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心素刚刚离开，徐省声便带着一大包内府工部局的资料向崇祯汇报了。经过了这一年来的发展，内府名下的工坊和文思院名下的各机器制作研究所，都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
纺织业、蔗糖业、采矿业、煤铁联合体、水泥、制砖、玻璃制造业，加上造船、钟表、马车、纺织机器、齿轮切削等零部件加工制造业。光是内府名下的这些工坊，拥有的产业工人就已经超过了15万人。
而以上这些还不包括，从京营、卫所兵转化而来的建筑工人，还有盐丁转化的盐业工人，及渔业工人。
这些工人去年创造的平均产值是125元，也就是说，光是以上产业就创造了近1900万元的财富。虽然这个数字同大明的农业产值相比，看起来不值一提。
但是对于宫内原来的二十四监组成的内廷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往日这些宫中太监被皇帝派出到地方敛财，就算是搞的天怒人怨，一年也不会超过4、500万两的收入。这些收入送回宫内时，最多也就剩下了一半。
而且为了收取这些税款，内廷还成为了天下士绅百姓的仇敌，闹腾的厉害的税监，基本上就没有得到善终的。
虽说宫内太监们同外朝相比，算是最为效忠皇帝的存在，但是他们也是人，除了极个别的存在，大多数人还是会有普通人应有的情感。你不能够指望一群明知道没有未来的人，为大明王朝的江山永固做出牺牲。
如果有一口安稳饭吃，谁又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博取几年的人前风光，同外朝的文官相比，宫内的首领太监能够善终的概率实在是太小了。
只不过以前是没有办法可想，如果不拿出性命来博皇帝的赏识，就算是在宫内也一样吃不到一口安乐饭。所以一旦得到了出宫办事的机会，这些太监们就拿出了破釜沉舟的勇气，想要在一次办差中捞取足够的金钱，好为以后出宫办事打下基础。
在这种急功好利的情绪指引下，把好事办成坏事也就是民间百姓对于这些太监们的主要印象了。有了这些太监们固泽而鱼的手段，地方士绅清流才有煽动民意，反对中官出宫监督地方官员的基础。
而现在就不同了，宫中投资开办的这些产业，只要好好经营下去，比起指着富室的宅邸挖矿勒索，不仅安稳而且收益也高。而且，这些产业的存在，也让没有退路的首领太监们看到了出路。
在崇祯对宫内太监、宫女的分流思想下，除了一大部分底层的太监宫女被遣散安置到了各产业内。还有一些颇有钱财的首领、管事太监，也借着这个机会急流勇退，或是弄了一个分管的事务，或是依附这些产业自己开设商铺去了。
这也是，在这一年内宫内人员裁减到7700多人，但是宫中反对的阻力却不大的缘故。就连万历皇帝、泰昌皇帝遗留下来的一些不重要的妃嫔，也在崇祯的默许下，移到了宫外安置。
在这种大刀阔斧的缩编下，宫内今年的支出已经不及往年的一半，但是存留下来的中下层太监、宫女们的待遇，反而有了小幅的上升。而这也是，为什么内廷的改革能够不断的推行下去的根本原因。
而在表面上，这种变革不过是按照一朝天子一朝内臣的潜规则，对宫内24监组成的内廷旧格局进行清洗替换的新方式。只不过崇祯没有选择以往帝位交替的平稳方式，而是对内廷采取了不信任的全面清洗变革而已。
对于连续两任皇帝的非正常死亡，崇祯在私下就发表过某些不负责任的猜测。因此不管是内廷还是外朝，都不敢明目张胆的阻扰崇祯对内廷的变革清洗。毕竟大家都不愿意成为崇祯的怀疑对象，这种事情沾上一点皮毛都有可能身死族灭，他们显然还没有达到牺牲小我，成全众人的精神。
对宫内24监的清洗、人事调整的差不多了，朱由检便开始把目光放在了如何提高内廷的行政效率上面。除了某些情报了解和产业控制上，他并不打算按照以往的惯例，让内廷成为对外朝文官集团的掣肘机构。
从成祖建立内廷的框架开始，历代皇帝就不停的增加内廷的权力，试图用来平衡权力越来越大的外朝文官集团。但是这种基于权力斗争上的平衡理念，在实际操作中根本没有办法达到权力平衡的作用。
到了中后期，内廷和内阁中的部分官员相互勾结，就完全控制了朝政，就证明了这套权力平衡方式并不可靠。
归根结底在于，内廷的权力完全来自于皇帝本人，而外朝同样需要得到皇帝的支持，才能运转良好。让内廷去牵制外朝，无疑是用自己的左手攻击自己的右手，除了浪费行政效率，还造成了皇权和士绅阶层的对立，从而直接削弱了皇权的统治基础。
内廷和外朝斗争的越是激烈，皇权也就越是衰微。天启时代，魏忠贤同外朝部分文官勾结，从而让内廷彻底凌驾于外朝之上，在表面上是取得了极大的胜利。
但实际上，控制了京城的阉党，完全失去了地方上士绅阶层的支持，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士绅官僚。地方上税赋的拖欠和拒缴，便是这一矛盾激化的表现。
事实上即便是天启没有出什么意外，魏忠贤这套依靠对士绅官僚罚款，来维持大明财政运转的经济方式，也是难以维系下去的。
毕竟按照大明的征税方式，大明最小的社会单位并不是到纳税户，而是每个县大大小小的地主缙绅。这些地主缙绅承担了，从农户到县衙之间的权力承接关系。否则以每个县不过10来人的朝廷官吏编制，哪里承担的了一个县数千、数万人口的管理。
失去了这些地主士绅对朝廷的支持，地方上治理成本上升，应收税赋下降，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在这种国库空虚，内外交困的境地下，朱由检并不觉得这种权力制衡方式还有存在下去的价值。对于现在的大明来说，提高行政效率，增强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并开辟出新的国家税收财源，才是当务之急。
扶植内廷给外朝文官系统找麻烦，让这些官员养成遇事互相推诿，结党营私的官僚主义作风，简直就是给崇祯自己挖坑。因此他宁可容忍一个不太听话，但是能够办事的文官集团。也不需要一个，唯唯诺诺但是毫无做事能力的文官系统。
至于认为这些阉人没有后代，所以做事就会秉持公心，对皇帝忠心耿耿的说法，朱由检是嗤之以鼻的。不管是魏忠贤家中大小封爵赐官，还是让各地为自己建立生祠的做法，都已经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
大明的文官集团一向是各地地主缙绅在政治上的代表，但是在皇权的打压下，现在已经出现了东林党这样，代表商业资本和地主阶层的奇葩。
但是同英国的新贵族不同，商业资本从来没有成为东林党的主流力量，传统儒家学说强大的惯性，让这些商业资本乖乖的从属于地主缙绅阶层，虽然他们才是东林党背后最大的金主。
这也使得，这些地主缙绅阶层通过保护商业资本，从而把原本应该进入到国库的工商税，截留到了自己的腰包之中。看起来繁华锦绣的江南商业，不仅没有成为大明国库的财富新源头，反而依仗着固定税这种奇特的税制，成为了大明躯体上的毒瘤。江南的商业资本汲取了整个大明的财富，但是却没有任何回馈的措施。
这些商业资本获取的大量财富，变成了精美的手工艺品，雅致的园林，和夜夜温香软玉的夜生活。但是这些财富没有转化为一丝，增强大明国力的工业资本。
可以说，用整个大明百姓血汗浇灌出来的江南商业资本，不是撑起大明天地的伟岸巨树，而是一株妖艳的罂粟花。
当然，这种商业资本和江南地主缙绅的结合，必然是以损害底层百姓，和商业不发达地区利益为结果的。
而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北方的官僚缙绅愿意站在崇祯这边，压制东林党所代表的江南商业资本和地主缙绅利益的结合体，就像他们之前宁愿同魏忠贤站在一起一样。
这完全是因为，东林党所代表的政治集团，已经对大明的其他政治团体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所以，朱由检此时已经不再想让内廷赤膊上阵，从而给这些代表江南商业资本的东林党人找到攻击的借口。
他更希望，在北方京津唐工业基地建立后，能够培植出一个建立在工业资本上的新兴力量，去打压江南的商业资本。从而彻底的颠覆，现在朝堂上的政治格局。
在崇祯的倾听思索之间，徐省声的汇报终于快到了尾声。而最后的汇报内容，不管是徐省声也好，还是朱由检也好，都是极为看重的内容。
因此对于这些内容的汇报，开始变得非常详尽，远远超过了前面的汇报时间。
徐省声首先说的，还是钢铁、煤炭方面。京西铁路开通后，经过了几次小事故，铁轨断裂和盗窃事件后，现在终于进入了平稳的运行期。
如此一来，京西铁路24小时的货运量，便从78吨上升到了450吨。
在京西铁路没有开通之前，往来门头沟和京西煤厂的驼队，大约一个十四头骆驼组成的驼队，驮运的煤炭约重五千六百十斤。大抵每个骆驼可以驮重400斤货物，往来要2-3天。
这个数据已经是相当出色了，大明南北各省行走山路的驮骡，即使是十分好的健骡，驮物也不超过三百斤，而且驮运过程中需要喂精饲料。若是走长途，倒是有一半负重是被它自己吃掉的。
铁路没有开通之前，门头沟外每天有数百峰骆驼，大约能够驮运10余万斤货物到京城，其中八成以上是煤炭。
而京西铁路开通之后，每天运到京城的煤炭、钢铁、石灰等货物，迅速飙升到了原先的九倍。而一些原本运输不便的大件铸铁，现在也能轻松的运到京城了。
徐省声想要向皇帝提出的请求是，对京西铁路增加一条复线，再度提升京西铁路的运输量。然后把京西铁路向东延伸，绕过北京城，直接连到通州，门头沟的煤炭、石灰、水泥就可以通过运河抵达天津港，然后从天津港运往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