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干纳盆地的战事即将尘埃落定的时候，大明首辅钱谦益也终于对左顺门上书事件拿定了主意。
作为新东林党的党魁，钱谦益的一言一行并不仅仅影响到自己，还影响着整个新东林党的政治倾向。自崇祯皇帝开放党禁以来，大明的官员已经不惮于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和给自己身上抹上党派的色彩。
公开的党派政治理念和党员名单，也使得这些政党对于崇祯来说毫无秘密可言。至于政党的魁首，虽然可以通过政党组织将个人的权力扩大化，但是他们也更担心牵涉上结党营私和密谋反对皇帝这两项罪名，因此对于党员的管理反倒比未开党禁之前更为严格。
当然，政党魁首的权力是加强了，但是因为加入、离开党派的自由化政策，使得一个政党想要维持下去，魁首就不得不对党员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以确保党员的政治理念能够反应在政党的行动决策上，而魁首的行动也要受到政党的制约。
钱谦益在皇帝面前揽下了对于左顺门上书事件的处理权力之后，在新东林党内部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虽说自从皇帝开放党禁之后，京城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诸多政党社团，但是真正有影响力且能干预到朝政和地方政务的，其实也就只有四个：科学进步党、新东林党、青年学社、复社。
其中复社的政治影响力完全无法同前三者相提并论，只能算是一个南方地区的地方文学社。在崇祯的支持下，科学进步党一直都是朝中人数最多的政党，其主要以工部、吏部、总理衙门、陆军总参谋部及海军参谋本部的官员为核心，而且科学进步党和以京城各大学学生为主体的青年学社关系良好，后者几乎已经成为了前者后备党员的人才储备库。
只不过自从徐光启去世之后，科学进步党一直没能选出一名获得全党上下一致认同的党魁来，现在分成了以温体仁、孙元化、吴淳夫等各自为首的小团体，使得科学进步党的声势下落了不少。
而新东林党这边，自从钱谦益两次组阁之后，这个脱胎于东林党人和传统士绅阶层的政党倒是呈现出了蒸蒸日上的势头。钱谦益为人宽厚，颇有些所谓烂好人的性格，因此新东林党内部倒也比从前的东林党人要团结的多。
但是这并不代表新东林党内部没有派系，钱谦益最为倚重的弟子瞿式耜是一派，新东林党在朝中的祁彪佳、刘斯琜是一派，新东林党在地方上的代表何腾蛟、堵胤锡、傅上瑞等人又是一派。
当听闻钱谦益主动要来了对于左顺门上书事件的处理权力之后，瞿式耜和何腾蛟等人认为现在是本党主持朝政，金圣叹、吴伟业等人在这种时刻上书要求皇帝下罪己诏，把天灾和新政联系起来，显然是意有所指。
如果从轻发落金圣叹、吴伟业等人，无疑就是给天下士人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认为朝廷也并不是完全不认同这些人牵强附会的说法。一旦灾害继续延续下去，这种情绪就会转化为对于朝廷和皇帝的愤怒。
自我大明朝开国以来，乃至历朝历代，只要不是末世，从未听说过有皇帝犯错，而大臣们都是清白无暇的。那么任由这种民间的情绪发酵下去，皇帝固然不得不认错，而执政的新东林党也同样是要被清算的。
因此即便平日里对金圣叹、吴伟业才情颇为赞叹的瞿式耜和何腾蛟两人，此时的意见也是和崇祯一般，主张对这一事件从严从重进行惩处，以警示天下人，不要拿神鬼之说来攻击朝廷的大政方针。
不过祁彪佳、刘斯琜这些京城清流却苦苦劝说钱谦益，要挽救金圣叹、吴伟业两人，认为他们乃是读书种子，人才难得。更何况，根据天人感应之说，他们两人讲的也并不为过。陛下这些年的行事的确是有些过分，不仅处处有违伦理纲常，现在连士大夫们的体面都不给了，直接要求士大夫和平民一样纳粮服役了，这还不许别人抱怨几声么。
钱谦益一向优柔寡断，在两方人员的交替说情下，更是迟迟未能作出决定。新东林党剩下的中间派党员也因为钱谦益的软弱性子而感到失望，开始渐渐为两派所分化。于是左顺门上书事件尚未有定案，新东林党内部倒是差点因此而闹出分裂来了。
朝中官员不是加入了科学进步党就是新东林党的党员，至于剩下的那些小团体现在都已经差不多自行解散，选择两党之一加入。新东林党的内部分裂，对于科学进步党的党员们来说，就和隔岸观火一般开心，毕竟他们加入政党的目的也是为了上进，新东林党的连续执政，已经让不少科学进步党的党员们甚为眼红了。
比如温体仁看到左顺门事件的发展之后，就有些跃跃欲试了起来，他同自己的党羽唐世济、谢升商议着，想要趁机再给钱谦益放一把火，让其从首辅的位置上主动退下来。
就在这样的风雨飘摇的处境中，钱谦益终于决定听取柳如是给他的建议，大张旗鼓的查办此案，但是却一个不杀。这样既能够满足皇帝和党内强硬派的要求，却又不会太过得罪清流和江南士大夫们。
钱谦益的决定自然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于是清流及江南士大夫的怒火迅速从皇帝转向了首辅和内阁。此前他们对于皇帝的批评还是非常隐晦和注重方式的，毕竟崇祯手中掌握的权力比其兄长和祖父要大的多，这些士大夫们还是有些担心自己和家族会不会受到报复的。
但是对于首辅和内阁的批评，他们显然就大胆的多了。在大明时报没有发声的状况下，民间舆论几乎就是在一边倒的批判钱谦益和他所领导的内阁，给钱谦益贴上了伪君子的标签，这让钱谦益也是有些惶惶不安了起来。
不过也就在这个时候，朱由检在崇祯十二年的授爵授勋仪式上，公开表达了对于钱谦益对左顺门事件处理方式的支持，并向众人如此说道：“…有些人总想为这些人的行为找借口，认为他们的上书是出于赤子之心，并不带有什么恶意。
但朕以为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臣民向君父陈述意见的事件，而是某些人试图利用上书为自己捞取个人利益的政治事件。
大家都很清楚，当前的大明正面临着百年一遇的大旱灾，在这个当口全国上下都应当团结一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有粮出粮，帮助灾区百姓共同度过难关，这才是大明当前的第一要务。
但是，就有这么一些官员和缙绅，他们平日里常常把百姓的利益挂着嘴边，可一旦为了百姓的生存动了他们的利益，这就变成了朝廷与民争利的恶政。在朕看来，某些官员和缙绅心中并无百姓，也无君父，他们心中只有自己而已。
仅仅因为朝廷赈灾会触动自己手中的那么一丁点利益，他们就不惜借助天象示警来恐吓朕，试图挑起朝中的政治斗争，搅黄了朝廷对于灾区百姓的拯救行动。
朕要在这里说一句，他们这是妄想。就连普度众生的佛门都有金刚护法，知道除魔卫道，方才是真正的大慈悲，难道朝廷手中的政权就是中看不中用的摆设吗？
为了保证朝廷赈灾各项政策的落实，朕将会毫无保留的支持内阁作出的各项征粮政策。任何敢于抵制征粮政策的集团也好，个人也好，都将会被视为国家之敌，国家将会动用强制性的武力进行镇压，直到消灭…”
自崇祯七年之后，授爵授勋已经成为了每年例行的一项政务。和过去的爵位代表着特权和财富不同，崇祯朝的授爵授勋更像是一种荣誉和身份。而且授爵授勋的对象也从军人扩大到了官员、商人和各行业的劳动模范。
特别是在崇祯十二年，为了筹集赈灾资金，崇祯下令出售了30个子爵爵位和90个男爵爵位。虽然大明的勋爵已经很少从皇帝那里获得赏赐，但是获得了爵位的人员依然拥有着见官不拜、面见皇帝和入选元老院参政的权力，特别是这些勋爵在海外时都能获得属国的优待，因此大明的爵位对于商人来说还是极有吸引力的。
这120个爵位，几乎占了过去数年里朝廷册封爵位总数的一倍，但是出售这些爵位获得的收益也是极为庞大的。子爵的爵位平均价格约为25万大明元，男爵爵位约为10.8万大明元，此次出售爵位给户部增加了1722万大明元的收入。
如此庞大的爵位拍卖收入，让原本极为抵制的出售爵位的官员们都感到相当震惊，这笔巨款已经足够让朝廷解决掉目前面临的大多数麻烦。然而让人诧异的是，依然有商人和工厂主对于爵位的拍卖方式不满，认为本次爵位拍卖中限制过多，让许多人无法参加，这显然是有人做了手脚。
对于朱由检来说，这次拍卖爵位获得的金额，也是让他有些震惊的。毕竟一开始他觉得有个三分之一的数目，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他未曾想到，这些口口声声喊着生意难做的商人们，居然轻易的就调动了这么大笔款项，为自己购买了一个不能世袭的爵位。果然，户部的税务部门，完全不是这些奸商的对手啊。
PS：崇祯十二年，金银纸币的兑换价：1:15.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