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思维活动：思维完整。讲话基本有中心，但有时文不对题，句与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常蹦出一些哲言似的诗句。语量中，语速中。自述有英文仪器暗示她情报。考虑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无乱说乱走行为。
3．注意力：不集中，东张西望。自称头疼，有时低头沉思不语。
4．记忆力：不完整。说不清自己是谁。
5．智能：很好。心算一百减七连续递减，答案正确。能准确回答“过河拆桥”、“虚张声势”、“阳奉阴违”的意思。能准确说出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首都名称。英文发音准确。
6．自知力：否认有病。但听从住院。
（三）情感活动：
大部分时间独自沉思。对家人（家里只有母亲）感情深。对周围人事格外敏感。内心丰富。
（四）意志、意向、行为：
神情清晰、有高级意向要求，无冲动行为。
（五）个人既往史、家族史：
身体健康，无传染病，无癫痫史，无头颅外伤。出生在艺术之家，家族无精神病史。
PE：神经系统正常。T37°1。心肝肺肾无阳性体征。
ME：神清。定向力不完整。引出感知觉综合障碍，释意妄想，冒充者综合征。
首次住院，轻型护理。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日
我跟着一位细眼睛长脸的护士向住院部病房走去。医生的办公室距离病房大约有三百米远，要经过五个上锁的大铁门。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走在监狱的甬道里。我心跳得要命，脚步慢下来。
“怎么了？快到了。”小护士说。
那里边将是怎样的世界呢？我努力控制自己，决不能恐惧！决不能把这之前的一切毁掉。
“一扇扇大门上的锁在我眼里变大，大得像一间黑暗的铁房子。”我对小护士说。
小护士没说什么，拿出一支钢笔放在手心，问：“这是什么？”
我立刻知道她在测验我什么。我读过不少精神病的书，有一阵我曾对精神分析发生过强烈兴趣。于是，我说：“拐棍。”
小护士不屑地一笑，把钢笔收回去。“那是你视物变形。走吧，别怕，根本没有什么铁房子。”
我跟着她又走。一路我一直思索：铁锁和空间到底哪个更自由。我试图努力说服自己铁锁所带来的封闭要比现实空间具有更辽阔的内心自由。我就带着这个信念和恐惧，走进了我的病房。
在小护士推开房门我迈进病房的一瞬间，一张张千奇百怪的面孔和一双双神色各异的投向这个世界的眼睛，几乎使我昏厥——这是一个白日梦的世界。
三
我按照护士的命令，换上一身淡蓝色竖线条衣裤，那身衣服裹在我身上旷旷荡荡。我原地打个转，衣服立刻鼓荡起一股带有“来苏儿”气味的风。那风当然不是阳光下在街上窜来窜去的快乐的风，而是沉睡在梦里的那种无声无息古怪奇异的风。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五.五号，以后大家要互相关照，别什么破事都找护士，听见没——”
一道黑影子嗖地蹿到房门外，拉开一条细缝观望。
“影儿，回到你床上去，外边没人。”
那个叫影儿的女人把房门关上，使出全身的劲儿把门关得紧得不能再紧。然后抬起右手，把手表向前拨了半圈。
我还没看清楚她。只觉一道黑影儿一晃就立在我跟前。
她把我从护士身边拉开一段距离，悄悄而神秘地趴在我耳边说：“你刚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这门外边有密探，我重新调整了宇宙时间的键盘，以前的时间成为一堆废纸了。现在，你对一下手表。你的眼睛使我信任你。”
“谢谢。”我紧张得嘴唇发麻，像吃了一碗四川麻辣面条。然后，我按她的手表调整了指针。
她的干瘪的瘦脸像一只陈年的核桃，经纬交叉网络稠密。她冲我诡秘地一笑，满脸堆着机密，然后就离开了。她那极瘦小的身材犹如一枝干树杈，病号服在她身上呼呼啦啦飘荡，像是随便挑着的一面星条旗。
“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儿有七张床位。”小护士指着我的邻床五.六号说，“这位是靳远，国际政治学院的研究生。已是恢复期，你有什么事不清楚就问她。”
这个圆脸高个子的中年女人站起来，文雅大方地跟我握了一下手。她的微笑和善又有教养。我觉得她比正常人还正常。
“她是隐型病人。在病态的精神状态里，她工作，然后又考上大学，现在正读研究生。”护士说。
真了不起。我钦佩而又同情地看着她。她一定承受过我无法承受的东西。
“这位是，”护士指着五.四床，“五.四杞子。”
我注意到从我一进屋，她就双手抱住两只脚紧张不安地靠墙坐着。
杞子看了我一眼，更急切地埋下头想把脚抬到肩上。
“她的脚怎么了？”我问。
“这人这里的思维有障碍。”小护士指指自己的脑袋瓜。
“那位是五.七。嗨五.七，把你的枕巾从头上拿下来！”
“不行，不行，饶了我吧，我活不过今天了。”
那位五.七死死把枕巾包在头上，面容表情显得无地自容痛不欲生。
这时，从房间的一角跑过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抓住我的胳臂就自我介绍起来：“我叫华君军民鱼水情平均主义大锅饭千钧一发一发千钧向解放军学习。”一转身她边唱边正步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这位是躁狂症，联想障碍，有时候音联，有时候意联。你千万别跟她说话。否则你就别想收尾脱身。明白吗？”
“明白。”
“好了，你现在休息吧。晚上五点钟去饭厅吃饭。”
她转向五.六床：“靳远，吃饭时你带她去。”
“行。”她抬了一下头，冲我笑了笑，又埋下头继续看她的书。
我坐下来。床单皱皱巴巴。
“明白了吗？”小护士问。
“明白什么？”
“这是哪儿？”
“P城精神病医院五病区五.五床。”
“很——好。”护士冲我很满意地点头。“那么，你告诉我，你家住在哪儿？”
“我……”
“告诉我，好好想一想，我好通知你家里看你来。”
我用手蒙住眼睛，努力做出不使回荡在房间里的高亢兴奋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以及伴随着的铿锵有力的正步走声扰乱我的神思的表情。
“我……有妈妈。”
“她住在哪儿？”
我轻轻摇摇头。
护士的脸又长了。
我望着她，望着望着情不自禁地说：“你脸上奔跑着一条驴，你的额痕是它的道路，它将把岁月缩短。”
“又乱了又乱了睡觉吧。”
她出去了。
现在，我多么感激我那位文学老师教会我“第三宇宙”的语言啊！这帮了我的大忙。
我躺下来。从上午离开家（我给我母亲留了张字条，说我寒假要到郊外的一个女朋友玩意家去住些天，在那天高地阔悠闲的小风里散散心），一直到现在，我始终处在紧张的扮演角色中，无论是对警察还是对医生，我相信我的表演技巧很成功。我所以表演一番，是为了过几天不用表演的日子。
这会儿，我的确累了，头痛得要命，脸颊也很烫。我一累了就这样。我总是和人家相反，在人家眼里我的气色红润润显得格外健康的时候，准是我最累最头疼的时候；而当我悠闲无事身心舒服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的脸色不对头。
天花板上画着一副黑色眼镜，那眼镜一个圈大一个圈小，很滑稽。看着看着，忽然我父亲的面孔出现在眼镜后边。我父亲就常戴这种深刻的黑色眼镜。平时，我很少想到他，几年前他和我母亲分手后，我几乎很少见到他。想起他的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差不多也只是此刻这样的一副黑眼镜，也许再多上一本什么书，其他的部位，比如嘴、鼻子、脸孔都淡化在黑眼镜后边了。
我现在想起他，是因为他曾经真正失去过记忆。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中国的“文化革命”刚刚开始，我父亲的头发一半被剃秃了，另一半却像一簇野草那样又干又长。我想，现在的青年再时髦也比不过我父亲那时的发型“现代”。当时，红卫兵也许是看着他的脑袋很开心，就顺手拿起什么铁棒像敲铜钟儿似的在我父亲的脑袋上来了一下。这一下，他整整两年时间丧失了所有的记忆；这一下，也救了他的命。“文化革命”最激烈的那两年，他睁着眼睛在真空里睡着了，做了两年的白日梦，偷了个悠闲清心。不太幸运的是两年后他清醒过来，醒过来却开始受罪。当时，全中国各大院校都有我父亲的大字报，全要捉拿我父亲的灵魂归案。
我父亲头颅重伤的那一天，我正好三岁。我母亲实在是个伟大的女人，她照顾我父亲，抚养我，还要独自承担政治上的极大压力。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我很少想起这些，我觉得那时真可笑，那疯狂的岁月啊！
现在，我父亲生活得很不错，著个书啊立个说啊，还会发明流派、宗旨什么的。他娶了一个有两个儿子的女人。那两个儿子一个叫笨笨，一人叫屁屁。不知为什么，我一听这两个孩子的名字，就认定这个女人挺棒的。
记得我第一次见那女人纯属偶然。那是一个雪天，很大的雪，天上地下白蒙蒙混沌一片。我穿着一件洋红色毛外衣和一双高腰红色皮靴在洁白的雪上漫走。我并不打算去哪儿，只是瞎走走。又凉又湿的空气吸进去很舒服，眼睛里是又宽又阔的童话。这时，我觉得身后有个人总跟着我，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并不想问我什么。我就继续走。可是，她还跟着我，而且距离近得马上就会踩到我的鞋后跟。
“您有什么事吗？”我转过身问她。
她好像从一种很专注的神情里清醒过来：“不，不，我只是看看你毛衣的图案。”
我笑了，站住脚让她看个清楚。她说她已经看清了。
然后，我们一块往前走。她告诉我，她有时候在街上看到好看的毛衣，就跟着人家走，走不到一百米，她就能看懂那种花纹的织法。
又走了一会儿，她站住，指了指路旁的一座小红楼：“到我家里去坐坐吧？”
我正无聊，也不知道怎么就跟着她上了楼。
一开门，迎面而来的就是现在病房天花板上那样的一副黑眼镜，然后我看到了眼镜后面我父亲的脸。
世界真小！这女人是我父亲的新一任妻子。
那天，是我第一次去父亲家。后来我把这段奇遇告诉我母亲，她对这段奇遇本身并不以为然，大概是她在戏剧学院当导演的缘故，她看够了人间的各种戏剧。她只是觉得那两个孩子的小名不错。你看，我跟我母亲总有相同的东西。
可是一转身，她就犯了老毛病，“唉呀，你怎么这样大胆，独自去一个陌生人家呢！要是坏人……”
“行了，妈妈，又来了。”
我母亲总是担心我有个三长两短，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母亲都有一点关于自己孩子的被害妄想。我母亲的想象力比较发达，所以妄想得比较突出。
从我小时候，一直到现在，只要一下雨，我母亲就得给我讲一遍一个小女孩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实在不愿再讲，宁可去爬十座大山。那故事的结局是，这个蹚水玩的小女孩掉进了马路边敞开盖的下水井里。类似这样的故事我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很多。比如刮大风的天气不能出门，因为地上会有比毒蛇还致命的断电线；不能在结冰的湖上行走，别管谁拉你，也不能跟着去逞能……之类之类的很多故事。这些讲给三岁孩子的故事我母亲对我讲了多少遍我记不清了。
所以，今天我到精神病医院来的事决不能对她透露半点。尽管她是搞戏剧的，可是偏偏不允许我在生活中来一点戏剧性的东西做调味。她要是知道我此刻在这儿，那么，她每一分钟都会想象我的眼珠就要被人抠出来了，她女儿美丽的大眼睛就要成为两个黑洞洞的废墟了。用不了两天，她就会涕泪滂沱地被送到精神病医院住进一等病房。
天花板上的黑眼镜晃起来，像一条游动的眼镜蛇窜来荡去……
我走进一个又宽又大又破的黑房子。脚下的皮靴把地板敲得叮叮咚咚，像歌儿一样。我身上穿着我男朋友Q从华盛顿寄送给我的那身黑色鹿皮衣裤。
一个声音从四周弥漫起来。
“你身上的茧子太厚了，厚得认不出你了。”
我向四周环顾，没能找到声音是从哪儿发出的。只有空荡荡的回声在蔓延。
我看看自己的手，又摸摸脸，说：“我没有茧子。”
“茧子在你身上生了根，你已经看不出它是茧子了。”
这时，模模糊糊晃过来两个人。一个人手里拿着大铁锤，另一个手里拿着铁钎子。他们向我移近。
我说：“你们是谁？”
那声音说：“你看惯了身上裹满茧子的人，自然认不出我们了。”
他俩已走到我跟前。这时，有两束光投射下来，好像是舞台上的那种聚光投射，他们各自站在一个光圈里，赤身裸体。我才看出，原来是玩意和点五。我大学时的朋友。前边那位爱唱爱跳又爱说，她能把我们身边所有的事都演成小品节目；后边的那位，是个深刻人物，总爱讲半句话。于是大家叫他点五（0.5）。
点五说：“看看你身上这层黑皮吧，还舍不得……”
玩意说：“你脸上的血色全被遮住了。”
他们俩拿着家伙就朝我过来。
“先从你的脸孔下手吧。”
“我没有茧子没有茧子……”我喊。
忽然，有个什么东西压在我脑门上，我猛一下坐起来，睁开眼，出一身冷汗。
四
“你怎么了？”
“喔，”我稳了稳劲儿，“梦。”
房间里仍然热热闹闹，刚才唱歌的那位，这会儿正一边哭一边笑。
“闭上你那张猪嘴！真臭，你的声音真臭！”倚在墙角的“影儿”呵叱一声。
房间里静下来，除了有两个女人抱在一起低低抽泣，其余的人都在自己的床上冥思苦想，心事重重。
“你叫什么？”靳远问。
“五.五。”
“我问你的名字。”
“这，无关紧要，叫什么都可以。”
“你就为这个缘故被送到这儿来的？”
“对。”
“噢，其实……”
“什么？”
“其实很多人都忘记自己了，只不过人家没有说出来。你却说了出来。而且，而且把内容给形式化了，是吧？”
“你这么看？”
“这么看！”
“对路。”我有点兴奋。
“我看你没病。”靳远又说。
“不，我有病。”
她站起来，走到自己的床头，从小桌子上拿了一杯水过来。她虽然年近中年，但身材依然很苗条，走起路来犹如仙鹤信步闲庭，有一种荡漾的韵律感。她又在我的床上坐下来，一边喝水一边说：“你得向护士要个水杯。”
我问：“你呢，你怎么来这儿的？”
“我？说了你也不信。”
“怎么？”
“我，为了正义。”
“正义？”
“我丈夫是个不正派的人。当然，我只是跟你说说，我要是再继续跟医生这样说，就别打算出院了。”
“怎么回事？”
“我丈夫是国家情报局的，经常搞一些外文翻译。一年前我就发现他有点不对头，他神色紧张，自言自语。问他，他只是模棱两可含含糊糊。后来他的自说自话越发严重。他可能是怕我听懂他的心事就用德语自己说。我问他，他却说我有病，说他压根就没说话。”
“他不正派，是乱搞女人吗？”
“不。他对女人对性生活兴趣不大，挺冷漠。每次我找他，他都显得很厌恶。”
“你们过得不好？”
“当然不好。”
我看看她，长圆脸上蒙着一层忧郁。眼睛不大，却很有神采，皮肤洁白滑润，嘴角很富于个性。如果用那句最老气的话来比喻，她的确是一架不错的“钢琴”。倘若碰到高手，一定能弹出动听的声音。
“他怎么不正派？”
“出卖国家情报。”
“你猜想的？还是有根据的？”
“他自然不会对我说。但可以观察出来。近来，他常和一些生意人来往，倒电视倒汽车什么都倒，可我一进屋他们就闭口不谈了。以前他可不是这样的人，是个清高极了的书生，现在不知是怎么了！他整天忙忙碌碌，眼光显得疲倦，走在街上逃避自己的影子。我想，他一定把影子当成我了。”
“他干吗要逃避你呢？”
“谁知道。有时候他说出走就出走，一走就是一百零八天。连个音信全没有。等他回来我问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好，他说没有。”
“他提出过离婚吗？”
“他说不离。无论是什么样的女人，当上老婆就全一样了。离婚，怪麻烦的。”
“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