运盐的纲船上寻找生活的出路。生于斯长于斯的张士诚早就投身于此，为个人的生存而努力打拼。
少年时期的张士诚具备了一个江湖人的所有性格特质，算是一个讲义气、敢于担当的奇男子。虽然家里早已穷得揭不开锅，但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会站出来慷慨相助。时间久了，在当地盐民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这样一个游走于江湖之人，你让他安分守己做个替官府运盐的盐民，是万万不可能的。那份撑不着饿不死的收入，根本无法满足他的生活需求。他需要面子，更需要经营自己的圈子。一个男人如果不活在圈子里，就觉得浑身难受，找不到自己生存的坐标。
在这种情况下，张士诚就拉了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干起了贩卖私盐的营生。在运输官盐的过程中，夹带一部分私盐，偷偷卖给当地的富户。从周代开始，食盐的生产和经营就一直是由官府垄断经营。由于食盐专卖事关国家安全，所以历代统治者都要对贩卖私盐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元朝也不例外。元朝的惩罚措施是“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于没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
贩卖私盐本来就是一项风险性极高的营生，这时候蒙元朝廷在全国各地的盐场都设置了盐官和盐吏，专门稽查私盐贩子。那些私盐贩子既要面对官府的严查，同时还要面临购盐者的欺辱。而购盐的富户为了能够拖欠盐钱，常常以举报官府相要挟，对他们也是百般凌辱。
本来就是违法行为，又加上低微的身份，让张士诚这样的私盐贩子的日子并不好过。很多时候，他们也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这一行当让他们尝尽了炎凉世态和冷暖人情，也激发了他们超乎常人的奋斗精神和忍辱负重的心性。
元顺帝至正十三年正月，阳气上行，白昼渐长；但是从气候来说，依然处于交冬数九，中国南方地区的冷天还没到完全结束的时候。或许是年关在即，做了一年买卖的盐贩子们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焦躁不安。辛苦了一年，他们不但没有收到半毛钱的利润，就连投进去的本钱也打了水漂。
也不知怎么了，一个叫丘义的弓箭手就盯上了张士诚，没事就上门找碴儿，动辄抓他的人，扣押他的货物。既然你不让我活下去，我也就索性豁出去了。张士诚对此十分愤怒，于是就在一个月黑风高杀人夜带领他的弟弟及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杀死了丘义。一不做二不休，大不了是个死。一帮人又冲进当地富户家中，砸开了仓库的大门，把粮食和钱财分发给当地的老百姓，接着又点起一把火将房屋烧了个干干净净。
后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扯出一面造反的旗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张士诚领导的盐民军队就达到了上万人的规模，成为反元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或许是一切来得太过容易，张士诚没想到庞大的蒙元政权不过是一只看上去吓人的纸老虎，一戳便穿，没费多大力气。他的军队很快就占领了家乡泰州与邻近的兴化、高邮等地。运气一旦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的。
朱元璋太了解张士诚这个人了，因为他们都是为这个沸腾的大时代而生的，又都来自喝人血的江湖。天高地阔，他们都不会安分守己地守着一亩三分地，一个勉强糊口的职业。他们深邃的骨子里都有着难以梳理的复杂性，精明之中透着沉稳和干练，狡诈之中又有着江湖人的重信守义与慷慨大度。
作为乱世群雄中的一员，张士诚身上的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对于那些底层民众来说，像张士诚这样的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无所依凭，谁也不会在乎他们的生死。有一天，有人给他们钱花，给他们酒喝，带他们领略另一个世界的罪与罚。这种感觉如同江湖上的草莽英雄只要听闻一声“及时雨宋江”，纳头便拜他的公明哥哥。有一天，他呼啦啦竖起一面“义”字大旗，那些地痞流氓、小商小贩和失意的文人都卷着铺盖赶了过来。这也是张士诚能够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拉起一支上万人队伍的主要原因。
苏州是张士诚的根据地，他在建立起一方政权之后，对于那些拎着脑袋和自己一同创业的兄弟还是很够义气的，使他们每个人都成了手握重兵或重权的高官大吏。同时，他对那些投奔而来的文人士大夫也抱着友善的态度，对辖地老百姓也能够做到轻徭薄赋。正因为如此，张士诚在底层民众中具有一定的美誉度，也赢得了相当广泛的支持。
如果能够将陈友谅与张士诚合为一体，那将是一个较为完美的造反者形象。天意使然，朱元璋的出现可以说是二者的结合体。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能够笑到最后，而他们却要半途离席的主要原因。
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月，张士诚在高邮建立起临时政权，国号大周，改元“天祐”，又自称“诚王”。高邮政权刚刚建立起来，蒙元朝廷就派来重兵讨伐，想要将张士诚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结果遭到张士诚部的奋力反抗，元军以失败而告终。
张士诚借机扩张自己在江苏地界的领地，并由此牢牢掌控运河。如此一来，等于是掐断了元朝运粮和赋税北运元大都的通道。为张士诚冲锋陷阵、统治领地的是他几个亲兄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除了张士信是一个贪图享受之人，张士义和张士德还算是比较厉害的角色。
至正十九年九月，蒙元朝廷派人给张士诚送来了御酒，还给张士诚量身定制了一套看上去很美的龙衣。在对待张士诚这件事上，蒙元朝廷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蒙元朝廷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张士诚给他们供粮。与此同时，蒙元朝廷又传诏至杭州，要方国珍出船，将张士诚的粮食从海路运往大都。
张士诚和方国珍之间缺乏合作精神，蒙元朝廷的分工，并不能促成张士诚和方国珍之间的信任。外力越起作用，他们之间就会越相互猜疑。张士诚怕方国珍吞没了他的粮食，让他赔了粮食而无功劳；而方国珍又怕张士诚趁机扣押了他的船只，并乘虚向他发起进攻，在背后捅他一刀。
秋色宜人，好风好水，到元大都的顺风船也不过半个月的行程。经过元朝廷江浙行中书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从中斡旋，张士诚交出了大批粮食。送佛送到西，帮人帮到底。张士诚索性出兵帮助元廷攻占了大宋政权的最后一个据点安丰，也由此成为红巾军的头号死敌。
张士诚这么做自然有他自己的一套生存理念，那就是借助蒙元的势力来提高自己的地位。比如说，他在叛降蒙元朝廷之前，“始要王爵”，后又“请爵为三公”，一步步地抬高自己的身价。凡是你渴望得到的东西，带给你的总是痛苦大于快乐，元廷最后也不过封了张士诚一个大尉，据守杭州。
一个政治家往往在艰难绝境的磨炼中走向成熟，他在与蒙元官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到对方的骄横与跋扈。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张士诚在降元后，虽然脑袋上还顶着元廷的名爵，但是他根本不听对方调度。无论是城池、府库、甲兵还是钱谷，统统被自己收入囊中。他甚至还趁元军在苏北、鲁南地区兵力空虚之机，积极抢占地盘，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济宁。他仗着自己手中的兵力和地盘，一直在与蒙元讨价还价，希望能够捞到更多的好处。
张士诚集团占领浙西地区后，很快就发生质的变化。攻占平江后，他开始设学士员，开弘文馆，大量搜罗、重用元朝官吏和儒士，他的这一做法与朱元璋不谋而合。在蒙元政权的高压态势之下，文人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大的挤压。说什么致君尧舜上，兼济天下，没有舞台如何施展？没有舞台就连吃饭都困难。纵使你有盖世才华，也只能一辈子沉沦下僚，或者沉默到死，遭遇一个时代的白眼。
天下衮衮，一个时代的气象，从文风也大致可以看出端倪。元曲固然是中华文化艺术园地里的瑰宝，但也是文人群体无法回避的适应性变异，是一个时代的悲鸣之声。朱元璋也好，张士诚也罢，他们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重新出发的某种可能性。不少儒士和官吏在蒙元朝廷混得如同讨饭的乞丐，其中很多人在这时候选择了投奔他们。
手下人才济济，军队和领地也在不断扩张中。这种上升的势头，让张士诚在这时候产生了一种暴发户的心态。他以为自己在红巾军中的势力最大，又博取了蒙元的信任，谁也不敢小瞧了他。正是这种心态的变化，又加上身边围绕着一帮享乐型人才，张士诚陷入一种虚妄的精神幻觉。
于是，不断有人来向朱元璋报告张士诚此时的动向。说他开始大造宫殿王府，修建了富丽堂皇的景云楼、齐云楼、香桐馆、芳惠馆作为自己寻欢作乐的场所，日夜歌舞升平；又说他的那些手下将领们也纷纷跟着效仿，忙着享受生活，根本无心打仗。即使那些将领们吃了败仗，张士诚也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
很多时候打败自己的不是你的对手，而是自己。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和女婿潘元绍，是张士诚集团内部最大的腐败分子。张士信拥有妻妾数百人，生活极其奢靡。就连后花园里那艘巧夺天工的采莲舟，都是用沉香木打造的。前方战事吃紧，可他举行一场宴会，动则耗用上千石米。连行军打仗，他也不忘带着四处搜罗来的绝色女子，每日莺歌燕舞，其乐陶陶。
在朱元璋的印象中，张士诚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他应该是一个话不多、有器量的男人。可是从他现实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又是一个缺乏远见卓识的人。在分析这个人的时候，朱元璋和他的谋士李善长、刘基等人一致认为，张士诚是一个懒得过问政事、性格固执、过于武断之人。这样的人往往眼界并不高，只要能够保住眼前的富贵对他来说就已经满足了。正因为如此，往往难以成就大事。
让人想不通的是，天下纷扰，硝烟弥漫，张士诚这时候却整天躲在宫里做起了正儿八经的皇帝，和一帮文人学士、官僚政客舞文弄墨，不知今夕是何年。在利益的收买下，那些文人士大夫忘记了自己当初为什么出发，他们很快在歌功颂德中营建了新的话语系统。
张士诚认为自己已经吃定天下，富贵在手跑不掉了，在这种鼓噪声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信心，将军政大事全部交给他的另一个弟弟张士德。这种排除其他选择的单向推理，简直是掩耳盗铃的升级版。
朱元璋在这时候写了一封信给张士诚，在这封信里，朱元璋对他是有所警示的。他说：“昔隗嚣称雄于天水，今足下亦擅号于姑苏，事势相等，吾深为足下喜。睦邻守境，古人所贵，窃甚慕焉。自今信使往来，毋惑谗言，以生边衅。”
在这封信里，朱元璋虽然表达了“睦邻守境”的愿望，但是将张士诚比作隗嚣，并说他“擅号于姑苏”。隗嚣是汉代割据陇西的一个将军，起初依附于农民军更始帝刘玄，不久又投靠光武帝刘秀，随之即叛，投降了割据四川的蜀王公孙述。
张士诚显然读出了朱元璋这封信的言外之意，他没有回信，并且扣压了朱元璋派去的信使杨宪。
张士德在张士诚诸弟中最有谋略，最为强悍，功劳也是最大的。张士诚在淮东站稳脚跟后，又命他率军队由南通渡江，开辟江东地盘。至正十六年七月，朱元璋在攻打张士诚部所盘踞的常州时，张士德率数万军队前往增援。结果中了徐达在常州附近设下的埋伏，张士德被俘。为除后患，朱元璋还是将他杀了。
张士德的死对张士诚的影响巨大，如失左右手。这件事也进一步恶化了朱元璋与张氏兄弟之间的关系。张士诚将政权交到其弟张士信的手中，以他为丞相。在张士诚的三个弟弟中，张士信最摆不上台面。如今其他两个弟弟都已经战死，他也只能将张士信推到前台。
用史书最常用的盖棺定论的写法，张士信是个贪腐无能、妒忌贤能之辈，是他将张士诚苦心经营的政权引向土崩瓦解。张士信在这一时期还重用了黄敬夫、叶德新、蔡彦文等不擅长谋国理政的文人，真是成也书生，败也书生。吴中的老百姓为此还专门编了一首传唱度颇高的民谣：“丞相做事业，专用黄、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
当无孔不入的情报人员将张士诚的情况报告于朱元璋，只听得他哭笑不得，不免为张士诚感到惋惜。他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人瞒我。张九四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也就是说，天下最可信之人是自己，而不是别人。
在通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朱元璋前进的步伐。这让他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力量感，一想到这繁花似锦的江山就要落到自己的手上，他立刻感到一阵眩晕。从来都是别人主宰自己的命运，哪里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主宰这个世界，主宰别人的命运。
朱元璋在等待一个最佳时机，一个将自己长期积压于心头的痛苦与仇恨一股脑地宣泄出去的机会。这种可怕的念头像是一头凶猛的怪兽，是他始终无法控制的。
为了树立新政权代言人的形象，朱元璋要将过往岁月里，自己所经受的那些苦难与屈辱全部抹去。他要让后人明白，自己生来就是皇权的化身，是一切正义力量的代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既然如此，张士诚又是如何败在朱元璋手下的呢？在这其中，肯定有比江湖义气之类更为重要的东西牵引着事态的发展。作为私盐贩子出身的张士诚，对未知的明天并没有多么长远的规划。他出身底层，对农业社会小富即安的心理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
张士诚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能够占据中国最为繁华富裕的鱼米之乡，已经让他感到心满意足。他并没有放眼天下的雄心大志，能够偏安一隅对他来说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他忘了一点，狼顾虎视之下，他想要保存自己的一方基业，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至正二十五年下半年，朱元璋的军队将张士诚赶出了长江以北，使得东吴军队龟缩于苏杭地区。按照中国人的成王败寇论，张士诚就是一个握有一手好牌，却输得底朝天的草包，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光是一个苏州城，朱元璋就围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张士诚虽然势力较弱，但也并非轻而易举就能攻取下来的。有人说，张士诚这几年只干了三件事，坐看陈友谅被朱元璋吃掉，坐看朱元璋蚕食地盘，坐看他的平江城一天天加固。一个始终缺乏阳刚之气的政权，总是有着别样的困顿与悲情。先前朱元璋并没有与其全面开战，是担心陈友谅会乘隙东下，使其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个世界没有不敢做，只有该不该做。至正二十六年三月，广袤的江南大地犹如一个嗷嗷待哺的弃婴，被久旱不雨的天空折磨得奄奄一息。这种日子对于朱元璋来说最熟悉不过，少年时的度荒经验，在他心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朱元璋以徐达、常遇春为主帅讨伐张士诚。既然张士诚缺乏战略眼光，那么朱元璋就用现实告诉他，什么叫作战略眼光。按照朱元璋的策略，“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士诚肘翼，然后专取浙西”。如果先攻击杭州和其他地区，就可以剪除张士诚的羽翼，浙西也自然成为朱元璋的囊中之物。
在临出发前，朱元璋反复强调，在攻克城池之后不要随便杀戮，因为杀完了人，得到空空的地盘，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张士诚是一个意气用事的草莽英雄，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有着中国传统江湖人的行为准则。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张士诚，完全可以用“江湖浪荡客的一生”来形容。同样来自江湖，朱元璋更懂得收放之道。在建立割据政权之后，他对跟随自己的人始终抱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江湖在赋予他草莽人特质的同时，也剥夺了一个成大事者应该具备的器量与才略。
这场战争并没有出乎朱元璋的意料，他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将张士诚在长江以北的全部土地划拉到自己的名下。张士诚的残余部队退守苏杭一带，地盘虽然大不如从前，但是苏杭一带向来是帝国的富庶之区，能够割据一方对这时候的张士诚来说，显然也是不错的选择。
按照张士诚的性格，他应该相信，凭借他的实力，朱元璋不可能将其完全吃掉。
江浙富庶之地，方圆两千余里，甲士数十万。口袋里有钱粮，手里有刀枪，后面有骁勇之士，乱世生存的三件法宝，张士诚一样都不缺少。就连朱元璋手下那些谋略之士也看好张士诚的实力，李善长就说过：“（张士诚）其势虽屡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多多积蓄，恐难猝拨。”
李善长说的一点儿没错，张士诚争霸天下的三大要素都具备了。可这种表面上的强大并没有吓退朱元璋，朱元璋早就看透了这个对手，不然也不会向他发起挑战。徐达深谙朱元璋的意图，向他进言：“张氏骄横，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时也！”
越姬风韵，吴娃柔美，张士诚是一个没有长远眼光的人，只是沉溺于生活的享受。这样的人在创业阶段布小局尚能勉强应付，如果将其放到争霸天下的大局之中，往往很难有所作为。在近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将自己那副担重挑盐的身子骨泡进后宫的温柔富贵乡，酥软了自己本应勃发的精神意志。握有一把好牌的张士诚，却不能赢得一场好局，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而对于朱元璋来说，对手痛失好局，也就意味着自己将迎来一场好局。
至正二十六年五月，朱元璋发布了那篇著名的《平周檄》。在这篇战斗檄文中，历数了张士诚的八条罪状：
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二也；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三也；初寇我边，一战生擒亲弟，再犯浙省，杨苗直捣其近郊，首尾畏缩，又诈降于元，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五也；占据江浙钱，十年不贡，六也；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丞相（达）失贴木儿、南台大夫普化贴木儿，七也；恃其地险食足，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八也……
有人说朱元璋这篇檄文写得过于吊诡，居然将自己从乱臣贼子的名单里摘除出来，与韩林儿、刘福通等人划出界线。其实说这句话的人未必就能猜中朱元璋的心思，他当初加入造反人群是为了能有下一顿饱饭，那时的他不会以造反为非、以做贼为讳，毕竟要团结全天下的劳苦大众，而他那时候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苦难代言人……
此一时彼一时，现如今他做了吴王，富有四海，也同样需要用铁的法律与秩序对付那些倔强难制者，需要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来束缚自己的臣民。时移事易，这时候的朱元璋又摇身一变从苦难代言人转换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过是逐利者的表演秀，何必当真呢。
一张讨伐檄文，朱元璋还不便于当着天下人的面公开叫骂。在世人面前，特别是在蒙元权力集团和天下士子们的眼里，他的身份不过就是一个窃国的盗贼，一个犯上作乱的暴民。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能够与那些成不了气候，又被世人视为乱民的人划清界限。
在这里朱元璋没有骂张士诚如何对不起天下苍生，对不起追随他的那些文臣将佐，对不起他自己，而是骂他犯上作乱，对不起蒙元朝廷。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样一份讨张檄文让很多人读来，搞不清楚朱元璋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乍一看，还以为他是替蒙元政府发出的讨逆宣言。其实他这么做的道理很简单，也就是向世人证明，自己讨伐张士诚是顺天应人、光明正大的举动。自己既不同于那些草寇小贼，又不同于那些窃国大盗，自己是一个奉天讨罪、救世安民的大英雄，是该被歌颂的。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醒了张士诚高枕锦裘间的春梦。张士诚有三个弟弟，大弟士义已死，二弟士德有勇有谋，是张士诚最为得力的助手，他曾经把军国重任基本都交给了这位二弟。朱元璋部攻打张士诚部所盘踞下的常州，张士德率数万军队前往增援，结果遭到徐达的伏击，成了俘虏。他在监狱里带话给哥哥张士诚，宁愿投降元军，也想和朱元璋拼到最后。
张士德拒绝了朱元璋的劝降，最后绝食而亡。张士德的死让张士诚如失左右手，也彻底粉碎了张士诚与朱元璋合作的最后可能性。二弟死后，张士诚将他那个能力最低的三弟推向了丞相的宝座。当然除了对弟弟的宠溺，张士诚对追随自己多年的老兄弟也非常讲义气。以酒令为军令，以肉阵做军阵，让他们身心愉悦地进入一种飘飘然的状态。
张士诚与他的文武官员尽情享受着轻歌曼舞的生活，宫墙外的金戈铁马好像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朱元璋的军队陆续抵达平江城外，对张士诚形成了合围之势。在此之前，徐达已经相继攻占了湖州、杭州、绍兴等地。围平江后，朱元璋听取了谋士们的意见，采用锁城法。也就是将军队分驻各门，将张士诚死死困于城中，令其动弹不得。
由于围城的时间过于长久，城中已是弹尽粮绝。当时若能在城中捉住一只老鼠，就能卖上百文钱，皮靴马鞍等都被煮食充饥。张士诚实在不忍心城中百姓跟着自己走向死路，他流着泪要求百姓们自行散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说：“事已至此，我实无良策，只有自缚投降，以免你们城破时遭受屠戮。”
这句话不说还好，说了反而要了更多人的性命。百姓们听了张士诚的这番话语，当时就伏地号哭，愿与诚王固守平江池，同生共死。这是一场惨烈的战争，城中木石俱尽，以致拆寺庙民居制作飞炮之料。
城破之时，张士诚吩咐兵士点火烧了王府，但没有烧毁城中一户百姓的房屋。在很长时间里，每逢张士诚的生日七月三十日晚上，苏州的老百姓就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九四），点地灯来纪念他。
张士诚不愿意做俘虏，他也不希望那些给自己带来无数欢愉时光的妻妾侍女遭人凌辱。于是，狠心将她们全部赶到齐云楼上，纵火焚毁。可怜那些娇俏如花的女子就这样做了权力的祭品，凄惨的哭喊声如同一把利刃划破了平江城的夜空。
取人性命是容易的，而要自己的命需要更大的勇气。张士诚上吊自杀不够决绝，反而被部将救起成了俘虏，押解至应天。朱元璋派自己的首席谋臣李善长审讯，张士诚的态度极其傲慢，由始至终不改自己的王者本色，根本不把李善长放在眼里。本来朱元璋安排李善长提审，也是故意羞辱于他。
张士诚显然不给李善长面子，没办法，朱元璋只好亲自出马。他问张士诚，如今兵败被俘，有何感想？朱元璋问这句话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听到对方的臣服乞求之语。
张士诚的回答却是：“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这句话让朱元璋想起楚汉争霸，项羽败于乌江，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亡我者，天也。”这句话让朱元璋恼恨不已，虽然自己可以武力征服对方，却无法令其低下那颗骄傲的头颅。既然你张士诚要做霸王别姬的项羽，那么我朱元璋就要做最后的赢家——刘邦。
朱元璋赏给他吃的，他也拒不进食。朱元璋本想借机羞辱张士诚一番，结果却讨了个无趣，命人将其扛到竺桥打了四十大棍，一代枭雄当场毙命。朱元璋同时下令，将他的三位宠臣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腊制成肉干，悬挂于苏州城楼上。有人说，朱元璋这么做未免有失人道。他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天下群雄都看一看，与他为敌会有怎样的下场。既然他的最后胜出是顺天应人的事，那么其他人的抵抗也就成了逆天而行。
这一年，朱元璋已经是一个四十七岁的人，一个即将知天命的人，终于天命在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