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父母已经开始分居了，我还并不懂得男人与女人的事情，但我觉得爸爸妈妈睡在一张大床上才是天经地义，人家的爸爸妈妈都是这样的。母亲瘦瘦的，神情压抑，多愁善感，食量小得可怜。记得家里的阿姨被轰回老家最初的那些日子，给我和哥哥盛饭盛汤的事情就由母亲来做了，每每她总是说：“濛濛，你要多少？”那时我好像刚刚学会算术里的几分几分的概念，于是，我就说我要七分之五碗。记得母亲自己碗里每次都是比我碗里的少。晚间睡觉的时候，母亲就在我的房间里，和我睡一只单人床，睡一个被筒。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和父亲睡在大床上，母亲只是说我父亲的睡眠很容易被惊醒，母亲睡不着半夜里总要打开灯翻几页书，而书页的刷刷声和微弱的灯光会使父亲发脾气。于是，母亲就在我的单人床上睡下去了。我睡在母亲的怀抱里，像睡在天堂一样安全而美好，我的怯懦、忧郁、自卑在母亲的怀抱里，在一个个温馨的夜晚化为乌有。我觉得我的母亲是天底下最温情最漂亮最有知识的女人，也是最不幸的女人。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害怕着父亲，长期生活在代表着男人的父亲的恐怖和阴影里，因而使我害怕了代表着父权的一切男人。我对于男人所产生的病态的恐惧心理，一直使我天性中的亲密之感倾投于女人，而这种遥远地避开男人的心理是与“性倒错”毫无关联的。这局面一直持续到我遇到了那不该算初恋的初恋，遇见了一个崭新的男人的世界，方使我在心理上多年建立起来的对于男人的“城墙”被击倒、坍塌，才使我懂得了男人的温馨与美好。当然，这是后来的事了。
到了我父母真正快要分家的时候，我英俊的小哥哥已经长大，被南国的一个军区文工团招走当文艺兵去了。临走之前政治审查的时候，我的母亲厚着脸面屈着自尊老远地跑去给哥哥学校的领导送礼，那领导一边大声说着“共产党人是不讲请客送礼这一套的”，一边忙着打一个大是大非的电话，言语间流露出对我母亲这种鸡毛蒜皮的苟且之事的鄙夷。然而，百忙中他并没有忽略掉门外的脚步声，并且在那踏出脚步声的第三个人的脚迈进这间办公室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我母亲送去的礼物揽进他硕大的工作柜。在这一切忽然而起的忙乱之后的第二分钟，我的母亲长长出了一口气，心里踏实了，我哥哥的政审难关托这领导了。我的哥哥从此就离开了家。英俊、挺拔的我那从小就充满了对深入虎穴、浑身是胆的杨子荣和李玉和的崇拜的哥哥，平生第一次坐上了如梦似画的火车，终于逃离开这个压抑、窒息得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的家，一路唱着样板戏高高兴兴地走了，走了。
就在我写这件事前不久，有一天傍晚，太阳还没有褪尽，我忽然心血来潮，跑到小时候我和父母还有我的小哥哥一起生活过的故居。城南的那条小胡同曲曲弯弯，曲曲弯弯的童年就在那条我熟悉又陌生的胡同的尽头。院子宁静了，再也没有了我童年时的喧嚣。透过绳索上晒着的衣物所散发出的洁白的清香和某一个窗子里隐隐约约漫溢出来的舒曼的《童年情景》，我看到了院子深处那高高的台阶上的一溜房子。那房子锁着，黄昏已降临在新主人的窗台上。窗子像一只只深邃而黯淡的眼睛，从那眼睛的深处我看到了一个曾经属于我的家庭的毁灭，看到了在这个毁灭了的家庭里的每一个人的悲戚和忧伤。站立在眼前的这一排重修过的崭新的房屋，在我的情感里只是一摊荒凉的废墟。那废墟的颜色就是我童年的颜色。
那一年，我已经到了羞愧于在父亲面前裸身穿一件大背心的年龄，无论夏日里雷阵雨来临之前多么闷热，我仍然要在背心外面再穿一件汗衫。那里边已经有秘密无法掩遮了。我感到了光滑圆润的轮廓，感到了衬衫在那轮廓上轻柔的磨擦。
那样的一天终于来临。每一个少女都会在她的生命中经历过的那样的一天终于来临——山崩塌了，少女忽然发现大海就在身下，她感到那大海是无底的深渊，她惊恐、苍白、眩晕，她感到胀痛。她用手胆怯地触摸那悬口，才发现涓涓血流正从那里不由自己地涌出。手被那带着暖热体温的处女的鲜血染红。她还发现内裤里也全是血污，她换了一条内裤又换了一条内裤，大海不厌其烦地全把它们涂染得鲜红。她不知所措，不知道这与幻想与罪恶有什么关系，但她害怕那可耻的淋淋鲜血。她不敢走动，不敢喝水，因为那样会使她血流如注。最后她再也找不出一条干净的内裤了，只好把自己的擦脚巾放在裤子里两腿之间，坐在屋子里发愁。趁着父亲还没有回来，母亲也没有回来，她要在他们回家之前想出办法。她开始翻弄家里的药柜，她还看不大懂药物说明那一类文字，她也不知道自己体内是什么地方在疼痛，她只感到下坠，下坠，纤细的腰仿佛被系上一条千斤重的锁链，她站不住了，疼痛使她要呕吐，她在床上躺下，想象自己就要死了，只有等待，等待那无法预知的结局。这时，母亲回家了，问她为什么哭，她愧疚交加地指了指床角那还没来得及扔掉的最后一条内裤。母亲惊讶又欢喜的矛盾表情，使她急切等待母亲的第一句话，因为她还拿不准母亲的那样一种表情。母亲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去翻衣柜，在衣物深而又深的底层，埋藏着一个崭新的布带带，她以前从没有看到过。母亲教给她怎么使用，她羞涩地不敢抬起头看母亲，也不敢低下头看自己的身下，出着虚汗、手忙脚乱地学会了使用那条布带带。然后母亲笑了，告诉她每一个女孩子都这样，告诉她在那涓涓不息的流淌中，体内的宫殿就会慢慢成熟，告诉她那伤口几十年都不会弥合，那伤口也会长大，在这长大中一个女孩子就会变成女人。
她心里踏实了。不再恐惧。
她去洗手，一遍又一遍地洗。她从那个布带带在衣柜里的埋藏之深，知道了这只是她和母亲之间的秘密。幸亏是母亲先回家了。她要在父亲回家之前，把浸润过自己的鲜血的双手洗得洁白如初，让父亲觉得什么也不曾发生，她要让父亲觉得她和她的哥哥是一样的，什么事情也没有。
然而，那样一个潮涌而来的东西使她幻想；然而，那样一个贫瘠的视野又使她的幻想一片空白。
那样的一天终于来了，每一个少女都会经历，每一个少女又都不曾说出。那一天是少女们长大后公开的秘密。
父亲和母亲第一次被传到法院的那天，我父亲就对着法院的法官人员大拍其案。原因是那年轻的法官在大家就坐之后第一句话就是冷冰冰地问我父亲叫什么。我父亲说难道你没有看诉讼材料吗？你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你审理个什么案？那年轻法官先是稳住劲，不动声色，仍是冷冷地说，这是审理程序。于是重新又问我父亲叫什么，我父亲拒绝回答。然后那法官的火就冒上来，宣布休庭，然后站起来就走了。我父亲这一生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他人格的蔑视。他勤于读书和著书，性情耿直。然而，书被抄了，头被剃了，手里的笔变成了镰刀、铁锹，落得鸾飘凤泊之境地，这种尊严的毁灭与人格的侮辱使他的性情变得暴躁如雷，粗蛮无理，病态到与全世界对立。我可怜的老父亲被晾在退席后一时鸦雀无声的法庭上，像一只受了侵犯的狂狮。他这一生不知对多少人拍过桌子，他这一生不知因为拍桌子激怒了多少大人物，倒了多少大霉。我可怜的父亲。
在法院的判决书终于下来之后的一天下午，我在街上忽然迎面撞见了我父亲。这时我已经和母亲搬到外面去住了。我背着书包，已是亭亭玉立的高中生。一时间我吓出一身冷汗，我父亲神情忧郁、沮丧而且冷酷。嘴唇四周是一圈黑黑硬硬杂草一般参差的胡须，眼镜片上斑斑驳驳，污痕点点。然而他没有消瘦下去。父亲的性情与大多数人不同，一般情况人们是心宽而体胖；而我父亲越是潦倒，体重越是骤增，他用没完没了的吃东西来缓解心头的焦虑与忧患。他的尊严越是被践踏，他向全世界的抗争与挑战就越是激烈。他看见我之后，眼睛忽然一亮，一下子拉住我的胳膊，顿时老泪纵横。我从未见过一个男人这般哭泣，这简直使我吓破了胆，我挣脱开来，拔腿就跑。身后传来我父亲绝望而颤抖的喊叫：全世界都抛弃我！
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我这种女儿了，我居然害怕自己的亲生父亲！
我知道我父亲并不是真正想离开我和母亲，然而诉讼材料是他写的，在法庭上他坐的是原告的位子，我可怜而又软弱的母亲是被他逼得走上了被告席。他提出了离婚，却在心里指望我母亲恳求他不要离婚。这就是我父亲的性格。我可怜的母亲，这一生干的最勇敢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抓住了这次时机，利用了我父亲的矛盾性格，成功地离了婚，迈出了那窒息而病态的牢笼。
那样一个十六七岁的纤弱、灵秀、永远心事重重的少女，端端正正从我对面的镜子里凝视着我，那皮肤白皙细嫩得可以挤出奶液，眼睛黑黑大大，黑得忧郁，大得空茫。她的脖颈细瘦得一到刮大风天气就令人担心。但是，忧伤的性情压抑不住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女胸前那两朵美丽的花朵如期开放，无论世间阴雨迷蒙还是风和日丽，无论愁比海深还是悲比天大，它们无所束缚。她一点也不懂得色彩的含义，但她喜爱黑颜色的衣服，她找到这种属于自己的颜色完全是出于本能，而不是出于知识。她的长发直直地披在肩上，与黑色的外衣浑然一片。她还没有高跟鞋，也还没有透明的长筒丝袜，但街上过来往去的轻轻脆脆的嗒嗒声已经敲击在她的心上，牵动了她的目光。她还没有男朋友，但她已开始悄悄在小本本上记一些“我用哪只眼睛才能看上你呢”之类的与爱情有关的戏谑之语，或者“只要你扶住阶梯，我就能攀登顶端”这种对于未知的将来带有依赖性的向往的句子。她也并不真懂得什么是理想和前途，但她功课十分用功，俨然一个地地道道的被书本和分数奴役着的小苦役犯。
在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之前，我和我母亲就在一个废弃了的尼姑庵的遗址借下了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这静静的荒荒的院落是当时母亲单位的仓库。一些废弃了的桌子、椅子、教学仪器、体育器械在一间间年久失修、没有门窗的阴森森的庵堂里堆得满满的，它们与塔灰、蜘蛛网、各种多脚虫、土鳖以及庵堂里所弥散的很久以前尼姑们的阴魂相依相伴，它们从洞张着的门窗向外边觊觎。院子里阴湿幽静，一株株参天古树遮云蔽日，在这不大的庭院的上空撑起一把绿伞，遮挡住了灼热的铁水一般流泻下来的阳光。偶尔，那高高密密的树冠被小风拂开一些缝隙，灿白的光线就会像漆黑舞台上的一束光圈，投射在潮湿阴暗的院子里。整个夏季，我和母亲的天空都是绿意浓浓。我们就在这院落的西南角的小屋里住下了。
我母亲几乎是扫地出门离开了那个家，把所有的家当差不多全留给了我父亲。所以，即使只是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也显得空空荡荡。我们只从家里带出来两张单人床，除此，在我们的小屋里还有一张破旧不堪的写字桌，那是从堆放废弃物的仓库里挑出来的。我和母亲就在这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的小屋里过起了天堂一般的日子。
几年之后，这个废弃的尼姑庵才被国家收回。我母亲也被落实了政策，分给我们一套并不很大的两居室楼房。记得那一天，我和母亲激动地打开房门，呀，我简直晕了，这么多的门，左一个右一个像《地道战》电影里看到的四通八达的出口；甬道其实也并不深长，可是我却惊呼一声：“坏了！妈妈，这个房子怎么长得走不完啊！”看到我高兴得像一只鸟，从这一间飞到另一间，然后又从另一间飞回这一间，母亲的眼里涌满泪水，把我搂过来说：这回妈妈要让你过好日子了。
后来我母亲不断被落实政策，我们几经搬家，房子越搬越好，但我再也没有第一次的这种激动。
这些是后来的事了。
在那个尼姑庵里，那个废弃了的阴森恐怖的尼姑庵里，我产生了今生第一次轻生的念头。
那时候，我周身压力四伏，家庭的变异、环境的恶劣、高考的紧迫一涌而来。我的神经变得异常脆弱，风吹草动、纷红骇绿都会使我在大白天里忽然惊醒。
生活的简陋和拮据给母亲和我在离开牢笼之后的天堂一般的自由日子涂上了一层阴影，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压抑我们的心灵。我们没有水杯、烧水壶、暖瓶，没有饭碗、锅盆、面板、菜刀，没有煤气炉没有一切，一切都得从头买起。
我们的邻居，我们惟一的邻居，是一对中年夫妇，男人是个医生，女人是个小学教师。据说，那男人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当了多年的历史反革命，那时候还没有落实政策，他压抑的神情中却有着一种天性的开朗和温和。这对中年夫妇经常吵吵闹闹，战争连绵。但他们却有着一种一致对外的默契。他们对我和母亲有着一致的同情和热情。在我们白手起家的最初的日子里，他们给予我们许许多多的帮助。在当时我那一无所知的空白的大脑里，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生活，这尼姑庵里绿意绵绵的生活将与我的未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钱，在我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意义，我第一次感到它的分量和价值，因为我第一次开始过问并使用它了。我常常回忆起在“那个家”里的生活，只回忆家里的阿姨被从我家里赶走之前的那一段。我还很小很小，在她的背上摇着，像一个公主，我们充足、宁和，没有忧愁。然而这一切，短暂得在我开始记忆之前就已经结束。我痛恨长大，痛恨长大后的岁月所带来的无穷无尽的忧愁。
回忆这些，令我厌倦。然而换一个角度，向回延伸我的思绪，仍是一望无际的忧愁。
有一天我坐在学校的教室里，正是课间休息，男同学打打闹闹，女同学则带了零食围坐在一起拉拉扯扯，你吃一口我吃一口，我羡慕极了，自卑又矜持，落落寡合地一个人坐在位子上。这时候，一个女同学过来说：“肖濛，你爸爸给你送生活费来了，在班主任老师那儿。是不是你爸妈分家了？真可怜。”说完她就走了。
那样一个十六七岁的除了课本之外没有读过什么书的敏感的少女，一个长期生活在闭塞的世界里而刚刚遇到开放了的时代的无知少女，呆呆地坐在位子上羞愧难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