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在我的身体上起了明显的反应。阳光像一只灼热的手臂在我身上跳跃，把我仅有的那一层薄薄的脂肪也拿走了。
我母亲建议我不要再喝茶，她说我浑身上下都是一根根肋骨，完全是喝茶太多的缘故。
晚上，我在卫生间洗澡的时候，回想起我母亲的话觉得可笑，肋骨怎么可能浑身上下都是呢？我把手指轻轻在肋骨间滑动，白皙细润的肌肤透发出一种勃勃的生命力。在紫罗兰浴液的浸润下，我的身体光滑得像一束阳光。热水的蒸气腾满卫生间，雾气，我感到自己的身体被虚化了。
母亲说我苦夏。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她可以在某个夏天消瘦而在另一个夏天胖起来，那么她的胖瘦就与夏天无关。我正是这样。我身体里的季节与大自然的季节无关。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像在游泳池似的，穿着胸罩和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三角内裤，走来走去。我母亲生气地望着我，毫不掩饰地把她的头沿着她的目光摆来摆去。然后说，任何一个男人都能把我的胳臂和腿还有腰毫不费劲地撅成好多节，装进皮包里。并且，再一次规定我的饮食方案。她说着，我却转身走进卫生间站在镜子前观看自己，我并不以为然。我欣赏着镜子里那最夺目的地方——挺拔而温暖的胸部。那么年轻地向往着生命，一点也不因为夏天的消瘦而动摇。我离衰老还遥远。我还没有和老巴结婚，怎么可以衰退呢。
当母亲向我宣布完饮食方案回过头望着我时，我正从卫生间出来站在她身后。
“听清了没有？”她说。
“当然。”
我随手关上自己的房门，把我母亲还在说着的话关在门外边。
门上是一张世界地图，我望着澳洲那硕大广袤的地域，望着那幽静缠绵的巴斯海峡，内心充满了思念。我原地站着，精神却开始了遨游。我想象当夕阳慢慢消失的时候，我和老巴伫立在维多利亚沙漠金黄色的空旷里，我们背风而立，我长长的黑发在耳畔飞扬起来，袖管和裤腿鼓荡出凄厉的风声。阒寂中，心脏在我的一根根肋骨间弹拨出竖琴一般悠长而动听的乐声，这乐声弥漫在空中悠荡。还有那些神秘的土著，在漆黑阴森的夜晚，月亮极淡极柔，土著们赤脚在荒原之上踏出的鬼魅般的足音会使人毛骨悚然，感到那空灵的神祇真的在叩击你的心。这样一幅幕天席地的画面吸引着我，感动着我。我给老巴写了信，让他想办法使我们可以在澳洲团聚。
晚上吃过饭，我准备出去发信，我母亲建议一起出去，顺便在楼下的街心公园散散步。我在房间里闷了一天，一走到外边便感到傍晚的好像是在蒸锅里晾凉了的空气格外清爽。在楼下林荫路的栅栏边，坐着一溜老人，各自摆弄着手下大大小小瓶子里的各色品种的热带鱼，那些鱼儿娇艳妩媚；还有几只玻璃瓶里浸着鲜绿清翠的水草，那水草有的灵秀薄嫩，有的肥硕宽厚；青蛙在一只褪了色的木盆里聒噪喧哗。老人们在悠闲迟缓地叫卖着各自的货色，透着一般清淡。我母亲站住，盯着一只漂亮的空鱼缸。我真担心她忽然动心把它买下来。我母亲心境格外好，生活的趣味也多起来。家里有十几条小花鱼，“男女”比例谐调，它们被分别装在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玻璃瓶里。我母亲总觉得不规则，一直盘算着要给它们买一个大玻璃缸让它们住在一起。可是，我自始至终认为鱼儿们各自住在不同的玻璃瓶里挺好，这样可以保持个性自由。我以亲身的经验跟我母亲说，如果没有一点独处的余地，那么就会很孤独。被剥夺了内心空间的热闹，是一种更深刻的孤独。
我母亲说，“那么你到澳洲干吗去呢？澳洲和这个玻璃鱼缸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回事。”她又说，“不同种类的鱼在一起也许能生育出新鲜品种的小鱼。”这是吸引我的说法。我喜欢杂种！任何一种杂种，你都会感到那是一种创造，而不只是一种简单重复的繁衍。
我们望着石阶上那只漂亮的空鱼缸举棋不定。可是，望着望着，那只鱼缸忽然碎裂开来，我们和卖鱼老人彼此看看，面面相觑，都很吃惊，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神力将它击碎。
夜幕慢慢垂将下来，满目林荫绿色变得黯然。我母亲一边走一边说：“这很不吉利。”我不想说话。此时，正是北京夏日最令我神往的时光，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和遥远的思念。夜晚的昏暗，给人们的面孔涂上一层保护色，心神躲在这朦朦的保护色里也就自由起来，可以安然坦然地沉湎于内心了。
哦，北京—澳洲，多么遥远。无论你把想象的手臂伸得多么绵长，你都没办法真正触摸到南太平洋的气息。然而，这横亘在我和老巴之间的思念，总有一天，我会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航程就把它走完。
此刻，那里肯定也是一片茫茫星空吧。
天气沉闷无聊，凝滞得纹丝不动。这种天气即使你把窗子全部打开，也不会从外边流进来一点鲜活的色彩与气息。
老巴寄来了一封厚厚的信，我每星期五或六可以收到他的信。他的中国话仍是磕磕绊绊，但总能冒出一些新词出乎我的想象和意料。看得出为了写信他付出了很大努力。但他毕竟还是个男孩，在心灵方面单纯得有如一张白纸。比如，这次信封里，除了一份“来澳大利亚旅行者检疫条例须知”，就是一封长长的先是情义缠绵而后是义正辞严的信。他问我为什么他把心都给了我而我还孤独。我叹叹气，只好再写信去解释。他不会懂得孤独感于某些人来说与生俱来，经年不去。我只想告诉他，这与他毫无关系，与我们俩的关系毫无关系。
我母亲刚刚洗完澡出来，她裸着的上身使我想起小时候与我的哥哥养在纸盒子里的透明的春蚕，她的沉甸甸的乳房像悬挂着的圆润的沙袋。她平时也对我称它们为故乡，说我是吃故乡的奶长大的。于是，我的思路就又落在老巴身上。
我母亲问：“你们是不是有了战争？”
我说：“没有。战争属于十八岁。”
然后，她开始炫耀她这大半天的工作成效。她从早晨一睁眼就坐在书桌前审理稿件，不吃不喝，一天干了一星期的活儿。她说：“今天的效率之高像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作似的。”话语间的神情充满了对大锅饭主义的迷恋。
说真的，我一直无法认同她那样认真投入的意义。她被落实政策后就担任了《育苗》杂志的主编。这本杂志里尽是关于德育量化的文章，教育孩子们这样做你的德育是多少分，那样做你的德育又是多少分。我对此不屑一顾。我觉得这太公式化、太共性化了，以为她实在是浪费国家的纸张。我对她曾谈到过那种“肯于自我牺牲的骗子，性情温良的小偷，以及把收一分钱付一分货视为荣誉攸关的妓女”，我问她这怎么解释？怎么打分？她说这与孩子们无关。我说：“助人为乐与孩子们有关。助人为乐本来应该成为人们的习惯，没必要做点应该做的好事就非要孩子们去刨根究底地挖掘什么指导思想。”
我母亲并不反驳我。
她只认定我从小就是个“问题儿童”，过于偏激，爱走极端。也许她是对的。世界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这会儿我自然没有想这些问题。我的思绪一直沉浸在由我母亲刚才赤裸的上身所引发的遐想中。我盼望着与老巴团聚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十月，在北京秋雨茫茫的那个十月，我终于坐上了飞抵墨尔本的航班。老巴的祖父在悉尼，但老巴在墨尔本大学上学，所以我还是先去了墨尔本。飞机带着我轻舒银臂，高昂着头颅，腾空而起，越过无数朵白云和五彩的飞鸟，以拥抱的姿势飞向他的怀抱。
墨尔本正是春末夏初，清晨的薄雾散发着绿草和丛林的芳香，空气是潮湿的，抚在肌肤上给人一阵沁人心脾的感觉。
一双大手就带着这种芳香和潮湿猛然拥向我，当我看见他那秀美而羞涩的面颊的时候，我的身体已被他的胳臂悬在空中……
我们在机场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般地奔驰。昨天我几乎一夜没睡，过分的激动使我无法安宁，此刻我头疼极了，车子飞一样的滑行使我一阵阵要呕吐。车窗外的街上空无一人，两旁辽阔的草茵和繁茂的树木变成了绿色的晨风飞掠而过。我们想说的太多，不知从何说起，干脆先不说什么。胸前的安全带使我感到憋闷，我把它拿开了，疲倦慵困地靠在他的肩膀上，竭力使自己从不适中宁静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澳洲那边在我的脑子里除了是一张用金黄与浓绿涂抹的地图之外，其他记忆一片空白。除了市区街道的繁华以及澳洲南端湛蓝的巴斯海峡和洁白的海鸥，我并没有听一听维多利亚黄金般的大沙漠里风儿鼓荡出的清寂乐声，看一看土著们在荒原之上踏出的鬼魅般的足迹，甚至没有来得及与老巴一起品尝一下那五彩缤纷、眼花缭乱的墨尔本的夜生活。在我还没能来得及从他那美妙的怀抱中抽出身望一望外面的蓝天和绿地的时候，我已经坐上了返回北京的班机。
那一天，我们先去了坐落在墨尔本南端巴斯海峡身畔的他自己的公寓。站立在公寓的百叶窗前翘首南望，巴斯海峡风平浪静，微波涟涟，清漪缠绵，船舶荡在水中显得格外悠闲。隔水望去，正好与塔斯马尼亚岛遥遥相对，海风柔柔地迎面而来。我洗过澡，吃了一片自己随身带去的佳乐安定片，便上了床，我想先睡上几小时消除一下疲劳。他说他也要上床躺在我身边。望着他那无法拒绝的孩子般的坚定，我顺从了他。躺在松软的床上，他把我紧紧抱着，我闭上眼静静听他慢声诉说。他说他已经买好了当晚去悉尼的机票，他回祖父家安置一下就回来接我，他想把我正式介绍给他祖父，然后我们就结婚，以后再一起回中国探望他父母。我问他悉尼有多远。他说飞一小时就能抵达。身在异乡，我只有听任他安排，便不吱声，朦朦胧胧似睡非睡。渐渐地我被倦意和身边的柔软所完全占领，就昏沉沉睡去。
也许睡了二十分钟，也许是半小时，我被他低低的然而急促的喃喃声唤醒。他在说“故乡”。他见我清醒过来，又马上开始道歉。我端详着这近在耳畔的英俊的身体，他比两年前健壮了，肩膀略微宽了些。可他的神情依然羞涩，他的眼睛依然像是思念着一种遥远的东西，使我无法抓住那思绪的终点。他依然是用磕磕绊绊的中国语言表达他的愿望，然后等待我的身体做他的诱导。那海滨之夏最初的情形在我和他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我并不适于这种角色，但为使他安于他的角色，我愿意适应我的角色。我多么喜爱眼前这痴痴的少年般的羞怯之态啊，这情态就是我愿意为他付出身体和怜爱的全部动力，这情态就是调动起我周身欲望和恋情的全部源泉，这情态就是使我产生情欲之外的感情的全部缘由。我愿意为这情态放弃我所有的矜持和骄傲，放弃我骨子里面的尊严与高贵，放弃上帝赋予每一个男人和女人的爱与被爱的规律。这柔情正是我渴望得到的，满足他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一阵感动，正像旅途上的倦意一样强烈，涌在血液中。
我把头埋在他的胸膛上不住地亲吻，并且要他也这样对我做。他就听话又急切地做起来。他的喃喃声又响起，他说他每晚都假设我躺在他身边，他总是想象和练习，希望见到我的时候可以做得像一个真正老成的男人。他渴望我看他的身体，看他到底有多么大，以证明他是个完完全全的大男人。他没有任何秘密，像阳光一样简单透彻，像他的数字一样清晰准确。他说他无法看清我脑子里闪烁不定的忧悒与欣喜，他无法弄懂我身体里跌来荡去的谜语与隐秘，他无法消化我过于复杂而混乱的情感。他说他不想再活在对于“故乡”的幻想里，更不想面对于我的时候永远在惯性里沿袭。他说他每一天的努力就是发展他的头脑和体魄，战胜自己，以理清远在北半球那一边的那个女人。
他不住地诉说，急急切切，我听得清晰。他匍匐在我身体上，我只能利用机会才能喘息。后来他停止了诉说，我才想想他急切的时候说的是英语。这可怜的与我同一血统的人一着急就只能说英语。奇怪的是，我全听懂了，我从来也没听懂过这么长这么长的英语。
在这样一个远离中国的由巴斯海峡环抱的一所公寓里，百叶窗阻挡了灿白而锋利的阳光，窗幔的颜色显得格外黯淡。两个属于地球那一边血统的异乡人沉醉在爱情的奉献里。她为他感动得泪水盈盈，他的需求就是她的需求，他的愁绪就是她的愁绪。在她的心里对于地球那一边的国度有着太多太多记忆，关于童年，关于家庭的废墟，关于尼姑庵的秘密，关于在那片大地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风风雨雨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动荡。她想向他诉说，但她无从说起。他来自那里，却对那里一无所知，他没有历史，他的心灵单纯洁净得像一张白纸。她为这张充满渴望的白纸怜惜，为它感动，为它奉献。她无法说清自己对于这个年轻英俊、羞涩怯懦的脸颊的迷恋来自什么，那脸颊使她崩溃。他身上仿佛存有一种无声的呼唤，那呼唤使她忆起已经远远遁去了的岁月，使她无法自制地必须发动起自己的身体，也调动起那久违了的情欲之外的东西。他是用他的羞涩和稚气得到的她，而她却把他当做她自身的某一种东西的延续。他把她紧紧搂抱着度过了一个下午，他简直就是专为她而生，他一遍又一遍对她说“来”，“再来”，她只会顺从。她的思想面对这样一个单纯稚气的头脑无能为力；她的情感与头脑的复杂混乱，天生就是这简单明了的男孩的俘虏。
月亮已经升起了，房间里的一切开始模糊，他和我的疲倦的身体沐浴在月光里，这氛围给我们的事情平添了一种美妙绝伦的意境。
我仰望着窗外的星空，暮色中我可怜的母亲、绝望的父亲以及早年我的露着豁牙的小哥哥的面孔一个一个向我涌来。此刻，我们同顶一个硕大的夜空，可是他们离我有多遥远呢？我无从所知。窗外，闪烁进来一道道黄绿交加的什么光芒，这光芒使我看到了早年尼姑庵里绿意缠绵的天空，那个面孔，那个遥远了的影子穿越了大洋，穿越了年华，在我眼前闪烁。我越是想遗忘的东西，越是在这宁静时刻变得清晰。我疲倦不堪，闭上了眼睛。
这时，他问我“好不好”。
我说“要死掉了”。
窗外宁静得要命，没有一丝嘈杂声。我们没有打开灯，只是聆听那凝固的时间在空气里喘息、徘徊、悠荡。
晚上九点一刻，他去赶飞抵悉尼的航班了。他说他多么不想这就离开，他要我等待他两天，静静地等待，然后我们一起去悉尼结婚，就住在他祖父家里。他孩子般忧郁着磨磨蹭蹭，他说一路上只想着我，不给任何一个人一丁点空隙。
墨尔本街头洁白如洗，风光旖旎。只是人影凋零，空荡肃然。住在距市中心只有十五分钟路程（小汽车行驶速度）的街道上，已很难遇上一两个路人，除了奔跑的小汽车，就是辽阔无际、绿草如盖的草地、树林。苍蝇花花绿绿，美丽而硕大，人们把草坪上的飞舞的苍蝇视为小生命，大自然的装饰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