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达标，希腊采取了两手准备，一是前面所提到的将地下经济计算入GDP，做大分母，这招显然还不够，那只有做小分子了。希腊私下里向国际投行、吃人不吐骨头的高盛借了一笔钱，这笔钱是反映不到国债上去的，这样希腊的账本就漂漂亮亮了。
然而欧盟在2004年对希腊的财务进行审计时就发现，希腊赤字实际上高达37%，已经超标了，而当希腊借的钱曝光出来后，当时希腊真正的预算赤字占到其GDP的52%，远远超过规定的3%以下。
问题不仅是希腊，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的问题并不比希腊小，都在希腊后面排着队，如果希腊倒了，它们会义不容辞地跟着扑上去。
聪明一世的欧洲人，糊涂在了欧盟扩军时的急功近利上。要是当时不好大喜功，发现问题后早些纠正，也不至于有今天。
其实希腊等主权债务危机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无非就是政府欠钱还不了，最后只好进行破产。但和企业的破产不同，一个国家不可能说兄弟们对不起，我的店子从明天起关张，以前欠的钱等来世再还，他只有硬着头皮撑下去，实在不行可以用家里的一些宝贝来抵债。
我们来看看欧盟为什么要制定入盟的重要条件是债务不得高于GDP的60%，它有没有合理性。
按修订后的GDP核算方法，一个国家的税收实质是GDP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债等于GDP的60%，如果国债收益率达到5%（在政府信用欠佳的情况下，这个收益率并不算高），则整个GDP的3%将用于支付利息，如果政府的税收占GDP的30%，则政府将拿出其1/10来支付利息。
如果当政府的负债水平高于60%，达到100%或者更高，国债的利息再高一些，仅利息支付就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可能占到政府财政收入的20%以上，政府将可能不堪重负。
每当发生金融危机时，凯恩斯的经济刺激计划便成为政府手中的一道招牌菜，管它合不合适都会端上来。在经济危机中，无所作为，只是通过喊话的形式要人们增强信心，那是会闹笑话的。
在这个紧要关头，政府又要拿出大笔钱去还账，但这时又很难从国际上借到钱，唯一的手段便是增税或减少各种开支，这对危机中的政府和社会经济来说将可能是一场灾难。
在经济学上，曾经有一个重要的定理——李嘉图等价定理，意思是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或举债两种筹集资金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表面上看，政府的税收是白拿的，根本不用担心以后像国债那样还利息。但李嘉图却认为并非如此，这里存在一个增量的问题，即在特殊的时候，政府在原有税收基础上想要增加收入，它会面临一个选择题，要么发国债要么加税。
这时李嘉图就给政府官员们讲，二者随便选，反正最后的效果都一样，因为你政府借的债最后还是要靠多征税来还。当政府宣布增税时，民众就会开始打小算盘，反正将来会多征税，那我就把钱先积攒一些，不然到时慌了手脚。
后来有很多经济学家都把精力耗费在李嘉图定理上，形成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举债同课税一样，不会引起人们消费水平的变化。
但在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中，社会新创造的财富都是固定的。一块蛋糕就那么大，如果政府多分一些，普通老百姓自然就少一些。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切去一块和政府向民众借这两种方式还是相差很大，如果是国债，居民把自己的一块蛋糕借给了政府，反正以后会还回来。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这笔国债的利息是多少。如果支付利息的总额高过税收，民众肯定吃亏了，如果少了，则居民算是赚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除非国债利息与征税额相等，才不会改变人们的消费水平。
可见，在经济危机时期，政府发行国债并不会使经济好多少，这无非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拿过去用了，社会整体购买力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当然，经济危机时大家都倾向于少花钱，像一只北极熊一样，积攒一身厚厚的脂肪，这样才能熬过寒冷的冬天。如果大家不花钱，可能会使很多商品堆积在仓库里，经济将会产生连锁反应。
政府在经济危机中发行国债，其实也是把大家不敢花的钱花出去，在政府带头消费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才可能不断恢复信心，最终使经济战车开出泥淖，如果政府不作为，倒霉的当然是老百姓了。
西方经济学一直是倾向于政府不干涉经济的，认为经济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如果我们将整个社会经济看成一个病人，如果在生病时不打针吃药，希望通过过硬的体质扛过去，这对于小的感冒可能起作用，但如果病得太严重，这样做可能会危及生命了。
为了给政府干预经济找一个说法，英国的经济学者凯恩斯东拼西凑，弄了一长串的公式，最后得出结论，当危机来了，政府大胆地花钱吧，哪怕是把钞票埋在地下，工人们花一些精力将钱挖出来也可以增加消费，或者是直升机撒钱。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凯恩斯的东西并不比李嘉图高明多少，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
当我们用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来分析1929年的世界性大萧条时，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大不一样。
1923年，美国全国收入是743亿美元，到了1929年，涨到890亿美元。但是这个增长的分配有问题，据布鲁克林基金的研究报告，在1929年，最有钱的01%美国富人的收入，等于底层42%的穷人的总收入。这部分富人控制了34%的储蓄，而大概80%的美国人一点储蓄都没有。
这也就造成了所谓消费倾向递减，人越有钱越想消费，但有钱人却存在着钱花不出去的情况。有钱人买名牌、奢侈品这个倒挺正常，但不可能家里把法拉利、保时捷、捷豹、宾利等全部都买一台。
钱是闲不住的，总会千方百计寻找出路。
1929年以前，股票已经诞生了好几百年，投资房地产也有数千年的历史，这样很多钱便钻进了楼市、股市，最后的结果则是楼价大涨、股价大涨，这就造成了在1929年前6年的纽约股市暴涨5倍。
钱进了股市和楼市等资本市场，这样就会造成实体经济的空虚，对于政府来说，开动印钞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样既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还可以弥补不足的消费力，让社会经济转起来。
但政府印钱的速度毕竟有限，资本市场的发展也有限，这样还是会造成大量的钱闲置在银行。
我们知道，在一个发展均衡的社会里，任何一笔收入或利润都有相应的社会产品与之相对应，如果这些钱花不出去，将使大批商品积压，生产的链条就会打断。
把这些钱花出去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鼓励个人信贷，一是政府加大消费。
让钱不够的中产阶级们借钱买东西，就是“现在买来用，以后再付钱”。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潮，就这样正式登场了，这个提法当时确实受到了大家热烈的响应。
在1929年的时候，全美国的新风尚玩意儿，汽车中的60%，以及收音机的80%，是用分期付款完成交易。从1925年到1929年，美国人的信用消费欠债，就从138亿美元，翻到了30亿美元。这种把未来拿到今天来活的生活方式，也是今天美国人面临困境的问题之一。
当时美国人的信用是建立在对未来预期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这种今日花明天钱的做法，虽然弥补了有效需求，但因为工资收入增长慢的问题，就为未来的经济崩溃埋下了炸弹。
靠借贷来拉动消费，这是有上限的，当把全社会的成员都变成了“房奴”和“啃老族”等，其后续的消费便没有动力了，当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开始下降，收入增长缓慢、还不起房贷、企业销售不畅、经济大崩盘也自然到来了。
本次祸及全球的次贷危机和1929年的大萧条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社会的整体债务过重导致了经济的不平衡。
在房价上涨时，银行拼命放贷，心想这帮次贷者就算到时还不了房贷毕竟还有房子作为抵押，但当房价急剧下跌时，数百万家庭根本无力支付按揭款，一场波及全球的灾难便产生了。
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便不再局限于美国，而是全世界了。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都只好为美国人民买单。
对于任何经济而言，借贷消费只是将一部分人的购买力转移到其他人的手中，并不能增加消费。对于国债也一样，政府通过国债的形式把居民手中的钱花出去，并不会增加消费。
钱躺在银行并不是好事，这会促使银行把钱拼命贷出去。如果贷给企业，则可以增加生产，整个社会的勤俭节约对于该社会来说是一大福音，但这却被西方经济学家看成洪水猛兽了。
在现有社会分配结构已定的情况下，居民增加信贷可以将一部分不能花出去的钱花出去，这在短期内可以起到平衡经济的作用。
政府通过发行债务来拉动经济同样也会面临一个瓶颈，因为政府的债务同样不可能无限增加，否则利息的支出将吞噬较大一部分政府的财政收入。
在经济危机的时候，钱对政府来说是至关紧要的，可以四处灭火，可以用来进行投资，把经济从泥潭中拉出来。当政府对经济危机都手足无措的时候，社会的危机将蔓延开来。
过度的消费将使社会积累不足，影响经济发展的后劲，而通过不断的借钱消费，虽然可以使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但它却容易埋上隐患，GDP的质量也大打折扣。
美国次贷危机是1929年大萧条及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延续，只不过它有全球化这样新的环境，它的破坏力变得更加惊人。在次贷危机爆发前，人们对欧美庞大的债务心存疑虑，它早晚会发生问题。只是没有想到的是，挤碎欧美债务危机泡沫的居然是不起眼的次贷，房地产又一次成为引爆欧美经济大滑坡的导火索。
中国似乎一直存在着侥幸心理，对高房价一直心安理得，坏事总落不到自己头上。但在次贷危机面前，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绝不能让我们掉以轻心，它很可能冲击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强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