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一定要在3年之内彻底铲除烟毒，决不能留一点隐患。”
●毛泽东说：“烟毒问题是党和人民同反革命残余势力斗争的焦点问题。”
●1950年2月24日，周恩来向全国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
毛泽东决心三年铲除烟毒
1949年10月中旬的一天，周恩来手拿一叠材料匆匆来到中南海勤政殿毛泽东的办公室。此时，毛泽东正和叶剑英、彭真在谈话。
周恩来分别向叶剑英、彭真点点头，然后对毛泽东说：“主席，这是各地汇总收来的烟毒资料。看来，蒋介石不仅利用军事力量对国家进行了破坏，还给我们留下了封建社会的种种毒瘤。我觉得这场斗争并不比军事战争轻松啊！”
毛泽东一边翻看着手中的材料，一边说：“你来的正好，我和剑英、彭真同志也正在谈北京的禁烟禁毒问题。”
叶剑英、彭真同时向周恩来点头。
毛泽东表情极其严肃地对大家说：
“人民政府要把彻底查禁鸦片烟毒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要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检举揭发，要禁种、禁制、禁运、禁吸四管齐下。要稳、准、狠地打击首恶分子，挽救多数……”
毛泽东接着说：
一定要在3年之内彻底铲除烟毒，决不能留一点隐患。
叶剑英、彭真站起来说：“我们回去就马上布置。”
叶、彭二人走后，毛泽东又和周恩来详细研究全国各地种烟、制毒、吸毒、贩毒的情况。
资料显示：在一些有种烟历史的地区，烟地面积占相当大的比例。
仅西南地区种植烟土的土地就占该地区耕地总面积的9.4%。
各地不仅种烟面积大得惊人，而且制造、贩卖毒品的活动也相当猖獗。
据统计，东北地区的几个大城市和铁路沿线的县城以及过去的产毒地带，从事制造、贩运的毒商、毒贩达1万多人；
华北的察哈尔、山西、绥远、河北4省及京津两市，也有毒贩1万多人；
另外，华东的福建、皖北、苏南、苏北、上海等地也存在类似情况。其中，历史名城南京，在解放前形成了“湖北帮”、“江西帮”、“南京帮”等贩毒集团，他们既有“批发中心”，也有“零售网点”；
还有，地处华中地区的武汉还是全国三大烟毒运销中心之一。
至于吸毒的人数之多就更为惊人了。据统计，全国已有4.4%的人从事吸毒活动，其中西南地区更是占到了总人口的8%以上。这里烟馆林立，“生意”兴隆，仅昆明一市就有上千家烟馆公开营业。
这些烟民不从事生产，终日吞云吐雾，神魂颠倒，而且，因吸毒导致道德沦丧，进而沦为盗匪、娼妓的大有人在。
更为严重的是，一部分国民党残余部队，溃逃到云南境外的缅甸和泰国，盘踞在中国西南国境线上，以种植、贩运毒品维持生计，并伺机入境进行破坏活动。
潜伏在缅、泰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也以烟毒为诱饵，发展特务，窃取情报，不断向中国境内渗透。此外，残留在大陆上的一些反革命分子，也通过制毒、贩毒获取巨款，充作匪特的活动经费。
有一名叫陈荣辉的特务还潜伏到南京，组织“苏鲁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五纵队”，连续三次由安徽贩卖烟土到南京出售，作为反革命活动经费。
烟毒的蔓延，也使新中国政府工作人员中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党政干部，逐渐蜕化变质，违法乱纪，倒在毒烟之中。
吉林省蛟河县有一个名叫梁启发的毒贩，为了放手贩毒牟利，采取各种卑鄙手段，把该县区长殷某和区政府助理员崔某拉下水，合作贩毒。
此后，殷某升任县委书记，崔某升任团县委书记。随着他们职务的升迁，权力的增大，罪恶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们一方面与梁启发紧密勾结，内外配合，贪婪地搞非法活动，坑害国家和人民；另一方面，拉周围的干部一起下水，扩大他们的“阵地”。就这样，蛟河县公安局长、税务局长、县委组织部长，一个个倒下了。他们沆瀣一气，把共产党的县委机关，变成一个令人发指的贪污集团。烟毒摧毁了共产党的整个县委。
上述情况表明，烟毒的蔓延，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阻碍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影响人民政权的巩固，腐蚀人民干部队伍，污染社会风气。
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
烟毒问题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还是党和人民同反革命残余势力斗争的焦点问题。一个对人民和民族高度负责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听任毒潮泛滥害国误民。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决心在全国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禁毒运动，彻底根除烟患，医治旧中国的瘤疾。
政务院发布严禁烟毒通令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拟定了一份《严禁鸦片烟毒的草案》，急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方案。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第二十一次政务会议也正式审定通过这个方案。
周恩来于当天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国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
通令指出：自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强迫输入鸦片，为害我国已有百余年。由于封建买办的官僚军阀的反动统治，与其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对于烟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强迫种植，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曾有计划地实行毒化中国，因此戕杀人民生命，损耗人民财产，不可胜数。现在全国人民已得解放，为了保护人民健康，恢复与发展生产，特规定严禁鸦片烟毒及其他毒品的办法如下：
一、各级人民政府应协同人民团体，作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动员人民起来一致行动。在烟毒较盛地区，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应把禁烟禁毒工作作为专题讨论，制定出限期禁绝办法。
二、各级人民政府为使禁烟禁毒工作进行顺利，得设禁烟禁毒委员会。该会由政府民政、公安部门及各人民团体派员组织，民政部门负组织之责。
三、在军事已完全结束地区，从1950年春起应禁绝种烟。在军事尚未完全结束地区，军事一经结束，立即禁绝种烟。尤应注意在播种之前认真执行。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如有种烟者，应斟酌当地实际情况，采取慎重措施，有步骤的进行禁种。
四、从本禁令颁布之日起，全国各地不许再有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事情，犯者不论何人，除没收其烟土毒品外，还须从严治罪。
五、散存于民间之烟土毒品，应限期令其缴出，我人民政府为照顾其生活，得分别酌予补偿。如逾期不缴出者，除查出没收外，并应按其情节轻重分别治罪。
六、吸食烟毒的人民限期登记，城市向公安局，乡村向人民政府登记，并定期戒除。隐不登记者，逾期而犹未戒除者，查出后予以处罚。
七、各级人民政府卫生机关，应配制戒烟药品，及宣传戒烟戒毒药方，对贫苦瘾民得免费或减价医治。烟毒较盛的城市，得设戒烟所。戒烟戒毒药品的供应，应由卫生机关统一掌握，严防隐蔽形式的烟毒代用品。
八、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中央直辖各市人民政府，各按本地区情况，依据本禁令方针，制定查禁办法及禁绝种、吸日期，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实行。
并于批准后，印发布告，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
《通令》颁布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禁毒的群众运动在全国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
按照政务院提出的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紧密配合各人民团体，一方面遵循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组织精干的力量，侦破大案、要案；另一方面根据各大区的实际情况相继制定禁绝烟毒的办法与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