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黄立极的疑问，朱由检沉默了一会才说道：“黄先生说的不错，当朝廷公布了这个政策之后，京畿的世家豪族将会是最大的收益者。
但是，把一片荒地开垦为成熟的棉田，起码也要花费3年的时间，其间的投入不会少于2元每亩，而且前两年也不会有什么产出。
如果我们想要让普通百姓去开垦荒地，他们一来财力不足，二来人数过多的话，对于朝廷的管理也不利。
毕竟我们现在要开发的荒地不是几万亩，甚至不是几百万亩，而是数千万亩。想要以最快的时间内开发出来，就必须让世家豪族插手，因为只有他们手上有足够的财力开发整片的荒地。
现在北方几乎年年都有灾害，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京畿左近开辟出一片粮食基地出来，要是什么时候南方也大面积受灾或是漕运出了问题，朝廷今后岂不是要束手无策，坐以待毙？
所以，朕觉得即便是让这些世家豪族插手开荒的事宜，只要能够尽快的完成海河治理工程，并让朝廷增加税收，这便是我们目前能够做到的最好选择。”
黄立极和郭允厚反对的，并不是治理海河，而是反对制定一个如此庞大计划的治河方案，连续二十年超过太仓银的治河资金投入，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在座的阁臣们，即便是最为支持崇祯的徐光启，他们信奉的还是农业时代最为朴素的资金管理方式，那便是有多少收入，便安排多少支出。因为收入不足，无法投入资金去办的事便暂时向后推一推，反正天也塌不下来。
而自从崇祯登基以来，这位少年皇帝就在不停的花钱，丝毫不顾及内库的钱花完了会怎么办。只不过崇祯所花的钱并不是用于自己享乐，而是主要花费在了国计民生上面，因此即便是对皇帝花钱最为挑剔的言官们，在这一点上也无法直接攻击崇祯花的钱不对。
他们只能拐弯抹角的上书劝谏崇祯，治国如同持家，勤俭过日子才是正道。天下的事是做不完的，陛下虽然朝气蓬勃，看到有利于大明的事就想去做，但是朝廷如果行事操切，反而会让民力凋敝，从而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黄立极和郭允厚在过去七年里做的事，还不及今年半年的工作量。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对于崇祯登基后能够锐意进取，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并积极的操办实事，这种同天启截然不同的执政面貌，还是满心欢喜的。
不过当崇祯登基快满一年的时候，朝堂上那些寄希望于新帝登基后，能够积极参与朝政，一改万历、天启两朝荒政旧貌的官员们，现在却觉得崇祯做事过于积极了些。
光是修路、治水两项实务上面，这一年来的资金投入起码已经超过了天启一朝期间的投入。更让这些官员感到恐慌的是，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想明白，朝廷究竟是如何让那些商人们拿出钱来办这些事的。
更让他们担忧的是，这些钱到时候是不是真的能还上。对于自己无法弄明白的事务，人们基本会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盲目的跟随鼓吹者前进，直到碰个头破血流；另一种则是疑心重重，最终驻步不前。
朝堂上大部分的官员们显然是后者，他们已经习惯了一成不变的生活，和按部就班的提拔。他们最为希望的是，一切事物都在自己的掌握下运行着，这种没有意外的生活，才是他们理想中的太平日子。
就算是黄立极、郭允厚这些希望朝堂空谈、荒政风气有所改观，想要切实的做些事情的实干派官员。最大的期望，也只是想要提高些行政效率，遏制住朝堂上激烈的党争，大明中枢的命令，能够在地方获得落实而已。
他们可从来没有想过，每一天进入官署的时候，都要面临无数预见不到的挑战，还有越来越专业化的行政官僚体系。
如果说过去朝廷想要办理像治理海河这样投入巨大的工程，那么从讨论利弊到挑选主持工程的官吏，再到工程动工，每一个环节都是以月来计算的。而现在则变成了按天来计算。
前者的效率固然低下，但是做事之前几乎方方面面都已经考虑到了，因此一旦工程开始实施，并不会遇到什么突发性的问题。
但是后者便不同了，在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之下，总是会有无数的突发性事件摆在官员们的面前，需要他们及时的作出决定。
相对于过去的安稳日子，现在的官员们，感觉自己每一天都像是行走在半空中的独木桥上，只有全神贯注的保持紧张感，才能安然的度过每一天。
因此不管是六部的中、高层官员们，还是黄立极、郭允厚这样的内阁阁臣，都发自内心的希望，崇祯可以停下他的脚步，让大家先喘口气。
比如现在这个经过修改后，彻底变得面目全非的根治海河计划，便下意识的让大多数阁臣想要往后拖上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连最为麻烦的资金投入问题都无法打消皇帝的决心，再加上崇祯释放出来的对世家豪族们的有利信息，最终还是让这些内阁阁臣们首先退让了。
所谓的世家豪族，除了家族中连续不断的出现读书种子之外，最大的根本还在于对土地的占有上。
年前及年初，崇祯对京畿附近皇庄及大庄园地主的清理下，迫使京畿附近的权贵士绅退出了大量的土地。
这些权贵士绅并没有因此失去对近畿土地的兴趣，他们只是畏惧于崇祯清理土地地主时毫不留情的手段而已。
现在朝廷如果先公布海河的治理方案，再颁发荒地开垦的新政，即便是看在这个连续七年，以固定价格收购棉花的合同上，这些京畿一带的权贵士绅们也会趋之若鹜的响应朝廷的号召了。
因为这相当于开垦荒地的费用依然还是朝廷所出，只不过是让获得土地的地主先拿出钱来让朝廷去治水而已。这显然是一门划算的生意，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十年之后就能白得一块土地。
在座的几位阁臣，同京畿权贵士绅有关系的也不在少数。只要放出风去，自然就能够获得最肥美的一份收获。既然如此，又何必再反对下去呢。
仅仅是片刻之后，内阁便在黄立极的带领下，决定按照崇祯提出的方式先试行上一年，看看效果之后再全面推行这份海河治理方案。
处理了崇祯提出的这个突发性提案，黄立极便接下去，继续念着内阁会议流程中的正常事项了。
“…现在内阁虽然有一人专门负责农业方面的事务，但是中央并没有一个完整的部门承接内阁同地方的农业管理事务。
农业生产方面的职责，被上林苑监、农业科学院、光禄寺等各自分担了一部分。而户部又分走了粮食储备和管理的权力。
今年各地爆发出灾害后，朝廷无法及时对地方提供生产自救的指导，和尽快的调拨救援物资进行赈灾，可以说有一小部分原因便是朝廷缺乏一个统一的部门对农业进行管理。
所以根据一部分官员的提议，臣以为应当设立一个统一的部门对天下的农业进行管理，也好统筹安排各地的粮食生产问题…”
黄立极建议以上林苑监为基础，吸纳农业科学院、户部管辖下的粮食局，成立农业部门的主张，顿时引起了郭允厚的反对。
虽然一条鞭法之后，大明的货币体系实质上已经成为了银、铜复合制的货币体系。但是在崇祯登基后，户部对于北方各省再次恢复了实物征收税制，且崇祯通过四海商行，让新发行的纸币开始锚定了粮食、棉布和食用油的方式。
使得在北直隶、辽西、山东登州地区，粮食再次成为了衡量货币价值的标准。而在受灾的陕北地区，粮食更是货币化了。
在这种环境之下，户部新成立的粮食局，显然就成了一个类似于实物货币的银行。郭允厚同户部官员投入这么多精力，现在粮食局才出现了一个雏形，黄立极就像从户部手中夺走它，这显然是激起了他的极力反对。
不过黄立极并不畏惧于郭允厚的反对，因为成立农业部的背后，同样有着崇祯的意思。
成立农业部门是崇祯登基后就想做的事了，只不过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罢了。
当户部成立粮食局后，黄立极愕然发觉，地方上县衙的大部分事务都是同农业有关。
户部原本只能收取田赋，并按照旧例对税粮进行调拨，可以说对地方上基本没有什么插手的余地。
但是粮食局成立之后，户部俨然便找到了插手地方事务的缺口。从保护粮食种植面积，到选育良种，和推广田地复种指数，几乎地方官员都要围绕着户部的命令去转了。
这显然是不符合，黄立极这个内阁首辅及其他部门的利益的。因此在大明时报的鼓吹下，一些官员上书内阁，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统一的部门来管理农业方面的事务，以提高大明的粮食生产效率，以抵抗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大规模灾荒。
在崇祯的偏袒之下，黄立极几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过郭允厚最终还是保住了一点权力，即户部同新成立的农业部门有共同管理粮食局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