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整个应天府（南京）陷入欢乐的海洋，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派张灯结彩的盛世景象。庶民百姓的狂欢毕竟不同于宫廷礼仪的排场，它是整个城市的盛会。在所有的华彩喧闹背后，不光有这座城市的蠢蠢欲动，更有一种继往开来的意味。
对于此时的朱元璋来说，皇位近在咫尺，登基已进入倒计时。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新的“皇历”《戊申（1368年）岁大统历》、新的法律《律令》及《律令直解》业已颁行，皇帝即位的朝服、后妃官员朝贺的礼服都已准备齐当。皇帝即位册立皇后和皇太子等的各种仪礼早就起草完毕，包括皇帝登基大典仪仗的各种演习也相当精熟。
皇位是如此近，又是那么远。近，是因为它不再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远，是因为这触手可及的梦还没有成为现实。这些日子里，朱元璋想得最多的还是即将开门营业的朱姓王朝应该如何开局，如何破题。即将成为新朝开国之君的他，又该为他的朱氏天下定下怎样一种基调，体现出怎样一种继往开来的政治智慧和大局观。
宁愿我负天下人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岁在戊辰，属龙，真龙天子的龙。
中国人历来相信属相与命运有一种内在的牵连与呼应，就连平民社会里的男女姻缘，也要看属相是不是相克，龙虎配是断然不可的，虎羊配也是不行的，鸡狗配往往预示着将来的生活鸡飞狗跳。凡事到了一个伟大人物这里就变得更加让人难以接受，一个属猪的帝王曾下令全国禁止吃猪肉，一个属狗的帝王也将狗视为自己的同类，屠狗也是要砍头的。
朱元璋这时候虽然还没有当上皇帝，但是他的属相却是龙，于是各种附会也在悄然酝酿之中。等到朕即国家，再小的事也要变成天大的事。
进入正月，南京城的大街小巷挂满了各种以龙为造型的灯彩，预示着真龙即将再现，人间从此安泰。就在几天前，朱元璋继吴王位，也就此完成了一个农民向王侯的身份转变（之前他一直没有封王）。为了将自己与张士诚的吴区分开来，朱元璋特地将自己的政权称之为西吴，而张士诚则为东吴。一路走来，朱元璋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一个人要想在权力之路上得到更大的回报，那么就要敢于让自己登上更大的舞台。
当此社稷摇晃、山河破碎的年月，想要成为真龙的又岂止他朱元璋一个人。早在他渡江的同时，苏北的张士诚和湖广的陈友谅也已渡过长江向南发展，大有因时成事的意思。在拓展领土的过程中，朱元璋不仅要面对元军，更要直面这两支军队的前后包夹。
当时的陈友谅，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战略地位都处于绝对优势。朱元璋的绝大多数将领对凶悍的陈友谅心怀畏惧，他们都希望朱元璋能够先拿下张士诚，然后再动陈友谅。这种拣好日子先过的心理，也是人性弱点的常态。可是朱元璋在权衡之下，还是采纳了谋臣刘基的意见——“决计先伐陈氏”，集中一切优势兵力，击败陈友谅，对张士诚造成强大的军事威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如此一来，东面威胁自然而解。
朱元璋的这一决定让很多人感到无法理解，就连李善长在听到朱元璋要诱使陈友谅速来时，也十分不解地问：对方实力如此强大，我们唯恐躲之不及，为什么还要将其引上门来？
朱元璋说，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到刘基那里去问个究竟，我已决定先伐陈友谅。
而刘基给出的答案只有一句话：“吾以逸待劳，何患不克。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
为了统一战线，刘基甚至向朱元璋谏言“主降及奔者，可斩也”。
这种生死存亡间的选择，既考验一个领导者在复杂形势下驾驭全局的能力，同时又能让部下领会他的识人用人之术，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将领敢于亮剑的大无畏精神也会在这时候得到全方位的展现，以此达到激励将士的目的。无论怎样，朱元璋在关键之处选择了最为恰当的战略决策。
陈友谅就这样不出意外地走进了朱元璋为他布下的战局，准确地说，这场局更像是朱元璋专门为他挖好的一个大坑，只等其跳进来。陈友谅是湖北沔阳府玉沙县人，此人渔家出身。他少时读书，略通文义。有一卜者在察看过其祖先的墓地之后说：“日后定会富贵。”或许是这句话冥冥之中给了陈友谅某种暗示，又或许是“富贵”二字的诱惑力太大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也要搏上一搏。陈友谅曾任县里的小吏，但这并非他的人生终极目标。
种种情形表明，陈友谅算得上是一个有胆色出手也足够狠辣的角色，但可惜的是胸襟不够，好搬弄权术。《明史》对他的评价是“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
元末天下大乱之后，陈友谅投奔到了徐寿辉领导的农民军中，在丞相倪文俊部下做簿书掾，也就是文书一类的小官。后来的历史证明，陈友谅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不择手段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狠辣，都超过了他的诸多对手。明代史学家高岱评价此人：“友谅之勇略，虽或未及项羽，而剽性狡悍，出没飘忽，大困而不馁，屡踬而复振。”
在一个天崩地裂的纷乱世道，成王败寇，最重要的无非是“胆色”二字，陈友谅所表现出的人性特质让丞相倪文俊像动物般嗅到了同类的凶悍气息。有人赏识，又加上自己的勇猛作风，陈友谅很快就升任为元帅。当时，天完国皇帝徐寿辉与丞相倪文俊联手将太师邹普胜排挤出决策层。等到倪文俊大权独揽后，根本没将天完国皇帝徐寿辉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徐寿辉又重新起用邹普胜来制约倪文俊。
倪文俊只好逃奔黄州，投奔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陈友谅。他希望能够说服陈友谅和自己合作，联手除掉徐寿辉，由自己取而代之。权衡之下，陈友谅临阵倒戈杀了倪文俊，吞并了他的军队，自称宣慰使，随即又称平章政事，就此成为天完国第一重臣。
陈友谅先是追随倪文俊，现在又将其杀害，这是集团内部分裂的一个强烈信号。
倪文俊在集团中频频制造矛盾，陈友谅将其除掉，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人心，使得军队在抗元理念上能够暂时保持一致。如果从这一点上来说，陈友谅算是为徐寿辉集团办了一件大好事，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杀了倪文俊后，军队能够迅速恢复元气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陈友谅身上所具有的枭雄本色和特质。
无限江山，见时容易别时难。至正二十年（1360年）五月的一个傍晚，陈友谅再次置集团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以汇报军情的名义，安排一个卫士用铁锤击碎徐寿辉的脑袋，随后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汉。尽管徐寿辉早就将大完国的权力交到陈友谅的手上，自己徒留一个虚名。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徐寿辉仍然是天完国君权的象征，对红巾军起着号召和团结的作用。陈友谅不停地干着坏事，却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义”。就在所有人还没做出任何反应时，他又将各个派别的各路人马整合到自己麾下。
天完国，一个近乎荒唐的“天赐的完美之国”就这样在内部的血腥纷争中消失了。这时候的陈友谅已经膨胀得找不到方向，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纵然黄袍加身，也挡不住手下将士离心离德。
五月的江南，正值令人缠绵销魂的梅雨季节。在一个农耕社会里，物候的变化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参照系。地里的各色杂草欢快地疯长，这是它们最好的季节，无论温度还是湿度都恰到好处。踌躇满志的朱元璋根本无暇顾及眼前的景象，虽然农家的收获和播种都集中在这个雨季里，但他的心思却放在了陈友谅身上。
在经过湖南永州地界时，有些日子没有作诗的他突然诗兴大发，提笔写下“马渡江头苜蓿香，片云片雨渡潇湘。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
这时候的朱元璋将陈友谅作为第一攻击目标，借以打破吴、汉建立军事联盟的可能性，从而也使自己摆脱了东西两线同时开战的战略危机。谋略者，往往谋的是人，而不是事。人不同，则事有变。在对付陈友谅的战事中，朱元璋首先遇到的是陈友谅的部将赵普胜。此人本是巢湖水军主帅，后来又投降了徐寿辉。骁勇异常，善施双刀，江湖人称“双刀赵”。为陈友谅攻城略地，立下无数战功。对朱元璋来说，赵普胜的存在已经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既然是绊脚石，那就要想办法剔除。本着对陈友谅的了解，朱元璋为生性多疑的他量身定制了离间之计。朱元璋放出口风，谎称赵普胜意欲投靠他。陈友谅不出意料地中了对方的圈套，在没做任何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将赵普胜草率地处死。赵普胜的军队在反元战场上是一支劲旅，也是陈友谅的左膀右臂。赵普胜的死成为陈友谅与朱元璋争锋的胜负手，一边元气大损，一边实力大增。
朱元璋将陈友谅视为自己的头号劲敌，将四分之三的兵力用于西线战事，连克衢州、处州等地。迫使内部还没有统一的陈友谅不得不全力与之应战。陈友谅昔日恶行所结出来的恶果，在战争过程中也不断显现出来。
先是除去倪文俊，并将赵普胜、徐寿辉先后杀死。一支队伍最怕的是人心散了，人心散了，队伍也就离散不远了。还没等陈友谅进一步整合人心，徐寿辉手下几员相当厉害的大将如丁普朗、傅友德等人陆续叛投朱元璋。
历史是一个势利鬼，辜负它的人，也终将被它所辜负。不去尽人事，何来天命听？傅友德后来成为朱元璋麾下独当一面、战功极为显赫的将军。丁普朗与邹普胜、赵普胜等人同是白莲教中“普”字辈的、极为重义的兄弟。尤其是丁普朗，他对陈友谅背信弃义的做法极为痛恨，发誓要让对方血债血偿。后来他在面对陈友谅的军队时，所采用的都是一种不要命的打法。《明史》记载：“普郎身披十余创，首脱犹直立，执兵作斗状，敌惊为神。”也就是说，在鄱阳湖大战中，此人身受十几处伤，仍然大呼杀贼而不退。他血战到最后一刻，就算是脑袋已经与身体分离，仍保持着手持兵刃，一副要冲上去与人搏命的姿态。
短兵相接的冷兵器时代，一方前敌大将用如此搏命的战法，极大地影响了交战双方的士气。敌人大为惊骇，以为是战神重回人间。
朱元璋刚攻下集庆（南京）时，因为考虑到江左、浙右各郡有可能会被张士诚、徐寿辉的军队占领，所以急令徐达为大将军，率诸将攻下镇江。随后，他又派常遇春、廖永安等人自铜陵进取池州。
由于各方军事力量之间的博弈呈现一种交织状态，而朱元璋又很好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军事集团日渐式微。他们不仅没有实力与朱元璋一较高下，也无法做到抱团作战。这几支力量呈品字形将朱元璋包围，方国珍、陈友定占有浙闽交界地区，陈友谅占据与浙东接壤的江西州郡，而张士诚则占据浙西一带。
拿下太平后，陈友谅完全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眼前的形势和下一步的战略部署缺乏清醒的认识。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同时也看低了对手的竞争力，以至于军事部署频频失误。
一方的失误往往是另一方的机会，作为他的对手，这时候的朱元璋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清醒。朱元璋又一次听从了谋士刘基所言：“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
白日煌煌，人心茫茫。朱元璋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在无数的建议中，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召唤，坚持选择了刘基给出的建议。也正因为自己的这份坚持，才让不可能实现的命运转机成为一种可能。
战争毕竟不是沙盘上没有血腥的各种假设和推演，这时候的朱元璋正满心希望地等待着陈友谅的到来。而此时的陈友谅也同样沉浸于巨大的喜悦中，现在的他已经是大汉的皇帝，所有的文武百官都在他面前执君臣之礼。他的舰队已经兵临城下，应天指日可克，这片苍茫大地以及这里的子民都将是他的附属之物。
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朱元璋为生性多疑的陈友谅量身定制了一款游戏，名叫“双面间谍”，主人公是一个叫康茂才的人。此人原是陈友谅手下大将，后来投奔朱元璋，但他仍在朱元璋的指示下与陈友谅有着秘密接触。康茂才派人送信给陈友谅，说他将倒戈，建议陈友谅采取水路进攻，他将会在江东桥与陈友谅会合，并将这座唯一阻挡水军前进的桥梁拆除，让陈友谅的水军经过秦淮河直抵南京城墙之下。
陈友谅大喜过望，表示一定会在胜利后重赏康茂才。与此同时，朱元璋命人连夜重造了一座石桥。当陈友谅依计行事，发现木桥变成石桥，本就不够坚固的内心发生了剧烈的动摇，他很快就放弃了从江东桥登陆的计划。
而他的弟弟陈友仁已经统率一万人马在新河口之北的龙湾登陆，并击败了驻守在那里的朱元璋军队。陈友谅命令船队加快速度，于当日下午到达了龙湾，之后他组织士兵上岸，一切都很顺利。就在所有的士兵都进入伏击圈后，朱元璋发出了进攻的信号。
当隐藏于石灰山后、应天南城、大胜关的五路军队突然出现在眼前，尽管没有摇旗呐喊，但那种比死亡更可怕的宁静还是让人为之胆寒。陈友谅这才发现自己落入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中，敌人就在面前，用一种诡异的眼神死死地盯着他们，就像是拎着刀的屠户看着自家圈里的猪羊，令人毛骨悚然。
五路军队在徐达、常遇春、冯胜的率领下对陈友谅的军队展开了轮番冲击，骑兵来往纵横。兵败如山倒，陈友谅狼狈地挤上一条能够开动的小船逃命，一路逃到九江。陈友谅由此失去太平、安庆，手下不少将领将所占地盘也拱手献给了朱元璋。
陈友谅虽然收复了一些城池，但是这种复得复失的恶性循环，让他的实力大打折扣。陈友谅是一个特别有韧性的人，不到最后一刻都不会轻易放弃对胜利的渴望。当朱元璋赶往安丰营救小明王时，陈友谅乘机向南昌城发起了进攻。在这段时间里，朱元璋与刘基始终处于焦虑之中，生怕张士诚的大军从背后杀将出来，导致腹背受敌。
两面夹击朱元璋，这不光是朱元璋最为担心的事，也是陈友谅做梦都想办到的事。可是真有这样的机会摆在面前，他又表现得视而不见。他的这种心理放在今天的商场或者官场也是司空见惯的，当自己的竞争对手主动提出联合起来做某一件事，这件事对人对己都有好处，那他宁愿不要这个好处，也不愿意联合起来，让另一方得到好处。
陈友谅不是没有机会，也不是只有一次机会。可他都没有抓住，准确地说，他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次机会。远的不说，这一年（1363年）的二月初二，安丰被围。
三月初一，朱元璋出兵救出小明王韩林儿。
三月十四日，被救出的小明王韩林儿下达制书表彰朱元璋祖孙三代。
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陈友谅坐等机会接二连三地丧失。从安丰撤军途中，朱元璋又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突然下达命令，让麾下两大主将徐达、常遇春围攻庐州（安徽合肥）的张士诚部。结果久攻不下，主力部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陈友谅对此毫无反应。如此挥霍良机，上天又岂能眷顾于他。
一直等到四月，陈友谅好像才从一场无边的大梦里翻个身醒过来。他率领着自己引以为傲的庞大舰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在这期间，朱元璋始终处于焦虑状态，生怕陈友谅的主力部队从背后杀将出来，令他腹背受敌。
陈友谅像是生怕给对方添麻烦似的，居然这时做出一个愚不可及的决定，他要将八十万大军带往另一个方向，北纬三十度的洪都（江西南昌）。
他就这样主动放弃了置敌于死地的机会，在洪都与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陈友谅显然低估了洪都守军的战斗力，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朱文正会像一头恶狼将他死死地咬住不放。陈友谅将整个洪都铁桶似的围困了八十五天，漫长的胶着状态足以将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消耗得士气全无，也足以将上天有可能赋予的无数机会付之东流。在这八十五天时间里，朱元璋从从容容地纠正了自己战略上的失误，将自己的主力部队从庐州城下撤回南京；然后又大张旗鼓地搞了一次出征的誓师大会后，才扬帆直入鄱阳湖。
等到朱元璋率援兵赶到，陈友谅才东出鄱阳湖与其交战。其实陈友谅早就做好了近乎孤注一掷的战争准备——征集了六十万的庞大兵力，制造了一千艘以上的庞大战舰，筹集了充足的粮草军需。
两个赌徒，一个带了六十万，一个带了二十万，去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局。他们使用的筹码是无数人的生命，赌注是自己的生命、财富及所有的一切。而胜利者得到的将是这苍茫大地的主宰权，失败者或将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成王败寇的游戏千古亦然。
奔腾不休的鄱阳湖水见证了无数英雄的生灭无常，一个是只为不再受人冷眼的渔民，一个是只为能够填饱肚子的和尚。而今对他们来说，一边是天下，一边是死神，再没有第三条路可供选择，特别是退路。不知道他们在决战前夜是否回望过他们走过的路，回顾他们所经历的常人不能忍受的磨难和痛苦，回想那些曾经平凡的生活……能够在阴谋和背叛中生存下来，并且发展壮大，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机会。能够为胜利而死，在他们心里一样的高贵。
如果说朱元璋走的是一步险棋，那么陈友谅走的就是一步臭棋。如果陈友谅这时候能够乘着南京城里只剩下老弱病残的现实，出鄱阳湖口，沿长江顺流而下，直抵南京城下。那么朱元璋的军队将会没有任何选择，他们将直接面对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严峻现实。
陈友谅没有选择那么做，朱元璋也就不用再做最坏的打算。作为反元势力中的重要力量，朱元璋和陈友谅虽然都是打着红巾军的旗号，但并没有联手对抗蒙元。你死我活的局面，虽然让人扼腕叹息，但是成王败寇的游戏规则早已注定一切。
在南方的几支武装力量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是正统的红巾军陈友谅和打着红巾军旗号实行兼并扩张的朱元璋，当然朱元璋也是正统的。张士诚和方国珍先后反复投降蒙元朝廷，并且接受蒙元朝廷授予的官职。从这一点上说，已不能单纯地将他们称之为反元武装。
朱元璋虽然没有公开降元，但为形势所迫，在元军占据上风之际，也曾经试图与其通好。
与元“通好”对朱元璋来说，既不是攻势，也不能算是一种守势。只能说是作为领军者，朱元璋在这里根据己方的实际情况，做出的权宜之计，一种称之为“缓势”的选择。为了能够纠集重兵向陈友谅发起致命的攻击，他需要缓和与元王朝的对立之势。他的联元反陈策略也确实收到了奇效，陈友谅的战略重镇安庆就这样成了朱元璋手中的一件战利品。安庆是扼守长江天险的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这几个武装集团中，唯独陈友谅和元政府没有任何瓜葛，他在反元斗争中的立场是最为坚定的。在和朱元璋正面交锋之前，他的军队一直冲锋于反元第一线，称雄江南。直到1360年遇上了朱元璋，才被牵扯进兼并战争的旋涡之中。
陈友谅本来想要联合张士诚共同对付朱元璋，可张士诚心不在此，他压根儿就没有吞并别人的野心，只想着如何保存自己的实力。没有办法，陈友谅只好孤军深入，结果招致大败。
陈友谅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可以算是打不败的“小强”。无论是与朱元璋斗争，还是与蒙元朝廷周旋，虽一败再败，但依然能够做到愈挫愈勇。可是打仗有时候不能光靠一个“勇”字，更多时候靠的是使诈耍阴谋。直到败亡前夕，他还能做到“至倾国六十万尝试江流，牧野、昆阳、赤壁、淝水，古帝王豪杰能用其众者，未之有闻”。不得不让人佩服，与其他对手相比，陈友谅不愧是一世枭雄。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火星撞地球似的鄱阳湖大战在这片浩大的国土上全面爆发。
陈友谅手中最可依仗的便是水师势力，战舰分大、中、小三等，大者可载三千人，中者可载两千五百人，小者亦能载两千人。黑压压的六十万大军从天边压将下来，文武百官的家属也全部出动，倾国而出，可见陈友谅从一开始就抱着决一死战的心态与架势，与朱元璋做一锤定音的较量。
这场战事持续了三十六天，打得昏天黑地，场面极为酷烈。整个鄱阳湖上，漂浮着数不胜数的尸体，愁云惨雾之间，天地为之色变。敌我双方实力悬殊，这本应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事，可结局却有了另外一种走向。
幸运女神在历史的转角处会将手中的绣球抛向谁？她并非是不长眼睛的。就连朱元璋自己也无法断定，他就一定比陈友谅强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时势可以造人，人也同样可以造时势。比如这时候的朱元璋，比如这时候的陈友谅。
也就在鄱阳湖大战爆发的前几个月，徐寿辉帐下的另一个重要将领明玉珍称帝，国号夏，建元天统，与陈友谅成为利益竞争对手。陈友谅也由此失去天完红巾军的绝对控制权，走上众叛亲离的败亡之路。
陈友谅虽然兵多将广，号称六十万。其实值得一提，忠诚捍卫于他的将领只有两三员大将。那些被他强力整合进来的将领，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表现。鄱阳湖之战中，朱元璋的军队与其人数相差悬殊，这本应是一场压倒性的歼灭战，结果却弄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胶着战。
如果有人拿陈友谅对待自己上司的手段，与朱元璋对待小明王所采取的手法相比较，他就会很容易发现，胜王败寇的结局其实早就注定。从表面上看，朱元璋对待小明王的态度随着个人势力的不断增强而发生着变化。势力越强，他给予小明王的尊重也就越强，尽管这种尊重来自表面。
朱元璋之所以会冒险亲征，是因为这时候的他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患得患失的少年经历对他的性格养成尤为深刻，就算是握在手中的利益，也时刻担心被别人抢夺。这时候的朱元璋所担心的是，其他军事集团将小明王这块金字招牌从他手里抢走。
朱元璋将小明王软禁于滁州，有些挟小明王以令天下红巾军的自私想法在里面。尽管小明王早已形同虚设，可他的存在却能够证明朱元璋的清白和他所领导的这支军队的合法性。
在小明王沉水溺亡之后，朱元璋还会在一些公开场合抬出这位早已不复存在的偶像来说服人心。与朱元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陈友谅过早地杀了自己的主子徐寿辉，从而将自己置于天下仁义的对立面，这在无形之中削弱了己方的正能量。他的节节败退，也遮掩不了内心的迷茫与空虚。失去道义，失去方向。就算是六十万大军也无法带给他想要的力量感，此时的他已经不奢望吃下整个天下，只想保住自己的小朝廷。
人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那些身陷生死关头的所谓英雄人物，对此感受应该比我们这些普通人更为深刻。而历史就像是一次次的潮涨潮落，带来带走一些泥沙和鱼虾。而这一次带走的是陈友谅，还是朱元璋？
经过一个多月的对峙，陈友谅的六十万大军被活活困死于湖中，粮食殆尽，伤亡惨重。他决定孤注一掷，冒死突围。很不幸的是，他在激战中被飞箭“贯睛及颅而死”。主帅阵亡，军队顷刻间分崩离析，残部五万余人全部投降了朱元璋。陈友谅虽然战败身亡，但是朱元璋并没有看轻这个对手，他的败亡是抗元大业的巨大损失。正因为如此，朱元璋才会由衷地发出感叹：“友谅亡，天下不足定也。”
朱元璋之所以会如此肯定陈友谅的存在价值，是因为“自元人失驭，群雄蜂起，逐鹿之夫，所在都有”。也就是说，陈友谅一直是活跃于抗元第一线的生力军。而张士诚、明玉珍和方国珍等其他几支红巾军队伍考虑更多的则是如何谋取一己私利，将自己的势力做大、做强。
陈友谅是个不容忽视的对手，是朱元璋前进道路上必须要翻越的一座大山。如果不在他发展之初就将其消灭，那么自己将来肯定会败于此人之手。
陈友谅的败亡除了忤逆弑主导致人心涣散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这个人过于迷信武力，认为只要有了枪杆子，老子就可以所向披靡，征服天下。乱世求生存，没有人会怀疑枪杆子的重要性。殊不知征服人心才是真正的王道所在，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显然要比他看得更加高远通透。
陈友谅纵然拥有让任何对手都为之胆寒的武力，人心不齐也枉然。作为一个军事集团的主帅，不爱惜兵将，四处用兵，又不能做到战之能胜，时长日久只会让人心像流沙一样散失。他生性多疑，善于用权术控制下属。就是这样一个善于玩弄权术之人，却败给了朱元璋这样一个更加善于掌控权力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