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于1981年7月1日发表。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直接领导下，从1980年3月开始正式起草工作的。到通过，用了1年零3个月时间。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之际，叶剑英在庆祝会上的讲话，已经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并且指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这次讲话之后，中共中央从1979年11月起，就集中了一些同志，开始阅读各种资料，召开一系列座谈会，为起草《决议》进行准备。
1980年3月，《决议》起草工作正式开始，邓小平在对起草小组同志的谈话中，对写《决议》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总的原则，提出了三项要求：（1）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第一位的问题、关键性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2）实事求是地评价建国以来32年的功过是非问题。（3）在上述两条要求的基础上，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搞四化。
在起草过程中，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亲自确定《决议》的内容和结构，多次听取汇报，提出具体意见。中共中央还组织不同范围的集体讨论，反复修改这个《决议》草稿，其中比较大的几次是：
1980年8月，第一稿草成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之后进行修改。
1980年10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的高级干部中，共有4000多人参加讨论《决议》第二稿的会议，共用了20多天，起草小组根据这次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1981年3月，第二次修改稿，再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和熟悉党史的部分老同志，分别征求意见。他们有的把意见直接写到《决议》草稿上，有的和起草人面谈，总之都认真严肃地提了宝贵意见。
198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另邀部分同志共76人参加讨论、修改。
1981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通过了《决议》，并决定提交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
1981年6月22日至27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30多人到中南海征求意见。
当1981年6月下旬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上讨论《决议》时，已是第七次了。
这7次讨论《决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待建国32年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态度是郑重严肃的。修改过程中，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表明中共不愧为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制定这样一个《决议》，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提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把思想统一到《决议》的基本结论上来。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具有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目标上来，集中到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上来。
《决议》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部分，概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阐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贡献。这一部分的中心思想说明中国革命的过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毛泽东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
《决议》指出，党从建国前28年历史的两次严重挫折中懂得了排除“左”、右倾干扰，是党领导人民大众夺取革命胜利的关键。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靠的是党，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人民军队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第二部分，“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并列举了10项主要成就。同时，《决议》也指出，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纵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成就与错误，包括严重错误，相比之下，成就是主要的。
第三部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决议》指出，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第四部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一部分是起草、讨论过程中，争论最多、反复修改的部分。主要对“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右倾，三年困难等问题的看法，影响了对十年发展全过程的认识。其后遵照邓小平的意见，对这十年成就，作了如下概括：一是我们现在得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大部分是在这十年奠定的；二是我们的经济、文化建设干部，包括技术人员、领导干部、管理人员以及熟练工人，大部分也是这十年培养起来的；三是我们的建设经验，大部分是这十年积累起来的。
这十年也确实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犯过严重“左”倾错误，但没有支配全局，因为这个时期，党的领导核心，都能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正常进行工作。《决议》指出，这期间的成就与错误，都与党中央有直接关系，毛泽东虽负有主要责任，但不能全都归咎于他。
第五部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决议》首先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列举出来，其核心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种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决议》在列举了这些错误论点以后，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郑重严肃的批评。第一，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上混淆了是非。第二，混淆是非必然导致混淆敌我。第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第四，“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述了毛泽东的功过。指出他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同时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毛泽东还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党内的问题，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批判和揭露。包括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政策，包括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国务院、人民解放军能进行必要的工作，四届人大能及时召开，社会主义制度仍能保住，我们的国家仍能保持统一，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
《决议》这部分还讲了党同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这个斗争的胜利，表明我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的顽强的生命力。
这部分的结尾，《决议》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十年之久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
第六部分，“伟大的历史转折”。《决议》指出，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的指导方针。这对实现党的领导工作的重大改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思想方面，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2）政治方面，依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状况以及阶级斗争形势的重大变化，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群策群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行新的长征。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问题。（3）组织方面，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进行了大量平反昭雪工作。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生活，加强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增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4）经济方面，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纠正求成过急，注意综合平衡。强调我们的经济建设必须适合中国国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工作与经济手段相结合，保证我国的国民经济逐步走上正轨，达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目的。
第七部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巾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沦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决议》的最后一部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部分值得强调的有三点：（1）四项基本原则是要长期坚持的，是各个方面各个地区工作都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可避免地要同那些从“左”的方面或右的方面来歪曲动摇这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2）今后的一切工作，是集中全力实现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所包含的十项方针，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丰富发展。按照这十项方针统一全党的思想、全党的行动，就更能使全党的意志集中，行动统一，步调一致，更有战斗力。（3）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是应该的、正确的；但今后仍需革命，仍需进行革命斗争，仍需要有革命理想，仍要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同样道理，“以阶级斗争为纲”可以不再提了，但对敌情却不能麻痹，不能掉以轻心。
《决议》最后强调，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一致，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斗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因此，可以说，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
《决议》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认为中国共产党有自我批评的勇气，能够更集中力量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
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
1981年8月3日至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会议议题是，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改变涣散软弱的状态。会议强调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对于那种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要进行严肃、正确的批评和必要、恰当的斗争。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于7月17日同中央宣传部门有关负责人的谈话。8月3日，胡耀邦主席就如何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改变涣散软弱状态的问题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7月17日的谈话，及时抓住党的政治思想领导这个牵涉到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尖锐地指出了思想战线上所存在的问题，提请各级党委、尤其是宣传部门注意。他说，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是有显著成绩的，这要肯定。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也不能否认和忽视。但是，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和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他引用_部分学生的话强调指出：“这样下去要亡国的。”他还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尽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我们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但是，这丝毫不是说对自由化的倾向可以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希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六中全会精神和《决议》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整齐步伐、努力工作，使我们的思想战线、文艺战线和其他战线不断取得新胜利。
胡耀邦在讲话中指出，思想战线领导的涣散软弱状态，是全党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要分析其原因，研究克服的正确办法。
胡耀邦说，开展批评应该正确对待历史经验。我们党有两种历史经验。一种是正确的历史经验。这就是我们确立了并且坚持了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凡是坚持三大作风的时候，党就兴旺发达。三大作风是不能割裂的，如果不能密切联系群众，不开展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就只能是空谈。另一种是错误的历史经验，“文化大革命”就是个典型。那种无限上纲，乱批乱斗，乱打一通，永远不能搞了。可是，有的同志往往只想到错误的历史经验，而没有想到我们还有正确的历史经验，他们一听说要搞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反感，就抵制，就反对。他们批评别人可以。别人批评他们就不行，自我批评更不行。这种思想是危险和有害的，是远离马克思主义和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
胡耀邦强调全党必须学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来增强团结、改进工作。他说，在我们面前，还有两类矛盾，一种是敌我矛盾，或者带敌我性质的矛盾，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还有一种，更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他指出，属于这类矛盾的错误倾向，不教育、不批评、撒手不管，或者批评不当、教育不当，都可能出乱子。开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坚持原则。这就是首先要同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保持一致，尤其要坚持中央多次重申在六中全会又一次重申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的共同基础。
胡耀邦讲到理论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要加强领导、改变涣散软弱状态时，肯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思想工作政策、文艺政策，坚持不变，同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具体要求。他指出，要把文艺界正在进行的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而且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代表了一种错误倾向。
他要求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思想战线各个部门必须在思想领导方面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进步。他也要求全党、各级党委、各条战线，在思想领导方面都要有一个较大的进展。哪个地方、哪条战线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主要问题是什么，就集中力量解决什么问题，总之，对症下药，实事求是。
在会议结束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作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也讲了话。
到会的同志畅所欲言，进行了热烈而认真的讨论。大家认为，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的问题，非常及时，十分重要，不仅对思想战线，而且对全局工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对于全党和全国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发展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必然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大家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涣散软弱的状态分析了原因，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对如何克服涣散软弱的办法进行了研究，表示决心要有一个显著的改进。
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中央领导同志还有韦国清、余秋里、万里、宋任穷、杨尚昆等。
会议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王任重主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主管宣传文化教育工作的书记、宣传部长，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宣传部、文化部的负责同志，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文艺、理论、新闻出版工作者等，共300多人。
1981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克服涣散软弱状态是当前思想战线的重要任务》。指出，这次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就是贯彻六中全会的精神，联系思想战线的实际，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克服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同时指出，毛泽东同志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称为“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60年来，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唯一有效的方法，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思想、团结同志，才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把革命推向前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在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在纠正不正之风方面，以及在解决组织问题、人事问题时，也是着重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来统一思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动力，没有这个动力，我们不能前进，也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通过这种思想斗争，将使文艺界、理论界、新闻界、出版界等整个思想战线沿着正确的方向蓬勃发展。
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是党中央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联系思想战线实际，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离开四项基本原则错误倾向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于统一全党认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思想战线的涣散软弱状态起到了积极作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