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特区设立于80年代初，建立后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有些人对兴办经济特区的政策表示不满，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之间变成解放前”。更多的人则持怀疑和观望态度。为了了解创办经济特区的情况。1984年初，邓小平和王震、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南下广东、福建，开始了对经济特区的视察工作。
1984年1月24日中午12时30分，邓小平一行的专列从广州开到了深圳火车站。邓小平身穿涤卡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皮鞋，红光满面，步履稳健地走下火车，和迎候在车站月台上的深圳市领导人一一握手。慈祥的笑脸，感人，亲切。
下午3时30分，邓小平在他下榻的迎宾馆桂园稍事休息后，便听取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的工作汇报。梁湘谈到，办特区几年来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很快，特别是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跃上7.2亿元，比建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增长了10倍。汇报结束后，梁湘请邓小平作指示。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谈的这些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下午4时40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来到当时楼层最高的国贸大厦，登上20层的大厦天台，俯瞰市容。邓小平目光停留在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邓小平仔细地听取和询问了罗湖新城区的规模、设计、施工等情况。梁湘告诉他，罗湖区计划兴建100多幢高楼，是目前全国高楼群最集中的地方。梁湘指着对面正在兴建的国贸大厦说，这幢楼要建53层，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建筑占地面积达2万平方米，那里的建设者们曾创下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听到这些，邓小平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1月25日上午9时，邓小平一行来到上步工业区中航电脑公司。这个公司建立于1982年8月，是深圳市首家从事电脑引进开发、推广服务的电脑公司。邓小平一行参观了车间设备，详细听取了电脑技术和软件开发的情况介绍，观看了人和电子计算机下象棋的表演。邓小平说，有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告诉我，美国搞电脑软件编制的都是一批娃娃、学生，他还建议我们要积极培训青少年，指出全中国有那么多娃娃、学生，搞软件是完全有条件的。上午10时30分，邓小平来到深圳河畔当时富甲全省农村的渔民村，参观了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家的别墅式住宅。与吴柏森家毗连的还有32幢同是180平方米、二层楼高、六室二厅的小楼，构成一片环境优美、经济实用的住宅新区。这是渔民村人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依靠集体力量于1981年统一兴建的。邓小平看到这些变化非常高兴。询问了渔民村的收入状况，并与吴柏森合影留念。
26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濒临深圳湾的蛇口工业区办公大楼，听取工业区董事长袁庚的汇报。他说，1979年，蛇口是一片荒滩，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都没有。如今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林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已初具规模。然而，建设这样一个工业区，却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可见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蛇口确实发挥了巨大威力。几年来由客商独资或合资兴办了47家企业，其中30家已投产，10家开始盈利，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已超过澳门。袁庚说，蛇口改革了劳动人事制度，实行招聘和合同制，实行职务工资和浮动工资。几年来的实践，我们体会最深的是：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要同工资制度的改革同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要同步进行。听罢，邓小平微笑颔首。
在蛇口工业区，邓小平首先视察了微波通讯站，而后到合资经营的华益铝材厂和海上旅游中心参观。邓小平为我国首座海上旅游中心挥毫写下了“海上世界”4个字。
几天的实地考察，邓小平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的旺盛生命力有了更直接的感触。离开深圳到达广州，他欣然提笔，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视察完深圳后，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及广东省负责人的陪同下，从深圳到达珠海市，于1月26日至29日，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视察。他听取了省市的工作汇报，先后参观了九洲港、香洲毛纺厂、直升飞机厂、石景山旅游中心等处。他在珠海接见澳门南光公司柯正平、郑华和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马万祺先生的时候，高兴地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他在珠海视察的四天里，亲眼看到珠海经济特区广大干部、群众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取得的成绩，感到十分欣慰，勉励大家进一步办好特区。在即将离开珠海时，邓小平欣然挥毫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这既是对珠海特区的高度评价，又是对经济特区这条路子明确肯定和对扩大开放、更加开放的再次重申。
1984年春节刚刚过去，2月7日，邓小平由广东乘火车来到厦门。2月8日，邓小平视察完东渡港码头，登上“鹭江”号游艇。一边听取省、市领导汇报工作，一边游览厦门鹭江两岸的海上风光。王震特意安排省委书记项南坐在邓小平身边。项南汇报说，厦门特区现在实际上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太束缚手脚，最好能把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图，思索一阵后说：“我看可以。”在场的省、市领导都高兴地露出会心的微笑。项南接着说：“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要从香港或日本绕道而来，这太麻烦。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两岸中国人的交往，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王震插话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邓小平说：“可以考虑。”然后他又问自由港的政策应包括哪些内容，在场的省、市领导议了一下，由项南归纳起来回答说，主要内容有三点：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
2月9日，在厦门大学作短暂停留后，邓小平一行来到厦门湖里工业区。当时的湖里工业区，也就是初期的厦门经济特区，还是一个大工地，刚从深圳过来的邓小平，明显地看到了厦门与深圳的差距。在王震以及省、市主要领导干部项南、陆自奋、邹尔均等人陪同下，邓小平来到特区管委会二楼接待室，听取了湖里工业区建设情况的汇报。当厦门市市长兼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邹尔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张笔墨请邓小平题词留念时，邓小平拿起笔来，稍作思考，写下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同前不久在深圳和珠海的题词一样，都是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殷切的期待、鼓励和鞭策。
2月10日上午，邓小平在厦门万石岩植物园冒雨种下一棵樟树，登车北返，结束了对经济特区的视察。
邓小平1984年初对经济特区的视察及题词，以及随后在同中央领导人谈话时提出的兴办经济特区、搞改革开放不是收了腰杆，认清了方向，努力为经济特区的而是放的指导思想，对经济特区的发展是进一步发展而奋斗。一个莫大的支持，它使特区建设者们挺直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
1984年2月间，邓小平到深圳、珠海、厦门特区视察回京后，同几位领导人座谈，讨论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问题，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还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例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很赞成邓小平的倡议，认为进一步开放部分沿海城市，是继续实行开放政策的重要部署。
为了贯彻邓小平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加快步伐，更好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1）建议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港口城市，作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新的重要步骤。这14个港口城市是：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些港口城市同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将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2）放宽若干政策，使这些城市及其企业增强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活力；其中有些城市还将创造条件逐步兴办经济开发区，即在老市区之外另划一个有明确地理界限的区域，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便集中地举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等，并采取经济特区的若干政策，给以优惠等。（3）讨论了如何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问题，认为各特区都应改革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使特区的管理能够对国际市场的频繁变化作出灵敏反应，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深圳蛇口的管理经验应在各特区推广。要把特区办成既有发达的物质生产，又有高尚文明的社会风貌，真正成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4）关于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的问题，认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福建省要帮助厦门市采取积极切实的步骤，努力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会议还讨论了进一步搞好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加强管理干部和专业人才的培训工作，抓好经济特区和进一步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会议最后起草了一个《纪要》，其中主要谈到两方面：一是放宽外商投资的政策，二是放宽地方管理权限，扩大其自主权。
5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通知》说，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重要谈话，以及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就此提出的贯彻落实的意见，是发挥沿海大中港口城市的优势，开创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新局面，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关系到争取时间，较快地克服经济、技术和管理落后的状况，实现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一项大政策。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沿海港口城市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等条件较好，势必要先行一步。这些沿海城市在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市场时，应当首先抓好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上一批投资少、周转快、收益好的中小型项目。这样做可以更多更快地积蓄力量，既在财力、物力、人才方面支援全国，又在内外交流过程中总结经验向内地推广。沿海港口城市的情况各不相同，为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开放的形式应多种多样，开放的步骤将有前有后，引进项目的重点要各有侧重。各自都要不断总结经验，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通知》指出，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不能指望中央拿很多钱，主要是给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税收低一些，内销市场让一些，使其有利可图；二是扩大沿海港口城市的自主权，让他们有充分的活力去开展对外经济活动。这样做，实际上是对我们现r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若干重要的改革。中央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和这次会议《纪要》的精神，制订一系列具体规定，加强领导班子配备和干部队伍的建设，加强指导检查，保证中央这项重要政策的贯彻落实。
1984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我国进一步开放了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筹建海南省，实行比特区更“特”的政策。开放14个沿海城市，实行了特区的一些特殊政策，主要包括扩大地方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这两个方面。关于地方权限，主要是放宽利用外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具体包括：生产性项目，凡属利用外资进行老企业技术改造和建设新厂，凡属建设和生产条件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产品不受国家包销，出口不涉及配额，又能自己偿还本息的项目，国家授予这14个城市市人民政府以必要的审批自主权；非生产性项目，凡属主要靠利用外资、自筹资余和进口器材、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的项目，不论其投资额多少，均由各市自行审批，凡按照上述规定权限，由这几个城市自行审批的利用外资项目，与其有关的设备进口、组团出国考察、对外洽谈成交等，均自行审批办理，并按规定上报备案。对到14个城市投资办厂的客商，主要实行以下优惠政策：（1）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中凡属技术知识密集型的项目，或者客商投资在三千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报经财政部批准，企业所得税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2）三资企业的客商作为投资进口的生产和管理设备、建筑器材、元器件、零部件、包装物料等；进口自用的交通工具、办公用品；投资的客商和国外技职人员进口的安家物品和自用的交通工具（限合理数量），都免征关税和进口工商统一税。（3）三资企业的产品出口（不含国家限制出口产品），免征出口关税和工业环节的工商统一税。（4）上述企业凡属客商确实提供了先进工艺、生产技术和设备的，其产品可以有一定的比例内销。（5）客商到上述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兴办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除享受到老市区投资的一切优惠待遇外，其企业所得税一律减按15%的税率征收；客商所得合法利润汇出时，免征应按汇出额缴纳的10%的所得税。
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的对外开放开发，从北到南形成了全国全面对外开放的仅次于特区的第二个层次，成为加快经济建设的战略阵地，担负起支援和带动广大内地经济发展的重任，为现代化建设发挥先导作用。尤其是海南岛，实行开放并独立建省后，将成为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试验场，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有益的经验。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城市和海南岛，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就。主要是：第一，吸引了外资，创汇能力不断提高，引进先进技术，对老企业进行了改造。第二，加快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吸收先进技术，推广科学管理经验，传递经济信息，培养输送人才等方面，支援和带动了广大内地。第三，开展了各项配套改革。第四，有选择地建立了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了多层次的开放格局。第五，海南实行更“特”政策以来，已初具吸引外资、人才的气候。随着优惠政策的具体化，海南的开放必将获得新的发展。从统计数字上来看，1990年14个沿海港口城市就完成出口商品收购445亿元，比上年增长13.9%，出口创汇113亿元，占全国的21.8%。到1990年6月底，沿海港口城市建立的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温州、北海以外12个城市兴建，其中上海兴办了闵行、虹桥、漕河泾3个开发区）累计实现工业产值达149.5亿元，出口14.66亿美元，企业实现利润18.9亿元，税收15.2亿元，财政收入17.8亿元。其中仅1990年完成的工业产值就达87.6亿元，完成的出口额7.1亿美元。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开发区与城区和腹地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逐步形成对外开放窗口与基地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