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939年9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能够极大地改变美国的生产和失业情况，美国直到1941年12月才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战争始于1939年，而美国1940年时的失业率为14.6%，三年前该数字则为14.3%。因此，很清楚，战争的存在并不足以终结大萧条。1930年之后，失业率首次降至两位数之下的年份是1941年，当年，失业率跌落到9.9%。尽管此后来看，这个数字仍然高得吓人，但要知道，10余年过去了，失业率没能在哪怕一个单独的月份里降至10%以下。第二年——美国参战后的第一个完整的年份——失业率跌落到5%以下，此后连续3年，失业率均低于2个百分点。显然，战争似乎在降低失业方面有着神奇的功效。但是，现实的问题仍然存在：这难道是因为政府开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失业率在1940年时为14.6%。而在政府赤字更高的1936年，失业率却同样更高，达到了17%。如果认为联邦政府赤字开支是一项关键的要素，那么，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之前（1936年），更大的赤字无法获得更低的失业率，而在之后（1940年）却可以呢？
罗斯福总统明确指出过一个重大变化，如今却经常被那些将大萧条的终结归功于战争期间政府持续增加开支的人所忽略。有人在他神出鬼没的行径中找到了迷人之处，罗斯福曾指出，“新政先生”已由“赢得战争”先生替代。罗斯福政府放弃了大量反企业的立场，甚至启用来自私营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人员替换了多名身居高位的新政狂热分子，以应对战争生产而更好地响应工业企业家们的各项需求。为了消除企业生产的不确定性，罗斯福政府的各项举措甚至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以高成本的政府合同来确保战争物资生产商的利润。从劳动力中抽走120万人服务于军队的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失业的“潜力”，但这一点同样也没有得到那些热衷于赞誉联邦政府开支终结大规模失业的人的重视。
总之，战争终结了新政，而新政的终结看到了经济的复苏，一如30年代以前美国历史上历次从萧条中的自行复苏一样。
新政的教训
如果说，新政经验可以提供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么，那些鼓吹大规模政府开支和大规模政府干预经济的人所描述的“美景”恐怕就此成为反面教材。看似与事实更相符的教训是，大规模的、不可预测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制造了人们对于政府下一步举措的不确定性预期，除了政府政策即将形成的真实经济后果的不确定性之外。
在政府政策试验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的氛围中，人们倾向于捂紧自己的钱包。大萧条时期，资金的周转速度大幅减慢，与目前的状况一模一样。而巨大的政府赤字开支也同样像当今的情况一样，无力去刺激起私人的消费。
我们当然不可能进行什么实验室里那种试验，来确认如果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盘之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一切将如何发展。与1929年的股灾极为相似的是1987年的股灾，或许可以算作最为类似的一次实地实验吧。不过，1987年的股灾与之前的股灾相比，并没有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什么特别生动的印象，因为对于它的事后处理是如此的不同。与胡佛总统、罗斯福总统的处理方式不同，罗纳德·里根总统并没有干预1987年的股灾，尽管媒体一直频频批评总统的不作为。任由股市和经济自行恢复的结果，便是著名的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后来盛赞的持续20年“让人钦羡的稳定增长与低通胀的完美结合”。
这并不是唯一一次“放任自由”比大规模政府干预取得更好效果的记录。20世纪20年代初，经济急剧恶化，政府任由经济自行复原，而经济确实快速复苏。其他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形。熊彼特，在20世纪30年代曾论著过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一次经济衰退，他写道，“政府对于经济复苏的贡献，不论负有何等重大的人道主义责任，至少不要去妨碍复苏本身”。
保守党并非有关经济衰退时期政府干预经济的唯一怀疑论者。就连卡尔·马克思都曾指出“当局冒冒失失的干预”只会“加重已有的危机”。
2009年1月，当选的总统奥巴马甚至在就职前便宣称：“没有争议的是，我们政府有必要采取行动，推出一份有助于撬动经济的复苏计划。”市场反响巨大，数百名经济学家，包括某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纽约时报》及其他刊物上联合刊载了整页的公告，标题为：“无意冒犯总统先生，这并不是真的”。公告指出：
尽管传闻所有经济学家现在都成为了凯恩斯主义者，都积极支持政府大规模增加开支，但是，我们——在本文末尾处署名的每一个人，都不相信，增加政府开支是改善经济形势的有效方法。胡佛和罗斯福增加政府支出的措施并没有能够终结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增加政府支出同样没有能够解决日本20世纪90年代“迷失年代”的困境。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克服经验去相信，加大政府支出有助于解决当今的美国经济问题。
政府干预的现实记录支持经济学家们的结论。正如卡托研究所的艾伦·雷诺兹（Alan Reynolds）所指出的那样：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从未想过政府可能或应该做点什么，而非袖手旁观任由企业和银行的过错而自行修正。也没有什么凯恩斯主义的信贷或开支计划来拯救衰退。1913年之前，也没有什么美联储来给予银行家们资金援助。然而，美联储创建之后，经济衰退却反而比以往更加严重（1920～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而且通常更加持久。
然而，那些认为政府必须在经济衰退或萧条时期“有所作为”的人，却极少将政府切实作为后的实际效果，与政府毫不干涉的结果进行细致的对比。
目的与成功
在没有弄清楚新政政府（或当今的华盛顿政府）致力于何处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宣判它的成功或失败。我们对任何政府举措的祈愿或许都会与政府实际的目标和偏好毫不相关。我们也无法假定，任何政府的花言巧语都是其真实目的的可靠体现，更罔论其真实的结果。
如果我们假定新政直接、主要地致力于尽可能快速、全面地将美国经济拖出大萧条，而非其他的目的，那么，我们对于新政功过的评价将天差地别。沃而特·利普曼，新政时期首屈一指的记者，认为新政的主要目标绝非经济复苏。按照利普曼的说法，新政“宁愿经济不复苏，如果私营经济的主动权意味着私营经济对企业管理控制权的继续的话”。在利普曼看来，新政的目标在于对美国社会根本性的、持久性的变革，而不是快速有效地终结眼前的经济危机。“新政的要义在于，一方面通过劳资谈判和劳动立法，另一方面则通过限制性的、竞争性的、遏制性的政府举措，来降低私营企业对于经济的控制。”
一个有据可查的事实是，20世纪30年代新政政府的许多主要决策者，在1929年股市崩盘以及接踵而至的大萧条之前多年，在远早于需要应对任何的经济危机之时，便一直是政府干预经济、从根本上重塑经济等经济主张的积极倡导者，而股灾和大萧条则只是恰到好处的时机，将他们推举到相应的职位上去实施他们所倡导的思想。新政成功地利用了短暂的危机来打造永固的机构，其中包括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以及罗斯福于1938年创立的“房利美”，后者一直处于房地产繁荣与衰落的漩涡中心，并引领了当今的金融危机。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政又是什么呢？政府的积极主动究竟是表明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将当前的经济危机尽可能快速地、全面地甩到身后，或是利用危机来实施美国经济和社会新的、持久的变革？这个问题的答案远远超出了政府的实际作为，更无关它的巧言令色。
2009年1月，奥巴马政府就职一个月内，一项涉及万亿美元的议案仅仅两天之内便得以通过，而相关的法律文书超过了一千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国会成员们根本无法阅读完毕，更不用说仔细掂量其后果。
正如本书第3章结尾处所提到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th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以及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都曾指出，“刺激”议案中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没有在2009年真正支出，甚至直到2010年年末也没有全部支出。甚至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这样的“刺激”计划的拥护者都实在按捺不住地摇头，“实在太慢了。”
如果政府干预的目标是摆脱当前的经济危机，那么，仓促通过却缓慢推进的各项举措则显得毫无意义。如果干预的目的是利用当前的危机进行美国经济和社会永固机构的变革，那么，快速立法则堪称完美。在后一种情况下，开支计划如何缓慢执行都显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如何在公众尚处恐慌状态，而任何的反对和对抗尚不能够组织起来之前，如何快速地通过立法。2008年布什政府已经推行过大规模的开支计划，而资金援助的经验已经给华盛顿的政客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他们完全能够识别通用汽车是如何制造汽车的，而其他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则应该领取什么样的薪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