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电影真是越拍越美了,美不胜收,美得让作家邱华栋“感动”,美得只剩下美了!这样说似乎有欠公允,但影片的确在营造美感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回想起来,影片中有很多段落拍得确实非常美,美得令人难忘,闭上眼睛,那些优美的画面就会浮现出来,赶也赶不走。
这是一种由影像、音乐、色彩、画面、人物、环境、气氛等诸因素综合完成的诗意的美。在这里,影片的美可能只表现在风格上和技巧上,而并不反映艺术与现实的真实的关系。不过,这种风格的和技巧的美倒不一定就是空洞的,张艺谋的圆熟是他知道这种美一定要有“情”作为内容。就像影片为我们表现的,“我”的父亲母亲之间的爱情,使空洞的银幕变得异常充实了。甚至,这种爱还有可能溢出银幕,充实于天地之间,让每一个观众都为之感动。
应当承认,张艺谋在“情景交融”这方面做得是非常不错的,他将残酷的历史和现实变成了我们的审美对象,变成了可以欣赏和把玩的东西。从现实性的角度来说,张艺谋的这种新美学观也许反映了观众的一种需求,90年代越来越干涩和贫瘠的心灵也许真的需要审美的滋润和滋养。但是,当我们试图进一步探求审美背后的精神意义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便把这种探求给冲淡了。
事实上,对于审美的盲目崇拜和津津乐道正在使我们丧失对张艺谋的警惕。如果说,审美的风格和技巧在“第五代”早期的那些影片中确实具有革命性的内涵和意义,至少在使电影艺术摆脱政治话语的限制而获得某种自由这方面,他们的电影发挥过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的话。那么,我们也要看到,在审美的逻辑终点上,艺术空间往往被设定为与现实历史无关的“诗化乌托邦”。就像张艺谋在影片《我的父亲母亲》中所做的那样,招娣与骆老师的爱被导演赋予了一种诗意的美感,而这种美感并不揭示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反而遮蔽了这种关系,因此也就同时遮蔽了这一关系本身所包含的意义。张艺谋固然不会完全回避这一恋爱关系的现实性,他在影片中特别写到了“反右”这一历史事件对这一恋爱关系的影响,但和这种超越时空的爱相比,“右派”身份对这对恋人未来的影响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对于影片中所表现的那个世外桃源的人间仙境,我们也不必感到意外而大惊小怪了。
张艺谋是喜欢标榜自己的真诚的,但在这一点上他似乎并不真诚,他很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
其实,自古以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既是诗学的标准,又是现实的政治策略。这种两面性,张艺谋在影片中有超水平的发挥。这使得张艺谋的影片带有某种装饰性,人们会误以为他是忠实于艺术的,其实不然。
在这里,有必要区别艺术和审美的界限。艺术是不可以单纯归结为审美活动的,因为,艺术还有一个非审美的维度。审美和艺术固然都是一种对社会历史做自由超越的冲动,然而,审美的自由超越其目的在于解脱和消遣自适,其状态是物我两忘的怡然自得和自我陶醉,其本质在暂时遗忘我们身处的现实关系而进入乌有之乡。
艺术则不然,艺术的自由超越的目的在于重新介入社会历史,去除俗常之蔽以恢复洞见和更高的人生关怀。其状态应该是震撼、醒悟、恢复记忆以及痛苦之澄明,其本质在于重建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恰恰由于对艺术和审美的这种认识,我想,我有理由对张艺谋的这部作品持保留态度,并提出我的质疑。