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所有把他们从基因组中得到的有价值的信息与我分享的科学家们，也非常感谢所有曾消除我脑袋里的胡思乱想并代之以更好观点的人。一些人接受了我的长时间访谈，一些人以电子邮件回复我，还有一些人贡献了他们简单的评论。这些慷慨大方并毫无保留的人包括：迈克尔·贝利（Michael Bailey）、西蒙·巴伦——科恩、帕特·贝特森、雷·布兰查德、多尔特·布姆萨马（Dorret Boomsma）、托马斯·布沙尔、约翰·伯恩（John Burn）、艾拉·卡曼（Ira Carmen）、苏·卡特、阿夫沙洛姆·卡斯比、陈雪莉（Shirley Chan）、霍利斯·克莱因、史蒂夫·科恩（Steve Cohen）、彼得·科宁（Peter Corning）、莱达·科斯米迪、弗朗西斯·克里克、蒂姆·克罗（Tim Crow）、托尼·柯曾——普莱斯（Tony Curzon——Price）、理查德·道金斯、帕罗米达·德布林克、米奇·戴蒙德、艾伦·迪克森（Alan Dixson）、肖恩·艾迪（Sean Eddy）、塔莉娅·埃利、麦克·法因茨伯（Mike Fainzilber）、詹姆斯·弗林、亚历克斯·甘恩（Alex Gann）、玛丽——简·盖森（Mary——Jane Gething）、戴维·戈策（David Goetze）、安东尼·戈特利布（AnthonyGottlieb）、让——皮埃尔·哈德林（Jean——Pierre Hardelin）、朱迪思·里奇·哈里斯、斯科特·霍利（Scott Hawley）、安德鲁·霍姆斯（Andrew Holmes）、加布里埃尔·霍恩（GabrielHorn）、莎拉·海尔蒂、黄乔什、蒂姆·哈伯德（Tim Hubbard）、汤姆·英赛尔、比尔·艾恩斯（Bill Irons）、露西娅·雅各布斯（Lucia Jacobs）、兰德尔·凯因斯（Randal Keynes）、乔纳森·金登（Jonathan Kingdon）、汤姆·柯克伍德（Tom Kirkwood）、罗伯特·克鲁格（Robert Krueger）、罗伯·克鲁劳夫（Robb Krumlauf）、纳迪亚·洛斯库托夫（Naida Loskutoff）、罗宾·洛弗尔——巴杰（Robin Lovell——Badge）、波比·劳（Bobbi Low）、休·莱顿（Hugh Lytton）、扎克·梅因（Zach Mainen）、尼克·马丁（Nick Martin）、罗杰·马斯特斯（Roger Masters）、布莱恩·麦克凯、罗宾·麦凯、克里斯·麦克马纳斯（Chris McManus）、迈克尔·米尼、德鲁·门德尔松（Drew Mendelsohn）、戴维·米克勒斯（DavidMicklos）、杰弗里·米勒、苏·米尼卡、格雷姆·米奇森（Graeme Mitchison）、苔莉·莫菲特、比尔·尼夫斯（Bill Neaves）、兰迪·内斯（Randy Nesse）、约翰·欧贝尔（John Orbell）、斯万特·帕博（Svante Paabo），史蒂文·品克、罗伯特·普洛明（Robert Plomin）、马尔科姆·波茨（Malcolm Potts）、卡西·兰金、马克·里德利（Mark Ridley）、贾科莫·里佐拉蒂、佩米拉·罗斯（Pemilla Roth）、乔·桑布鲁克（Joe Sambrook）、肯·沙夫纳、南茜·席格（Nancy Segal）、菲利普·夏普、理查德·夏洛克（Richard Sherlock）、尼尔·斯莫海泽（Neil Smalheiser）、蒂姆·斯派克特（Tim Specter）、罗伯特·斯普林克（Robert Sprinkle）、戴维·斯特恩（David Stern）、戴维·斯图尔特（David Stewart）、布鲁斯·斯蒂尔曼（Bruce Stillman）、约翰·萨尔斯顿（John Sulston）、伊恩·塔特索尔、布朗尼·特里尔（Bronwyn Terrill）、约翰·图比、帕特里克·图廷（PatriciaTueting）、蒂姆·塔利、埃里克·特克海默、阿吉特·瓦尔基、理查德·维肯（Richard Viken）、克里斯托弗·沃尔什（Christopher Walsh）、吉姆·沃森（Jim Watson）、玛丽·简·韦斯特——埃伯哈德、简·威斯科斯基（JanWitkowski）、杰弗里·伍兹、罗伯特·沃兹尼亚克（Robert Wozniak）、帕特·赖特（Pat Wright）、罗伯特·尤肯、拉里·齐普斯基。
写这本书时，我曾有幸在长岛的冷泉港度过一段时光，那里的智识环境激动人心，优美的景色又让人宁静平和。我非常感谢那些让我们在那儿度过愉快时光的人，尤其是吉姆和莉兹·沃森夫妇，布鲁斯和格蕾丝·斯蒂尔曼夫妇，以及简和菲奥娜·威斯科斯基夫妇。我也特别感谢堪萨斯市斯托瓦斯研究所（Stowers Institute）的工作人员，我曾因2001年可怕的“9·11”事件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尤其要感谢比尔·尼夫斯、尼尔和琼·帕特森夫妇。回来以后，我也要感谢国际生命研究中心里的所有同事，感谢他们过去两年来的支持和鼓励，这些同事包括：阿拉斯泰尔·鲍尔斯（AlastairBalls）、琳达·康伦（Linda Conlon）、史蒂夫·克罗斯（Steve Cross）、特蕾莎·麦克唐纳（Teresa McDonald）。
有一些人读过本书稿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并慷慨给出重要的修改意见，他们有：理查德·道金斯、格雷姆·米奇森、兰迪·内斯、吉姆·沃森、约翰·图比、安娅·赫欧博特。
我的编辑特里·卡腾（Terry Karten）和克里斯托弗·波特（Christopher Potter），给了我许多自由。我的经纪人费莉西蒂·布莱恩（Felicity Bryan）和彼特·金斯伯格（Peter Ginsberg），一如既往地做了极为出色的工作。我的两位出版商也以创纪录的速度让这本书问世。
“先天——后天交互作用”（Nature via nurture）这一短语最初由戴维·林肯（David Lykken）所创，他友好地允许我将其作为本书的书名。安娅·赫欧博特的意见和支持——在神经科学、文学和生活等方面——一直都是我的无价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