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定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
向前、昌浩、泽东
稼祥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9日，张国焘电复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电文如下：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不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这时，陈昌浩见电一反常态，同意南下。徐向前也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只好表示南下。陈昌浩去中央驻地反映四方面军的意见，回来时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
当天，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徐向前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道：“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徐是这种态度，便没有再说别的，催徐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毛主席和党中央当机立断，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他们于10日夜间开拔，第二天凌晨，徐、陈二人方才知道。那天早晨，徐向前刚刚起床，还没洗漱，就有人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徐向前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四军军长许世友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徐向前刚放下电话，铃声又响，原来在红军大学的何畏也来电询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急眼了，连忙对着话筒道：“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
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徐向前也愣了神，呆呆地坐在床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里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此时他只觉得很受刺激，心里闷得很，脑袋麻木得很……
“铃——”电话铃又响。
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徐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表现不错，当时完全同意徐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像是开了锅，师长、军长们，包括许世友都来了，人来人往，乱哄哄的。许世友，这个直言快口的军长，还是战场上的脾气，开始就跳脚骂起了娘：“娘的，住店的临走还要告诉一下房东，他们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搞什么突然袭击！”
其他几位师长也附和着，你一言我一语，数叨个没完……
徐向前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作为总指挥，自己的情绪会感染部队的，使部队思想工作无法收拾。陈昌浩可不管那一套，心情十分激动，尽说难听话，并且还给张国焘打了小报告。
男儿有泪不轻弹。徐向前头蒙被子，让泪水汩汩流出，他心里堵得慌。一方面几年来他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心里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他曾向陈透过风，想去中央做点具体事情，这的确是心里话。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说实在的，四方面军是他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他对这支队伍格外有感情，真要是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他都难以接受。眼下，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决心南下。到底是跟谁走？师长、军长们都在等着他发话。那时，陈昌浩的威信决不低于徐向前，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党领导一切，他不点头，徐向前一个人是带不动部队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想来想去，不如决定与部队一起走，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这样，也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命令，犯了终身抱愧的错误。
后来，徐向前在认识这个问题上曾讲：“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当时，作为军长的许世友，他只能服从命令听指挥，南下就南下，真正痛苦的在上不在下。9月中旬，四方面军以及左路军的五军团和三十二军，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返，再次穿越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草地。那苦那累甭提啦！
张国焘另立“中央”来得这么突然。朱德说：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啊。
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蔓蔓，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露在外面的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息。这里没有石头，没有树木，更没有人烟，有的只是一丛丛长得密密麻麻足有几尺高的青草。在这广阔无边的泽国里，简直找不到一条路，脚下是一片草茎和长年累月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若是用力过猛，就会越陷越深，甚至把整个身子都埋进去。再也休想从里面爬出来……
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衣衫单薄的红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许世友军长走在大队后边，一路无语。
部队抵毛儿盖稍作休息后，旋即沿着黑水、芦花以西的羊肠山路，向阿坝、松冈开进。月底，右路军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同左路军会合。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王树声等，已来到这里。朱总司令面目黧黑，目光炯炯，步履稳健，见到右路军的指战员，有说有笑，一如往常，似乎天塌下来，也没有放在心上一样。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余天云、许世友等军以上干部大约四五十人。会址在一座喇嘛寺庙里。就在这个会上，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的代表”，还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怪话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第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此时他知道朱德的地位重要。朱德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抽了一口烟道：“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老蒋看我们的热闹！”
继而，张国焘又叫刘伯承表态。刘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弦外之音是要讲团结，不能搞分裂。张国焘为此怀恨在心。不久，便将刘的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他去红军大学工作。
张国焘见朱德、刘伯承都不支持他，脸色阴沉，但又不便发作。接着，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临时中央”主席，自然由他担任。这样，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就发展到了高峰。
这次会议，明显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所谓“决议”，并未经郑重讨论，不过是一哄而起罢了。
许世友，战场上的一员虎将。他从会议下来后，回到军部，当夜就失眠了。分裂不得人心。大敌当前，党的团结和红军的团结，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迫切要求所在。张国焘愈是公开制造分裂，煽动分裂，广大指战员就愈加渴望团结，珍惜团结。张国焘这样做对吗？符合党章要求吗？有利于一致对敌吗？……一个个斗大的问号在质问着他。他虽然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但对张国焘的盲目崇拜心理，却开始动摇……
张国焘挤出几滴眼泪的一哭，倒把许世友哭愣了。
张国焘另立中央，遭到了朱德总司令的有力抵制，便恼羞成怒。思前想后，他又是一夜没有合眼。野心勃勃的张国焘依仗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和势力，根本没把朱德总司令放在眼里，但是他又知道朱德总司令的干群关系和举足轻重的影响，是他实现个人野心的一大障碍。他恨啊恨，决心拔掉总司令这颗眼中钉。一个阴谋的计划，随着他扔出的烟头，在他的胸中已孕育成形。接着他长长地吐了一口烟雾，恶狠狠地道：“有你无我！”随之，大脚踩灭了地上的烟蒂。
夜很深很深了。
天黑得像锅底。青藏高原和西北草地刮来的冷风摇撼着大地。红四方面军的三万多名红军战士分住在喇嘛庙的四周，多日的行军劳累，他们在寒夜里已经发出了疲惫的鼾声。
喇嘛庙里，张国焘的卧室还亮着灯光。此刻，他的脸色阴沉得像窗外的乌云。他反剪双手在快速地踱步，宽阔的眉心凝起的疙瘩，仿佛一只爬在肉皮上的大蜘蛛。
一阵风声，门“吱”地一声开了。张国焘神经质地拿起桌子上的“勃朗宁”手枪，对准来人，惊恐地问道：“谁？”
来人对张国焘平时装腔作势，而一遇情况就胆小如鼠的举动感到好笑。
“张政委，你找我有事？”来人立正，双脚一磕，向眼前的这位红军总政委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张国焘干笑了一下，将“勃朗宁”手枪放在桌子上，拉过一把椅子，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谦恭，道：“噢！我当是谁呢？是世友啊！请坐。”说着从一个精制的香烟盒里抽出一支“克罗蒂”牌雪茄香烟，递给许世友军长。那是今年3月在北川战役中从邓锡侯司令部缴来的战利品，足够他抽一年的。许世友将雪茄扔在桌子上，抽起了自带的毛烟：“洋货没我这玩艺儿解瘾。”
张国焘欠一欠身子道：“世友啊，记得我到大别山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大概还是个连长吧？在短短的五年里，你已成为军长，进步很快嘛！”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许世友心里明白，张国焘是要他报答他的知遇之恩。
“光知道英勇善战是不行的，还要有人赏识嘛！”张国焘说到这里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嘿！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以及你们大别山土生土长的王树声、李先念、王宏坤，哪一个不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嘿！可是你们有些人竟然同朱德、刘伯承串通一起，要求北上。你们还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嘛，你们对得起谁？”他说着说着，竟感情冲动，挤出几滴眼泪来。
“张政委，你……”他这么一哭把许世友军长给哭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