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叙述该从哪里说起？1895年4月，一艘庞大的邮轮缓缓驶出天津塘沽港，而此行的目的地是日本的马关，船上搭乘的是以李鸿章为首席谈判代表的中方和谈代表团。马关，又称下关，是日本本州的尽头。这里本是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而此时却成为大清国和日本，乃至西方列强关注的焦点。
这个时节，正是日本人赏樱花的美好时节，沁人肺腑的芳香弥漫了整个岛国。这么多年来，这个飘摇于海洋中的岛屿国家难得发生振奋人心之事，他们终日仰人鼻息，委曲求全；而现在，他们终于以一场大胜让举国上下为之沸腾。
日本报纸甚至将这场战争的胜利比作2000多年前越王勾践对吴王夫差“卧薪尝胆”的复仇，极尽渲染之能事。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这个岛国近千年来一直羡慕着并亦步亦趋地追随，熟悉程度甚至超过对自己的了解。在中国人的眼中，这片叫作扶桑的海洋尽头的地方，与那些蛮荒之所并无区别。
这里满大街多的是浪人，也盛产一些小偷。他们表面看起来谦逊而恭敬，但净爱干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他们偷走的不仅仅是物质，也偷走中国的文化，甚至是文字。从中国历史上对于他们的称谓就可以看出，“倭寇”，这样的名词明显地流露出蔑视的味道。讽刺的是，即使是在清国陷入欧洲列强的危难之后，大清国的上上下下对这个为虎作伥的岛国也没有正眼相对。
太平洋的海水依然平静得无风无浪，可对于此时的李鸿章来说，那寥廓无边的太平洋深处，是深不可测的耻辱。那些湮灭于时间长河里的昼与夜，见证了人类的文明与野蛮。而李鸿章此行的目的，是要与那“蕞尔小国”签订城下之盟。刚刚结束的甲午战争，对这位七十三岁的老者，对大清朝廷中的改革力量，乃至对这个在同光中兴之后重新燃起复兴希望的王朝，都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
长夜漫漫，遥望烟雨空蒙中的故国方向，李鸿章将自己满腹苍凉的心境化为一首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岁，
八千里路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征旗大将坛。
寰海尘氛纷未已，
诸君莫作等闲看。
正式谈判之前，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私下有过一场会晤。毕竟政治是现实的，而且大多是以成败论英雄。在这次会晤中，双方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李鸿章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而且使用同一种文字。怎么会成为敌人呢？我们应建立永久的和平与协调，不使我们亚洲的黄种人受到欧洲白种人的侵略。”
伊藤说：“不知中堂大人是否还记得，早在十年前，我就给过中堂大人一番忠告，贵国需要改革，不然我国早晚会赶超上来。怎么到现在，贵国还没有一点变化或改革？”
李鸿章道：“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博文思忖片刻，说道：“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李鸿章勉强挤出一丝苦涩的笑容，与十年前相比，他失去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一个大国政治家应持有的那份从容与骄傲。他身上凝聚的精气神正一点点地在时间里散失，留下的是无尽的悔意与懊恼。他将自己老迈不堪的躯体裹在那件略显宽松的朝服里，如同给自己套上了一副甩不掉、砸不烂的沉重枷锁。改革路径的深度与差异，使两个差不多同时起跑的国家迎来了不同的局面—明治维新高奏凯歌，而洋务运动却陷入时代的泥沼，裹足不前。
李鸿章觉得自己与那些混迹于市井的小商小贩并没有多大区别，干的也无非是讨价还价的营生。从一张谈判桌，走向另一张谈判桌，而他手里根本就没有底牌可用。他连为自己国家争取最基本利益的资格都没有，明知道要去做一单赔本的买卖，可他还是要硬着头皮上路。
他突然发现，自己脚下所踩的是一座冰山，即便一步一个脚印地踩踏实了，也难以阻止前方道路的缓慢消融和一场早晚要来的毁灭性结局。面对比自己小17岁的伊藤博文，李鸿章甚至觉得，自己倚老卖老的做派显得过于滑稽和可笑。
梁启超说：“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伊藤博文长期担任日本总理大臣，有着较为高明的政治手段，懂得如何运用妥协之术，来减少改革的成本。李鸿章真的羡慕他，对方能够驾驶着日本社会这艘航船乘风破浪，而他自己却只能随着千疮百孔的巨轮风雨飘摇。他不得不承认，对方的知识结构和理解力显然要比自己更为开阔和新颖，倒映在他们眼里的世界或许有着不同的色彩。伊藤博文对于西方的政治体制的架构和理论有着深入的了解，对于本国的国情也同样有着更为深入的思考。
世事流云，人生飞絮，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十年前曾经有过一面之缘，那是1885年在天津会谈朝鲜问题的现场。一个是中国的首辅大臣，一个是日本的第一任首相，他们的地位相当，所处的时代和大环境也是相同的。面对同样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拼的这条赛道上，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起跑，可最后撞线的结局却大相径庭。十年前与今时不可同日而言，那时的李鸿章又怎会将伊藤博文这个小字辈放在眼里。
伊藤博文在李鸿章面前表现得异常谦恭，就像是一个在课堂上聆听老师教诲的学生。或许是伊藤刻意表现出来的低调与内敛，让李鸿章失去了应有的警惕，于不自觉中上了对方的套。在朝鲜的宗主国问题上，李鸿章居然承认日本对于朝鲜的优先监管权，并签订下《中日天津条约》。
也是在那次会面后，李鸿章专程向总理衙门提交一份秘密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可见他对这个来自日本国的政治新秀的赏识。他指出伊藤博文“实有治国之才”，并预测“大约十年之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
距离二人第一次会面，刚好过去十年时间，时局也刚好应验了李鸿章当初的预判。对于这个孜孜不倦推进古老帝国改革的老人，伊藤博文发自心底地崇敬。风云激荡的十年，让双方的地位和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一张谈判桌，分开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一为刀俎，一为鱼肉。
李鸿章是战败国的代表，也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而伊藤博文是战胜国的总理大臣，正值一个政治家的黄金时期。李鸿章是为赔款乞和而来，一个73岁的老人，已远没有当年那份大国自居者的傲慢，有的只是满心的屈辱和悲愤。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李鸿章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帝国“存亡危急”之时，帝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更没有闪转腾挪的空间。
甲午战争就像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彼此倡导本国近代化的一块试金石，伊藤博文大获全胜，而一败涂地的李鸿章却身陷各种各样的矛盾泥淖中无法自拔。这场战争不仅输光了他的全部家当，也让他心中的帝国中兴之梦在惨淡的现实面前彻底破灭。
有人信奉，历史从来都是英雄创造的，而普通民众只不过是戏台上的配角。他们认为，大清国的失败是因为李鸿章等人决策、指挥失误所致，而日本国的成功，则是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的侥幸而为。历史不能如此轻率地下结论，更不能将一个时代的成败归咎于个人英雄主义的只手擎天，这似乎太不负责任。
不主战的是李鸿章，被逼出战，战之不胜，最后站出来背黑锅的还是他。大清国投入这场战争的主力，几乎全部是他的淮军嫡系。那段时间，溃败的消息像是一个又一个炸响在他耳边的晴天霹雳。他比谁都要痛苦，比谁都要委屈，也比谁都要愤懑。他的朋友吴汝纶曾经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甲午战争结束，李鸿章就像一个身败名裂的赌徒，将自己所有的家当和名声输得干干净净。
梁启超曾言：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
很显然，梁启超不同意将甲午战败的责任全部推到李鸿章一个人身上，那样太不公平。就中方而言，中日两国间的这场战争，简直就是李鸿章以一人之力敌一国。伊藤博文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同一个意思，他说，李鸿章是中国唯一有能耐与列强一争长短的人。伊藤博文算是一个思想领时代先锋、视野开天地之阔的东方政治家，他与中国旧知识系统培养出来的李鸿章不在同一个认知平面。
历史行进的步伐经常会受到一些偶然事件的左右，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使洋务运动更像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李鸿章在追随曾国藩那一代精神领袖的时候，确实发自内心相信中国文明的永恒，也坚定地认为中国文明并不会因为暂时落伍而失去光泽。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看来，中西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先进与落后之别，而是一方已经准备好先上路，另一方只是随后拍马赶到。时间的先后，并不是一件要命的事。
真正的战争，永远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前。当无所适从的大清国半推半就地撩开西洋的神秘面纱时，日本国上上下下已经喊响了全面“脱亚入欧”的口号，继而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文明开化”的时代狂潮。柏杨先生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大清朝就像一个被晚期癌症击败的老拳师，在观察强大对手的优点时，不归功于对手的强壮如牛，反而归功于对手有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认为自己只要也有这么一副漂亮手套，就可发生同等威力。
对于破门而入的外来文化，李鸿章并没有表现出排斥。相反，他所持的态度更像是一种主动迎合。虽然士大夫的主流意识仍然牢牢地控制着他的精神视角，但是此时的他已经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西方文化成了这摊死水的搅动棒。在大清国的高级官僚中，李鸿章应该算是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在繁忙的事务当中，李鸿章一直坚持着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学习，对于像他这样的高级官僚，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这一期间，李鸿章有意识地阅读了大量的西方著作，以便做到知己知彼。对于西方社会的变革，他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思考。他深有感触地说：“阿氏（亚里士多德）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氏（培根）。”褒扬培根，贬抑亚里士多德，无非是他反对泥古，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成为一代新风的求变心理的折射。
置身于这个风云巨变的大时代，李鸿章无法平心静气地面对两种文明的碰撞。虽然他坚信中华文化的尊者地位，但是面对西洋文明的巨大威力，他始终无法做一个袖手旁观的第三者。
李鸿章在奏折中大声疾呼：在目前形势下，对外，我们必须与洋人和睦相处；对内，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制度。如果我们继续保守而不求任何改变，全体国民将日益退步和衰弱。当今所有外国都在实行一个接一个的改革，每天都在进步，犹如升腾的蒸汽机。唯我中国竟如此小心地维护传统制度，即使中国亡了，保守派也不会感到痛惜。天啊，人啊！我们怎样才能明白其中缘由呢？……西方人特别倚仗他们的枪、炮和蒸汽船的优越和效能，才得以蹂躏中国。……生在今日却依然说“抵制蛮夷”和“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土”，简直是肤浅而荒谬的空话。……没有武器和技术，我们怎能哪怕过一天安宁日子？自强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能做的事和接受他们依靠的东西。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言辞恳切地写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啊!”
此为叙，亦为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