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研究史述略
一、我国的《楚辞》研究
对“楚辞”作品的研究自其产生之后便开始了。兹以时代为序，结合学术思潮的嬗变，简要探讨之。
（一）先秦《楚辞》研究
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云：“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由此可知，屈原逝世之后，楚人即将其作品视为教科书，“以相教传”。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与孔子死后其弟子各以《诗》教授门人的情况相类。而这，也拉开了“楚辞”研究的序幕。
有秦一代，享祚日短，文事不兴，“楚辞”研究，难见踪迹。
迨至汉时，辞赋兴盛，上层统治集团爱好辞赋，招致天下文士演习之；四方贤良竞献辞赋，以期取悦主上。这样的风气就刺激了“楚辞”研究的兴盛与创作的风行。
（二）汉至六朝《楚辞》研究
据现存材料，贾谊对屈原表示出景仰与哀悼之情，我们从其《吊屈原赋》可见一斑。尔后，淮南王刘安即对“楚辞”作品进行了解说。《汉书·淮南王安传》：“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博辩善为之辞，甚尊重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由于历史原因，此《离骚传》今已不传，而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诸语，班固《离骚序》以为其即是淮南王刘安《离骚传》中之语。此段文字以“依经立义”之标准对《离骚》文辞有较高评价，亦对屈原之志节颇为推崇。
刘安之后，为“楚辞”作传的还有班固、贾逵。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今皆不传。
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楚辞学著作，实唯东汉王逸之《楚辞章句》。王逸根据刘向所编纂的十六卷《楚辞》，加上己作《九思》，合为十七卷，“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汉人章句之学，本供讲说与读本之需，既为专家之学，亦寓普及之义。《楚辞章句》既兼备众说之体，又要括不繁，书中所录每一篇都有序文，说明作者生平、创作背景，并解释题意。然后从训诂、校勘、释义、评文等方面，对战国以迄东汉的楚辞相关资料，全面检讨。由于王逸的原籍——南郡宜城乃故楚之地，他不仅了解楚地方言和与故楚相关的传闻，对屈原也抱有极大的崇敬之情。因此，《楚辞章句》除保存、酌采旧说外，一家之言也往往可见，对后世影响深远。当然，由于受时局的影响，王逸又是儒者，故往往用汉儒解经之法来诠释《楚辞》，难免有扞格难通之处。但《楚辞章句》仍不失为《楚辞》史上的一部力作。
与王逸同时代之马融亦曾为“楚辞”作注。《后汉书·马融传》谓“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今难窥全貌。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大招》征引有马融之解释。
汉人治骚，以名物训诂、微言大义为主；曹魏以降，佛老之学兴起，文学意识觉醒，学者遂能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探析《楚辞》，这其中，郭璞最为代表。《晋书》本传谓郭氏曾注《楚辞》，《隋书·经籍志·集部》著录郭璞《楚辞注》三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郭注楚辞，作十卷，今不存。近人闻一多《道骞楚辞音跋》、饶宗颐《郭璞楚辞遗说摭佚》、胡小石《楚辞郭注义征》据《尔雅注》、《方言注》、《文选注》、敦煌本道骞《楚辞音》等书，于郭注佚文挖掘搜罗，功不可没。郭氏之书存文甚古，较近于《楚辞》原貌，为校勘重要参照；其于“楚语”研究甚为究心，多发王逸之所未发；其已引入“反切”之法释音，于《楚辞》音韵之研究颇有贡献；不仅如此，郭氏好道甚笃，其注《楚辞》时虽或流于神仙家习气，但同时也注意到屈作的浪漫特色，推进了《楚辞》的文学研究；其遗说对于屈原的人格思想及其作品的艺术手法皆有论列。观之，郭璞在校勘、方言、声韵等方面成绩斐然，可谓上承王逸之余绪，下开楚辞考据学的风气之重要人物。
六朝之世，佛经的翻译促进了声韵学的发展，这种学风同样反映在楚辞学上。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晋代徐邈、刘宋诸葛民、孟奥、隋代释道骞及失名五家，各著有《楚辞音》一卷。这些著作在宋代以后即告亡佚，学者难知其详。《隋书·经籍志》云：“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可见道骞《楚辞音》实为楚辞声韵学集大成之作。光绪三十四年﹙1908﹚，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Pelliot）从敦煌石窟取走文献多种，其中就有道骞《楚辞音》残卷。此卷现存巴黎国民图书馆写本部，编号为P.2494。王重民于1936年校书巴黎，始发于残丛中，学人乃于千载之后，复见其貌。此残篇起今本《离骚》“驷玉虬以乘鹥兮”之“乘”字，止“杂瑶象以为车”之“瑶”字，计八十四行，二百八十一条。道骞综核魏晋齐梁旧说，注音有反切、直音、如字、依文读、协韵等方式。在文字、训诂、校勘、考证方面，《楚辞音》亦有涉及，所论甚为精到。
（三）唐宋《楚辞》研究
唐代文化繁荣、思想开放。学者对屈骚的评价虽不减前代，但楚辞学著作数量却显得逊色，较为人所知者只有柳宗元《天对》及沈亚之《屈原外传》等。五代北方战乱频仍，而南方政局较为稳定，文风昌盛，故有王勉《楚辞释文》之作。《宋史·艺文志》集部著录王勉《楚辞章句》二卷、《楚辞释文》一卷、《离骚韵》二卷。洪兴祖《楚辞补注》于目录之篇名下注有“释文第×”字样，次序与今本《楚辞章句》颇有不同。
宋代是楚辞学的兴盛时期，学者们从注释、编纂、校勘、音韵、考证等不同的途径来研究《楚辞》，收获丰硕。主要代表性著作有晁补之《重编楚辞》、《变离骚》、《续离骚》、黄伯思《校定楚辞》、《翼骚》、杨万里《天问天对解》、钱杲之《离骚集传》、林至《楚辞补音》、黄铢《楚辞协韵》、吴仁杰《离骚草木疏》、谢翱《楚辞芳草谱》、高似孙《骚略》等。
南宋以来，出现了两位影响深远的楚辞学者——洪兴祖与朱熹。
洪兴祖著有《楚辞补注》、《楚辞考异》等。《宋史》有传。《楚辞补注》的宗旨是补充王逸《楚辞章句》未尽之处，补缺纠误，广征成说，总结了历代楚辞研究的成果。又尝搜集近二十种《楚辞》本子，精加校雠，作《楚辞考异》。然今流行本中，《考异》已散入《补注》之中，不复单出。《楚辞补注》多先杂引宋代所传各异本之说而加以校勘，以正文字，并补王逸说，其中于校字证事、辨义明要之时又往往发挥己见，故其既能阐发王逸注文之幽微，存录宋代诸家之异说，又多独到之见。洪兴祖堪称是章句训释之集大成者与义理探求的开端者。
若从纵向视角审视由汉代至宋代这一历史时期的《楚辞》研究进程的话，不难发现，此期之研究大致可纳入章句训释之范畴。学者们诠释音义、辨别异同、考证名物，对《楚辞》进行着由字及句、由节到章的点、线式解释，其间虽然也对各篇之义理提出看法，但其重点在于训诂字词，疏通文意。而且，即便是他们的义理探求，所采用的方法也大都是章句训释之法。在他们看来，《楚辞》的字、句之意义既然只有一种解释，那么义理相应也只有一个，这就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作者思想的复杂性和作品的多义性，造成解释的片面性与褊狭性。然随着理学思潮的勃兴，《楚辞》研究进入了以义理探索为主导的时期。此种研究之最为代表者当首推朱熹及其《楚辞集注》。
朱熹著有《楚辞集注》、《楚辞辨证》、《楚辞后语》等。朱熹注《骚》的动机，一方面是出于对朝政混乱的孤愤，另一方面则是欲将屈骚纳入儒学之轨。《集注》八卷，厘定屈作二十五篇的篇目，题为“离骚”。宋玉以下，去《九怀》、《九叹》、《九思》而补入贾谊《吊屈原赋》、《鸟赋》，共十六篇为“续离骚”。《辨证》二卷，多为考证历史和语言的小材料，所论精详。《后语》六卷，乃据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增删而成，收录了荀子至吕大临的辞赋共五十二篇。《后语》仅前十七篇有注，尚未完成。然《集注》为《楚辞》研究史上的又一部力作。
朱熹以为王、洪注《楚辞》传统的章句之法未能见出作者性情，且有害于大义，故需改造，应注重义理之阐发。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所谓之义理阐发，并非是无所依傍地直接去诠释，而是在立足于对文本的字词、名物进行审慎训诂、谨严考释的基础上的篇章主旨的申发，因而，传统的章句训释之法实际上被整合到义理探求这一新的解释方法中去了。朱熹义理探求对章句训释的超越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对《楚辞》的解释由点线结构变为网状结构。即将全部《楚辞》作为一个整体之网，从其相互联结、渗透中求得统一的作者之思想与作品的完整义蕴；其二，对《楚辞》作时代层面结构的考察。将《楚辞》放到特定的历史范围内，从时代思潮的多向结构中揭示《楚辞》的深层内涵。章句训释的宗旨，是由静态的字句解读而达到对作品本意的把握；义理探求的宗旨，则是由动态的时代思潮流程的解析而达到对作品本义的领会。
朱熹的义理探求方法被南宋至清代诸多研究者广泛地运用着。元仁宗延佑元年﹙1314﹚，恢复科举，考试以朱子《四书集注》为准，故元人论文亦多主原道宗经，重气尚志。此外，由于辞赋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祝尧《古赋辨体》遂应运而生。该书内容在明吴讷《诗源辨体》、徐师曾《诗体明辨》、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许学夷《诗源辩体》中每有征引，可见影响甚大。
（四）明清《楚辞》研究
明太祖建国后，皇权膨胀，学风沉寂，故明代前期，几无一种楚辞学新著付梓。然正德以后，文学复古思潮、阳明心学、考据学先后兴起，学术思潮方转活跃。据统计，明代后期一百四十年间，有近八十种楚辞学著作面世。而汪瑗《楚辞集解》乃是较早出现的一种。汪瑗论文崇尚师古，学术则致力于考据。故《楚辞集解》旁征博引、兼论词章，便是这种治学方式的体现。《楚辞集解》八卷，只收录屈作二十五篇。数句一注，先出己意，遍采各家之说，极力纠正旧注缺失，间加按语，多有可取。此外，汪氏屡创新说，《楚辞集解》亦有不少“或曰”的资料，当为宋、元、明人之旧说。这些资料未见于他书记载，对于研究宋代以后的楚辞学、文学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
与汪瑗同时的张之象，有《楚范》一书，亦是有明一代研治《楚辞》之有特色者。该书乃张之象晚年归隐时作，有抒发哀愤之意。全书六卷，以修辞学为主，专论楚骚体裁及造句用韵，分为辨体、解题、发端、造句、丽辞、协韵、用韵、更韵、连文、迭字、助语、余音十二门，通过分标格目的方法，较详细地分析了楚辞的语言特点。朱熹以赋、比、兴分析《楚辞》，张之象更将其法细分为“赋体”、“赋而比体”、“比体”、“比而又比体”、“比而赋体”、“兴体”及“兴而比体”七种，并分别举例为证。句式方面，将楚辞分长、中、短、散四种句式。又穷搜了楚辞作品中的对偶句达一百三十五组，令学者对楚骚文字中的骈俪情况有了准确的了解。
在晚明师心说盛行的状况下，出现为数不少的楚辞评点著作。其中最著名者厥为成书于天启年间陆时雍的《楚辞疏》。该书正文十九卷，其篇目合《章句》、《集注》而成。陆时雍疏《骚》的动机，一在于梳理旧注、以谭艺为主，一在于阐发经传大义、有益于世道人心。故全书重在疏通文义，略于训诂。其论析词章的方式，要在涵泳词句、分析写作手法。而其有关楚辞文句的评语，文字韶秀，气韵警洁，予人以视觉和听觉的享受。总之，此书之说每有独到之处，广为他书征引，对晚明至清初楚辞学的影响甚大。
明末清初之际，一批学者饱历世事剧变、人生沧桑，末世忠奸激烈斗争的环境以及后来亡国之后的“遗民”心境使得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从《楚辞》中寻找精神慰藉，借注《楚辞》来或辩诘个体的冤屈际遇，或寓托自己的乡国之思，《楚辞》研究盛行一时，出现了诸多代表性的著作，如赵南星《离骚经订注》、张京元《删注楚辞》、贺贻孙《骚筏》、李成玉《楚辞笺注》、钱澄之《屈诂》、周拱辰《离骚草木史》等。其中，黄文焕《楚辞听直》与王夫之《楚辞通释》较具有代表性。
崇祯十四年﹙1641﹚，黄文焕因黄道周下狱而受牵连，遂于狱中品笺《楚辞》。入清后侨寓金陵，为遗民终老。《楚辞听直》计八卷，虽为纾愤之作，却创见甚多。顺治十四年，黄氏又作《听直合论》一卷，所论多有解会。这些论点影响后来林云铭、王邦采、蒋骥等人甚深。因此，此书虽有以《骚》注我之嫌，偶亦流于穿凿附会，但摧陷廓清之功，实不可没。
王夫之注《骚》主要是为了寄托亡国之思。《楚辞通释》虽多寄托之语，但其主要特色有四：考释屈原生平、阐发微言大义、订正旧说讹误、分析词章艺术。王夫之自身的遭遇使他对《楚辞》有独到的体会和见解，但他在阐发屈子义理与寄寓个人哀愤二者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训诂考证方面，《楚辞通释》甚多新说。词章分析方面，王夫之自言是“就文即事，顺理诠定”。而本旨之推求，又与义理、考据是分不开的。
就整体而言，清代是集传统《楚辞》研究之大成的时代。此期相关著述之多，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仅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载录，关于《楚辞》注释、音义、论评的专书就有近百种之多。至于札记、随笔、诗话议论所及，更是数不胜数；其涉及内蕴之广泛，几乎遍及传统学术的一切领域。
随着社会局势的逐渐变化，清代的文化及学术风气也因之而变化。王国维曾论到清代“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隆）、嘉（庆），一变也；道（光）、咸（丰）以降，一变也”（《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清初学者多为前朝遗老，志在匡救时弊，注骚多寓故国之思；康熙以后，随着清政权统治地位的巩固与对于程朱理学的倡导，学者在解说《楚辞》时，注意疏通作品大义，在阐说中则着重发挥性理道德的观念，提倡清白廉洁的节操。主要著作有林云铭《楚辞灯》、王邦采《离骚汇订》、毛奇龄《天问补注》、王萌《楚辞评注》、李光第《离骚经九歌解义》、方苞《离骚正义》、张诗《屈子贯》、徐焕龙《屈辞洗髓》、朱冀《离骚辩》、吴世尚《楚辞疏》等。乾、嘉之际，《楚辞》研究进一步深入展开，以严谨朴实之态度从事学术探讨成为主流，学者多务实求真，较少政治寄托与身世之感。主要著作有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注》、陈本礼《屈辞精义》、顾天成《离骚解》《楚辞九歌解》《读骚别论》、夏大霖《屈骚心印》、屈复《楚辞新注》、刘梦鹏《屈子章句》、胡文英《屈骚指掌》、陈昌齐《楚辞辨韵》、董国英《楚辞贯》、鲁笔《楚辞达》、胡浚源《楚辞新注求确》等。清末的《楚辞》研究，进入了求新求变的时代，学者力图用新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其论颇多新颖好奇之处，亦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着《楚辞》研究方法转变的历程。其主要著作有林有席《离骚参解》、王闿运《楚辞释》、郑知同《楚辞考辩》、曹耀湘《离骚论世》、马其昶《屈赋微》、廖平《楚辞讲义》等。以下择要而论。
蒋骥对屈原生平及作品创作时地的考证，所论甚切，故其阐发作品的意蕴，往往先根据史事、作品时地来探求屈原的处境和心情。此外，对于题旨的诠释、文义的分析、名物的考证、旧注的驳正，颇具慧眼。在清代楚辞学著作中，《山带阁注楚辞》富于开创性，以翔实取胜，乃《楚辞》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